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培军（１９７１—），男，河北沧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辑部副编审，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边疆学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课题“唯物史观与中国边疆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摘要: 对于中国边疆学的建立与发展来说，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都是无法一步跨过去的。既有的对拉铁摩尔的研究，或囿于各自理路，或碍于翻译问题，在其核心思想的把握上，都有某种难通的困境。笔者查对他的相关英文原著，集中解读其以“内边疆”（Ｉｎｎｅ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外边疆”（ｏｕｔｅ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为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边疆概念体系，一探其打通古今、实现中西概念对接的堂奥。我以为，他的上述研究框架可以用“双边疆”（ｄｏｕｂｌ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范式来命名。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生命力在于它的预见性，但也并不是没有僵化的地方，表现就是困于“蒙古”不“属于”“中国”的成见，完全漠视了喀尔喀蒙古对于清朝经略西北而言的“过渡地带”的地位，只是把它作为“外边疆”。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可以改造成为中国边疆学建构的基本认识框架。

关键词：内边疆；外边疆；双边疆

一、引言：预见力与世界史眼光

建立中国边疆学和中国边疆学派，拉铁摩尔（１９００—１９８９年）恐怕是无法绕开的学术重镇。但他的著作有汉译本的不过两三种，而唐晓峰先生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①自是难得的译事。但是既有研究，或囿于各自理路，或碍于翻译问题，都有难通的困境。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无论是否把拉铁摩尔归入“对内陆亚洲的忽略”②之学者行列，如果脱离了他论述的具体语境，把他所说的 “过 渡 地 带 ” 直 接 等 同 于 他 所 谓 “贮 存地”，［１］［ｐ．１６９－１７０］就很容易漠视其中国边疆研究对于“内边疆”、“外边疆”的分野。笔者以唐译本为主要阅读文本，旁及拉铁摩尔有关英文著述③，以求对拉铁摩尔围绕“内边疆”、“外边疆”建立的一系列说法有一个总体的认识。笔者体会，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双边疆”（ｄｏｕｂｌ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范式，最大特点是以蒙古为研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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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ａｐｉｔｏ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Ｉｎｃ．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５１．王双怀教授从美国为笔者复制该书英文本，使得笔者可以核对一些重要概念尤其是“边疆”一词的英文说法。该英文本是该书１９４０年初版之后的第二版。

②　参见于逢春：《论“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底定过程中的地位》，《内蒙古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６４页。杨晔：《试评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复旦大学２００８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３２—３３页指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秦长城、边疆过渡地带，三个关键词的系统阐释，既有力地廓清了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的种种疑团和问题，也使拉铁摩尔将一个从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的互动来阐释中国边疆史的崭新模式，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页把“长城边疆区域”与“黄土高原”等并列。

③　笔者主要参考了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２８－１９５８，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笔者的最大困惑也在于此，他何以架起两者之间的桥梁呢？

现在想来，如果拉铁摩尔的生命再延长两年，他会看到包括哈萨克在内的中亚五国的独立，其实他也无需亲见，这在他的“双边疆”范式看来并不奇怪，只是一连爆出五个“外蒙古第二”。若追索起来，这也不仅仅是拉铁摩尔的预见。在雍正四年清准定界谈判陷入停顿之际，就因兵部右侍郎图里琛的如下表白打开了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清俄谈判的僵局：“如今我等现议之地方，昔并未归入两国，而在两中间者。而俄罗斯国，自古不通中国。我圣祖大皇帝以至圣临大中国，以大仁厚德掌理国政，开拓地方甚广。尔察罕汗向东渐占地方，始与我边相接。今我等会往定界。此等地方，使臣尔试思之，百年前皆归谁所有，千万年后又不知如何。我等两大国修好年久，我等所承担之事，关系至大。”［２］［ｐ．１４８７－１４９１］这自然得益于他们的“世界历史”眼光。

首先，可以看到，拉铁摩尔是把中华帝国放在亚欧大陆各大帝国比较的整体关照之下的。他早就指出，英印帝国都兰线之外是“类似外蒙古的阿富汗”。［１］［ｐ．１６７］他还认为，黑海北岸、多瑙河、莱茵河一线乃至哈德良长城（“北部边疆的西段”）之于罗马帝国，与长城（“内亚”作为“北部边疆的东段”，还包括伊朗边墙［３］［ｐ．４８６－４８７］）之于明代中国，意义相同，并且用前者（ｌｉｍｅｓ）对译后者的“塞”（ｌｉｍｉｔ）。［３］［ｐ．５０４］其次，对于其直接研究对象“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则置于“亚洲内陆”的聚光灯下：“亚洲内陆（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翻译为‘内亚’更好，因为与‘内蒙古’的英文译法可以对应）作为一个区域（ｒｅｇｉｏｎ）概念，虽然分布在中国、苏联和其他主权国家之间，但有其自身的特点。”［３］［ｐ．２９］“内亚位于亚洲的中心地带，基本属于内流区域。其西到里海，东至满洲，北到森林覆盖的西伯利亚，南至伊朗、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边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的崇山峻岭、西藏高原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国（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３］［ｐ．５０１］他甚至列举说，“内亚”除了中亚（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还包括甘肃、宁夏、西藏、外蒙古、阿富汗以及苏联的一些亚洲共和国。［３］［ｐ．４９５］那么，这里所谓 “长城以南的中１９３７年他到访的陕北，是否延及历史上的北京城，是否属于他所谓“长城边疆”呢？拉铁摩尔确实说过，他到陕北是要观察无数世纪动荡的“边疆历史”（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留下的痕迹，想到的自然少不了延安周围地区曾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策源地（ｈｅａｒｔｈ）。［３］［ｐ．１９］

凡此种种新见，又不免时生疑窦，自然引发探求渴望。

二、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内涵

正如中亚五国从苏联独立，外蒙古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这种政治认定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这里考察拉铁摩尔是怎么认定这个问题，又如何进行学术表述的。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是把“蒙古”作为研究中国边疆的范例来处理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在全书第一部分，在第二章，他把“中国”、“蒙古”、“满洲”、“新疆”、“西藏”都作为地区（ｒｅｇｉｏｎ）来看待，他声明他关注的是每一个地区（ｅａ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在长城边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诸地区（ｒｅｇｉｏｎｓ）中是如何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４］［ｐ．２１］［１］［ｐ．１６］从第三章就更可以看出，“中国”其实就是该章标题所显示的“黄土地区”（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但同页二级标题却改译“黄土地带”，［４］［ｐ．２７］［１］［ｐ．２１］显然为避免理解歧义，应该一致起来。而把 “中国”改译为“中国内地”（为避免混乱和误解，笔者认为可以翻译为“中原”）自然符合现在的国家情形，但是也因此可能掩盖了作者对关键概念使用的真实用意，容易造成时空错乱感。

他在第四章《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一开始就指出：“如果按着地理次序，由满洲起，经蒙古、新疆以达西藏去研究长城边疆，倒不如先 来 研 究 蒙 古 草 原，这 是 所 有 边 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ｐ．５３］）历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１］［ｐ．３９］继满洲、新疆、西藏分章连排之后的第八章《过渡地带》（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Ｚｏｎｅ）则通过对“边 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与 “边 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的 区分［４］［ｐ．５３］来进行理论提升。不过令人困惑的是，作者何以在本章最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森林民族……在长城线上互相接触、重叠，我们进而可以推断过渡社会（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的形成。但在这之后，长城历史的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在草原，还是在 边 疆 地 带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ｌａｎｄｓ）［４］［ｐ．２４７］，应该相当于草原边境（ｓｔｅｐｐｅ　ｂｏｒ－ｄｅｒ）［４］［ｐ．５４１］或 者 草 原 边 缘 （ｓｔｅｐｐｅ　ｍａｒ－ｇｉｎ）［４］［ｐ．５４４］？”而要回答何处是“过渡地带”，首先应该注意此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首字母何以大写。笔者体会，首字母大写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一般特指长城边疆（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或者狭义的“亚洲内陆边疆”（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４］［ｐ．５４１］。可以看到，拉铁摩尔对“二十五史”的征引，主要局限于《史记》、《汉书》。他把《史记》卷１０１中的匈奴“复稍度 河 南 与 中 国 界 于 故 塞”中 的 “界”对 译 为“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塞”对译为“ｌｉｍｉｔ”。［４］［ｐ．４５０］［１］［ｐ．３０９］自来翻译之难，不待我言，何况打通古今的对译，笔者认为其间拉铁摩尔的用意，颇值得进一步深思细考。

在笔者看来，“内边疆”（内贮存地）、“外边疆”（外贮地）这对概念的提出是拉铁摩尔的重大学术贡献，在此基础上，他初步构建了笔者为之命名的“双边疆”范式这一理论假说。虽然他在《满洲：冲突的摇篮》（１９３２）最早论述了“贮存地”①问题，但最早清晰地呈现他的这一理论假说的是《中国长城的起源：理论与实践中的边疆概念》（１９３７）一文的如下论述：

除非作为一个概念，线性边疆（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是不存在的。跨边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从与“线性边疆”对立存在的角度翻译为“带形边疆”也许更合适）的区域纵深，超越了 一般 所认 为 的 线 性 边 疆 （ｌｉｎｅａ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使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种历史区域结构（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ｏｎｅｓ）成为可能。这些区域被一系列等级化的社会群体所占据，从邻近中国的部分汉化的游牧民和半游牧的汉人，到蒙古大草原的游牧民，北满洲和乌梁海森林的渔猎民，以及西藏高原的游牧民，他们如此遥远，与中国的联系是如此之少，几乎不能整合起来。中国突厥斯坦的绿洲人群是具有鲜明历史功能的另一群人。在这个等级化的社会群体系列中，临近长城的群体拥有对边疆（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实施政治控制的（内）“贮存地”［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②］从起源和功能上说，他们是摇摆不定的社会群体，既可以为汉人服务来控制边疆（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也可以成为进攻中国的帮凶———这些 进 攻 部 族 来 自 部 族 征 服 的（外）“贮存地”［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即跨边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或者外 边疆（Ｏｕｔｅ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的纵深腹地，与他们共同扫平所有 （内）贮 存 地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ｚｏｎｅ］或 内 边 疆 （Ｉｎｎｅ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的群体。［３］［ｐ．１１５］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四章对蒙古范例的集中论述也显示：

……满族联合东蒙古，阻止察哈尔部发展成一个新的大察哈尔土默特部，阻止了一个新的蒙古对中国的直接征服。但是满族还要对付整个长城边疆，以完成其征服中国的事业，这个事业开始于１６４４年占领北京城之时（“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ｓｔｉｌｌ，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ｏ　ｒｏｕｎｄ　ｏｆｆ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ｉｎ　１６４４，ｂｙ　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ｓ　ａｗｈｏｌｅ．”［４］［ｐ．８６］

笔者认为此句之英文如下翻译才准确：但是，不仅如此，满族是通过把长城边疆作为占领北京之战略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并于１６４４年实现了对北京的占领，才开始对中国的征服的）。

内蒙古很快便投降满族，因为接受一个联盟臣属的地位可以分得征服者的若干利益，这比直接与满族争夺对中国的统治要容易些。因此，满清就有了一个“内”边疆（“ｉｎｎｅ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ｐ．８６］）结构，包括满洲的西部及南部，内蒙古以及拥有众多使用汉语的回教徒的宁夏及甘肃。在康熙年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又加上一 个 “外”边 疆 （“ｏｕｔｅ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ｒ　ｔｒ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ｐ．８７］），包括由清朝控制而非直接统治下的满洲北部、外蒙古、西蒙古、拥有众多使用突厥语的回教徒的新疆以及西藏各族。满族对这些外边疆的控制，不是来自于直接征服。它完成于一种静观政策。西蒙古自满族于１７世纪侵入中国之前开始，直到１８世纪，以阿尔泰及新疆北部草原为根据地，企图西向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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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１９３２年，第３６—４２页，转引自（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第１６９页。

②参见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页，“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又译“蓄水池”。

东越外蒙古，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当西蒙古为此弄得精疲力竭时，满族才乘虚而入。

西蒙古（最初是厄鲁特部，其后是厄鲁特东翼或准噶尔部）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的压力下内蒙古各部投向了满族。其后，喀尔喀部或北蒙古也请满族援助。最后满族又在西藏及新疆绿洲的回教统治者那里找到盟友，西蒙古帝国在它能够建立 之 前 就 崩 溃 了。 在 乾 隆 年 间 （１７３６－１７９６）， 满 族 统 治 的 最 远 界 线 已 经 确定……［１］［ｐ．６１－６２］

他在第八章《过渡地带》指出：“边界本身的自然结构，即内边疆区域和外边疆区域，在长城与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清楚（英文版如下：‘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ｚｏ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ｚｏｎｅ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４］［ｐ．２４７］）。此外，它也存在于东北地区（长城、汉边、柳条边、（英文版此处是对理解句意至关重要的分号‘；’，不能与前边的逗号一样统改顿号）蒙族聚居的西部与西北部、满族聚居的东部和东北部）、新疆地区（甘肃和宁夏在内的‘回边’也算在内）、西藏地区。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所以其表现的形式也较为模糊。”［１］［ｐ．１６９］

此处用“即”、“和”、“与”所展现的所谓“自然结构”的逻辑关系很费解，他的有助于理解的另一段话是：“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外边疆地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ｏ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ｚｏｎｅｓ：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ｔｓｅｌｆ，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ｒｅ　ｏｒ　ｌ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ｉｔ　ｅｖ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ｔｈｅ‘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ｔｒｉｂ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ｚｏｎ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ｅｄｇｅ　ｏｆｗｈｏｓ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ｏｕｔｅ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ｚｏｎｅ；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ａｔ，ａｇａｉｎ，ｕｎ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４］［ｐ．２４６］）。”［１］［ｐ．１６８］他紧接指出：“‘贮存地’以北是‘不能进化的民族的土地’，这些民族并没有追随‘贮存地’的领袖们从事征战。因为这个原因，内蒙古［边疆地区（ｂｏｒｄｅｒ　ｚｏｎｅｓ［４］［ｐ．２４８］）的一个典型］有一个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黄河流域、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关键。的确，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它是中国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最有效力的地区，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入侵者进入中国的始发线。”［１］［ｐ．１７０］

他认为，中国长城边疆与印度都兰边疆的历史地理结构是相同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印度西北边疆被都兰线分为 “行政边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ｂｏｒｄｅｒ［４］［ｐ．２４４］）与“政治边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或ｔｒａｎｓ － ｂｏｒｄｅｒ， 或 都 兰 线 即ＤｕｒａｎｄＬｉｎｅ［４］［ｐ．２３５］），［１］［ｐ．１６７］分别对应着“已治”（“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ｚｏｎｅ）、“未 治”（“ｕ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ｚｏｎｅ）。①前者是“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ａｒｅａ”，后者就是所谓“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ｐｏｌｉｃｅｄ　ａｒｅａ”。［４］［ｐ．２４２－２４３］

综合以上材料，笔者认为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可以做这样的归纳：从主权归属即已治、未治的带形边疆或跨边疆（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的角度来说，边疆的地区体系是两级：内边疆（长城线本身及邻近地区，英文对应ｂｏｒｄｅｒ［４］［

ｐ．２４４］，或者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外边疆（内蒙古和外蒙古，尤指草原边疆，前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四章所说康熙年间内外蒙古分为内外边疆的情况应该是具体时点下的情况，不具有这里的理论意义上的纯粹性），而所谓内蒙古为“边疆地区（ｂｏｒｄｅｒ　ｚｏｎｅｓ）的一个典型”的汉译，无疑模糊了“ｂｏｒｄｅｒ”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的视界，恐怕是拉铁摩尔难以接受的。而从线性边界或线性边疆（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４］［ｐ．５３］，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ｔｓｅｌｆ，长城本身即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柳条边）起算，边疆的地区体系就是三级：内边疆→外边疆→不能改良或进化的少数民族地区。翻译不同的所谓“外边疆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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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ａｐｉｔｏ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Ｉｎｃ．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５１，ｐ．２３９：Ｔｈｅ“Ｄｕｒａｎｄ　Ｌｉｎｅ”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ｔｏｚｏｎｅｓ　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ａｎｄ“ｕ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ｒｉｂ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ｎ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与 “内边疆或者‘贮存地’”（“ｉｎｎｅｒ”ｔｒ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４］［ｐ．２４９，ｐ．２５０］，其实是指同一地区，无疑可使上述层级进一步细化。

那么，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对于关照中国边疆问题有什么助益呢？最起码可以启发我们反思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单层边疆观是不是历来如此。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灵活性，即边疆的“内”和“外”具有相对性。一条线就分两个边疆（ｔｗｏ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①，边疆的相对性决定边疆往往是成双配对出现的，也就意味着边疆可能不是一层两层，而完全可能是多层，传统中国的典型形态其实是三层，也就说，“双”完全可以是“两”，但“两”不等于“双”，这就是笔者选用“双边疆”（ｄｏｕｂｌ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而不是“两边疆”（ｔｗｏ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范式加以命名的主要考虑，这一范式可以略加改造确立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三、中国边疆学“双边疆”范式的理论基础和

现实意义魏光奇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既非“单线论”，也非“多线论”，而是两者的统一。［５］［ｐ．７７］在笔者看来，此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别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新范式———“主辅线历史发展观”，而利用恩格斯和李大钊更为形象的说法，可以称为“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经济状况”是一条经济“红线”［６］［ｐ．７３３，ｐ．７３２］，而“社会 革 命 ”、“阶 级 斗 争 ”则 是 一 条 社 会 “金线”。［７］［ｐ．１９］简单说，前者是经济线，后者是社会线。延展开来思考：前者是经济基础线、后者是社会能动线，前者是民生线经济线、后者是军事线国防线。

魏光 奇 《有 法 与 无 法》通 过 对 “秦 制”的 论述［８］［ｐ．２－３］挖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资源，可以看到，苏轼所论匈奴“无法”之治与拉铁摩尔所说“未治”近似：“古者匈奴”，“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纴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趋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由是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９］［ｐ．２８６］严复《原强》更是发挥出“无法有法并用”之治的高论：“今之西洋”，“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以其自由平等以观之……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则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１０］［ｐ．４４８，ｐ．４４９］纵看历史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塑过程，可以发现，由于各个主体民族的生产方式不同，由其决定的交往方式自然有别，生产方式相对粗糙、交往方式相对发达的不平衡现象（前者表现为经济基础，后者表现为社会基础）反而是常有的，这样的民族也就自然充当了“世界历史民族”的某种角色，可以运用“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进行历史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拉铁摩尔建立在生产方式分析基础之上的“双边疆”范式，就能相对容易地被改造成为中国边疆学的主导范式，而后者是以“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为理论基础的。

可以看到，在清代中国经略周边的整体框架下，后来的右部哈萨克对于准噶尔的地位，无疑有一定的替补意义，表现之一就是夏季卡伦线、冬季卡伦线这样一外一内“双卡伦线”的设置。塔尔巴哈台夏季卡伦（自１７６７年起，每年秋八月到次年四月对哈萨克牧民有条件开放———百马抽一为贡，靠外②）与冬季卡伦（靠内）的设置，就此形成了夏线和冬线。对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在进入近代后，冬线北边的起点玛呢图噶图勒干（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鄂伦布拉克卡伦被划入了俄国，而博勒济尔卡伦仍在中国版图内。［１１］［ｐ．５２－５３，ｐ．５５－５６］按照常设卡伦、移设卡伦和添撤卡伦的三分法，夏线、冬线设置的都是移设卡伦。［１２］［ｐ．１７］后者作为清朝军事防御的底线，对于哈萨克来说是冬季游牧生产的上线，前者作为清朝军事防御的前线，对于哈萨克来说是夏季游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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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建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参看“边外土司”与“内地土司”的分野线。

②《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正月癸未。参见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朝乾隆时期西北边防体系的构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产的上线，虽然都不是乾隆时代大清的国境线（更靠外），虽然因季节的变换而表现为有两条线，但因为每条线都同时具有游牧生产线和军事防御线的双重意义，在一个时点看来，其实只有一条线，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红金两线”（游牧生产线和军事防御线）性质分离的情况。

在揭示夏线、冬线这种极端设置的本质意义之后，再来看伊犁、塔尔巴哈台一线之外更为复杂的卡伦设置，就明了多了。伊犁将军明瑞在谈到中亚草原另一块容易导致越界游牧的“过冬好地”时说：“今议定厄鲁特等夏季游牧之夸诺海、阿勒班锡伯尔等地，离应设卡伦地方尚近，请即于厄鲁特兵内派出，于格根色沁、都图岭二处设置卡伦……如此，则哈萨克等再不敢潜入塔尔巴哈台一带游牧。唯自勒布什南至哈喇塔勒，西至巴尔喀什湖南岸等地尚空，该处亦系过冬之好地。”①上述夏线冬线之间、勒布什至哈喇塔勒之间作为两块优良的冬季牧场，之所以后来都成为哈萨克人冬季租地借牧之区，恐怕与准噶尔部众所剩无几，而清朝方面又没有游牧力量补充有关，而右部哈萨克的生存压力正好使之填补了这片冬季空间。可以看到，伊犁西部的夏季牧场之所以与之不同，则是因为最起码尚有厄鲁特游牧其间，在清朝方面于是出现了“红金两线”（游牧生产线和军事防御线）性质分离的情况。

厉声研究员曾指示笔者注意区分长城以及柳条边的定性问题以及南疆相对于泛农耕板块的独特性问题。对于前者，拉铁摩尔把长城界定为“塞”（ｌｉｍｉｔ），并且把这个内涵推及后来的柳条边，笔者体会，甚至可以推及上述卡伦线乃至海关线，为与更具现代意义的“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区分，可以对应更传统的“边禁”说法，也更具生产方式分割的意义。这就涉及拉铁摩尔把南疆的绿洲与甘肃、宁夏的半绿洲两分的命题了，需要进一步研究拉铁摩尔对于内外蒙古范例是否采取单一生产方式标准以及如何贯彻到新疆研究之中的问题了。仅就哈萨克之前任准噶尔来说，也可看到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并不是没有僵化的地方，表现之一就是困于“蒙古”不“属于”（ｂｅｌｏｎｇ）②“中国”的成见，完全漠视了喀尔喀蒙古对于经营西北而言的“过渡地带”的地位，只是把它作为“外边疆”。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多伦会盟之际，喀尔喀被视为“防备朔方”之“长城”，［１３］当此之时，若笼统说“不是为防御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这就不免把整个厄鲁特排除 在“中 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之外了，“朔方”言下只指“俄罗斯”，其实 准 噶 尔 亦 尚 在 “防 备”之 列。［１４］［ｐ．７，ｐ．１０］不过，在多伦会 盟之 前，无 论 从 地 理 位 置 还 是 统治方式来讲，喀尔喀乃至 准噶尔 在 上 引《中 国的亚洲 内 陆 边 疆》第 四 章 中 被 拉 铁 摩 尔 归 入“外边 疆”应该是可以理 解的。这样看来，“双边疆”范式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中国整体边疆体制的把握。

还可以看到，拉铁摩尔最能体现其学者力量的地方是发现了“边疆过渡地带”的力量：“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这些内边疆地带的附属人民，如果把中国和边疆分别作为两边，他们就是两边相互冲突的副产品，他们并没有真正根植于中国、满洲森林、蒙古草原、西藏高原的经济或社会中。然而，不应该由此得出他们无足轻重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力量十分有限，但仍然相当重要。”［３］［ｐ．１１５－１１６］更为难得的是，他道出了个中缘由，即“边疆过渡地带”的生态与经济的脆弱性：“沿中国的草原边疆，从来没有一个建立在粗耕或农牧混合经济基础上的重要的独立社会，立足于中国的精耕经济及草原的游牧经济之间。”［１］［ｐ．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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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２０５８—１２，《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察哈尔官兵分别移驻博罗塔拉及塔尔巴哈台地方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４年，第６２—６３页。

②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Ｏｐｅｎ　Ｄｏｏｒ　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１９３４），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２８－１９５８，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７７；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１９３６），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２８－１９５８，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４４７；１９４３年拉铁摩尔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准备了题为《美国战时与和平时期利益研究》的秘密报告，Ｎｏ．Ｔ－Ｂ　６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Ｏｗｅｎ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８Ｊｕｎｅ　１９４３，”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Ｐａｐｅｒｓ，ｂｏｘ　２８，转引自杨天石、侯中军编：《战时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３０页。

如果我们拿“边疆过渡地带”脆弱性的诸般条件拷问中国大地上的“长城边疆”及其天山延长线，我们就要反思工业化浪潮本身：“不属于天生才能的东西主要来自人们孩提时代的习惯。一些孩子经受锻炼，从不放弃自己的最初目标，逐渐培养了一种罗尔斯称之为‘尽职工作’的能力。……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能力———它们从根本上说来自作出选择的场合———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孩提时代作出 的 选 择，而 这 些 选 择 是 我 们 不 能 负 责的。”［１５］［ｐ．４０］对于这些“不能负责的”、“尽职工作”的能力的缺失，如何进行适当补偿，以便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无疑需要借鉴“合藩”的传统智慧。

也许我们此时记起拉铁摩尔１９７２年应邀重访中国的话正当其时：“在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历史的漫长传统接续起来这一方面，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开展，我有理由寄希望于有远大志向的下一代人。”［１６］［ｐ．１３１］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魏光奇、李大龙、王双环、许 建 英、叶 丽 贤 等 专 家 指 点，在 此 一 并致谢！）

［参考文献］

［１］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Ｍ］．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８．

［３］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２８－１９５８，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４］　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ａｐｉｔｏ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Ｉｎｃ．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５１．

［５］　魏光奇．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Ｊ］．河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１）．

［６］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１８９４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　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９］　苏轼．策断三．苏轼文集（第一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１０］　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１１］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８册）［Ｍ］．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２］　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　清 圣 祖 实 录 （卷１５１）［Ｍ］．康 熙 三 十 年 五 月壬辰．

［１４］　郭 成 康．清 朝 皇 帝 的 中 国 观 ［Ｊ］．清 史 研 究，２００５，（４）．

［１５］　（英）亚当·斯威夫特著．佘江涛译．政治哲学导论（第一部分“社会正义”）［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Ｍ］．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