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外学者边疆理论的研究与检讨

国外学者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 曾经是西方“汉学”(sinology)的一个传统分支领域。1960 年代，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一次从“汉学”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重大“范式”转换。在此种整体性学术氛围的影响下， 边疆史地的研究取向也呈现出某些相应的变化。 此时， 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早在二三十年之前撰就的一系列著作，方才真正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体而言，国外对于中国边疆的研究，往往将汉地社会与中国边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置于极其广阔的时空背景下予以论述， 因此在写作范式上，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职是之故，若要从整体上对疆域理论研究的学术史作一梳理， 国外疆域理论研究的历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领域。本年度，有多篇论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与检讨。

历史回溯到 1893 年，特纳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 ，其核心思想是 ，直到现在为止， 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 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 特纳的边疆理论力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去寻找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囹圄，抓住了美国 19 世纪历史发展的最有力脉搏———西进运动： 自由土地的存在和移民的浪潮。由此奠定了其“边疆学说”的基础。 特纳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美国西部边疆历史及其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关系。 中国学者对特纳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领域，基本上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认为特纳的边疆学说贯穿着地理决定论的观点， 主要是为美国的侵略扩张、 美国民族优越性和美国资本主义服务。尽管如此，学者们大都肯定了特纳的边疆学说对美国历史研究起到的重大影响， 也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特质有着独特的诠释作用。 王邵励在本年度梳理了美国式“边疆”的词义源流及其在美国本土的历史演变后认为， 美国起初对 “边疆”(frontier)一词的使用还是遵循传统英语的内涵，即一般指两国交界。但随着 19 世纪西进运动的大规模展开，“边疆” 开始特指白人拓荒者与印第安人活动区的分野。通过统计白人分布密度并以“人口线”的形式在地图上予以标明，“边疆”得以具体呈现。特纳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赋予美国“边疆”以移动性和征服性的抽象内涵， 并以此表达了一种承自于西欧启蒙时代但却具有“美国例外论”色彩的社会进化观: “边疆”的推移，造就了美国本土非均衡的但却是永续性的发展。言外之意，自然意义上的北美荒野虽已拓殖完毕， 但国内亟须改革的社会新领域和海外有待扩展的新势力范围，构成了美国延续繁荣与霸权的“新边疆”。㊻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涉及边疆、民族、通史及区域政治等众多领域。 如果说 《中国简明史》阐明了拉氏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看法的话，那么，《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则是拉氏边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的杰出地位。在后一部书中，拉氏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形态”包括了汉族扩张性质的改变， 以及可以促进集中化或者分裂化的新的政治因素的运动。在该运动中，长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长城及其周边地带成为探究中国边疆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 李宏伟于本年撰就的博士论文对拉氏学术著作进行了较为细致而全面的梳理， 展现了拉氏边疆学说的发展脉络， 总结了其边疆学说的主要内容， 并分析了拉氏边疆学说的影响与不足。㊼可以说， 该文是迄今为止国内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拉氏边疆学说的学术成果。

既往研究认为， 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历史的分析基本是以草原游牧力量与中原汉族定居力量的冲撞作为分析的起点，因此，他并不将长城视为游牧力量与中原定居力量之间的绝对分界线，而是将这一界限加以拓展并以“地区”相称。基于此，德全英认为拉铁摩尔的研究恰好反映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关系。该氏还进一步发挥说，从抗日战争开始起，中国被分割为被占领的东部和抵抗战斗的西部。至此，中国的历史边疆终结了， 长城边疆不再是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间相互循环的边缘地带， 它已成为整个中国抗战者的另一个家园。进入当代，中国进入东部(海洋) 与西部(陆地) 区域间的新地理循环，并以此构建中国的工业化。㊽

在欧美的中国学研究从“汉学”到“中国研究”的重大“范式”转换过程中，人类学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也深受其影响，出现了由考据为主的边疆研究转向以型构框架、强调阐释为主的边疆研究的转变。其中，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被认为是这个转变过程———从“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期代表性的承前启后之力作。㊾张经纬在评介此书时说， 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不只是那些剧烈的突发事件， 而是那些只有通过长时段视角才能揭示的深层原因，“《危险的边疆》为我们奉献了一种长时段、贯通性的解释框架，堪为历史结构主义的力作”。 张氏认为巴菲尔德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游牧与农业社会并非截然对立的世界， 二者的联系与转换将继续给我们带来有趣而值得深思的主题， 也将继续启发历史学与人类学家。但该书也存在着不足，即在某些具体分析方面“三顾而不入”，未能使用人类学者惯用的“社会结构”利器去讨论和检讨，难免让人感到遗憾。㊿

朱金春则将《危险的边疆》与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择》放在一起讨论，认为前者从人类学视野内展开对边疆的研究，避免了单纯“历史/政治”化的传统研究范式。 其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作为彼此互动关联的部分加以分析， 以揭示汉地社会和中国各边疆地区社会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也具有启发性意义；而后者对汉代北方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乌桓等游牧经济与社会组织的描述以及他们与汉帝国往来互动历史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受巴菲尔德直接影响下的细化与深入探讨。51

杨洪远则将从拉铁摩尔到王明珂的边疆研究放到一起予以考察， 认为这些来自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学者们用另类视角解读中国边疆， 跳出了以精耕农业为本位的书斋式的“文化中心主义”研究思维范式， 转向研究边疆地区游牧经济存在的复杂性与合理性， 试图以中原中央与边疆地区的互动来探索和理解中国的内部文化及族群的多样性。虽然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受其解读中国边疆方法的启示， 未来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边疆的思维和方法论上将有所突破。52

当然，也有学者对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研究提出一些批评， 主要是指出其在资料选用上的不足、经济决定论的观念，以及西北边疆观的理论限度等。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对这样长时段的互动历史加以重新探究， 本来就是一个具有极高挑战性的工作。对此，马大正认为，不管怎样，这些著作分别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展示了域外中国边疆研究的某些特色。 同样， 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种“他山之石”能够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某些有益的视角， 然后依靠我们自身的理论探索和对西方的边疆话语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 中国边疆才不会盲从于西方，才会有自己的理论自信与主体性。53

结 语

2012 年度， 有关边疆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均称可观。大体说来，这些成果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特点：(1)因由中国的崛起，在藩属体系研究领域，有学者利用国际政治学理论对朝贡制度进行研究， 他们试图通过关注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历史，进而期待着能够对当代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某种启示；(2)因应时势，走出书斋，围绕持续的海疆争议，展现中国学者立场，增强国际话语权；(3)在传统的疆域理论研究领域用力颇多， 尤其是在中国历史疆域研究领域， 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疆域底定的路径、模式，以及中国疆域得以底定的内在动力机制等。

尽管本年度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相对薄弱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 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孔子曾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固然是对君子品性的一个定义， 但又何尝不适用于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评断。学术，在以往的大众视野里，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书斋里，抑或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学者们以探究学理为己任； 但现实中的边疆研究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文采有余，偏于虚浮。事实上，边疆研究者完全可以摆脱这种指责，在研究过程中贯以强大的现实感、使命感的同时，加厚学术根底、磨砺学术功力、掌握多种研究方法，庶几可以体现中国边疆研究的厚重、质朴，亦可以实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标的。

另外，在边疆历史与边疆理论研究领域，我们经常会感触到历史往往会以另一种形式重现的现象。若仔细予以深究，很多历史事件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和参照之物，这样，研究者虽然不能回到历史现场，但却能够从现实的对应物中去捕获“历史的现实骨感”。是故，边疆历史与边疆理论的书写，不再仅仅是文献、书斋的历史，而是凝聚了田野、现实的关怀与家国的情怀。其结果，亦必将焕发地强烈的经世之义。此外，边疆历史与边疆理论研究的一个优势是， 它往往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视角考察， 相较我们对现实对应物的短时段认知而言，可能更为周全、深刻。

应该说，边疆理论研究，既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纯学理研究，也不同于描述、诠释与对应现实问题的调研，但却需要这两方面的研究方法、功底与学力， 这无形中就迫使边疆理论研究者在学理探究与现实需要之间不得不追寻经世致用之道。

那么，“文质彬彬”如何得以实现？我们认为，真正的边疆研究应当是， 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利用专业的研究素养，辅以敏锐的现实感，构建宏观、精细的研究框架。因由人类面临的问题常新，研究者的精神常新，是以，我们总可以期待在强大的现实关怀下，能够对同一事件(人物)在新的时期赋予新的意义。

[注 释]

① 郑汕等：《中国边疆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序言”第 6 页。

② 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

③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与模式》，《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1 期。

④ 安介生：《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争议的分析》，《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⑤ 高月：《从“大一统”到清末新政：清代疆域统合方式的变迁———以边疆地区为中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9 期。

⑥ See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⑦ 日本学者一般多用“册封体制”(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版“序言”部分)、“华夷秩序”(信夫清三郎主编：《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中译本)等概念归纳中国古代外交的特征；韩国学者则沿用“朝贡制度”一词，其中的佼佼者有全海宗等。全氏对中韩朝贡关系有深入的研究，主要有《汉代朝贡制度考》、《韩中朝贡关系概观》、《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等文(后均收入氏著 《中韩关系史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中译本之中)。

⑧ 详细评述可参酌许建英：《中国世界秩序观之影响及其与中国古代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1期。

⑨ Pamela Crossley, “Review of Cherishing Men from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of 1793,”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7: 2 (December 1997), pp. 597-611.

⑩ 程尼娜：《隋唐高丽朝贡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2 期。

11 王来特：《朝贡贸易体系的脱出与日本型区域秩序的构建———江户前期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日本学刊》2012 年第 6 期。

12 王日根等：《明初海权扩张与朝贡体制重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 年第 6 期。

13 韩献栋：《东亚国际体系转型： 历史演化与结构变迁》，《当代亚太》2012 年第 4 期。

14张勇进等：《作为国际社会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第 3 期。

15 王子今、乔松林：《〈汉书〉的海洋纪事》，《史学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16 许桂灵、 司徒尚纪：《明代南海海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新东方》2013 年第 1 期

17 郭渊:《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3 期。

18 罗国强：《日本 “购岛” 之举的国际法效力解析》，《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0 期。

19 楚树龙：《边海形势及对外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0 林利民：《破解边海困局是中国大战略亟待解决的世纪命题》，《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1 详参林宏宇：《中国海洋战略困境: 成因与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刘建飞：《边海问题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张学刚：《中国边海形势与政策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期。

22 林宏宇：《中国海洋战略困境: 成因与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3 余民才：《中国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0 期。

24 楚树龙：《边海形势及对外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5李永辉：《边海问题与中国海洋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6 林利民：《破解边海困局是中国大战略亟待解决的世纪命题》，《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7 张学刚：《中国边海形势与政策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8 金灿荣：《中国边海问题的产生背景及应对之道》，《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29 袁鹏：《如何促使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30胡德坤：《中立美国， 构建中国海洋周边的睦邻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8 期。

31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三联书店，1999 年，第 33-100 页。

32 林惠祥: 《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 年第 4 期，第 137 页。

33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 年第 4 期，第 136 页；另参酌该氏《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期。

34 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研究》1978 年第 1期。

35 凌纯声: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海外杂志》1954 年第 3 期。

36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文物》1978 年第 3 期。

37 童恩正：《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南方民族考古》1987 年第 1 辑，第 1 页。

38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海洋文化学刊》第 7 期，2009 年 12 月，第 3-4 页。

39 吴春明：《“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著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复旦学报》2011 年第 1 期，第 124-131 页。

40 于逢春：《论“海上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社会科学辑刊》2012 年第 5 期，第 184 页。

41 于逢春：《国民统合之路：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

42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

43 张群：《边疆地区农牧民国家认同现状研究———基于西藏农牧区的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 2 期。

44 李虹：《试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认同问题》，《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 年第 3 期。

45 张燚: 《制度均衡: 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 年第 2 期。

46 王邵励：《美利坚式的“边疆”:词义源流及历史学家特纳的再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8 期。

47 李宏伟：《欧文·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研究》， 吉林大学，2012 年博士毕业论文。

48 德全英：《长城的团结: 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历史法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评述》，《西域研究》2013 年第 1 期。

49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 年 5 月 25 日。

50 张经纬:《嵌入历史深处的人类学———评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2 年第 5 期。

51朱金春:《游牧帝国的历史循环———兼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2 年第 5 期。

52《从欧文·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解读中国边疆研究的另一个视角》，《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 年第 6 期。

53 马大正：《“边疆政治” 与西方话语》，《中国图书评论》2012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