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云南社会科学》2015 年第1期，第105—110页。

作者简介：张 健( 1981 ～ ) ，男，法学博士，云南大学讲师，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本文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建设项目“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的国族建设研究”( 项目号: XKJS201303)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范式转换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项目号: 2014Y052) 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其中晚清时期又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鸦片战争的爆发，把晚清帝国推进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也随之展开。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民族主义开始成为国族构建的理论框架，但维新派和革命派却在国族组成、掌权方式及构建路径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时期，构建民族国家和国族已经成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理念，也成为救亡图存的方向与途径，但对于国族的构建方式仍存在重大争议。中华民族的国族观念从整体上看自觉程度较低，仍处于发展的萌芽阶段。

关键词：晚清; 民族主义; 国族; 构建

民族国家作为以民族对国家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自 17 世纪产生后，凭借其特有的制度优势，迅速成为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1］( P122)

虽然民族国家已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但民族国家的建设却仍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而其中，国族建设又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所谓“国族”，也就是取得国家形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和解释力度与“国族”有着紧密的联系。“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没有一个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就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只能是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虚设。”［2］

而这种挑战在中国也依然存在，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代历史，也同时成为中国国族构建的重要时期。而晚清时期又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鸦片战争的爆发，把晚清帝国推进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也随之展开。

一、接受民族主义的外部诱因: 王朝向民族国家的妥协

天下观念是王朝国家构建自身与外部关系的基本态度，但对于国族构建而言，这种观念却是需要首先击碎或清除的。王朝国家的内部构成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具有想象为无限的可能。因此，对于王朝国家而言，对等、有限并且稳定的“他者”是不存在的，通过接受儒家文明都可以转变成自我的存在。而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是以相互间确认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界限为前提的。因此，从本质上讲，民族国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总是有限的。而这也决定了作为民族国家内部人群共同体的国族也是有限的。如同安德森所言: “民族( nation) 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使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3］( P6 ～7)“世界史并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 P48)，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5］( P87)，而这一过程却始终在一种拒斥与无奈中进行着。

明末清初，先进的科技知识和军事技术也已经传入中国，并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但清朝的统治者不但执着文化上的优越性，也不甘心科技层面的落后，所以炮制出了“西学中源”与之抗衡。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本质上为了追逐贸易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殖民者在初期刻意迎合了中国的自负心态，“清初与荷兰、葡萄牙的直接交往，是严格按照传统朝贡礼仪进行的，清廷将西方国家视作朝贡国，加以怀柔，并用贸易作为羁縻的手段。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力求得到清政府给予贸易方便和特权，因此不惜为清廷效力，或讨好清廷，自认为属国”［6］( P420)。

但对于已经确立起民族国家体制的西方列强而言，这种非常态的对外交往方式始终是其无法忍受的。伴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他们终于动用了最后的政治手段———战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晚清王朝不得不在被迫与自觉中重新审视自身与外部的关系问题，其结果就是由天下观念向国家体系的收缩，这为国族的构建奠定了有限度的外围想象空间。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交往是在华夷之辨的逻辑中展开的，而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中，“英夷”已改称“大英国”，并且规定，两国官员来往“必当平行照会”。而《中英天津条约》更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7］( P102)，“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7］( P96)。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中英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意味着与其他签约国之间的交往享有同样原则。1861 年，清王朝设立专门机构处理西方国家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出资翻译《万国公法》，开始接受国际公法并以此来分析中外关系。

总之，承认国际交往上的国家平等，重视边疆领土的主权意义，逼迫清王朝接受了一定的民族国家观念。这是国族构建重要的初始动力，同时也为中国近代的国族构建确立了一个强势的“他者”。国族作为有限的共同体，是要通过他者来实现自我的确认; 同时，“他者”的强势存在，又会成为国族凝聚的重要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转移内部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他者”的形象逐渐由夷转变成洋，而且也开始采用“华人”“中国”“华民”等词汇作为自称，显然包括当时清朝范围内所有民族同胞。

然而清帝国的努力仍然是在王朝体制的限度内，这并不能延缓整个王朝的颓势，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终于使整个国家陷入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也宣告在传统中进行变革的希望破灭了，那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传统外求变。因此，具有开放心态的精英群体开始关注西方在物质之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引入了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二、国族构想范式的转换: 民族主义的引入与传播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首先诞生于近代西欧，是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直接相关的。在现当代人类政治的演变过程中，无不渗透着民族主义的色彩，赛亚·伯林曾说，民族主义“控制了 19 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但不夸张地说，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 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8］

从中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就是要将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统一起来，建立民族国家。而其中主要核心之处在于两点: 一是构建强有力的国家内部共同体，即国族; 二是国族享有政治权力，具有掌控国家政权的资格。但民族主义这种理性化的追求，却是以民族感情这一非理性因素为素材，从本能的感情出发直接导向最终的政治追求，使民族主义具有异乎寻常的动员能力，这也使得民族主义不需更多严密的理论论证，或者说可以容纳不同的价值取向。只要能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目标，民族主义可以和不同的意识形态资源相结合，正如安东尼·斯密斯所说: “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仅仅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抽象框架; 我们必须用每个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次级概念和特殊概念来充实抽象的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常常‘栖息’于其他意识形态和信仰体 系，并 且 借 助 它 们 来 达 到 民 族 主 义 的 目的。”［9］( P25)而从国族构建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这种韧性和弹性，也意味着国族构建理论与方式的可选择性和多元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均有过交集，并为国族构建选定了不同的价值标准。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骤然加剧，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单纯的技术手段不足以立国强国，而必须学习西方强国在技术之上更为本质的要素，这时民族主义就成为人们视野中的最新利器，所以梁启超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0］( P20)晚清时期，对民族主义的引入涉及诸多内容，但对于国族构建影响较大的当属进化论思想和伯伦知理的民族理论。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得以传播，特别是在“种族”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群”的主张，对于近代国族的构建影响甚大。而保种的界限为中国内部的所有人群，“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 邃) 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坐所见隘耳”［11］( P170)。这实际上是通过“种”的观念，将中国内部构想为统一的共同体，并且通过保国的方式，实现抗拒白种人的目标。而伯伦知理的民族思想，则成为维新派和革命派论战的直接理论来源。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要素包括八个方面: “( 一) 其始也同居一地。( 二)其始也同其血统。( 三) 同其支体形状。( 四) 同其语言。( 五) 同其文字。( 六) 同其宗教。( 七) 同其风俗。( 八) 同其生计。”［12］( P1067)伯伦知理还指出合多个民族为一个国家利弊兼有，但好处是可以取长补短。

民族主义的引入与传播使得国家内部共同体的构建开始具有了现代国族的色彩，而且使国族构想的范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天下观念转入民族国家理论体系。在此之后的国族构建理念和方式之争，不再是天下和国家之争，更多的是在民族国家的架构内的具体方式之争。

三、国族组建群体之争: 满汉一体与排满兴汉

民族主义被知识精英接受和认可后，形成国内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以此对抗列强的入侵成为明确的目标。但由于民族概念是从西方引入，而当时西方的民族( nation) 概念仍然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如在 1925 年的《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中，民族仍被界定为: “拥有共同族群根源的人群，他们说着共同的语言，承袭相同的文化传统。”［13］( P15)当时清王朝内部已经存在诸多不同血缘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并且民族之间的矛盾依然明显，特别是满汉关系。这也使人们对国族组成群体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维新派的满汉一体主张和革命派的排满兴汉思想。

维新派对于国族的构想始终坚持多民族共同体的立场，这既是中国的实际，也是保国的需要。“凡集结一群者，必当先明其对外之界说，即与吾群竞争之公敌何在是也。”［14］( P77)而西方列强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而要能够抵御列强入侵，就必须“合群”。所以，维新派提出了“满汉平等”“满汉合一”的主张，他们认为，相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内部满汉之间并不存在民族差异，而且也必须消除民族差别。

这时期一项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民族”作为现代中国国族符号开始诞生。1901 年，梁启超首先在《中国史叙论》中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在 1902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直接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并在《新史学》中出现“国族”一词，“自结其国族而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 阶 级，而 今 日 则 国 族 之 相 结 相 排 之 时 代也。”［12］( P741)1905 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华民族”一词( 简称为“华族”) 出现 7 次之多，并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并且梁启超研究了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进而阐述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融合特性。最终，他“悍然下一断案曰: 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5］( P4)。应该说，维新派的大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理论是立足本土实际的基础上，对西方民族理论的一次超前解读，为国族构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将构建民族国家作为革命目标，但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强大的力量源泉首先是内部共同体的同一性和同质性，而这只能建立在单一民族建国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理论前提下，革命派认识到中国的屈辱首应归因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并将此与满汉矛盾结合起来，并据此提出了排满兴汉的革命思想。革命派的排满主张，将国内民族压迫与推翻清王朝统治结合起来，对于社会大众具有很强的动员作用。但排满主张也极容易激化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毕竟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种刻意的民族排斥，甚至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这一局面也是革命派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在与维新派的论战中，革命派也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尝试将国内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相剥离，对满人进行区别化对待。在 1905 年成立同盟会时，革命派就对革命宗旨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将建立共和、推翻专制统治作为首要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排满，并且对革命与排满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们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6］( P325)

但应该注意的是，革命派虽然调整了对满族的态度，但这更多地是为了消除革命阻力，对于国族的内部组成，多民族统一体的构建始终让位于革命动员的需要。因此，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仍然主张建立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这也使革命派的国族思想始终存在着导致国家分裂的实践风险。

四、国族控权路径: 改良立宪与民主共和

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国族与王朝国家内部的多民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国家政权层面就表现为人民主权，即国族作为整体能够掌控国家政权，而且国族成员能够享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既是国族的应有内涵，也是国族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需要。无法掌控政权的国族，也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处于虚幻和离散的状态。戈林费德曾这样描述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作用，“主权属于人民这一概念，承认不同阶层在根本上平等这一观念，组成了现代民族思想的精义，而同时它们就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民主的诞生，伴随着民族性的自觉。……民族主义是民主呈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形式，民主被包含于民族的概念，恰似蝴蝶生于茧中。最初，民族主义就是作为民主而发展的 ”［17］( P62)。

如果“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是普通民众的自发选择，那么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就应将其转换成，“这里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其自由”。因此，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是对内“合种”、对外抗争的双重需要。而面对专制的晚清王朝，获取国族权利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政权体系进行必要的变革，这一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取向是一致的。但争议的问题是这种变革的具体路径，即通过维新改良实现君主立宪还是通过暴力革命争得民主共和。

维新派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政治形态是线性发展的，必然经历专制统治、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据此，康有为认为，清末中国只能立宪不能共和，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的过渡时代”，“中国则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18］( P476)，而革命派则针锋相对，驳斥了只能立宪、不能共和的观点，革命派从清王朝对内专制、对外软弱的表现出发，“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6］( P88)，正因此，“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革命为唯一法门”［16］( P220)。

实际上，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也不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能够实现国族掌控政权的目标，而选择的标准大多是本土环境和各方政治力量的实力对比。但清末对此问题的争论，背后隐含着更为深层的矛盾，即国族的构成群体问题。维新派坚持国族为多民族共同体，而且强调满汉之间可以并且已经同化的历史和事实。康有为认为，“国朝久统中夏，悉主悉臣，一切礼义皆从周、孔，久为中国之正统矣”，“纯为中国矣”［18］( P611)。梁启超认为: “彼满洲人实已同 化 于 汉 人，而 有 构 成 一 混 同 民 族 之 资 格者也。”［19］( P31)

面对着专制政府的民族压迫，革命派始终将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在一起。这种方式虽然动员成本较低，但国家统一和族际整合的成本却增加了。这也导致了在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中甚至出现了主张建立 18 省范围的汉族国家的言论，而满、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则被排除在外。［20］所以，维新派的主张在实践上也是步履维艰，君主立宪的完成必须以王朝的自我转型为前提，虽然清王朝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最终没有摆脱满族利益的局限。这也导致了维新人士的失望和转向，最终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观点相互借鉴和吸纳，为多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五、国族维系方式: 重塑历史与保教存学

民族主义形塑下的国族，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理性的层面预示着国族作为利益共同体，需要通过掌控政权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也暗含着国族认同国家的可选择性。但国族作为民族国家的动力来源和稳定机制仅靠功利性的选择是不够的，必须有其感性机制的维系，甚至有克服功利导向的可能，成为人们坚信的命运共同体。正如德勃艾所言: “是的，我生而为法国人是相当偶然的; 然而，毕竟法兰西是永恒的。”［3］( P10)而共同的历史就成为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素材。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的，“假设如果民族国家确认公众所认的，是‘新的’而且是‘历史的’，则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式民族主义的魔法，将偶然化成命运。”［3］( P10)因此，国族塑造就需要从历史中寻求资源，对过去甚至是遥远的历史记忆与神话传说，进行选择、重组或再诠释，创造出自身的历史传统和与其他国族相区别的本质，从而维系国族内部的凝聚。历史在这种追忆的过程中，真实性并不是最主要的标准，它往往让位于可行性和目的性。

晚清的知识精英们在构建中国国族的过程中，也选用了这种带有建构色彩的方式，通过重塑中国的历史，来为国族寻求何以存在的坚实依据，并且通过整理挖掘传统文化，塑造国族精神，以抵御列强在文化层面的侵蚀。由于不同派别在政治导向上的差别，他们为建立国族认同所选择的历史记忆也不尽相同，而其中孔子和黄帝是影响最大的。

面对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机，维新派倡导以“保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认同，并将孔子誉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21］( P452)，主张用孔子的诞辰作为历史纪念，“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12］( P752)。维新派希望通过尊崇孔子，达到弘扬民族文化和强化民族认同的目的。维新派还将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先师，并且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这为改良立宪的推行降低了成本。同时，孔子成为国族的指称符号，与改良派对国族认同的标准有着紧密联系。在维新派看来，孔子所代表的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这是中国存在的根本。而某一文化共同体能否成为中国国族的成员，关键在于是否接受这种儒家的文化秩序。这实际上也为多民族共同组建国族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将尊崇孔子上升到保教的程度，通过保教而实现保国，这种理论设想与政治世俗化发展的趋势是相违背的，而且理论的严密性也不足，带有一点牵强的成分。

梁启超后来就转变观点，成为保教的有力批判者。他在 1902 年撰写《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认为孔子“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 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12］( P768)。梁启超的观点，实际上点出了传统诠释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张力，传统是维系国族的重要资源，但这种诠释的对象越具体，其解释力度也就越发有限，对政治实践的容纳限度也就越低。因此，知识界对民族文化的探求，逐渐由“保教”转向了“存学”，国粹派异军突起。

国粹派也将着眼点立足于民族文化，但他们已经不局限于孔子本身，而是民族发展史中的可资利用的一切优秀成果。通过整理和弘扬，以塑造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国粹派从史学入手，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各民族发展、融合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史学著作，如梁启超的《新史学》、章太炎的《中国通史》、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和《西力东侵史》《国耻小史》《中东战纪》等，以此来唤起民族认同的自觉性。但这些著作的国族构建指向是不同的，有的是凸显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与一体化，有的则刻意强调汉族自觉，以此作为反满的理论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黄帝”形象的尊崇。“黄帝”符号的凸显，是与排满反清联系在一起的，目的在于构建单一汉族的国族结构。但符号一经诞生，也就为对它的诠释与再诠释提供了空间，成为权力斗争的场域。例如康有为就曾挟“淳维为夏后苗裔”之旧说，以重建满洲族源历史记忆，并为满汉同种作辩解。［22］

从不同派别对远古祖先的选择、追忆与解释，可以显现其内在的张力，为了凝聚民族共同体，这种符号需要久远的历史性，并对本族的内部具有包容性，对制造的“他者”具有排斥性; 但这种模糊的久远性，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确认的可能性，为不同价值取向上的争论提供了理论空间。应该说，这是建构论路径的优势所在，也是其易于被解构的劣势之处。

六、小 结

国族是与民族国家互为依存的人群共同体，而王朝国家时期的中华民族，即使同质化程度再高，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国族仍有着质的差别。从近代中国的历史看，中华民族发展的这种国族转向，无疑与西方列强的入侵有着直接的联系。先进的精英群体在探索救国道路中，逐渐接受了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进行民族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的宣传动员。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派别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维新派和革命派从各自角度阐述了国族内部的组成结构、国族构建的途径与方式等重大问题，双方的理论都存在一定价值，但也有着明显的缺陷，而双方在论战中也相互借鉴启发，为国族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在这一时期，构建民族国家和国族已经成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理念，也成为救亡图存的方向与途径，但对于国族的构建方式仍存在重大争议，尤其是单一民族共同体还是多民族共同体的问题。同时，国族理念和意识的自觉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的知识精英群体，普通民众的国族意识虽在反抗侵略的过程中有所萌发，但总体上看，其自觉程度依旧极为有限。因此，从近代国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晚清王朝统治时期的国族构建，其重要成果就是确立了国族构建的方向与目标，但由于民族主义引入时间有限，加之在王朝国家体制内，国族构建缺乏制度支撑，也不可能进行深层次的社会动员，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的国族观念从整体上看自觉程度较低，仍处于一种发展的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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