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204—209页。

作者简介：方洪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博士生，邮箱：fanghongxin@pku.edu.cn。北京100871

一、史学和人类学的“互惠”

在国内的学科亲缘性上，历史学和考古学常常走在一块，人类学则和社会学联系更多，这让我们在思考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的时候，常常面对各门学科的论述各执一词、缺乏有效的交流手段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学科的学者之间理解性的互相交流就显得格外重要，能够给予我们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认识。因此，王铭铭建议，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盟，要建立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互惠”逻辑上，走进一个介于两者之间、使我们能够进行“总体性赠予”的“礼物”的平台上。①

这样的跨学科理解还需要更多实践，好在华人学者王明珂先生奉献了开创性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②，再加上一系列相关的后续著作③，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交流的良好范本。而且王先生的著作中多有考古学诠释，也不乏借鉴社会学的一些视角，堪称多学科互动的一个示范文本。这样体制宏大的论述难免会有一些疏漏或失误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其推动性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正统史学界造成了很大的颠覆性影响，也对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多所助益。在现代学术史上各式各样关于“中国”或“华夏”的论述中，王先生采取了既从主流与边缘学科之间，又从华夏与边缘之间的“之间性”进路，④可谓别树一帜，推动了一时风气。最近出版的王先生的散文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⑤则再现了王先生分别在台湾及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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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03.

②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首先结集出版于 1997 年，参见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臺北：允晨文化，1997.大陆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了删节后于 2006 年出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出版了增订本，本文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直接引文部分也使用此版本，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③ 如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④ 王铭铭.荐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Z］.参考网址：http:／ ／blog.sina.com.cn／s／blog＿59e490680100bsh3.html. 2008.

⑤ 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边缘”生活及为学的心路历程，让我们对他的研究和著作有了更贴近的补充性理解。以下我就先从王先生的《华夏边缘》的具体文本出发，来尝试理解一下他的“之间性”“、边缘性”研究进路的具体内容 ，同时我也把作为读者阅读他的文本随时可能会生发的联想或疑问在第二部分中一并呈现出来。

二、如何“华夏”？怎样“边缘”？

1. 搭一个框架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两篇序论相隔十余年，分别为本书初版及新版时王明珂先生对“什么是中国人”的思考。从这两篇念兹在兹、情怀流露的序文中，作者隐藏的心思、意向已可见一斑。书的正文则分为结构很清晰的四个部分，分别是“边缘与内涵”“、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最后的结语对全书的论述过程作了一个回顾。

翻过那两篇序论，第一部分是“边缘与内涵”，在这一部分作者展示了他的理论工具。在分别检视了客观论、主观论、工具论、根基论、溯源研究这些不同研究进路的优缺点之后，作者给出了他自己的“边缘研究”的理论或方法。主要是受益于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c Barth）的开创性研究，①作者认为，族群并不是一个有着共同体质与文化特征的人群，而反倒是由族群的边界来维持的；而造成族群边界的则是一个人群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强调族群边界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会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这一点可以视作工具论者的某种延续，即在某些情况下，族群认同可以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不过比较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明确竞争论在族群互动的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因此也就给读者留下资源论主导他的理论的感觉（或错觉？）。

除此之外，作者还结合了集体记忆或结构性失忆的理论，认为处在边缘环境中的人群，经常以“共同的祖源记忆”来进行族群凝聚。但需注意的是，这种凝聚方式的内容，亦即所谓的“祖源记忆”的内容，也是可以经常发生改变的。换句话说，所谓的“共同祖源记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本身就处在族群互动的过程当中，因而一个族群其实有可能参与到其他族群的记忆建构中去。按照作者的说法推论，我们或许可以把“祖源记忆”的改变作为族群变迁的一种“标指”。

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作者的研究进路主要来源于西方人类学的族群研究，以及与社会记忆相关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框架和之前主流的中国论述大相径庭，让读者对后边部分作者会怎样去论述充满了期待，同时也让读者忍不住先行预测作者会得出怎样的结论。此外，在第一部分作者还呼应两篇序论，透露出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华夏边缘”的人群来探讨什么是“中国人”，这又让读者不由疑心作者是否在遂行一种“反中心的中心主义”这样一种“曲线救国”路线。

2. 重新认识“华夏”及其“边缘”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讲的是公元前 1000 年之前“华夏边缘”形成初期的状况。王明珂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发生了变干变冷的变化，使华北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逐渐发生移动。需要注意的是，那里的人们本来都是有一个农业基础的，但是在气候变化的前提下，他们逐渐牧业化、武装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更南方的人群之间形成了资源竞争、相倾轧的关系。南方的农业人群逐渐形成了一种“华夏”认同，以此来设定族群边界并维护共同资源；而在这个竞争与互动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人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终于全面游牧化了。因此到了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化和中原地区华夏意识的形成与强化，相激相成，造成了华夏边缘的最终确立。

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作者引用了非常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并驳斥了之前的诸多考古学说法，让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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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arth, Fredrik.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1969.

的论证显得翔实可信。这里有一个疑问，虽然读者可能只是个考古学的外行，仅看个热闹，但作者怎样去用这些考古学材料来建立他的说法，似乎也是一个“文化的诠释”的过程，他的说法就一定比被他驳斥的说法更可信吗?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部分最后作者把华夏的边缘分为了三个板块：青海河湟地区，从这里往西北是新疆，往西南是西藏；鄂尔多斯地区，从这里往北是蒙古；西辽河地区，从这里往东北是满洲。或许可以和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人直接将论述的地理区块放在“边疆”作个对比，①作者的“边缘研究”论述的重点从一开始就是中原和边疆“之间”的地方，②也就是将族群“之间”的互动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在这部分的论述中，作者其实给出的是某种版本的生态论，这或许可以与近些年来因为某些原因而重新流行起来的文化生态论相对话。当地的人群当然有他们的主动选择，但事实上读者看到的是，地理与气候的限制就摆在那里，所以至少是环境已经包含或限制了可能的“文化模式”。在这个生态倾向的论述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侧重了一个气候的变化过程，即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的一个气候变干、变冷的过程。因此虽然在中原人或华南人的印象中北部或西部的人们及其历史有着“游牧”的标签，但其实从前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都是有着农业基础的。受过人类学熏陶的读者不难立即联想到其他许多民族志的例子，例如还是弗雷德里克·巴斯，他研究的伊朗的游牧者在牧羊与耕种之间的摇摆与博弈。③所谓的“游牧者”其实流淌着农耕的文化基因，只要条件合适，他们未尝不会拿起耕具！那么反过来，所谓的“农耕者”是否也潜藏着游牧的或狩猎采集的血液呢?这个问题暂时脱离了王先生这本书论及的范围，不过人类学的视角从来都提醒着我们人类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作者以渭水流域周人与狄人关系的变化来说明华夏边缘的形成过程。周人本来是一个军事同盟，夺取中原后通过重写族群起源反而把帮自己打天下的人给排斥出去变成戎狄。然后到了春秋战国，中原人重整社会记忆及结构性失忆，如此一来，周人就成了彻头彻尾德从天降的华夏人了。在此“华夏边缘”形成之后，随着华夏的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西向南扩张。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另一方面有一些原来的非华夏的人群则通过和华夏发生各种互动而确定自己的认同。

作者分别以西方的“羌”和江南的“吴”为例，来考察不同族群在华夏边缘扩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的认同选择。第一个个案是作者长期关注的羌人，也是作者发展出本书的“华夏边缘”理论的缘起。作者指出“，羌”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群，而是华夏对异族的一个贬义的“表征”，外围流动而内指固定。第二个个案则论述，在春秋时期，曾被华夏称作“荆蛮”的苏南人群中的吴国王室，假借“太伯”的传说作为“共同族源记忆”，从而逐步完成了苏南地区人群的华夏化。

到了汉代“，华夏边缘”的模式已正式确定下来，以华夏及边缘之间的农业/游牧、君主/无君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特征呈现出来。作者建立了一个类型学，以说明不同族群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不同理由，以及他们所形成的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作者指出，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华夏边缘”，如朝鲜这样的有国君的农业人群，南蛮这样的无国君的农业人群，匈奴这样的游牧且有中央组织的人群，及西羌这样的半游牧而维持部落状态的人群，而这四种不同的边缘人群分别与华夏有着不同的互动模式。

作者安排的第四部分是“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讨论秦汉以后，在华夏与非华夏的族群和地理边界大体形成以后，这个边缘是如何继续维持与变迁的。这一部分乍看有些突兀，因为时间一下子从先秦跳到了近现代。作者这样做的理由是，华夏及其边缘的互动模式已经在汉代之前确立了，以后都不脱这个框架。作者在这个部分提供了两个不同的个案。作者首先以“台湾人”的个案说明部分台湾人如何操纵对“中国”的结构性失忆及本土历史记忆。④另外一个个案是“羌人”这个作者持续不断的关注焦点。在上一部分，作者是从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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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② 王铭铭.荐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Z］.参考网址：http:／ ／blog.sina.com.cn／s／blog＿59e490680100bsh3.html. 2008.

③ Barth, Fredrik. Nomads of South Persia. Oslo: Oslo University Press,1961.

④ 此章内容大陆版缺失，可参看台湾版：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臺北：允晨文化，1997．第十二章．

的角度论述，华夏将“羌”视作一个外围流动而内指固定的贬义表征。在本部分，作者则从羌族的视角出发，来呈现一个主体族群如何选择强化与华夏密切相关的历史记忆，以此来建立并维持一个边缘人群的认同。略反讽的是，读者会在这里读到，在历史上北川的人民曾经“一截骂一截”的变成了汉人，在新中国建立后却又“一截攀一截”的变成了羌族。

3. 政治、学术与主体的现代性遭遇

第四部分的其余两章是王明珂先生在大陆版中新增加的部分，或许也是当代学术圈子里的读者读来最切身、最有触动的部分，因为现代的学术体制直接成为了论述的主体，因此我花略多一点的篇幅讨论一下这新增的部分。这两章论述的是 20 世纪“在政治与学术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所得的知识，将传统的‘边疆蛮夷’变为国家边界内的‘少数民族’的过程”。①在这一部分作者依然认为“，近代国族建构”不过是在历史上的华夏与边缘的互动的一个近代版本而已。当然读者不必认同这样简单的结论，旧有的结构当然还是可以利用的，但历史的巨轮碾过，宋元以降的“中华晚期帝国”的暗涌或巨变已是近来史学界论说的一个新热点，而近现代的“现代性”的影响也从来不只是学者说说而已，而是切实“改造”了主体的生活世界。在这两章作者关注的 20 世纪历史的进程中，华夏及其边缘的每一个个体看到的世界的模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作为“现代性”的“主体/臣民”（subject），不仅受政治话语形塑，也受到学术话语的影响，当然还不止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还有各方面需考虑在内的影响。因此本书的第十二、十三章其实非常关键，呈现了现代性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主体/臣民”遭遇的一个交汇点，即使作者论述的主体仅为“学术人”，也仍然非常具有启发性。

第十二章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增加的，主要讲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迹。史语所成立后，受“民族主义”、“民族学”等西方观念、学说的影响，探索中国国族的“起源”与“边缘”，其实有着背后的政治动机，即企图和西方与日本的相关论述相抗衡，以“‘历史’来根基化民族情感”，学者成了粉饰国族的油漆匠。②作者认为史语所的西南及东北民族调查与研究其实体现了学者如何运用历史学与民族学于国族肇造之上，并指出这些学者曾直接帮助政府“命名”边缘地区的人群。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的本书新版新加进去的第十三章别有趣味，因为作者呈现了学者和当地人群的较生动的互动过程，亦即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对主体的改造的具体样本。其中一个样本是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考察，作者特别突出了地方政府及地方军阀对学者的学术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石启贵、彭天放等“地方”知识分子因“中央”自上而下的“考察”而激起的反应。他们的“自觉性”及“能动性”被激发了起来，或参与了后续的学术文本的生产，或主动以“地方意识”或“族群意识”参与到现代国族塑造的政治活动中去。

在另一个个案中，作者对黎光明、王元辉多有揶揄、批评，因为他们的川康民俗考察兼有“猎奇”和“教化”的特征。但即使本章并没有主要论述当地人，我们也可从作者对黎光明和王元辉的转述中窥见，当地人早已在与“新事物”（当然也包括政治的和学术的）的接触和交流中有了相当的“政治自觉”及“学术自觉”，呈现了身处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的一个人群独特的文化面貌及心态。此外，黎光明和王元辉都是性情中人，有着各自的关怀与抱负，这也使这一段他们和当地人的遭遇及他们最后留下的文本更添兴味。因为他们缺乏学术训练而造成的规范的缺失，或许反而留下了一般的学术文献难以企及的别样的视角，堪称在充斥着暴乱与灾难的现代史中一份富有人情味的切片。

凌纯声和芮逸夫在湘西、王元辉和黎光明在川康的这两段具体的“遭遇”，其贡献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而更有助于更广泛的人群（当然也包括“学术人”）思考作为既被形塑又发挥着“能动性”的“人”，在历史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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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300.

②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51.

及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可能性。王明珂先生或许只是在本书中将这两个个案作为其“边缘理论”的一个论证而已，但其实是错过了对于他自身所处的学术论说的位置的一个自觉的直接反思的机会。这样的“遭遇性”的启发与反思，其内涵之丰富，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是有借鉴与参考意义的。

三、贡献、不足与启发

我想，王明珂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影响这么大，就在于他那宏大的体制和具体的论述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够在本文第二部分所简要展示的丰富内容中找到能有所共鸣、有所联想的部分。这本著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此只能简要提出几点。第一，作者提出对历史资料以田野的方式来阅读，把人类学方法和史学方法结合起来，这对两门学科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深有裨益的。第二，作者采取了焕然一新的方法和视角，并提出了他独特的“边缘理论”，这对学界的冲击是最大的。我们可以说，纵使王明珂先生有些结论未必正确或妥当，他所采取的这种“之间性”、“边缘性”进路仍然是值得继续跟进与深挖的。①第三，王先生涉猎多门学科，跨越广大的历史及地理跨度，因此本书的内容充实且繁复，在具体的论述中提出了非常丰富的观点，每一章节都可以拉出来单独讨论并和不同学科交流。纵使有些结论可能有问题，能够引起进一步讨论和更细致的考察也是好的。

当然，一个大的体系难免会有一些破绽，而一个理论要能首尾一贯，也难免有一些论证存在结论先行、自圆其说的成分。我在第二部分已经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假想随着文本的进行而与王明珂先生相交流时随时可能生发的一些联想及疑问。不过早就有一些学者在王先生的著作出版之后就直接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对话。

例如，王铭铭就批评说，王明珂先生的论述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物质主义倾向，如有意采用“资源竞争”这样的说法，②却忽略了更重要的象征与文化结构的方面。此外，王明珂先生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流动于古史空间与口述空间之间的其他文献，特别是宋、元、明、清的官方与民间文献”，③由此也“缺乏美国汉学家们所谓的‘帝制晚期’这个重要环节”。④当然王铭铭的评论不只是批评性的，而更是建设性的，他认可王明珂先生的“之间性”进路，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打破不同“学术区”的壁垒，进行更大规模的“关系结构”的研究。⑤

在学术的对话方面，同为从边缘、边疆的视角出发，王明珂先生的研究可以拿来和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等人的著作互相参看。拉铁摩尔着重提出了在中央王朝和边疆之间的“贮存地”的战略及互动重要性，⑥这和王先生着重互动和竞争相生的“之间性”进路是一致的。⑦另一方面，王铭铭指出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中国历史表现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力量相互消长的周期史，⑧而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这一段历史被王明珂忽略了。巴菲尔德则提出了中原王朝和草原部落“帝国”共盛共衰的周期史，⑨这虽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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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铭铭.荐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Z］.参考网址：http:／ ／blog.sina.com.cn／s／blog＿59e490680100bsh3.html. 2008.

② 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J］.西北民族研究，2007，（2）：87.

③ 王铭铭.中间圈 ———“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8.

④ 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J］.西北民族研究，2007,（2）：87.

⑤ 王铭铭.荐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Z］.参考网址：http:／ ／blog.sina.com.cn／s／blog＿59e490680100bsh3.html. 2008.

⑥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⑦ 王铭铭.荐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Z］.参考网址：http:／ ／blog.sina.com.cn／s／blog＿59e490680100bsh3.html. 2008.

⑧ 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1－182.

⑨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王铭铭的周期史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对王明珂先生的进路的有力补充。这其实也暴露出王先生另一个重要的视角的缺失，即他遗忘了在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之前，中国有一个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变，①这种“天下”视角不以经济关系或族群区分为重点，而以“有教无类”而呈现了更宏大的视野。②此处可能暴露的是王明珂先生因西学背景而有意无意的对本土理论的忽视。王红艳批评王明珂先生混淆了“华夏”之“汉”和“族群”之“汉”，③暴露的可能正是症结所在：古代中国的文明体，现代中国的民族体制，学术界的族群单位，被轻易地代用而未作本该有的辩证与转换。

纵然本书有着以上所述的诸多问题，也瑕不掩瑜，王明珂先生的著作或许正是以边缘作为起点，激发着更多学者作出更丰富多彩的研究出来。诚然，有学者指出王先生的论著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出发点因而有其先天的限制，④但我想说，王明珂先生至多走到了“后殖民”进路的“去中心化”这一步而已，且其“反中心”进路反而又有“复归中心”之虞；至于“后结构主义”那些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更为繁复细腻的辩证，王明珂先生则尚未涉及，这或许也是后之学者可加以努力的方向。王明珂先生搭好了族群互动与记忆理论的框架再来重建整个华夏图像，大处如惊雷，到了具体情境的细处则未免有用“菜刀绣花”之窘迫。⑤现实是繁复的，而且在当代越来越繁复，在今天族群边界与记忆理论应该只是人文社会学科从业者的理论库的一个基本配备而已，而不是一个先定的主导视角。理论固然极为重要，而且在今天学术交流、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拥有的理论配备也更为丰富，但在经验研究中面对实事本身就更为重要，这也是王明珂先生的著作中作为“添头”出现的第十三章反倒尤其动人之处。理论限定主体，话语却因为有了具体的人（群）的参与而有了生机，结构无情，人却有着可能性，学术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反观自身的机会。让我们期待能出现更好、包含“社会性杂语”、呈现更多更纷繁的人群面貌的作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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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8．

② 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6．

③ 王红艳．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 ———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J］．西北民族研究，2011，（1）．

④ 刘芳．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 ———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2）．

⑤ “菜刀绣花”的典故，记得是来自豆瓣网友对本书的评价，可能是来自名叫“辙馨”的用户，具体出处待考。 感谢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与知识交流。

⑥ “社会性杂语”出现在巴赫金的多处论述中，可参考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文本、对话与人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