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39—45页

作者简介：方铁（1949-），男，蒙古族，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山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与民族史研究。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理论，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本文以边疆观念史与边疆治理史、边疆经营史与边疆开发史方面的问题为例，应用中长时段方法做新的审视，认为古代的治边观与边疆治策经历了动态发展的过程，元代的土官制度是前代羁縻之制的重大发展，并开创了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南北有别的时期；历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可分为秦汉至宋以及元至清两个差异较大的时期，不同时期经营边疆经济门类的重点亦相应改变。

关键词：布罗代尔；中长时段方法；中国边疆史

诞生于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是法国当代史学的主流，并对西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兴趣，尤以总体史观和三维历史时间观的影响最大。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史料本身并不构成为真正的历史学，赋史料以生命，并使之成为真正历史学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1951年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出版。他提出“分析的历史哲学”，而与此前的“思辩的历史哲学”相对立，并在历史哲学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沃尔什认为历史学家的思维方法可称为综合方法，即“对一个事件，要追溯它和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并从而为它在历史的网络之中定位的方法”。沃尔什对综合方法的定义，概括了总体史观的基本内核。［1］（P224）

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获得长足发展，在70年代达至鼎盛。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发展了总体史观并提出包括三种时间观念的长时段理论。他强调历史时间有不同的类别，大致可划分为结构（Structure）、局势（conjoncture）和事件（event）。这三种社会历史时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按照结构、局势和事件的顺序排列，并提出事件不过是“尘埃”，只有结构和局势的结合才能对历史给出最终解释。在其主要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应用长时段方法进行了研究和叙述。［2］（P244）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著作便产生于这一时期。

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我国学者做了如下归纳：［3］（P142）布罗代尔主张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这三种时段在历史运动中所处的层次、位置和作用各不相同。所谓长时段，指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等。长时段研究的是历史的结构，他称之为“几乎不动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历史对人与社会的制约最为显著。所谓中时段，是指时限较长时段短的某些历史因素，如人口增长、流通分析与国民产值等，中时段的时间约为数十年，可以用“态势”、“局势”和“周期”来叙述。短时段处于历史运动的表层，主要研究事件、现象和人物短期的活动。

长时段理论的提出，是历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这一理论将历史发展过程分解为不同的时段，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注重发掘中长历史时段下隐藏的结构性因素，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给人们以积极的启示。同时应指出，布罗代尔关于三种时段重要性位置的排列有失偏颇。关于事件、现象和人物等短时段问题的研究，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与前提，进行中长时段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复原基本史实及相关剖析的基础之上。沃勒斯坦也认为，结构、局势和事件的排列顺序，是“该书（按：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的一个严重错误”，“如果布罗代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最后以局势做总结，那么该书的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加。”［2］（P244）长时段理论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忽略了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在他的理论中明显被忽视；在叙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布罗代尔过分强调后者的“决定”一面，而忽视人的“创造”的一面。

在我国史学界，中国边疆史是近年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包括民族史、地区史在内的专门史，以及历史地理学中的人文历史地理，较早研究中国边疆史方面的问题，并取得受到推崇的成绩。与断代史相比，边疆专门史较注重历史的横向联系与纵向发展，注意历史过程的动态改变及其线索，关注边疆与内地、边疆与邻邦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边疆专门史还注意学习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边疆专门史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研究缺少全国或总体上的视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尽如人意等。中国历史地理学,大致有研究地理学中与历史相关部分的学科，以及探讨历史学中与地理有关部分的学科两种定位，或者说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4］（P2）因此，历史地理学兼采历史学与地理学两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并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有所侧重。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特点，是擅长从整体观、发展观、运动观与比较观的角度考察历史。由于边疆专门史与历史地理学均较重视贯通时段的研究，亦较注意研究对象与相关领域及相关问题之间的深层联系，致使在中国边疆史的某些领域，研究者较多采用源自长时段理论的中长时段研究方法，相关的研究也较明显地体现出总体史观。

近年尝试用中长时段方法探讨中国边疆史，大致可列举以下的研究为代表：

其一，边疆观念史与边疆治理史。前者主要指历代治理边疆的观念、思想与方略，后者大致包括历代治边的政策、措施及相应的社会实践。历代治边虽各有特点，但诸如“内华夏外夷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与“欲绥远者必先安近”等治边的思想或方略，历代在边疆置郡县、开通道、移民及屯田等举措，以及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都经历了上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而非某一王朝所独有。

如传统治边观。早在先秦时期，诸侯国政治家便提出“五服”说或“九服”说。①对《禹贡》的“五服”说以及《周礼》之“九服”说，历代方家的理解大体一致，即认为其言提出以王畿为国家的中心，统治由近及远推向四方，对不同地区的管理及这些地区对国家承担的义务，亦由近及远而逐渐削弱。两汉接受先秦“五服”说或“九服”说的内核，同时总结汉代治边的经验，进而形成“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的思想，尤以班固所言最具代表性。②班固认为华夏与夷狄有山谷或大漠隔绝，不可随意扰乱。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面兽心”，其章服、习俗、饮食、言语异于华夏；夷狄之地取之不可耕，夷狄之民臣而不可牧，封建王朝应区分诸夏与夷狄的界限，做到内外有别；进而提出对夷狄应施治有度，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与夷狄交往应“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若夷狄慕义贡献，王朝须待之以礼，有争端则“使曲在彼”。若能如此，可羁縻夷狄而不绝，最终达致强国安边的目的。汉代以降，“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成为大多数中原王朝治边思想体系的核心。治边方面的下述思想或方略，便大致是从“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发展而来：“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5］（卷一九三P6067）“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6］（卷三○P678）朝廷对四夷应怀之以德，服之以威，“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7］（卷七）“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8］（卷三七七）可见“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思想在古代影响之深远。

又如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历朝治边大都有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情形。秦汉时便有重北轻南的倾向，以后逐渐形成重要的治边传统。《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於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9］（卷三〇P831）唐代房玄龄亦言：“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10］（卷九P486）两宋重北轻南的倾向更为明显，王象之云：“朝廷御边，重西北而轻东南。”［11］（卷一）《元史·地理一》总结历代边患说：“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12］（卷五八P1345）明朝治边仍以北方为重点，重视防守漠北的蒙元后裔鞑靼及瓦剌诸部。朱元璋立国后分封二十四子，将之遣往各地协助统治，其中不少镇守北疆。在诸统一王朝中，仅有元清两朝的重北轻南倾向不甚显明，主要是因北部草原为元朝的发源地与根据地；清朝通过联姻与蒙古诸部交往密切，一定程度缓解了来自北部草原的压力。

重北轻南的传统深刻影响了历朝治边。历代驻兵、屯田的重点多在北方，经营南部边疆的规模相对要小得多。在历朝的正史与奏疏中，对北部边疆的治策探讨较多，针对南部边疆的则明显减少，一些重要的治边方略，便是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总结而来。如东汉班固说：“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13］（卷四〇下P1374）唐凉州都督李大亮总结朝廷对突厥的政策，认为内地与边疆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不可摇根本以厚枝叶。③唐朝实行“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的治策，亦主要是来自应对北方夷狄的经验。④由于防守的重点在北方，元明以前历朝经营南部边疆均不甚积极。至元清两朝，由于缓解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因此加强对南部边疆的经营。

至于封建王朝治理边疆的政策，也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过程。以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进为例。据研究，［14］秦汉至唐宋历代王朝的边疆少数民族治策，通常被称为“羁縻之制”。“羁縻”的本意，言朝廷若掌握马之“羁”（笼头），牛之“縻”（鼻绳），便能有效控制少数民族而又较宽松随意“，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15］羁縻之制是历朝经营边疆的一项重要创造。但羁縻之制也有明显的弱点，主要是朝廷对边疆少数民族重在羁縻而约束不足，管理较随意且缺少制度化规定，同时在全国普遍推行大致相同的治策，并无南北方等区域性的差异，由此反映出羁縻之制尚不完备。

元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官制度，由于具备以下新的特点，而与羁縻之制有较大区别：朝廷任命少数民族首领出任的土官，为国家的正式官吏，不可随意废除，但可世袭；朝廷在边疆设立军事统制机构宣慰司，并广泛任用土官为边疆地区州县以及宣慰使司及所属机构的长官；土官有相当大的权力，其权力为朝廷所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土官可统辖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土军，朝廷有调用土军出征之权；土官接受朝廷相对规范的管理，并缴纳一定的赋税，还承担其他义务。元朝在南部边疆实行土官制度，还具备施行范围较广、推行力度较大以及成效显著等特点。

土官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能成功推行，与当地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关。南部边疆多山且地形复杂，气候类型亦复杂多样。不同高度的地区其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相异，居住不同高度地区的居民，对特定生态环境及其动植物资源有明显的依赖关系。在共同族源基础上形成的大小村落，又以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为纽带，结成更大的势力并相互依存。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生存及其相应活动，以相对稳定占有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以及依附于斯的人口为前提。南部边疆少数民族众多，内部结构复杂，他们既杂居共处、相互依存，为争夺土地、水源、山林与矿藏等资源，以及因复杂的历史纠葛又常结仇并长期争斗。另一方面，各地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不同派别之间，又存在经济上的互补共生关系，以及家族与社会方面的复杂联系，因此，当地社会形成了内部矛盾尖锐突出、需时常调整以维持平衡的特点。

土官制度的实质，是朝廷承认各级土官占有土地等资源的合法性，同时根据土官忠诚与否，决定是否收回其资源占有的权力，从而掌握了干预其内部争斗及左右平衡的钥匙，并减少了因争夺土地等资源而发生的争端，为稳定土官地区的统治提供了制度化保证。土官制度的施行，也因此受到南方少数民族的普遍拥护。《明史·土司传》正确指出土司制度的特点：“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6］（卷三一〇P7981）当然，对土官制度的内在机理，蒙元统治者尚不可能有深刻认识；但土官制度适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施行亦属有效，乃被确定为可行制度并予推广。

为加强对主要对手汉人的统治，元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较为信任，对各级土官堪称宽容。元代前期统治机构官僚化的弊病尚不明显，根据具体情形较为灵活地选择政策，推行各类治策亦较为快速且彻底，这些都促使土官制度取得较大的效果。凭借土官制度，元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明显深入，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土官制度的实行，还在土官地区真正实现了历朝梦寐以求的“以夷制夷”。元代以前历朝的“以夷制夷”，施行对象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做法多属利用各政治势力间的矛盾，使之离心相攻而从中渔利。但朝廷支持的某一政治势力，可能在敌方衰落后迅速转变为支持者的新对头。如南宋先后与金、蒙古联手对付宿敌，最后在政治博弈中吃了大亏。至于凭借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土军镇压其他少数民族，在元代以前十分罕见。历朝虽招募夷兵，但大都属于雇佣兵或将之混合编入军队，少见单独组成土军并形成相应制度的记载。土官制度则使元朝统治者能有效地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使之相互监督和牵制，并有效干预各派势力的平衡。在少数民族内部为争夺资源占有与官职继承等的争斗中，封建王朝可坐观成败，而不至于惹火烧身。朝廷支持少数民族的方式，也由过去公开为某些政治势力撑腰，改变为以土官职位及其合法承继为诱饵，驱使少数民族为之尽忠奔走。至于朝廷调用土军镇压其他少数民族，由于涂上维护封建统治合法性的色彩，更易取得“以夷制夷”的效果。

另一方面，推行土官制度抑或导致土官坐大，朝廷因此鞭长莫及，此即明清两朝在一些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至于在北方草原等边疆地区，因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与南部边疆有异，元朝大致沿用适合游牧生活的万户制度，由此开创了封建王朝统治边疆的治策南北有别的时期。明清两代沿袭元制，将土官制度发展为堪称完善的土司制度，使中央政府对南部边疆的控制更为深入；清朝针对不同边疆地区分别施行的治策，在元明经营的基础上亦更趋成熟。

其二，边疆经营史与边疆开发史。近年在该领域尝试应用中长时段方法的研究，大致体现在历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经历由低潮至高潮的过程，以及这一地区经济门类的重心相应发生改变等方面。就经营的规模与深入的程度而言，历朝经营主要包括今云贵两省和川西南的西南边疆地区，大致可分为秦汉至宋以及元至清两个差异较大的时期，其中以元代为改变的契机。在前一时期，封建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主要表现在设置郡县、开通道路及向郡县治地少量移民等方面。但统治的有效性仍较有限，原因是受到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影响，也由于西南边疆偏僻落后及自然资源尚待开发，历朝遂将西南边疆归入四川大行政区管辖，并基本上不在这一地区收取赋税。西汉武帝时，在番禺以西至蜀地以南的区域置17初郡，“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17］（卷三〇P1440）唐神功元年（697年），蜀州刺史张柬之上书请罢姚州（治今云南姚安），理由是“（姚州）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少数民族”。［18］（卷九一P2940）张柬之所说的情形较为普遍。出自朝廷施治不善与边疆民族崛起等方面的原因，云南出现南诏、大理国500余年的地方割据。南诏、大理国实现了云南地区的局部统一，推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创造了条件。

元明清是西南边疆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但各朝的情形又不尽相同。云南为忽必烈所率兵平定，亦出自以云南为基地用兵邻国的考虑，忽必烈十分重视云南。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子云南王忽哥赤出镇，忽必烈面谕之：“大理朕手定，深爱其土风，向非历数在躬，将于彼分器焉。汝往，其善抚吏民。”［19］（卷七六P510）在老臣赛典赤·赡思丁的主持下，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大力推行增州县、设官府、开驿道与置屯田等治理措施，并在各地征收秋税和夏税，在边远地区则按人口或住房之数征收金银。［20］《元史·地理一》亦言：“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2］（卷五八P1345）元代之前，历代王朝经营边疆主要由国库出资，致使治边的成本极高，而收效十分有限，这是历代议论开边得失颇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元朝重视经营边疆并实质性收取赋税，既减轻朝廷的经济负担，亦开明清两代汲取边疆资源以裨国用的先河，同时对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促进的作用。

元朝将云南行省的治地置于今昆明，使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滇西移至滇东。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开通由今昆明经贵阳达镇远入湖南、连接沅陵以东“常行站道”的驿道，⑤致使今云南与四川间的旧道逐渐衰废，今贵州的腹心区域则自黔北移至黔中。《元史·地理六》说：“贵州（治今贵阳）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12］（卷六三P1536）滇东和黔中一带因有多条驿道经过，亦逐渐成为人丁辐凑、经济繁荣的地区。为保护经今贵州中部的重要驿道，也因今云贵两地脱离四川的行政管辖已成定势，明朝建立贵州省，形成今西南地区滇、黔、川三省鼎足而立的格局。

明朝将积极开发的地区，延伸至云南南部以及贵州的其他地区。太祖朱元璋认为云南诸夷叛服不常，原因是“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⑥因此在云南等地大量驻兵。明代卫所制度允许军人携带家眷，大量军户便以卫所驻守的形式移居各地，并在居住地屯田自给，乃形成较大规模的垦种营农高潮。至今西南边疆尚有为数不少的营、屯、卫、所一类地名，便是明代卫所的遗留。《明史·沐英传》言沐英镇守云南时垦田至100万余亩。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子沐春袭职；沐春镇滇７年辟田30余万亩。《明会典》说云南都司有屯田110万余亩，粮38万余石，⑦可与《明史》谓沐英时云南垦田达100余万亩的记载印证，至此云南的农业生产发展至空前的规模。贵州、广西的农业也有很大进步。但明代西南边疆的农业生产，仍以传统的农业地区为基础，而与清朝加强对边疆、僻地和山区的开发有所区别。

清朝统一全国后，内地人口急剧增加，至乾隆时形成人口高峰，大量流民遂迁入人口稀少地区以谋生路。清廷虽颁令禁止流徙，但实际效果不大。云南官府则以减税、贷给种籽、准为永业等为优惠条件，招徕流民至边疆及僻地垦荒。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户部许之。⑧由于盆地和交通沿线地区人口密集，外来移民主要移居西南边疆的边地、山区与僻地，形成西南边疆新一轮的经济开发浪潮。嘉庆重修《清一统志》记载康熙末年云南各府厅的人口数，⑨以今大理、昆明、建水、保山、曲靖和楚雄等较大盆地的人口最为密集。嘉庆年间，若按人口数量的多寡排列，云南各府厅的顺序发生变化，在排序中位置前移的府厅大都在山区或边远地区，说明这些地区发展的速度很快。贵州、广西也有类似的情形。

西南边疆古代的社会经济，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矿冶业、交通业、商业与家庭手工业等门类。在不同的时期，历代经营经济门类的重点有所改变，古代前后期的差别亦较明显。

西汉数度经营西南夷（指今云贵两省与川西地区），缘由是武帝企望开通自僰道（治今宜宾）沿牂柯江（今北盘江）达番禺（治今广州）的用兵通道，以及由蜀地经西南夷、身毒（今印度）达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邦交通道。［17］（卷一一六P2994，2996）西汉在西南夷数次设置郡县，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保护通道的安全，由于武帝设治的决心动摇不定，出现过既置复撤、其后又复置郡县的情形。［17］（卷一一六P2995，2997）唐朝亦极为重视经过云南通往邻邦的通道。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遣梁建方率兵平定松外蛮，缘由是为复通过今滇西至天竺的道路。永徽二年（651年），郎州白水蛮（在今昆明至大理一带）反，唐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率兵征讨破之，主要也是为了保护上述道路。唐朝在今滇东北和滇中的统治巩固后，将势力扩展至今滇西一带，亦寓保护经滇西至天竺道路的用意。天宝间唐朝丧失对云南地区的控制，起因便是唐朝实施打通由交州经今滇中、滇东北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道路的计划，导致地方势力爨氏大姓反叛，毁道路所经之安宁城。唐朝令南诏前往平叛，致使南诏势力坐大，最终与唐朝决裂。⑩

汉至唐前期西南边疆的种植业有所发展，但范围大都限于郡县治地及附近地区。由此可见，在封建王朝统治的前半期，边疆地区的通道（尤其是经过边疆的邦交通道）以及较小范围的种植业，是当时经营的重点，而矿冶业、商业等经济门类，以及大部分地区的种植业则较落后。

元朝在西南边疆广为设治，积极拓建驿道、清查人口、开采矿藏和征收赋税。发展交通是元朝在这一地区取得的最大成就。如云南行省有驿站78处，其中马站74处、水站4处，有马2345匹、牛30只、船24艘。⑪而实有驿站尚不止此数。云南行省的道路以省治为中心，以今大理、楚雄、西昌、昭通、曲靖、通海、景洪、保山、丽江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形成贯通全省的交通网络，并有驿道通往今缅甸、越南等国。元朝在全国广开屯田，“以资军饷”。云南、八番、海南、海北等地因是“少数民族腹心”，尤“设兵屯旅以控扼之”。［12］（卷一〇〇P2558）云南行省辖中庆路军民屯等10余处军民屯田，垦田71667双及1250顷，约合483335亩。［12］（卷一〇〇P2575，卷六一P1458）另据《元史·食货二》：云南行省有威楚、丽江等15处产金，威楚、大理诸处产银，大理、澄江两地产铜，中庆、大理等处产铁。［12］（卷九四P2377）贵州、广西的情形与云南相去不远。元朝在西南边疆经营的重点，似可按交通、农业、矿冶业、商业的顺序排列；尤以省内交通业最为发达，农业、矿冶业与商业发展的水平，较此后的明清两代仍有较明显差距。

明清两代西南边疆各省新开的道路不多，但道路的管理与运作进一步改善。明朝在传统农业地区大兴屯田，伴随农业的进步，马牛猪等大牲畜的饲养业十分发达。明廷还扩大对金银铁铜铅锌及宝石的开采。云南矿税之重屡见于边吏奏疏。⑫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奏：国家最重之征，“莫过云南输金一事”。［21］（卷一一八，卷二五〇，卷四二四）但明朝大量搜刮云南等地的金银和宝石，有一部分是为满足皇帝的私欲，这一点与清朝在云南大量开采铜银以供各地铸币不同。明朝还在贵州、云南等地大量采伐巨大原木，以满足宫廷建设需要。采木较集中的时间前后达90余年。清朝在西南边疆努力发展农业，目的之一是为征收农业税。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确定各省常平仓岁储粮额，云南、贵州分别为70万石与50万石；三十一年（1766年）各省报存粮之数，云南与贵州均为80余万石，广西为183万石。［22］（卷一二一P3558）清朝则大量开采云南的铜和银，作为京城乃至长江以南数省铸造钱币的原料，《清史·食货五》称全国多省产铜，“而滇最饶，”“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22］（卷一二四P3666）明清两代西南边疆主要的经济门类，得到较均衡的发展，并可按照有色金属采冶、种植业、畜牧业、交通业、商业（包括玉石与原木的供应）的顺序排列。

尝试用中长时段方法进行研究，还表现在边疆民族关系史方面。有研究者认为⑬，西南边疆的居民包括土著民族与外来移民，早期移民主要居于郡县治地所在之大中盆地，土著民族与之杂居并在其他地区广为散布。早期移民因势力单薄而逐渐被土著民族融合，形成白蛮等新的民族，唐宋时以白蛮为主建立南诏、大理国。明清时外来移民大量进入，乃融合白蛮、僮等民族的一些人口形成各农业地区的汉族，并在当地占据主导的地位。盆地边缘及盆地以外的广大区域，则主要为各土著民族所居。清代一些内地移民移居边疆、山地和僻地，促进与当地土著民族的融合，乃形成近代西南边疆各民族分布的格局。

近年就以上问题进行的探讨，初步揭示了一些深层的因素和内在的关联，表明合理应用中长时段方法，可使研究者的视野更开阔，研究亦得以深入，为推进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有效的新方法。

注释：

①《尚书·禹贡》篇：“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撰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所言“九服”，与《尚书·禹贡》之“五服”说大同小异。

②《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赞》：“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少数民族之常道也。”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33页。

③《贞观政要》卷九《议征伐》，李大亮言：“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第503页。

④（唐）狄仁杰：“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实绥边之故事。”，《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全唐文》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1726页。

⑤（明）《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二十二·勘·站·站赤三》，《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二十二·勘·站·站赤四》，引（元）《经世大典》，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

⑥（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条，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⑦《明史》卷一二六，第3759页。（明）《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万历刻本。

⑧（清）《圣祖实录》卷一，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条，日本东京大藏株式会社影印本。

⑨（清）《一统志》卷四七五至卷四九八，嘉庆重修本。

⑩《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著：《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

⑪（明）《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二二勘·站·站赤八》，引（元）《经世大典》。

⑫《明史》卷八一《食货五》，第1971页。

⑬参见尤中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4页；方铁、方慧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8页；方铁：《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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