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夷夏观形成的基础，尽管它在这些王朝经营边疆方面并没有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但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观念则不仅为这些王朝继承和发展，而且直接左右着这些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上述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不仅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两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据《晋书·江统传》载：江统之所以撰写《徙戎论》，是因为“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江统的《徙戎论》从内容看，直接继承了《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论，开宗明义即做了如下引述：“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﨑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进而主张将“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着阴平武都之地”，及内徙之匈奴、高句丽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恵此中国，以绥四方，徳施永世，于计为长”。将内徙的边疆民族迁出中原从而“恵此中国，以绥四方”，自然是不现实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故而并没有得到晋王朝统治者的赞同和实施，但源出于这种观念的主张放弃或不直接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建议则直接妨碍了上述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众所周知，西汉王朝在汉武帝的苦心经营以及昭、宣二帝的努力下，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在元帝时期这种拓展的趋势不仅消失殆尽，相反却出现了疆域萎缩的情况，尽管汉王朝国力的衰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和元帝周围大臣的建议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些大臣中，贾捐之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据《汉书·贾捐之传》载：初元元年（前48），珠崖郡（今海南岛）辖众反叛，元帝“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崖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捐之对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闻尧舜，圣之盛也，禹入圣域而不优，故孔子称尧曰大哉，韶曰尽善，禹曰无间。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曁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进而主张“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当时，汉王朝确实面临着一个国力衰弱的问题，但还不至于无力维持在珠崖郡的统治，所以贾捐之将珠崖郡非“冠带之国”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主张放弃。更重要的是汉王朝不仅由此放弃了对珠崖郡的经营，而且调整了其边疆政策，即“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1]不再积极经营边疆。

类似于贾捐之此种放弃或不直接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主张，对上述王朝经营北疆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其主要表现即是北疆问题的不断反复。秦王朝面对匈奴的威胁修筑了长城作为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是典型的消极防御的政策。两汉时期，匈奴最初是其最大的威胁，在经过汉武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下，至甘露二年（前52）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后，汉王朝也并没有谋求对匈奴的直接统治，所以东汉时期匈奴问题依然是最主要的边疆问题。建武二十六年（50），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成为东汉王朝进攻北匈奴的得力助手，但东汉王朝在元和八年（85）北匈奴败亡之后，并没有积极确立在草原地区构筑统治体系，而是任由由自己扶持起来的鲜卑成为草原的主宰，以致鲜卑重新成为边患，并最终建立起了统一我国北部地区的北魏王朝。进入隋唐时期以后，情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先是突厥，后是薛延陀，又成为了隋唐两朝北疆面临的最大威胁。尽管唐王朝在解决了东突厥汗国灭亡后，一度改变了过去“不治”的方针，在北疆地区设置了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及以游牧民族部落为都督府的方式对北疆实施管理，但这种统治方式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效治理，而且也克服了许多阻力。如贞观四年（640）突厥汗国灭亡后，唐太宗与大臣商讨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时夏州都督窦静即认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升，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以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縻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2]窦静虽然反对的是将突厥降众内徙安插，但其观点中所表露出的依然是在“华夷之辨”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统而不治的思想。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时期，游牧民族对北疆的威胁也并没有改变，而明王朝的北疆政策又回到了秦王朝修筑长城的起点。

不可否认，上述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这些王朝，也有积极经营边疆地区的行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汉唐两朝前期对边疆地区的积极开拓，但这种积极的开拓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希望“德化”边疆民族来保持其在中原地区统治地位的稳固，其思想基础还是源出于先秦时期的“用夏变夷”观念。西汉王朝对疆域的积极经营主要是在武帝到宣帝时期。史载汉武帝“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莬、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3]宣帝时期，在此基础上，西汉王朝又实现了对匈奴的臣服，在西域则设置了西域都护维持对辽阔的西域地区的统治。唐王朝对疆域的积极开拓则主要是在唐太宗至唐玄宗时期，“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4] 就是对这一时期疆域拓展结果的具体记述。但是，这种积极经营，谋求的最终结果是“广德四海”、“德被四夷”，直接的目的则为了避免中原地区继续遭到边疆民族的侵扰而已。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最初的目的是联合月氏共抗匈奴，但后来却和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一起成为“威德遍于四海”计划的一部分。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西汉王朝对西域、西南夷即由此开始。唐王朝时期这种观念的约束也并没有突破，唐太宗在唐王朝疆域的确立方面可谓功绩卓著，但他也并不崇拜武力，认为“兵甲者，国家凶器也”，[5]反而倡导“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徳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6]也正是因为希望通过“德化”来维持和边疆民族的关系，所以在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中，对边疆民族实施羁縻统治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所谓“羁縻”，按照《汉书·司马相如传》引师古的注：“羁，马络头也；縻，牛纼也。言牵制之，故取喻也。”也就是说，这些王朝经营边疆地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谋求对边疆地区领土、资源的占领和开发，而是希望通过对边疆民族政权的控制，来保证汉族居住区的稳定。就是这样，汉唐对边疆地区的积极经营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唐狄仁杰在给武则天的上书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茍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也。始皇穷兵极武，务求广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溃叛。汉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罢役，故能为天所佑。”[7]狄仁杰的认识，应该说是这种反对势力的代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在边疆经营方面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主张坚持“华夷之辨”，反对积极经营边疆地区，认为维持天下统治秩序正常运转的方法是“天子有道，守在四夷”，[8]即通过“德政”教化边疆民族，进而达到臣服边疆民族的目的。其二则是积极经营边疆地区的主张，希望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达到“威德遍于四海”的目的。应该说两种态度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维护以汉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个是主张采取“固本”，即巩固中原地区统治的方式实现，一个则是主张通过“安边”的方式实现。从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在边疆经营方面的表现看，一般讲在国力强盛的时期，后者往往成为这些王朝经营边疆地区的主导思想，而在国力衰弱的时期，前者则主导着这些王朝的治边政策。这些王朝疆域的盈缩就是在这两种主导思想的交互作用下而呈现忽大忽小的发展态势。

应该说，两种思想在疆域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固本”自然是疆域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因为它所要维护的统治范围仅仅限于中原地区，如果按照狄仁杰的说法仅仅是“东距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的狭小范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疆域自然难以发展。“安边”与“固本”相比，在边疆经营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这也是汉唐两朝疆域和秦王朝相比有较大突破的原因之一，但这种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边”所谋求的依然是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边疆地区的经营属于从属的地位，有此所带来的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则主要是维持“册封朝贡体制”的正常运转而已，这一点在北疆地区表现最为突出。自西汉王朝在甘露二年（前52）确立了和匈奴的臣属关系之后，一直到明朝和蒙古俺答汗建立起“封贡”关系，期间除唐王朝在草原地区设置过一个时间短暂的燕然都护府之外，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这些王朝再没有设置过管理机构，双方维持的多数仅仅是朝贡册封关系，而这些王朝在经营北疆地区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则是在经营整个边疆地区处于第一位的。二是“安边”并没有带来对边疆地区积极有效地开发，统治体系的构筑和维系多依赖于内地的供给。从秦汉到明代，综观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最为显著的成就仅有屯田一项值得提及，也为后人所称道，但以汉唐两朝的边疆屯田为例，没有一处的屯田是为了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而进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决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因而这些屯田活动是否可以看作是这些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却是值得怀疑的。

总之，在先秦时期夷夏观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观，对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华夷之辨”观念的存在制约着这些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积极经营，也为中原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融为一体设置了一个人为的障碍，这应该是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为什么不是由汉族所建王朝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清王朝的雍正皇帝有过精辟的论述，详见下述。

四

和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相比，边疆民族所建实现中国大部分地区统一乃至全国性统一的众多王朝，尽管被称之为“夷”，但其民族观中也继承了先秦时期夷夏观的某些内容，只是这种继承并不是简单地承袭，而是批判地继承，总的发展趋势则是不断冲击“华夷之辨”观念，并最终打破了这种观念的束缚，为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乃至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匈奴人几乎和秦汉王朝同时实现了对我国北部草原地区的统一，但由于它没有入主中原和接受中原地区传统的礼仪制度，所以没有被纳入到中国古代的王朝序列之中。第一个被纳入到这一序列中的是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之后由北魏分裂出来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女真人建立的清王朝等均被纳入其中，[9]而且元、清两朝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大统一，其他王朝则多数实现了对我国北部地区的统一。

从史书的记载看，这些王朝基本上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和对边疆民族的划分理论。在鲜卑政权的统治者拓跋珪将国号由代改为魏的诏书中，我们可以见到如下的内容：“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徳，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10]这一诏书反映的拓跋珪对天下秩序的认识霍恩明显是源出于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内容，因为所谓“九州”的概念不可能产生在鲜卑人的观念中。在辽、金、元、清四朝统治者的观念中，“天子以四海为家”、[11]“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豈能致一”、[12]“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13]等等，这些观念都明显的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内容。至于对边疆民族的认识，尽管这些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属于“夷狄”的指称的范围，但他们还是沿用了“夷”、“狄”、“蛮”、“苗蛮”等源出于先秦时期夷夏观的称呼。如清高宗在下令征金川的诏书中即有“朕思此等苗蛮，虽属化外，而叛服无常，端由办理不善”所致。[14]

在继承先秦时期夷夏观上述内容的同时，在这些王朝民族观中也存在着否定先秦夷夏观某些内容的现象，对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华夏正统”的地位；二是改“贵中华，贱夷狄”为“贵夷狄，贱中华”。

否定汉族所建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既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的需要，也是边疆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第一步。边疆民族和汉族所建王朝对“华夏正统”地位的争夺，实际上早在匈奴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据《汉书》卷94下《匈奴传》载：更始二年（24）冬，更始帝代莽而立，试图和匈奴恢复西汉以来的臣属关系，“遣中郎将归徳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王侯以下印绶，因送云、当余亲属贵人从者。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牚距，单于终持此言。”匈奴单于舆所谓“当复尊我”自然是想让更始政权“称臣”于匈奴，尽管由此我们还难以断定当时匈奴已经有了统一中原的愿望，但否定更始帝天下之主的含义却是明确存在其中的。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族所建王朝“华夏正统”地位的挑战则由争论转变为了实际行动。以匈奴为主体建立了汉国的刘元海不尽有着如下弘论：“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徳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徳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5]而且在发表上述宏论的第二年即称汉王，走上了争夺“华夏正统”地位的道路。前秦苻坚则是视自己为“华夏正统”而认为东晋是属于应该“宾服”的：“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16]进入辽金时期之后，尽管两宋统治者心中还认为自己是“华夏正统”，但也不得不承认辽金王朝的的正统地位，因为在1004年宋王朝和辽王朝签订“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开始以叔母礼对待辽王朝的萧太后。[17]之后和金王朝的来往也基本上保持平等的地位，1120年，宋王朝给金王朝的诏书开头的称呼是：“大宋皇帝谨致书大金皇帝”，[18]已经完全没有了“华夏正统”的自傲。元王朝统一中国后，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更是自诩为“华夏正统”。元武宗的诏书中有“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一语；[19] 汉族人士对元王朝的认识则是“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20]已经完全无视汉族人的“华夏正统”。

彻底否定先秦时期夷夏观中“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既是边疆民族所建王朝获得“华夏正统”地位的要求，同时也是谋求和汉族平等地位的表现。在隋唐以前，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明显要领先于边疆地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贵中华，贱夷狄”观念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基础，也深深影响着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初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还要伪托汉族王朝的后裔，如匈奴人刘元海在建立汉国时即伪托是汉王朝的后裔，“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21]而石勒则长期为这种观念困扰，迟迟不敢自立为帝，“顾取之不为天下所许耳”。[22]这种状况至辽金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辽金统治者虽然依然承认自己是夷狄，不仅没有了自卑的感觉，反而开始轻视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宋王朝。1042年，韩琦在上宋仁宗的奏书中谈到了辽王朝对宋的态度：“朝廷爱念生民之隐忍，岁益金币之数，且固前盟，而尚邀献纳之名，以自尊大，以轻视中国，情可见也。”[23]迄至元王朝时期，元王朝依据民族的不同的被征服的前后将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包括畏兀儿人、回回人、钦察人、康里人、唐兀人、汪古人等为第二等；汉人，主要是指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为第三等；南人，主要指宋王朝辖下的汉族人。元王朝将汉族列为四等人，实际上是用国家政令的方式彻底否定了“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

1644年，女真人建立的大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经过明王朝的统治，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在社会上的影响又有所恢复，但遭到了清王朝统治者的有利驳斥，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沉重打击。对汉族传统夷夏观进行批判虽然早在顺治帝时期就已经有过，但系统地反驳则是在雍正帝时期。雍正皇帝时期，以曾静、吕留良为代表的汉族儒士以先秦时期夷夏观为理论基础，肆意宣传对满族的歧视思想。针对这些人的言论，雍正皇帝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据《大义觉迷录》卷1的记载：雍正皇帝首先明确表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承认自己的“夷狄”身份，但却认为所谓“夷狄”仅是地域上的一种划分，“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否认这是“中外”划分的标准。并进而认为：“尽人沦则谓人，灭天理则为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对“夷狄”在文化上的歧视现象。

以边疆民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对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冲击乃至否定，并不是简单的观念的论争，它是两种不同边疆经营观念冲突的表现。从我国历代王朝对边疆的经营效果看，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之所以难以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统治和开发，关键是受到了传统夷夏观将“华夷”分为内外的束缚。雍正皇帝认为“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24]应该说是道出了自秦王朝至明王朝为什么都无法彻底解决北部边疆问题的主要原因。

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对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否定，并不是简单的民族观的突破，它对于这些王朝处理民族关系，乃至经营边疆地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仅从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看，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提供了理论武器。如前所述，在两晋时期，边疆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还需要有所顾及，或迟迟不敢问鼎大宝，或假托汉族先圣后裔，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出身夷狄，恐怕建立政权后得不到汉族的拥护，难以跳出先秦时期夷夏观的束缚。进入辽金之后，先秦时期夷夏观开始被逐步打破，尽管传统观念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已经难以遏制夷狄政权也可以继承“华夏正统”观念影响的不断深入人心，而与此同时边疆民族问鼎中原的次数也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边疆民族所建政权也由一统中国的半壁江山，发展到了元、清两朝的全国大一统。

其次是为北疆地区融入中国提供了理论准备，解决了北疆地区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边疆问题。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对先秦时期夷夏观的否定一方面为这些政权入主中原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是这些政权接受“中国”观念的过程，北魏、辽、金、元、清各王朝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就是这种观念转变的结果。这种转变对中国疆域形成的作用最直接的影响是突破了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人为界限。由于这些王朝多是北疆地区的民族所建立，所以随着界限的打破，不仅解决了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难以解决的北部边疆问题，而且加速了北部草原地区融入中国疆域的历史进程，从此之后北部地区成为了中国疆域日益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不再是“中国”之外的区域。

再次是为边疆的内地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进而促成了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先秦时期夷夏观的被打破，不仅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促成了这些王朝边疆经营方针的变化。边疆经营方针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不在是拱卫中原地区安定的附属品，边疆统治制度的不断内地化、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日益得到重视。以清代为例，先秦时期夷夏观被打破之后，清王朝的治边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中国传统的“以夷治夷”思想逐步转变为“以汉化夷”，促成了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儒家思想观念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中国传统的“羁縻而治”的思想被彻底否定，“改土归流”政策的具体实施加速了边疆地区统治方式的内地化趋势；传统的只求“夷汉粗安”转变为追求“长治久安”，注重于从根本上解决边疆问题；在边疆防御上则彻底放弃了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思想等等。[25]清王朝这些治边方针和具体措施的变化，无疑彻底改变了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统而不治”的状况，取消了边疆和内地的人为界限，这对于边疆地区和内地融为一体起到了凝固的作用，进而促成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

总之，先秦时期夷夏观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促成了中国疆域的核心中原地区的统一，同时它也为中国疆域的形成构筑了一些障碍，使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而清除这些障碍的任务自然不可能由产生这一思想的汉族人来完成，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北疆民族的身上。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被突破而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是由边疆民族完成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