原文出处：《三峡论坛》2015 年第 6 期，第20—25页。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项目编号: 12CMZ2005) ;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容美土司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转型研究”( 项目编号: 15Y101) ; 湖北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培优基金( 项目编号: PY201406) 。

作者简介：陈文元( 1989 － ) ，男，湖北黄冈人，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 杨洪林( 1980 － ) ，男，湖北咸丰人，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湖北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 “土司”是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众多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土司文化的开发与宣传、土司学的构建，土司研究渐成学术热点。明清时期，容美土司是湖广地区实力较强的土司，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土司文化，成为一些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自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容美土司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史料辑录、兴亡发展、土司社会、土司文化、社会关系、国家认同等方面。

关键词：容美土司; 研究综述; 土司学

容美土司是土家族地区实力较强的土司，经历了元明清三朝较长的历史时期，对土家族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较大贡献，自然也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地方社会建设与文化遗址保护等，一些本土学者对容美土司遗址与历史进行了早期的研究探寻，拉开了容美土司研究的序幕。但就具体深入研究而言，容美土司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程，取得丰硕的成果，涉及容美土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近年来，随着土司学的构建［1］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后文将作论述) 的不断深入，容美土司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按容美土司研究发展的具体时间来划分，笔者将容美土司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年代初，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偏重史料的收集整理;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基于史料，进行土司制度史及土司史研究; 第三阶段是进入 21 世纪后至今，其研究特点是多学科、多方法全方位研究。从横向来看，笔者拟将容美土司研究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史料辑录

容美土司研究早期，主要偏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了众多涵盖容美土司史料的作品，极大推动了容美土司的早期研究与发展。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所属鹤峰县等官方机构组织编辑出版了《容美土司史料汇编》［2］( 1983 年) 、《容美土司研究文集》［3］( 1991年) 、《容美土司史料续编》［4］( 1992 年) 以及《田氏族谱》［5］( 2010 年) 等史料辑录书籍，实行对本地容美土司文化的抢救保护，辑录整理了自容美始见于文献记载至民国前的正史资料和方志以及民间谱牒、碑刻，是研究容美土司的重要参考资料，推动了早期容美土司的研究。《容美土司史料汇编》至今仍是研究容美土司以至土司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1991 年，由鹤峰县本土学者参与编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容美纪游注释》［6］一书对清人顾彩于康熙年间旅居容美土司时所写《容美纪游》一书进行考证译注，解读了容美土司社会历史状况，增加了人们对土司时期历史文化的了解，推动了土司社会研究。1986 年，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辑出版了《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7］以及杨小华撰写的《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8］( 1993 年) ，两书中均辑录了不少有关鄂西地区的史料，包括容美土司的史料涵盖其中。1991 年，由王承尧、罗午编写的《土家族土司简史》［9］以及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王承尧等辑录选注的《土家族土司史录》［10］两本书，对土家族土司历史进行了梳理，并把有关土家族土司的众多史料收罗其中。书中辑录了涉及容美土司社会历史文化史料，并注明出处，俨然是研究土家族土司的工具书。

二、兴亡发展

清朝雍正十一年( 1733 年) 至雍正十三年( 1735年) 清王朝对容美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目前学界对容美土司改土归流讨论较多。早些年，范植清认为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的归宿，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必定要实行的局部社会转变，也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机制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11］吴永章认为鄂西改土归流具有进步意义，具有减轻民众负担、扩大地方生产、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不尊重鄂西地区长期的民族特性与习俗的消极作用。［12］段超更认为，清王朝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历史上划时代的转变。［13］王平从族群互动角度谈到了容美土司的改土归流。他认为鄂西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的族群流动历来十分频繁。清廷对容美等土司的改土归流，促进了区域民族发展与互动。［14］史江洪、陈沛照认为容美土司改土归流除了其它诸位学者提出的原因之外，还与容美土司自身权威的崩溃有关。他们认为容美土司改土归流体现着国家权力、民族精英以及族群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15］瞿州莲、瞿宏州认为，清廷对湖广土司进行改土归流是对西南广大地区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种递进行为，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16］张捷夫通过“容美土司案”———容美土司田舜年被湖广总督拘死武昌一案和田舜年之子、容美末代土司田旻如抗旨改土归流畏罪自缢一案来描绘容美土司田氏家族势力在面临改土归流前的一系列的自救行动、主观上容美土司田氏家族不愿改土归流的历史事实。［17］杨洪林指出改土归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民族同化过程，革除土司，设置流官只是它在土司层面的一个反映，还涉及限制土民旧俗，推广国家文明的过程。他提出容美改土归流上自明弘治十年，下止于清道光二年，对容美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18］

一般认为，容美土司建制始于元朝至正十一年( 1351 年) ，至清朝雍正十三年( 1735 年) 被改土归流，存在时间近四百年。容美土司的长久发展对当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者也不乏对容美土司的整体发展进行研究与著述。李荣村撰写的《元明清容美土司兴亡史( 1308 ～1734) 》一书从时间维度在整体上 论 述 了 容 美 土 司 的 兴 起 与 灭 亡。他 提 出“墨———天———田”容美田氏土司的源流观，这个设想与众多鹤峰本土学者的论述较为一致，也得到了后续研究容美土司学者的证实。［19］田敏著述的《土家族土司兴亡史》阐述了中国土家族土司自元兴起、明兴盛到清衰亡的全过程，描绘了土家族土司兴亡的历史全景图。从元初湘鄂西洞蛮活动，到元末土司势力之坐大; 从明初诸土司之归附，到明中后期之控蛮策略; 从清初换篆，到改土归流土司覆亡。书中对于容美土司改土归流的论述，引用大量史料进行论证，对容美土司改土归流的原因过程亦作了论述。［20］祝光强、向国平撰写的《容美土司概观》一书是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之一。书中对容美土司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制度、土司的文化、历史遗迹以及容美土司历史人物均作了具体的阐述。［21］书中参考了地方史料，引用《鹤峰州志》、《长乐县志》等地方志，并结合本土考古及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成果，对容美土司历史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通过专门的章节具体论述了容美土司的改土归流———清廷对容美地区实行的革除土司、设置流官的历史过程。

三、土司社会

胡挠、刘东海撰写的《鄂西土司社会概略》一书对鄂西土司制度的兴起、土司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及语言等作了一番阐述，并对改土归流后的鄂西地区建设事业情况作了研究。［22］田敏通过清人顾彩所著《容美纪游》一书解读容美土司的社会基本情况。他认为容美土司社会存在着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容美土司社会除以农业、采集、狩猎、捕鱼等主要的经济活动外，还有多种副业。［23］葛政委对容美土司土舍阶层进行了具体研究，他指出容美土舍阶层由办事舍人、土官舍人、护印舍人、把事舍人、普通舍人五种类型构成，并认为土舍阶层是容美土司社会治理、对外交往和文化学习的先导和承载者，也是推动土司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24］赵秀丽从容美土司社会控制层面进行了探讨，提出田氏土司对容美土司地区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主要是从政治、军事、刑法、经济等方面控制地方社会，并利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等影响民众，巩固其统治。［25］宁涛通过对清人顾彩所著《容美纪游》一书解读容美土司社会的状况。他在行文中主要从阶级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风貌、内外关系、文化交流等六大方面对清初容美土司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做出了具体的描述，较为系统地刻画了土司时期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全貌。［26］雷翔认为，在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是游耕制度。他认为改土归流对土家族社会而言，有进步意义，但官府不加区别地对待土司政治和游耕社会，促使土家族地区开放和进步之外，其粗暴地对待土家族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7］刘伦文对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社会变迁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土家族社会文化迅速变迁，是由于国家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这两种力量互动下产生的结果。两种力量作用虽然各不相同，但互为依托，相互作用，互为表里，合力推动了土家族社会文化迅速变迁。［28］杨洪林从移民的角度分析了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变迁，认为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的移民潮促使了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29］吴雪梅、向晶、周绍东等以景阳、平山社区等历史上容美土司管辖地区进行了调查。吴雪梅调查后发现当地民众对历史上的土民历史岁月出现了“集体失忆”。“集体失忆”的背后是权力行为下的社会转型。［30］向晶、周绍东提出土司时期历史的集体放弃是土民们为了使自己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与大传统相适应而主动做出的选择的观点。［31］最近，湖北民族学院胡茂成教授组织开展“人类学视野下的《容美纪游》”专题研究，进行更深入的容美土司社会历史探讨。

四、土司文化

容美土司存在时间较长，明清之际出现了众多颇有文学素养的土司，创造了丰富的土司历史文化。李翘宏认为土家族生活区域处于帝国边缘的特殊政治位置，这个位置是在国家长期发展的政治治术 －羁縻政策中创造出来的政治空间，改土归流是土家族社会的一次政治转型。作者分析土家族以土王崇拜为核心的文化展演( 摆手舞、毛古斯等) ，认为它们构建了土家族的族群认同。［32］陈湘锋、赵平略对容美土司《田氏一家言》诗作了注评，介绍了容美土司田氏家族诗人的基本情况，对具体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和简要分析。［33］申亚琴对《田氏一家言》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她认为《田氏一家言》涵盖了丰富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美学内涵。［34］段超对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土司时期的历史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土家族土司传承和发展了土家族文化。［35］吴红云认为田氏土司家族文学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文学主题———对家国命运的思考以及个人前途的迷茫和担忧，此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深受某种趋一的文化心理———对土汉文化的双重选择与融合的驱动。与此同时，由于个性禀赋以及生平遭际上的不同，使得各家族成员在创作时又风格各异，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36］谭志满、霍晓丽认为容美田氏土司在管辖其位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辖区近 400 年的历程中，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实现了社会安定、国家认同的目标，在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些文化策略以文化为突破口实现了国家一体化管理的最终目标，顺利地促成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性质的转型。［37］岳小国认为土司制度中蕴含着宗族文化，宗族文化中隐含着国家权力，二者的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土司内部的宗族文化具有适应土司制度的特性，它对土司政权的稳定、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土司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维持与巩固。［38］

五、社会关系

赵平略、杨绪容认为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审时度势相继采用了一致的图存方针。他们认为容美土司采取的这些方针虽然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有其不得已的背景，但客观上有利于容美土司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容美土司人民不断丰富创造土家文化。［39］吴旭认为明末清初时期，在明军、农民军、清军三大政治势力的角逐过程中，峡区土司的对外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归纳出容美土司等长江三峡区域的土司经历了与农民军对峙阶段、与南明、农民军共同抗清阶段及最后降清的三个历史时期。［40］瞿州莲通过《容美纪游》对清初容美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进行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提出容美土司曾经采取了“订立盟约、联姻和亲”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维护了自身辖区的安全。［41］杨洪林、陈文元对容美土司在明清变格时期所作出政治抉择与周边土司关系的处理进行了一番研究论述，认为容美土司在明清之交所作出的对外策略有利于土民社会的稳定和土司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42］赵秀丽对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的社会发展关系进行了剖析。她以容美土司为例，认为武陵地区土司利用朝贡、军功、金钱以及以文学交流等方式、手段与中央朝廷进行交往，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43］同时，在内部交往过程中，容美田氏土司利用功名利禄及个人魅力增强土官认同感，利用文化功业与物质利益来维护自身的家族统治。［44］黄柏权、葛政委探讨了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社会的“地方化”过程。他们认为这一过程体现了容美土司与中央朝廷的密切关系，显示了国家的在场，展示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在历史的中国，边缘地区族群的边界是极具弹力和包容性的。［45］

六、国家认同

彭福荣认为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这一观点为土司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46］胡绍华提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是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他以容美土司文学为切入点，指出容美土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美学内容，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47］成臻铭对武陵山片区目前发现的由明代皇帝、“客家”知识精英、“客家”官员与土司及其代办和土舍分别书写的 60块金石碑刻( 包含容美土司众多金石碑刻) 等民间文献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再与众多正史、政书等官方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证、解读，认为它们客观地反映了土家族土司观念、情感和意象世界在明朝中晚期及南明时期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展示了土家族各土司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机关连的“中华情结”的聚积及变化过程。［48］近年来，葛政委以容美土司为对象，对土司国家认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49］并提出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的具体内涵。［50］其组织的“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国家社科青年基金课题组迄今已发表了十多篇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笔者认为，土司国家认同研究为土司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为土司学的构建增添了新的血液与动力。

七、其它相关研究

杨庭硕、杨曾辉认为，土司家族势力在“改土归流”之后并没有被完全驱除，而是在当地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政治与经济作用，实行“改土归流”从另一层面体现了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用人制度的转型。［51］黄柏权通过历史文献对容美土司时期具有较影响的“土司王”———容美第十一代第十五任土司田舜年进行了个人层面的研究，认为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土司王”，文武兼治，为容美土司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52］王晓宁对历史中的鄂西南容美土司爵府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为土司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作出了贡献，也为后续民族学者进行田野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参考。［53］许葳从建筑艺术角度对容美土司园林营造进行了探讨，阐述了容美土司阶层“山川待人”自然观的内在情理及外在的园林化表达理念。［54］吴旭引用美国学者斯科特的观点，从“逃逸文化”的视角解读了容美土司社会。他认为容美土司的食物系统承担了主要的逃逸功能，为去国家化做出重要贡献，实现容美土司社会的“内控外逃”。［55］石亚洲对土家族军事史进行了研究，把容美土司军事制度及情况作为其土司时期军事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他的土家族军事史研究丰富了土家族文化研究的领域，也丰富了少数民族军事史的研究。［56］

小 结

以上对容美土司近三十年研究成果作了一个粗略的分类与整理。“中国土司研究经历了启蒙期、低迷期、快速发展期和鼎盛期四个时期，在著作、史料、族谱和论文诸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57］容美土司研究承接、孕育于第一个时期，兴起于第三时期，寓于中国土司研究过程当中。综合来看，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发展，容美土司研究成果总体上已经非常丰富，但从事具体专题研究的学者人数并不多，一般为本土学者且集中在土家族聚居区的民族类院校; 现今众多学术成果引用的史料仍然局限于《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容美土司史料续编》等中的内容，没有实现材料上的突破; 目前学界在容美土司的研究上尚没有形成系统性、整体的连接性，同时，以研究单个影响较大的土司———容美土司来反映整个区域内———鄂西南的土司历史发展状况似乎又有不妥之处; 研究视角也多关注在土司层面，涉及容美土司改土归流的原因、过程、作用等较多，从土民层面进行容美土司社会研究尚不多见; 研究方法上，运用最多的是历史文献考证的方法，利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及通过口述史挖掘历史记忆等方法不为普遍; 理论运用方面较为缺乏，没有形成体系的理论框架作为指导; 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应用型研究则更少，没有充分挖掘出土司地方文化价值。

容美土司是土家族实力强大的土司，通过对其研究，可以发扬土司文化，推动当地旅游开发，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土家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纵观容美土司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从现阶段来看，学界越来越关注容美土司的社会文化方面，研究视角也逐渐向土司地域社会与土民层面转移，随着土司学的构建与土司研究逐渐升温，以及学科发展的成熟，笔者揣测容美土司研究或许更加注重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将更多关注容美土司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领域的研究。

注 释:

［1］成臻铭: 《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青海民族研究》，2010 年第 1 期。

［2］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 等 编: 《容美土司史料汇编》，鹤峰县印刷厂印，1984 年。

［3］鹤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容美土司研究文集》，鹤峰县国营民族印刷厂印，1991 年。

［4］鹤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容美土司史料续编》，鹤峰县印刷厂印，1992 年。

［5］鹤峰县民族事务局: 《田氏族谱》，鹤峰县印刷厂印，2010 年。

［6］《容美纪游》整理小组，高润身 主笔．《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7］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出版，1986 年。

［8］杨小华: 《明实录· 鄂西史料辑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1993 年。

［9］王承尧、罗午: 《土家族土司简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年。

［10］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主编，王承尧、罗午、彭荣德辑录选注: 《土家族土司史录》，岳麓书社出版，1991 年。

［11］范植清: 《容美土司改土归流新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 年第 6 期。

［12］吴永章: 《论清代鄂西的改土归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5 期。

［13］段超: 《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

［14］王平: 《鄂西南族群流动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1 期。

［15］史江洪、陈沛照: 《从土王崇拜到私约归流———容美土司制度下的权威嬗变》，《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

［16］瞿州莲、瞿宏州: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 期。

［17］张捷夫: 《容美土司案发生的背景及其经过》，《历史档案》，1989 年第 4 期。

［18］杨洪林: 《土司、土民视角下的容美改土归流》，《前沿》，2008 年第 12 期。

［19］李荣村: 《元明清容美土司兴亡史( 1308 ～ 1734) 》，收录于台北中华文化大学蒙藏学术研究中心 编《中华民国蒙藏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华文化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田敏: 《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民族出版社，2000 年。

［21］祝光强、向国平: 《容美土司概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2］胡挠、刘东海: 《鄂西土司社会概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

［23］田敏: 《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社会经济结构》，《民族论坛》，1997 年第 3 期。

［24］葛政委: 《容美土司土舍阶层研究》，《铜仁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25］赵秀丽: 《明清时期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的社会控制力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 1 期。

［26］宁涛: 《清初容美土司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研究———以〈容美纪游〉为中心的考察》，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27］雷翔: 《游耕制度: 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贵州民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

［28］刘伦文: 《国家行政力量与民间社会力量的互动———论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4 期。

［29］杨洪林: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30］吴雪梅: 《乡村记忆与清初土民社会的转型———对鄂西南景阳河社区口述史的解读》，《江汉论坛》，2005 年第9 期。

［31］向晶、周绍东: 《历史记忆与清初土民社会转型: 对鹤峰平山社区口述史的解读》，《铜仁学院学报》，2010 年第4 期。

［32］李翘宏: 《土王的子民———中国土家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

［33］陈湘锋、赵平略: 《〈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

［34］申亚琴: 《容美土司文学与〈田氏一家言〉》，湖北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35］段超: 《土家族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0 年。

［36］吴红云: 《容美土司田氏家族文化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37］谭志满、霍晓丽: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3 期。

［38］岳小国: 《武陵民族走廊土司宗族文化研究———以容美土司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6 期。

［39］赵平略、杨绪容: 《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的图存方针及其启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 1 期。

［40］吴旭: 《明末清初峡区土司对外关系的变化》，《民族论坛》，1996 年第 3 期。

［41］瞿州莲: 《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1 期。

［42］杨洪林、陈文元: 《论明清之交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3 期。

［43］赵秀丽: 《明清时期容美土司与朝廷交往策略研究———以武陵地区为例》，《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5 期。

［44］赵秀丽: 《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交往策略: 以容美田氏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

［45］黄柏权: 《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的“地方化”及其诠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3 期。

［46］彭福荣: 《国家认同: 土司研究的新视角》，《广西民族研究》，2012 年第 3 期。

［47］胡绍华: 《论容美土司文学的国家认同意识》，《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6 期。

［48］成臻铭: 《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青海民族研究》，2013 年第 1 期。

［49］葛政委: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3 期。

［50］葛政委、黄天一: 《向心的凝聚: 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4 年第 5 期。

［51］杨庭硕、杨曾辉: 《“改土归流”: 土司家族政治命运的转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6 期。

［52］黄柏权: 《文武兼治的土司王田舜年》，《民族论坛》，1997 年第 1 期。

［53］王晓宁: 《鄂西土司遗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 年第 4 期。

［54］许葳: 《浅析“山川待人”自然观影响下的鄂西容美土司园林营造》，《建筑文化》，2014 年第 1 期。

［55］吴旭: 《山地食物与土司化: 以清代容美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

［56］石亚洲: 《土家族军事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年。

［57］李良品: 《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贵州民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