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疆理论与海疆主权维护

当前，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区域大国围绕着海洋资源、岛礁主权、海域划分和海上通道安全的争端日益加剧， 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也面临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受此影响，国内学界对海疆及海洋问题持续关注， 诸多研究成果围绕着历史中国的海洋纪事，以及当前中国的海洋形势、海疆权益维护、海疆主权地位、海上管控等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和思考。这其中，很多研究不无实践意义。今日中国仍拥有一个内海、 三个共有海域及长约 18 000 公里的海岸线。史前时期，中国东部及南部沿海一带的先民就与海洋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至两汉时期，我先民与海洋的接触已经非常频繁。王子今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天下”与“海内”并说的语言习惯便体现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而“楼船”军在战争中作用的突出，以及东洋和南洋航运的开发和繁荣， 则体现出汉朝文化面对海洋的进取风格和突出成就；至于“海人之占”诸论著的问世，应视作早期海洋学的收获。⑮

自 15 世纪末西欧各国开启大航海时代以降，海权便在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渐次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此 100 多年前的明初，朱元璋一反元朝的陆海开放态势， 开始对民间力量实施海禁政策。尽管如此，因宋元以来社会发展的惯性与当时中国仍然领先于世界的农业、 手工业与商业的支撑， 使得 15-18 世纪的中国海上力量及海洋文明依然可称得上蔚为壮观。 许桂灵等通过对明代南海海疆管辖的研究， 还原了当时南海区域的历史场景。其时，明朝基于国内外形势的改变，不断加强对南海的经略， 使得明廷对南海海疆的管辖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其作为一种海疆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仍有继承和参考意义。⑯

然而，自 19 世纪初期以降，欧美日俄列强无一例外地凭借着强大的舰队将中国水军及陆军击败于旦夕之间， 使中国丧失了近代化进程的最有利时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直至后来“海防思想”大兴，乃至南洋、北洋两只舰队的组建， 无不反映了中央政府层面的近代海洋意识的勃兴，同时亦表明了以“筹海”为中心的近代国家构建观念的肇端。 郭渊对此情形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⑰

2012 年度 ，日本政府通过 “购岛 ”之举 ，对中日两国具有争议的钓鱼岛主权提出挑战。 罗国强认为，日方单方面的“购岛”行为目前仅在单边维度上合法有效， 而在双边和多边维度上则因违反公法而无效， 故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主权归属有争议岛屿的现实状态，不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⑱

那么， 应该如何认识当前中国海疆所面临的形势呢？楚树龙认为当前较为突出的钓鱼岛、南海争议不是新出现的事物， 而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由于中国对钓鱼岛一直缺乏实际控制而处在相对不利的状态， 但在南海争议问题上中国则一直处于相对有利的态势；日、越、菲等国在领海争议问题上采取某些攻势， 试图强化它们的实际占领和控制， 但它们能否做到仍是问题。⑲林利民则认为，“海”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拦阻索”，如何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走出“边海困局”，已成为中国国际战略亟须解决的“世纪命题”。⑳

不管当前中国海疆局势从纵向来看是恶化也好，或是认为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也罢，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面临的主要边海问题大都集中在海洋方面，在东部海域有日向礁、苏岩礁、钓鱼岛及东海资源等争议，在东南海域则有台独及我向东出海通道等问题， 在南海海域则与菲、越、马、文等存在着纷争。近来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的冲突越发频繁是不争的事实， 人们亦越来越关注当前中国面临的海疆问题。 这也让人们致力于思考一个问题， 当前中国海疆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诸多学者对此问题做了考察。总结起来，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外部客观因素看，主要表现为三点：㉑

其一，海洋地缘环境恶劣。中国的海洋地缘环境仅一面向着太平洋， 而且在通向大洋的战略通道上有许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海上战略通道非常狭窄，容易受制于人。

其二， 历史遗留问题众多， 矛盾涉及面广且深。台湾仍孤悬海外，中日与中韩在东海分别有钓鱼岛、苏岩礁争端；中韩在黄海有日向礁争议；中国与多个国家在南海存在着岛礁纠纷。

其三，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原有的国际秩序及体系的不适应。首先，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担心中国将“取回”争议岛礁、海域与领土，故采取主动“争权、扩权”行动，以化解紧迫感，以及增加今后谈判的筹码。

其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方略有所误解或我们自己没有解释清楚， 故纷纷产生危机感，进而产生“中国威胁论”。其三，为对应中国的崛起，美国大力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东移”与“重返亚洲”战略。

至于内部因素，主要有两点：其一，整体海洋意识与海权观念比较薄弱；其二，以往没能很好地抓住某些战略时机。 林宏宇认为中国因缺乏系统的海洋大战略，加上严重的陆权思想束缚，致使中国在海洋权益的获取和维护方面失去了某些战略良机， 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目前的海洋困境。㉒有学者检讨了中国在 30 年前力主签署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为当时没有深思其后果。时至今日，中国应重新思考与《公约》的关系，利用《公约》 的相关制度尽量减轻或克服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或困扰，并以史为鉴，在对待“区域”内海洋遗传资源归属及其立法倡议这个崭新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抉择。㉓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应当前的海疆问题呢？楚树龙认为，边海问题是长期性的存在，故国人不能期待和要求政府在短时期内解决所有领土领海争议问题。㉔李永辉认为，中国固然需要制定明确的海洋战略，但必须认识到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切不可盲目冲动，操之过急。㉕林利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争夺领土领海所有权的民族心理需求开始高于实质性的财富需求和地缘政治需求，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传统观念亟需更新。㉖张学刚认为中国解决海疆问题的首选之道， 应是用平等友好的协商谈判来解决边海摩擦。 同时， 对于一时不具备解决条件的纷争问题，从长远考虑暂时冻结、搁置，也不失为一种稳妥方案。当然，如果对方一再无理挑衅，甚至将冲突、摩擦和对抗强加到中国头上，中国理应做出有力回应。㉗金灿荣认为当前中国的海疆问题与亚太地区大战略格局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关联， 解决当前海洋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与协调。同时，加强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也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环节。㉘

针对当前中国海疆面临的问题， 部分学界人士已就如下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美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充当着保护者、利益人的角色。为此,袁鹏认为当前南海问题的症结，是所谓“一对二”，即中国同时面临与越南、 菲律宾等国的主权矛盾和与美国的海权矛盾。要破解这一困境，必须区分主次矛盾，使两对矛盾实现剥离。而要突破目前在南海问题上的安全困境， 促使美国保持中立就成为战略必须，而这并非一厢情愿的战略幻想。㉙胡德坤认为美国战略东移是牵制中国, 而非遏制中国。 因此， 中国对美政策应是以外交方式协调分歧，化解矛盾，从而破解美国在中国海洋周边设置的“对华包围圈”，使中国海洋周边环境走向宁静与和谐。㉚

可以说，无论是在历史上，抑或在当下，中国海疆问题的本质都是外国对中国主权利益的侵占。 故国内海疆问题研究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澄清历史真相、捍卫历史性权利与现实主权的重任。为此， 一些重要的海疆历史与现状课题亟应加快开展，这其中应当包括加强对中国海疆的历史地理、主权地位的法律研究、 影响海疆争端的国际因素等研究。

四、中国海洋文明的补缀与重构的尝试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个大陆文明国家，历史上的中国先民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陆地上， 故而对于海洋缺少应有的认知与了解。 这种观点似乎能够找到足够的佐证。 譬如在华夏—汉人所主导的古代帝国文明中， 中原王朝的思维逻辑就是从中心看边缘、从大陆看海洋，统治者常用“海内”一词表达自己治理疆域所及的范围，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海外”，用以表述其统治未及之地，而东部海域则往往被看作是其统治所及的终点。

直至近现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古代中国多元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 经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中国”(中原)对“四方”(非我族类之地)的同化、统一过程，以及华夏—汉人人文的扩张过程，这就是苏秉琦所说的“历史教育的怪圈”之一———“中华大一统观念”。㉛

正是在这一“怪圈”理念的指导下，相当部分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将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文化唯一的摇篮，而将广袤的东北方、东方及南方濒海之地看成一个落后的、 被动的接受中原文明辐射的地区， 以至于有学者宣称，“中国的河姆渡海洋文明只是仰韶黄土文明的配角， 妈祖文化对儒家文化来说连个配角也当不上。 中国的历史是黄土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于是，在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中，无论传统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于人们的国土意识之中，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没有和海发生积极的关系；或者说，即便中国曾经拥抱过海洋文明，但是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也被有意无意地淹没了。

历史的面貌果真是如此吗？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伴随着考古学界对环中国海历史遗址的发掘，有关学者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 将沿海一带中国先民的活动轨迹予以补缀与科学串联。迨至今日，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业已渐次清晰，并以重构之态日益呈现其真实面目。

1.考古学者对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初探索

20 世纪 30 年代， 林惠祥通过对福建武平遗址的发掘， 发现印纹陶遗存的特殊存在是东南文化与华北文化差异的考古表征， 并认为东南地区是文化史上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㉜同时，林氏在深入研究古越族特有的有段石锛后认为， 该种“锛是出自大陆东南区，然后流传至台湾以及菲律宾，最后传到太平洋各岛”㉝。

稍后， 梁钊韬对玻里尼西亚水神 Tangaroa 的历史来源作了研究， 进一步发现并补缀了中国东南沿海先民逐岛漂航，形成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史前海洋交通史的本来影像。㉞

20 世纪 50 年代， 凌纯声研讨考古及人类学文献，将中国文化分成西部的“大陆文化”和东部的“海洋文化”两大类，并从原住民民族史的角度将西部华夏农业文明推定为大陆性文化的主流，将东部沿海蛮夷民族的渔猎文化推断为海洋文化主体，进而以“亚洲地中海文化圈”中的标志性文明表征———“珠贝、舟楫、文身”与华夏大陆性文化中的“金玉、车马、衣冠”相区别。㉟

2.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区系地位的探讨

新中国建立后， 马列主义新史观逐渐代替了旧史观。但毋庸讳言，以“中原中心论”等为代表的旧史观并没有被彻底清除。该论说的核心内涵是：中原地区文明高于周边地区， 随着中原的人们向四周迁徙，中原文明之光才辐射于四夷之地，中原周边之地是作为中原文明的辐射对象与接受者而存在的；中原先进的文明向四方落后地区的传播，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然而，随着东南亚、南太平洋群岛史前考古工作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主要源头在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 环中国海土著的海洋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源流中的重要一支的面相愈发清晰。对此，早在 1979 年苏秉琦便将我国早期古文化的关系格局划分为 “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地区”两大部分。㊱迨至 1980 年代，伴随着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框架的提出，以往“善于辑舟” 的环中国海土著先民所开创的中国海洋文明也随之被纳入其研究范畴。

与此同时， 童恩正在充分利用考古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东北、东和南面都濒临着大海， 富于开拓精神的中国先民的一支很早就扬帆远去，驶向浩瀚的太平洋，将根植于大陆的中华文明传向万里碧波之中星罗棋布的岛屿，同时也吸收了海洋文明丰富多彩的内容。㊲

3.“从海上看大陆”、“从海洋看中国”的尝试

进入 21 世纪后，杨国桢开始对“大陆思维体系”指引下的涉海研究给予批判，认为“海洋活动有它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自成一个世界，与农业世界、游牧世界是并存互动的，也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种实现方式，所以海洋不仅仅是一条路，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文明的历程”㊳。

吴春明则通过对沉船、海底文物的研究，发现“善于用舟”的百越及其他土著先民在中国东南乃至环中国海海洋文明上具有开创之功， 重新构建了数千年前东南沿海土著族群开发海洋、 以海为田的海洋生活史、 逐岛漂航形成太平洋 “南岛语族”的史前海洋交通史的轮廓，否认了土著先民的早期海洋文明与华夏—汉人兴起时代的晚期海洋文明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㊴

4.“海上文明板块”对中国历史疆域构造之影响

本年度， 于逢春基于以往对于中国疆域形成的“五大文明板块”的研究框架，专文论述“海上文明板块”的形成、特质，以及该板块对中国疆域底定的重要影响：(1)因由“海上板块”及海上中国社会力量大量吸纳白银， 明清两朝最终实现了银本位货币体制。 该体制促进了明清两朝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厥功至伟；(2)通过海上板块，美洲农作物从海上传来与普及，造成了晚明，特别是清初人口的大爆炸，伴随着这些移民向四周扩散， 以往主权管辖模糊的地域逐渐被明确地统合到中国疆域管辖体制之中；(3) 经由海上板块的通道， 从澳门引进的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内地，它不但造成了明清易代，而且对于对外抵抗沙俄侵略，对内改土归流、平准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 郑成功凭借着海上中国的海商力量收复了台湾， 并长期主导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上贸易权， 为后来中国海疆的奠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㊵

据此可见，于逢春构筑的“海上文明板块”，不仅仅是从海上的视角看世界， 另一个较具启示意义的一点， 乃是从宏观的历史构架的视角探讨了该板块在中国疆域形成路径中的地位， 这也是认识和发掘海洋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之影响的一个重要探索。

五、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及现代国家理论研究

一般而言， 前中期的清朝和近代的欧美式民族国家相比，无论是国家构造、意识形态，还是领土主权观念，都差距极大。但伴随着 19 世纪中后期以降所谓的“中华的世界秩序”的崩溃，前近代的清朝在与近代的欧美世界对峙中， 逐步认识到清朝仅仅是近代世界中的“万国之一”。于逢春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发轫于边疆危机，最初由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提出， 并最终得到清朝统治者认同的近代国家意识， 使得晚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天下观，转而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和被称之为“中国人”的国民的铸造作为目标。于是，近代中国开始模仿欧、美、日各国，将民族国家构筑的终极目标亦设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一政治诉求意味着最终否定居民(或臣民)中的族群多样化与文化多样性，希冀将整个版图上的居民(或臣民)铸造成国民，并使其统合于一个“民族”(国族)之下㊶。

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 后进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会在不同阶段出现六种不同的危机，这其中，最首要最基本的是“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基于此，冯建勇以辛亥革命这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时机为切入点，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视角，考察了晚清民初时期边疆地区的政治实态和民族心理， 乃至此诸地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状况。同时，冯氏将具有诸多共同点的外蒙古、新疆、西藏等藩部地区，置于同时代的位置上予以探究，意在将处于同一时期的此诸边疆地区之间的政治变迁予以横切、进行比较的研究。另外，将以往被忽视的、 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前后边疆政治变迁的整体状况予以究明。㊷应该说，这是一个鲜有人予以尝试的领域。

民族国家之构筑不仅对近代中国边疆之政治实态影响颇著， 并且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来考量的话，即使到了今天，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统合国内各族群及各类各阶层人群的政治整合与凝聚功能，也是其它意识形态所难以取代的。在当代中国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 各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是关系着国家稳定、统一的重要基础。所以，从国家认同角度探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张群则利用社会学定量方法对西藏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现状进行了考察， 发现被调查的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程度非常高，但也存在着国家认同情感与认知的不匹配问题，且在本民族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知方面的得分更是不高。㊸

然而，亦应充分认识到，边疆民族因其居住地属于国家的边缘地带， 以及其族群属于非主体民族， 因而形成了本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且具有选择的地缘条件和社会条件。 为此， 有学者建议， 通过公民身份的建构来实现对国家认同与本民族认同的整合。㊹张燚认为，国家认同与本民族认同的错位，其根源在于“制度失衡”，重新恢复制度平衡也就成为重塑国家认同的必然选择。 重建制度平衡的目的是建立强国家认同与强民族认同，其基本原则是公平与正义，核心是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统一，关键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保障是司法审判独立于民族身份。张氏认为因由“错位认同”颠倒了国家与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形成一种极端民族主义， 进而在一些边疆多民族地区发生了包括新疆“七·五事件”和西藏“三·一四事件”在内的多起暴力犯罪事件。㊺当然，需要澄清的是，错位认同的出现，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它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两者之间绝不是等同关系。

恰如前述所展现的本年度研究取向那样，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使用近现代民族构建的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边疆问题。毋庸置疑，使用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等理论框架来阐释边疆民族与国家及政府关系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但应注意的是这些词汇产生的时间、空间。如果强行地将这些词汇予以前置，则可能陷入“误用”、“滥用”的境地。同样，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时代才出现的“国家认同”概念去套前近代的乾嘉时期“家天下”时代，或许显得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