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中国”一词含义的发展、变化及中国疆域形成的途径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对“中国”一词的含义,历史上有过5次大的变动,即周以前、西周至战国、秦汉至唐、宋元明时期、清代到民国。到第五个阶段,“中国”一词始具有了现代中国的含义。中国疆域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复杂内容,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

关键词：“中国”的含义　一个中心　两种模式　疆域

历史上“中国”一词的含义与现代“中国”一词的含义有很大不同,由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发展到现代“中国”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同样,由古代“中国”的疆域发展到现代“中国”的疆域,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积淀、发展和延续。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进行了多年讨论,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具体加以论述。

一、关于历史上“中国”一词的含义

“中国”一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最晚在周初)就出现了。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疆域的演变、人们国家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深化,其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明确,发展到今天,“中国”一词已经是一个词义十分明确的概念。但在历史上这个词变化的轨迹,却仍然不是十分明确,遇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历史上“中国”一词与现代“中国”一词的概念,仍有混淆之处。

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有过多次变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就基本的含义来说,始终贯穿着“中央之国”、“宗主之国”、“万邦之国”的意思。既然“中国”有“中央之国”的含义,“中国”之内,就允许还有许多“国”的存在,在现在中国的疆域内,历史上的“中国”也就与许多其他“国”并存不悖。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造成的。

其一,从“中国”一词的产生时代来看,它主要产生于中国早期封建社会。这时期国家政治制度是分封制,其特点就是由最高、最大的封建领主将其统治下的领土再分封给其他领主;或是将臣服于自己的其他领主,在保持其领土占有权的基础上,建立隶属关系,即《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两种情况下出现的封建领主的地方政权,一般都被称为“国”或“属国”,而拥有许多属国的最大的宗主国,即被称为“中国”。如周朝,由武王以镐京为中心直接统治的地区是宗主国,对所封诸侯国来说,就是“中国”。而且这种分封制,保持了很长时期,就是分封制被废除后,用这种分封制的传统政治理念来考察国内政权之间关系的传统,也仍然存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疆域范围内,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有许多被称为“国”的政权与“中国”同时并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特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许多民族在其地区很早就建立有较完整的、传统的政权机构,特别是由于各民族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在很长的时期,甚至就是在全国统一时期,如汉代、唐代和元代,边疆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虽然都臣属、归附和成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但中央政府对这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仍然看作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政权和属国,仍称其为“国”,将自己直接统治的地区,或将中原地区称“中国”,将边疆政权与“中国”加以区分。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正统观念的一种表现,更是中国中央政权制御边疆和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传统治术,也是造成历史上“中国”与诸“国”并存的重要原因。

其三,历史上所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指中原地区。这里主要是华夏族———汉族形成和活动的地区,是我们现在所知中国境内古代历史上人口最多、政治活动最活跃、政权势力最强大、经济发展水平最发达、文明发展程度最高、历史活动最长、对现代中国境内各地各民族影响最大的地区。因此,在历史上不仅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自认,而且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也都承认,建立在中原地区的政权是“中央之国”、“宗主之国”、“万邦之国”即“中国”。

这些因素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既存在“中国”,又存在许多其他名目的“国”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中国”一词的含义是有变化的。从“中国”一词内容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明晰以及含义逐渐明确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一词的含义,大体上经过了5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西周以前。在这一阶段,有关史料是很缺乏的,特别是很难找到第一手资料。《诗经》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句子。《毛传》释“中国”为京师。《诗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史记》中也有一条早期关于使用“中国”一词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记尧死后,理应由舜继位,舜却故意避居“南河之南”,让尧子丹朱处理政事,但众人均“不之丹朱而之舜”,舜不得已,“之中国而践天子位焉”。这里所说“中国”,据《史记集解》引东汉人刘熙“释名”的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则这时期“中国”一词的含义为“都城”。这可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含义。

第二阶段为西周至战国时期。这时期“中国”一词主要用于与四夷相对应,既有区分文化高低之义,也有区分华夏族与边疆各族之义。《公羊传》载:赤狄潞氏“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同时,“中国”也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山东诸侯齐、魏之大国”的称呼。

“中国”一词在这时期主要是指以华夏族为主,由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地位的中原地区的人和地。《礼记·王制》在确定周朝制度及天子、诸侯的各种行为规范时特别提到,对天子治下的各种人,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又说:“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一段论述,反映了当时人把“中国”当作周天子统治中心地区之民,而其东边之民称“夷”,南边之民称“蛮”,西边之民称“戎”,北边之民称“狄”,只是由于地域不同,其文化各异,因此称呼也不相同。实际上是把华夏族及其所建政权和地区称“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和地区称戎夷。

第三阶段是秦汉到唐。这时期“中国”一词,在中国分裂时期,一般以中原地区称“中国”。如三国时期,内地处于魏、蜀、吴三个政权的控制之下,这三个政权虽然都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但并不都称“中国”,只有据有中原之地的曹魏政权被称为“中国”,而蜀、吴两国亦皆以魏为“中国”。《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载,孙策对张昭等臣下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在赤壁之战前诸葛亮亦曾激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1]这里所说“中国”,都是指曹魏和中原之地。这说明,这个时期所说的“中国”一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逐渐淡化了文化高低的含义,而是一种特指中国境内特有地区———中原地区———的专称。

在统一时期,一般仍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或以中原为“中国”,其含义仍然保持了“中国”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区分。如汉代,在西域已设西域都护府,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匈奴及突厥亦归附于汉唐,但“中国”一词,仍指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或指中原。这时期“中国”一词的含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突出了政权关系及其辖地居民的含义,淡化了文化高低的含义,但区分华夷、区分内地与边疆的意义仍然十分强烈。

第四个阶段是宋元明时期。宋元明时期,中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北宋时期起,契丹族、党项族、回鹘族等在内地,甚至在中原建立政权,这些政权一方面保持和推行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吸纳、实行了某些汉族文化和中原制度。这种变化在两宋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引起极大反响,对“中国”一词含义的解释,也逐渐发生变化。如北宋时的思想家李觏就曾说:“夷夏奚若?所谓夷者,岂被发衣皮之谓哉?所谓夏者,岂衣冠裳履之谓哉?以德刑政事为差耳。德勉刑中政修事举,虽夷曰夏可也。”[2]二程也曾指出:“中国而用夷狄礼,则便夷狄之。”[3]这几位思想家关于“中国”的观念,由于当时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南下中原,所以与以往关于“中国”的观念有了较大变化,即不以中原和边疆、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为“中国”的标志,而主要以是否做到“德勉刑中政修事举”、以是否实行“礼义”为“中国”的标志。这是对“中国”一词在观念上的一次大变动,它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新格局。而到了南宋末、元初,对“中国”一词的理解,更有新的变动。当时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正统”一说,认为有些朝代虽可称“中国”,但不是“正统”。这时期的文人郑思肖认为,“若论古今正统,则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而已”,而其他朝代或“绝无善治”,或“俱无善治”,虽“可以中国与之,不可列之于正统”。而唐朝李家皇族“实夷狄之裔,况其诸君家法甚缪戾,特以其并包天下颇久,贞观开元太平气象,东汉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于中国,特不可以正统言之”。在他的观念中,“夷狄”所建立的政权,虽也可被称为“中国”,但不能算作“正统”,即所谓“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4]

元朝是以蒙古族统治者为主所建立的政权,在称元以前,忽必烈继承其祖兄之业,曾自称“大蒙古国皇帝”,但1271年明确诏告天下,“建国号曰大元”,一方面表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大蒙古国”不同,一方面表示自己承续了中国的“正统”,而且以“中国”自称。一部分汉族文人学士,虽认同元朝为“中国”,但却不认为元朝是“正统”。到了明代,中国国内民族关系、民族格局又为之一变。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政权,因此对“华夷”之辨更为注重,自认“中国”并自认“正统”,但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却有较大变化。朱棣就曾明确指出:“华夏本一家。”[5]但到明末,女真对明构成极大威胁之时,“华夷”之辨又严重起来。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实际已突破了传统的“中国”观念,突破了“夏夷之限”和“文野之分”的传统观念,在不得不承认少数民族政权亦可称“中国”的情况下,又提出了“正统”中国与非“正统”中国的区分,来平衡当时汉族士大夫们的传统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是这个时期有关“中国”一词的含义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五个阶段从清代到民国,即“中国”一词的含义发展到现代中国含义的阶段。真正现代国家观念的产生,是随着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传入,而在清朝后期产生的。但从清朝早期开始,“中国”一词的含义,就明显地出现了本质不同的新含义,从这时期开始,“中国”已不仅仅是中原和汉族的另一种名称,而是包括了现代中国诸基本因素在内的含义,即从疆域上说,包括了现代中国的边疆和内地;从民族方面说,包括了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从政治上说,强调了全国政令的统一等。如雍正曾指出:“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无中外之分别也。”[6]起初强调“中外一家”、“无中外之分别”,继而自称“中国”,明确指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开拓广远。”[7]到清乾隆时期,“中国”一词的含义更为明确,同时也使用“中华”、“中土”来称“中国”。《钦定西域图志·皇舆全图说》就明确指出:“中华当大地之东北,西域则中华之西北”。文人学士随之亦大造舆论。黎庶昌在《拙尊园丛稿》中就曾指出:“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义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8]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从宋元以来就存在了,到了清代就更加明晰、更加系统化,并具有了现代意义。

至于民国时期,继承清代“中国”一词的含义,孙中山关于“五族共和”的思想则更是这一阶段“中国”含义的最高境界。孙中山明确指出:“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他认为“国家(中国)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9]黄兴也说:“天牖吾华,共和告成,登五族于一堂,合四远以为国,泯种族之界,无主属之分,泱泱大国,肇基于此。”[10]“现在中国外患紧迫,我们五族弟兄同心同德,大家负起责任来。”[11]经过这一个阶段的发展,应该说是已完成了“中国”一词含义现代化的转变。

从上述“中国”一词含义的变化可以看到,最初是以王畿即由王所直接控制的地区为“中国”;至春秋、战国时,又增加了文化程度高低和区分华夏夷狄之别的含义;在两汉隋唐等大一统时期“中国”一词虽仍有华夷之辨、文野之辨的含义,但主要是指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所建政权;宋以来,由于国内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演化,“中国”一词作为区分华夷的含义越来越淡,主要是指文化传统以及以中原为主的广大地区;明代虽有反复,但已主张“华夷一家”;[12]至清代,更强调“华夷一家”,“中国”一词的含义已没有区分华夷、中外(此处之“外”是指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即边疆)的含义,而是指大清朝所属各民族和各地区;到民国时期,“中国”就正式具有了包含各民族在内的历史文化政治主权实体的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中国”一词与现代“中国”一词,并不是内涵一致和在同一层次上的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古代和现代中国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缔造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3]因此,清代以前汉族统治者和史籍中所说的“中国”,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础,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上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与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结合而成的,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了中原地区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包括了汉族的历史,也包括了历史上和现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

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及其形成

中国的疆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有一个发展过程。发展、变化、逐渐形成,这是所有国家疆域形成的普遍规律和特点,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特点。例如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俄罗斯),最初是形成于10世纪的基辅罗斯,至12世纪时又分裂为许多小公国。后来这些公国中的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13世纪到15世纪又为蒙古钦察汗国所统治。在伊凡三世(1440—1505年在位)领导下,挣脱金帐汗国的统治,兼并了所有斯拉夫人的土地(即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土地),至伊凡四世时(1530—1584年在位),俄罗斯疆域有了更大扩张,并进入西西伯利亚。至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时,才形成了相当于今天的俄罗斯国家版图。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民族组成和格局、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特点也逐渐形成。也就是说,经过最少8个世纪,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主权实体,才最终较稳固的形成了,而且在这期间以及以后,俄罗斯的版图又曾多次发生过重大变化和发展,无庸赘述。

再以美国来说,其形成、巩固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开始大量涌入北美,英国在那里建立起13个殖民地,后来这些殖民地开始反对英国统治,于1776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承认了13个殖民地独立,当时美国疆域仅限于密西西比河以东至大西洋,其疆域面积还不及今日美国领土的三分之一。以后又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逐渐成为拥有50个州的国家,并形成了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传统。

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一个多民族历史文化政治主权实体,其发展经历了比俄罗斯和美国等更为悠久、更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从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总进程来看,中国疆域形成过程,有一个起核心、凝聚作用的中心地区,以这一中心地区为基础,主要通过开拓式和嵌入式两种途径,逐渐形成或结合成了中国的疆域。或概括地说,一个中心、两种途径是中国疆域形成的主要模式。而主导这一模式的,就是中国各民族。

一个中心,是指中国的中原地区。中原是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个传统的区域。就其形成来说,中原是在自然和人文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从自然状况方面来说,它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纽带,以黄土高原东部、华北平原西部为中心,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其范围以河南、陕西为主,大体包括了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的广大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水流众多,物产丰富。就其人文方面的状况来说,这里是后世各朝代所推崇的盛世典范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最基本的思想传统、政治传统、社会经济传统、历史文化传统;这里又是在整个中国各民族中,政治、文化、生产发展水平最高的华夏族———汉族的主要聚居区和活动区域,因此,早在秦汉以前,这一区域,或这一区域的核心部分,就被称为中土、中夏、“中国”,并逐渐形成了“中原”的概念。由于这一地区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及富饶的物质财富,这里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辐射和吸引力,因此,这里被历史上中国各民族视为中心,各种政治势力都以夺取这一地区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标志,夺取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势力,也以中央王朝———“中国”自居,这一地区也就很自然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权、各种政治势力自觉、不自觉靠拢和依附的中心。在整个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最具吸引力、最具凝聚力的中心。这个中心,为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两种途径是指开拓式和嵌入式。今天中国广大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和基础,而其他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种是开拓式,一种是嵌入式。

所谓开拓模式,就是以中原为基础,以中原地区的政权为核心,主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为主,不断扩大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开拓,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国疆域。在这一长期开拓过程中,不排除武力在开疆辟地中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武力所起作用是次要的、辅助的。因此开拓式是历史上以和平的渗透、影响、经营为主的一个形成和扩大中国疆域的模式。

开拓模式的基本特点,一是其渐进性,二是非占领性(武力),三是互动性。为了更好说明开拓模式的这几个特点,现以汉朝对古代西域的开拓为例,对开拓模式的这些特点加以说明。

西域,[14]包括我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区,古代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文化、多政区、多生态环境的地缘政治单元,与我国其他地区,包括中原地区很早以来就有密切关系。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就曾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设“护鄯善以西校尉”之官,管理新疆部分地区。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设立西域都护,管理当时的“西域三十六国”,标志着今新疆地区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结果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中原政权为中心,各民族共同开拓、拓展的结果。根据考古发现,中原以及内地与西域地区的交往早在公元前14—公元前13世纪就有了。[15]战国时期中原的器物在新疆也多有发现。许多历史文献,如《穆天子传》、《管子》、《山海经》以及《史记》中,都有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交往的记载。秦汉之际,原游牧于甘肃河西一带的月氏族、乌孙族曾先后举族西迁伊犁河流域,为内地与西域之间广泛的交往开辟了道路。匈奴族也在汉朝早期就进入西域,把汉朝大量丝绢器物带入西域。所有这些都为西汉经营开拓西域提供了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原政权开拓西域的最初活动。

汉初,我国北方的匈奴族进入并控制了西域,西域成为匈奴侵袭中原地区的重要后方。武帝即位后,于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其任务是说服原游牧于河西的月氏与汉朝结成同盟,共同打击匈奴。张骞虽无功而返,但却了解了西域各地的情况。公元前121年,游牧于河西地区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率部归附汉朝,汉朝西部与西域接壤。为了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再次派张骞率300多人的使团,带大量财物,出使西域,这次出使的具体目标,是说服由河西迁牧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返回故地。这次出使的目标虽未实现,但张骞及其使团在西域地区广泛宣扬汉朝的强盛及和平诚意,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乌孙派数十名使者随张骞来到长安,与汉朝建立起密切关系。汉朝应乌孙王的要求,先后两次嫁公主给乌孙王,派校尉常惠率屯田军驻乌孙首府赤谷城,助乌孙王治理乌孙,抗击匈奴;应乌孙的要求,汉朝政府给乌孙王及各大臣授以汉朝印绶,封授官职。在西域都护设立之前,乌孙已归属汉朝。天山以南的西域三十六国亦多派使者到达长安,与汉朝建立起关系,汉朝与西域诸地商人使者相互往来“相望于道”,建立起了十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开拓活动进入更深入的阶段。汉与西域友好关系的发展,引起匈奴的极大不满,并极力利用西域各国抗拒汉朝势力在西域的发展。在此期间,汉朝为了加强与西域的交往,曾于公元前108年击破匈奴控制下的楼兰,于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2年两次出兵伐大宛,于公元前89年出兵车师北,击匈奴,但这些战事都不是以占据西域和消灭西域诸国政权为目的,而是以抗拒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打破匈奴对汉朝势力向西开拓的阻扼和发展汉朝与西域的正常交往为目的,并在战事结束后,将军队撤回内地,或改为屯田士卒。

公元前60年,匈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主动归降汉朝,汉在西域正式任命郑吉为“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简称“都护”。西域都护的建立,标志着西域三十六国以及乌孙地区在政治上完全隶属于汉朝,正式成为汉朝的疆域。这是汉朝政府以及汉朝以前中原地区长期开拓、拓展西域地区的结果。这种拓展的主要形式是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推行经济开发、发展屯田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是派遣官员、使者进行经营和帮助各地稳定社会、抗拒邻国侵袭等等。这种开拓也是互动的、是双方主动的,乌孙、西域三十六国以及匈奴从国王、官员到商人等与汉朝的主动接近、交往、奉献和归属,形成了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和局面,西汉时中国的疆域得到了开拓。

此外,开拓模式还表现在通过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统一王朝的建立,使中国领土由分散格局转变为统一于一个政权的行政管辖之下,其中如周、秦、汉、唐、元、清这些朝代,都在前一朝代的版图基础上,拓展了中国的领土,使中国疆域内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并最终在清代稳定了中国的疆域范围。

中国广袤疆域形成的另一种模式是嵌入式,即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版图之中,并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地区形成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族体方面的联系。这种模式在中国疆域的形成中,也是一种普遍的形式,并对中国疆域的形成起着重大的作用。例如西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是嵌入模式的一个最好例证。

许多论著在论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时,往往强调自元代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这一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缺陷,它强调了行政管辖这个主权标准,符合于现代领土主权的观念。但历史是复杂的,一个国家领土的形成和结合是一个过程,可以有多种途径,其中西藏成为中国领土的途径就是一种嵌入式。

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7世纪初,与唐朝建立时间相差不多)后,即与唐朝和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贞观十二年(638)吐蕃大军攻入吐谷浑,并于龙朔三年(663)占据已归附唐朝的吐谷浑,大批吐蕃部落进入了今青海及与之相邻的今甘、川地区和今新疆东部且末、若羌等地。[16]至8世纪中叶,吐蕃王朝进一步占据了河西、陇右和今川西北、滇西北广大地区,大批吐蕃部落进入这里,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使今西藏与唐朝的广大领土联成一片。今青海、河西、陇右、川、滇和新疆一部分地区当时已经与中国其他地区统一于唐朝的行政管辖之下,藏族的主动北上东进,则是把西藏嵌入了传统的、原来旧有的中国版图之内,使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和民族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西藏以及河西、陇右及川、滇等地均处于割据状态。9世纪末,唐朝也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迹象。至10世纪初,整个中国进入所谓“五代十国”以及以后的宋、辽、金、西夏等许多民族政权割据状态,在几百年中,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从7世纪初到13世纪初,我国藏族从西藏逐渐扩散于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广大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藏族在族体上、在文化上吸收了上述地区各民族的民族成分和文化因素,使西藏与祖国广大西南、西北地区发生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使西藏从民族分布、文化构成、政治经济、社会联系等许多方面嵌入了祖国大家庭之中,这实际上是藏族在缔造伟大祖国历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13世纪中叶,在我国蒙古族建立大蒙古国的过程中,蒙古王阔端与代表西藏藏传佛教各派及西藏各政治势力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签订了西藏归属大蒙古国的协议,在政治上归附于大蒙古国。忽必烈继位后,西藏在行政管辖上统一于元朝,这应该是中原和西藏、汉族和藏族之间关系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从西藏和藏族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在元代之前,西藏和藏族已经嵌入了当时中国的疆域和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中,聚居于西藏及青、甘、川、滇的藏族就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西藏的历史就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西藏地区也成为中国历史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元朝,西藏进一步在行政管辖方面,与中国其他地区一起,统一于元朝的管辖之下。这一结果,正是西藏从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嵌入伟大祖国的必然结果和历史进程。

开拓模式和嵌入模式在中国疆域形成中,作为主要途经,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嵌入为领土的拓展创造了条件,而拓展也为嵌入创造了条件,在开拓和嵌入的交互作用下,创造了中国广袤的疆域。开拓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等综合力量起作用的结果;而嵌入模式主要是嵌入地区民族的向心力和中原地区吸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注释：

[1]《三国志·蜀志》卷5《诸葛亮传》。

[2]《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2《庆历民言·敌患》,《四库丛书》本。

[3]《遗书》卷2上,《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页。陆九渊也说:“贵中国者非贵中国民,贵礼义也”(《象山先生全集》卷23《白鹿洞书院讲义》)。

[4]郑思肖:《心史》,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第106页。

[5]《明太宗实录》卷127,永乐二十一年九月。

[6]《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7]《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己酉九月癸未。

[8]《拙尊园丛稿》卷5《尊攘纪事序》。

[9]《孙中山全集》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10]《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6页。

[11]《黄兴集》,第263页。

[12]叶向高:《苍霞草》卷12《北虏考》。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6页。

[14]本文从广义上使用“西域”一词。

[15]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6]参见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作者杨建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6月第1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