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年第1期，第25—28页。

作者简介：张庆祎( 1989 － ) ，男，陕西延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史。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黄天华教授《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 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 1906—1949) 》一书描述了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川边西康地区的时事变化，多方位对历史事件进行探究，总体阐明了“西康问题非特指西康本身”、“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事务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等问题，并且在治史方法尤其是史料运用方面对后辈学子起到了垂范作用，顺应当代史学研究中“科际整合”的趋势，是研究川边西康地区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对今天国家的整合与统一、民族的交融与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边疆政制; 科际整合; 西康建省; 少数民族; 治史方法

《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 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 1906—1949) 》一书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天华教授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后，围绕西康建省这一历史事件所做出思考和解读的一部著作。该著作描述了自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人积极筹设西康行省直至新中国成立西康全省胜利解放这近半个世纪西康地区的时事变化，包括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斗争，当地藏汉僧民的期望要求，以及英日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干涉。它宏观全面地展示了在历史动荡时期西康地区的社会全貌，对现今社会国家整合和民族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康作为地理名称今人已较为陌生，1911 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炢在奏折中首次提出建立西康行省，西康省名即由此而来。西康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所辖地主要为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等，基本相当于藏文化中的康区，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是内地进入西藏之要道，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西康省自 1939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至1955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撤销，存在 16 年。

黄天华教授为四川人，对研究川边问题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本书创作灵感源于 2000 年黄教授在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看到的一本书，对此书中谈到的晚清川边治理的问题产生了疑问，进而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调研和数据查证，遂形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西康建省述论》，而后经过拓展资料的查阅范围，继续挖掘史料内涵进而构成其博士论文，最终经多方雕琢成书。历时十余年的加工润色，内容丰富全面，史料详实可靠，经国家宗教局审核于 2014 年 9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充分运用科际整合，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该著作摒弃了历史学研究中旧的“关门著书”式的方法，积极寻找与其他学科的交集，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对自身进行研究方法上的革新。

比如，为了阐明九世班禅曲吉尼玛返藏事件及其对康藏局势的影响，本书在第四、六章中借鉴了民族学、宗教学的研究分析方法。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 黄教) 中与达赖喇嘛并列的宗教领袖，在藏传佛教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区少数民族以藏族为主，藏传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一切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其本身固有的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因此，在近代化历程中，移风易俗有一定难度，作为政府，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既要尊重藏民固有文化，又要传播新思想，切不可操之过急。

又如，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西康建省后经济比以往得到了快速发展，本书在第五章中引入了1939—1948 年西康省财政收入统计表，从经济学和计量学的角度对西康建省后经济的发展进行探究。图表清晰表明了税课收入、官业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整体上呈逐年增长之态。尤其是官业收入，从 1939 年建省之初的 0 到 1948 年上半年的2343662 万元( 法币，下同)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变化。1939 年 西 康 省 支 出 5358000 元，收 入 仅1004674 元，财政赤字庞大，达 4353326 元。而到了 1945 年，西 康 省 支 出 401766000 元，收 入408631791 元，盈余 6865791 元。总的来看，西康建省之后，在政府的统筹调度下，西康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具体表现为挖井修渠、招民屯垦，使生产迅速恢复; 修筑道路，增开邮局，发行法币，促进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设厂开矿，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并且有力地抵抗了英印势力侵略渗透。因此图表的引入不仅使问题有了清晰的展示，而且使文章整体活泼生动，不显死板无趣，有画龙点睛之功效。

固然，科际整合已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趋势，但研究者一定要明确主次关系，充分认识历史学研究中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是手段而非目的，若是过分钻牛角尖，则有本末倒置的危险，使历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即成所谓的经济史、哲学史等，而黄教授的著作对科际整合运用得恰如其分。本书紧密围绕西康建省这一事件，以时间为线索，宏观全面地探究了川边西康地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时事的风云变幻，做到了以历史事件还原历史人物，又以历史人物支撑历史事件，不仅在事件叙述上独茧抽丝，更将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

二、强调了西康问题非特指西康本身

西康地处四川西部，毗邻西藏，是内地进入西藏之要道，联接汉藏地区之咽喉。西康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必与西藏和四川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不可孤立、单一地对西康问题进行研究。

自晚清筹建西康行省之始，其建省初衷便有制藏固边之用。1911 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炢之奏折: “……边地未开办以前，藏距川远，藏人时有不轨之谋……将边地改设行省，编练重兵，建威即可销萌。守康卫川而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1］由此可知，虽然清廷自世祖顺治皇帝起通过册封、设置驻藏办事大臣等方式不断加强对西藏的统治，但是由于“藏距川远”，始终都存在着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四川省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据统计清末四川人口已达 48129596 人［2］; 二是官员的为官之道，清朝一般两省设一总督，如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而四川一省便设一总督，并多由亲勋重臣担任，如康熙年间的年羹尧、光绪年间的丁宝桢等。然而，清代四川省的精华部分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和四川东部地区( 即现今重庆) ，川西则位于横断山脉，地理形势复杂，少数民族众多，是相对难出政绩却易惹麻烦的地区，官员又大多遵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古训。因此，历代川督的施政重点向来不在川边邻藏地区，由此造成了四川省发展的东西部不平衡，甚至形成了川边的权利真空，其结果是引起了西藏方面的觊觎。1911 年时任四川督军尹昌衡有言: “……边藏地大物博，国人称之为黄金世界，实我川肘腋之宝藏。当此生齿日繁，民不聊生之际，若能保全兹土尚可以实行殖民政策，消纳游民。否则生计愈穷，无所安置，川乱亦将永无敉平之望。”［3］由此可知，川边地区进可制藏退可固川，实为要地，不可不加以重视。但受到四川局势的影响，使政府忽视了对其统治和防范，如发生在 1917 年的第二次康藏纠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川、滇、黔军阀为争夺四川地盘而展开混战，使藏军有机可乘。

三、梳理了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虽川边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但以藏族为主，故而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政治取向上也以藏民族为主，与汉文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对川边主政者的施政方针及纲领有更深层次的要求。治理川边地区，要注意恩威并用，主政者必须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可随时根据时事的发展对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

1905 年川藏地区发生“巴塘事变”，此次事变中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戕，这是清代历史上自乾隆十五年西藏“朱尔默特之乱”中杀害驻藏大臣傅清、拉卜敦之后，发生的第二次驻藏大臣被杀事件，同时此次事变中还有多名英法传教士被杀，引起了国际纠纷，可谓康藏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事件。“巴塘事变”后，赵尔丰入主川边。赵氏出任川滇边务大臣之初，颁布了《巴塘改土归流章程》，以武力为后盾大刀阔斧地对川边进行改土归流，设置府、州、县，并派汉官进行治理。同时永久革除土司之职，收缴土司印信，对喇嘛寺庙则严格采取政教分离和削权政策。经过数年经营，川边康区民族交流和融合有了较大的发展，加强了中央对康区的治理，奠定了西康建省的基础。诚如近代著名学者李思纯所言: “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当然在肯定赵尔丰功绩的同时，其施政方面的不足亦不可讳言。当其初至川边时，叛乱未平，以武力为后盾对当地藏族居民实行威慑是必要的。据记载赵尔丰“剿办巴塘七村沟，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凤全”。紧邻乡城人准备支援巴塘，赵尔丰又围剿乡城，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杀。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4］。但是，当时局逐渐稳定，则应该注重以“德化”代替“威服”，而赵尔丰政策的缺点正是“偏重武力，操之过急”和“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这就造成了其经略川边与其政治生涯相始终，人在则政存，人去则政亡，缺乏延续性。其后刘文辉在出任西康省主席之时就总结自赵尔丰以来几任川边康区主政者的经验得失，并根据自己十多年的治边经验得出了一套治边理论，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论述了中央和地方协同性及政策的一贯性对川边形势的深刻影响

纵向地看，若要对川边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性及政策的一贯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 20 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的整体局势动荡，有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执政 。特别是国民政府对西康建省之事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在无力控制地方势力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当地统治者维持统治，但又忧虑其势力坐大，故处处横加掣肘，从而使地方和中央难以做到协同一致，使得西康建省事业举步维艰。

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主政川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成绩，为日后西康正式建省打下政治和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源于清政府对赵氏的支持。光绪三十四年任命其为驻藏办事大臣，仍兼川滇边务大臣，并赏予尚书衔，为了使其有入藏施政的后援，更是调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 由此更可看出川、康、藏实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总之，清廷对赵尔丰在川边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及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还是非常认可，然而由于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西康建省之议暂入低潮。

直至 1927 年刘文辉入主西康，西康建省之议再起。当时西康人多数支持早日建省。巴塘人格桑泽仁、九世班禅代表宫敦扎西就曾向国民政府**迅速组织西康省政府。然而，当时刘文辉身兼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等要职，故对西康建省持消极态度。也正是如此，为 1932 年的“格桑泽仁事件”以及 1939 年的“甘孜事件”埋下了隐患。但 1934 年刘文辉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了西康建省的积极倡议者。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在 1932 年 10 月至 1933 年 9 月的“二刘争川”之战中败北，被刘湘赶出成都，所辖区域仅为贫瘠的雅、宁两属和川边地区，故提倡西康建省必有其为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目的。另外，四川的局势复杂，除去二刘之外，蒋介石亦想插足其中，将四川收归中央管辖，想方设法培养自己的势力，此时正值格桑泽仁**组建西康省政府未遂之时，便对其有意进行拉拢，两方一拍即合，格桑泽仁在巴塘将当地刘文辉的部队缴械，并打出“康人治康”的旗号，一时得到了西康民众的支持响应。虽然在刘文辉以及西藏当局的挤压下破产，但是也表明了“西康人民对于实行改省之渴念一般也”，因此也从侧面推动了建省进程。

五、肯定了外国势力干涉下政府坚定立场的重要性

自晚清以来，英国殖民势力一直试图以印度为跳板，从西南方向对我国进行渗透。尽管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由于种种原因日益削弱，但其保卫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是绝对的底线。即使在国事动荡之秋，政府也必须坚定立场，明确西藏、川边地区的问题是中国内政，如一时无法妥善解决问题，亦不可突破底线，出卖民族利益。

辛亥革命期间，英国乘我国政局动荡不安之机，加紧对西藏地区的侵略。从 1911 年 12 月至1912 年 4 月，英国勾结十三世达赖多次进行武装暴动，进攻中央政府驻藏军队，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西藏局势十分紧张。当时的北洋政府做出了数次让步，但英方得寸进尺，态度蛮横，鼓动藏军向川边地区进攻。“到 6月中旬( 即 1912 年—引者) ，先后攻陷了乍丫、江卡、盐井、稻城和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和康定等地，威胁川边”［5］。北洋政府即使在多次交涉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亦绝不在条约上签字，并采取拖延策略。1918 年 7 月 5 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对话尤能说明这一点。段以“未接报告”、“情况不明”等理由不与英方进行正式会谈，并拒绝承认一切地方性合约。无独有偶，日后国民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时，就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交由西康的刘文辉代为办理，便有使之停留为地方性问题，尽量避免与英方引起争端之意。

六、体现了作者在史料的选用及凝炼方面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史学技艺

本书不仅展示出了一幅川边西康地区近半个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也体现了作者在史料的选用及凝炼方面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史学技艺。全书所涉及参考文献四百余篇，包括档案、报纸、研究专著等多种形式，材料选取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广、探究层次深。

首先，材料选取的时间跨度长。上至清乾隆年间的地方志，下至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间节点对川边问题进行了叙述，分析其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务求得到最为完整的结论。

其次，材料内容的覆盖范围广。为了全方位地进行论述，作者所选取的材料范围包括公开或半公开的档案、中央到地方的报纸杂志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士的既成作品。从不同立场上多视角对历史进行审视，殳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

再次，材料的探究层次深。针对西康建省这一历史事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不同领域进行分析，重塑历史真相; 作者由一点出发，拉伸长度、拓展广度、挖掘深度形成了立体的理论体系，这种治史方法亦使后辈学子受益匪浅。

因为水平有限，对黄老师著作实难复现十之一二，只略谈上述几点，仅为抛砖引玉之用。最后，窃以为本书若能抓住川边主政者心理或政府态度的变化线索，加以探究，似乎更为生动，使历史更加有血有肉。如，1904 年驻藏大臣有泰奏曰: “庶几外可以慑番服，内可以靖蜀疆”; 又如赵尔丰曾说: “……而蛮民归顺之诚，已有变夷为夏之势，迎机利导，革其蛮俗，即为将来开设行省之基础。”从时人这些话中可知，当时对于川边藏民仍旧看做蛮夷，并未纳入华夏族群。尽管在行政上清廷力求明确川边对中央的从属关系，但是对边民却缺乏民族认同感，在这种既成心理的影响下，政策的制定及落实会有何种偏颇? 到民国年间，鼓吹“五族共和”，1912 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宣称: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袁世凯颁布的总统令也说: “现在五族共和，凡中华民国之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可见民国时期在名义上已经将藏、蒙、回、满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平等看待。历史是由人构成的，人并非冷冰冰的石头，其潜在的情感亦会对历史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若能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究，或许能为历史研究另辟蹊径。除此之外，全书似乎略有虎头蛇尾之嫌，描述了西康省从筹建到建立，然而现今却已无该政治区划，不知因何故撤销? 稍有疑问，使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憾。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该著作实为研究川边邻藏地区近代社会变迁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总结历史，放眼未来，对今天国家的整合与统一、民族的交融与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四川民族研究所． 清末川滇边务大臣档案史料［M］．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920 －921．

［2］张朋园．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 － 1949 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350．

［3］周开庆． 民国川事纪要( 1911 － 1936 年) ［M］． 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 37 －38．

［4］国庆． 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J］． 西藏研究，1989( 4) :101 － 108．

［5］孙庆． 中英关系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