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题：《在学理探究与现实需要之间追寻经世致用之道——2012 年度中国边疆学与疆域理论研究论衡》

原文出处：《东北史地》2013年第5期，第7—17页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创新项目“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2013年度）

作者简介：于逢春 中国 社会科 学 院 中国边疆 史地 研究中 心 研究 员 博 士 生 导师 北京 110000；冯建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北京 110000

摘要: 本 文 梳 理 了 2012 年度学 术 界 出 版 的 有关 边疆学 、统 一 多 民族 国 家 疆域 整合 、 近 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藩属体系、国外学者边疆理论、海疆历史性权利与现实主权归属、中国海洋文明的重构与补缀等研究成果，在对其予以评述的同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边疆学；疆域理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海洋文明

引 言

如从学术视角来梳理 2012 年度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的种种变化以及研究趋向的话， 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因中国的逐步复兴，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历史上中国疆域、 古代及近代中国与周边诸国(部)关系问题；其二，在中国海疆，我与日、菲、越等国围绕着钓鱼岛、南海主权等问题发生种种争端。 前者引发了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疆域统合理论问题的探讨， 后者则让学者们致力于关注今日中国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海疆历史性权利与现实主权地位问题。凡此种种，不仅需要在微观上灵活的现实政策应对， 更需要从宏观上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诠释、破解迫在眼前的中国边疆本身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及现实关系问题，进而争取在事关国家领土(领陆、领海)完整等问题上取得话语权。

2012 年度，国内学术界继续出版与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疆域理论与边疆学理论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整合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思考，对藩属体系的理论梳理，对国外学者边疆理论的检讨， 对海疆历史性权利与现实主权归属问题的考察， 对中国海洋文明的重构与补缀， 以及对当前中国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模式的探讨等。

以下，笔者就目前所掌握的难称全面的资料，对上面提到的研究状况予以评述。

一、边疆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研究

多年来， 边疆理论学界一直尝试着将中国边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并从学科内涵与外延视角予以阐述。本年度，郑汕等出版的《中国边疆学概论》一书，可谓实施这个夙愿的良好开端。该书内容由绪论、筹边观、疆域、边界、周边关系、边政、边务、边防、边民社会，共 9 章组成，旨在以“底定边疆”、“经略边疆”为两条研究主线，以古代边疆、近代边疆、现代边疆为历史线索，以边疆要素研究为范式。①虽然从一门学科构建的角度来看该书的涵盖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框架难称完备或妥帖，但筚路蓝缕之功却不可没。

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问题， 学术界对此议题长时期认识不一。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在“究竟谁能代表古代中国”等历史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对此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学者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 曾首次讨论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进而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疆域范围与形成时间等论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可粗分为两类，即白寿彝提出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孙祚民提出的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从 197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不少学者就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谭其骧、翁独健、杨建新等在上述的白氏、孙氏观点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1840 年前的清朝疆域说”、“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说”、“中原统一王朝疆域说”。

毋庸置疑， 上述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疆域的形成问题是非常有益的。但国内外学者，无论他们对中国疆域范围或奠定时间持什么样的观点， 大都没有探讨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与模式问题。 更没有厘清构筑中国疆域的内在力量来自何方， 也没有解明中国如此广袤的疆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问题。

为了破解上述议题， 于逢春从本世纪初期开始不间断地探索， 并于本年度将相关成果荟萃成编出版。于氏在考察汉、唐、元、清四大帝国的形成地域、 文明渊源及其开国君主的出身民族 (族群)时，发现了与以往的惯常思维截然不同的东西：除了汉帝国的刘邦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大都在秦帝国核心地带的边缘———泗水郡之外， 其余三个世界级帝国———唐、元、清的开国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则均在旧帝国核心区域的边缘， 乃至于古代农耕地带的边缘，其出身的民族(族群)亦非汉族。尤其是元、清这两个世界级帝国的创立，它们不但分别将其发祥地(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东北与极东之地)带进了崭新的帝国秩序，而且在征服了原有帝国疆域的同时， 还开拓了新的疆土。为此，于逢春将“文明板块”概念引入中国疆域研究领域，论证了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五大文明板块及其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不断碰撞、彼此攻防与吸纳，渐次融为一体，并最终由清朝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底定了中国版图。②

本年度，于逢春的《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与模式》 一文探讨了中国历史疆域得以底定的内在机理，即“五大文明板块”得以统合是因为古代中国有“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理论等黏合剂。 进而阐述了虽然在 1820 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文明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疆域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文明板块的领袖心中的国家疆域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是想象的或理念之物，但“随着‘大一统’思想渐次成为‘五大文明板块’上各种政权的共通意识形态， 各个板块上的人们也随之逐步累积了实践‘大一统’思想的物质基础”。③如果说，“大一统”思想及其“天下观”为中国疆域统合提供了丰富的哲学依据，那么，司马迁的《史记》则从血缘、谱系入手，构建了“华夷同源”的族群认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构筑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不但为华夏族群所认同，而且为夷狄族群所认同，进而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 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之夏与刘渊之汉、鲜卑人之前燕、南凉、北魏、西魏等政权，莫不以黄帝之裔自居，并以此作为入主中原的法理根据。于氏认为，虽然古代中国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共祖” 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事实上，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边疆意识有直接关系。安介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边疆意识产生并强化于频繁、 复杂的边疆争端及争议之中。故边疆争端、边境争议，是历史时期边疆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最大动力源。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 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④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处于一个持续的直线式上升通道的， 尤其是人的意识更是如此，它很有可能基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有所反复，这或许是一种常态。如果在研究过程中， 一味地期待着用直线发展的模式看待它的演变，很可能陷入一种自我预设的模式。仅就边疆意识而言，诚然总体而言，越往后代，人们对边疆地位的认识越会明确，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反复。譬如 1870 年代，在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有关“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之争中，当时参加大辩论的人们仍对边疆究竟是国家之“肘腋”、“腹心”，抑或是“四肢”问题进行争论。即使今天，仍有人视边疆为荒域乃至于弃地而不予看重。

19 世纪中后期以降，近代中国逐渐被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在清朝前中期，历代皇帝还能以“大一统”理念为指导，开创了空前一统的疆域，那么，迨至清末，在所谓的“条约体制”体系下，“大一统”治国理念已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整个疆域内的国家认同出现危机， 一统的疆域格局受到挑战。高月对此有感而发，指出为重新统合疆域， 尤其是将边疆地区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清朝开始实施新政改革。伴随着新政，清统治者将国家权力渗透进基层， 努力建构国家认同。⑤

二、藩属体系再研究

过去数十年间， 对于如何认识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本质这一问题， 中外学者做过无数次的探讨与辩论。 若论对此理论问题研究最为系统、影响最大者，则非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中国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理论莫属。⑥该理论认为， 朝贡制度 ( the tributary system) 曾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传统关系的主要形态， 进而成为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基本国际关系形态。 此一理论甫经提出，学术同行随即称引不缀。欧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学者，大多接受了此理论。仅就亚洲而言，中、日、韩学者也深受其影响。⑦以中国为例，“朝贡制度”、“朝贡贸易” 等词几乎成为近些年中国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常用术语。⑧费正清理论所带来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以至于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在评论此现象时宣称： 纵使不少历史学者对于该理论存在着诸多争议，然而其架构与论点，在国际学界似乎已然成为“不朽之势”⑨。这一评价大致能反映出真实情况。

本年度，有多篇文章围绕“朝贡制度”与“朝贡关系”问题展开讨论。程尼娜认为隋唐中央王朝虽然多次出兵讨伐高丽，直至将其灭亡，但却始终没有隔断高丽对隋唐王朝的朝贡关系。⑩

王来特则考察了日本自 17 世纪初至 18 世纪初以降逐步脱离中国所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的过程。认为东亚海域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 对中日之间贸易主动权的消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⑪

王日根等考察了有明一代朝贡体制与海权力量的关系。认为在朝贡体制重建过程中，明初的海上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海军的远洋投送与作战能力， 使明政府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控制了朝贡贸易的核心———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从而确保明政府在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⑫

如果说， 前述研究成果完全是基于传统历史学的视野考察朝贡制度问题的话，那么，因由近年来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国际地位的渐次提升，国际学术界开始热衷讨论一个议题： 崛起的中国将往何处去？ 未来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的区域国际体系将会以一个怎样的方式运行？ 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下，目下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有学者开始研究朝贡制度， 试图通过关注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历史， 进而期待着能够对当代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某种启示。

韩献栋从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视角， 考察了朝贡体系在东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所面临的命运。认为朝贡体系从汉代确立，直至二千年后的 19 世纪末期才迎来了第一次转型。此次转型主要起因既有来自于西方势力的冲击， 也有来自于长期游离在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的影响。是故，随着中国的衰落， 东亚体系内秩序的主导权也由中国转移至日本。与此相伴，朝贡体系也开始了解构的过程，越、泰、琉、朝等朝贡国与宗主国———中国之间的原有制度安排纷纷解体。⑬

张勇进等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理论中得到启发， 认为朝贡体系不仅仅是中华帝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策略互动的产物， 而更应将其视为一种国际社会形态。 东亚朝贡体系下的中华帝国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双边的，而不是多边的。朝贡体系对于任何愿意根据中华帝国所立条款参与的国家都是开放的， 故朝贡体系具有加入的开放性和弹性， 它构成了中华帝国和其他组成国家之间交往的深层游戏规则。所以，中华帝国更像是一个霸权国，而不是一个宗主国。⑭毋庸置疑， 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考察朝贡体系，将会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并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 但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果在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肆意以跨学科的名义，将朝贡体系予以解构，则可能会背离了研究者的初衷。 很明显， 无论是作为 “中华的世界秩序”，抑或是作为“东亚的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所承担的亚洲的历史模式似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在当前的东亚地区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