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西域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132—134页

作者单位: 新疆社会科学院

2013 年 10 月 25 ～ 27 日，由中国民族史学会、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系承办的 “历史视野下的边疆与民族”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本次会议也是中国民族史学会举办的第十六次学术研讨会。今年适逢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来自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150 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历史视野下的边疆与民族”。会议共收到论文 109 篇，内容涵盖了我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本文仅就其中与西北边疆及民族问题研究有关的内容做一概述。

1. 研究方法与综论

周伟洲先生 《关于中国民族史学现状与发展的思考》将当前国内民族史研究概括为三种类型: 一是盲目崇拜国外理论、方法，研究成果晦涩难懂; 二是在对过去 “极左”思潮反思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三是仍然有相当多的学者继续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他认为，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借鉴国外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才能把我国的民族史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史金波先生 《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几点思考》，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一方面要重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特征，要重视华夏族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贡献，这对当前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加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华涛 《民族史与民族学 ( 人类学) 的对话与互动》认为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范式不同，因而两者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往往存在较大差别，但各有所长，呼吁在借鉴国外科学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不能忽视我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应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对话与互动。管彦波 《民族史书写中的图像文本———关于民族图志研究的几点思考》认为目前图像资料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如何纵向梳理民族图志发展的历史脉络，采用多视角表述以及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将民族图志上升为一种研究范式，这对民族图志的研究而言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李大龙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探讨了东亚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认为游牧与农耕经济形态不同，在东亚形成了两大族群，他们的互动是推动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刘国防 《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从游牧区与农耕区互动的视角，论述了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贡献，认为新疆的地理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间的交融、中央政权持续而有效治理以及近代以来共同抵御外辱的斗争，是新疆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主要原因。关志国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史观的形成、演进及影响》对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史观的发展进行了学术考察，认为中华民族史观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和强烈的时代感，维护政治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史观的根本。方素梅 《辛亥革命 100 周年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述论》从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研究、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边疆民族社会研究三个方面对一个世纪以来民族问题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认为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得到创新、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研究空间需要拓展、资料解读需要冲破固有模式限制、进一步挖掘新资料和近代史领域学者需要充分交流等问题。

2. 材料与文本研究

李文学 《从几方官印看西汉的属国问题》通过对罗福颐主编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收录的几方西汉属国官印的分析，认为西汉时期的五属国不但确实存在，而且五属国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在 “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属国官爵、兵制存在两套体制。陈玮 《新出 〈唐曹怀直墓志〉所见安史之乱前后粟特武人动向研究》对新近出土、现藏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 《唐曹怀直墓志》进行了研究，认为墓主曹怀直系出身于敦煌的粟特人，其先世自唐朝立国之初即投身军伍，隶籍禁军，职位不断得到升迁。安史之乱爆发后，作为唐宫廷宿卫世家的曹氏家族，其政治抉择迥异于地方军镇中的粟特武人，曹怀直效忠唐廷，但在安史之乱后朝野上下憎恶胡人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曹怀直通过攀附疏勒王族裴氏隐瞒本家族出自粟特的史实通过其墓志曲折地反映了出来。刘正寅 《〈史集·部族志〉巴儿忽惕诸部研究》根据 《史集》苏联波斯文集校本，将该著中 《部族志》有关巴儿忽惕等部的记述首次由波斯文直接译为汉文，纠正了以往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同时比勘了蒙、汉文资料，对其中涉及的民族、地理、人物、事件等问题作了研究。崔红芬 《〈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再考略》对西夏遗民老索及其后人在蒙元时期的活动和为官情况进行了考证，认为 《神道碑》是了解西夏遗民在蒙元时期活动的珍贵资料，弥补了史料记载的不足。吾斯曼江·亚库甫 《隆德大学所藏察合台文手抄本 〈伊米德史续编〉研究》研究了现藏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编号为 Prov163 的一个察合台文手抄本。1930 年瑞典学者贡纳尔·雅林从在叶尔羌传教的斯蒂芬·雅各 ( Jacob Stephen，1914 ～1991) 手中获得该抄本，并将它冠名为 《伊米德史》。文章将该手抄本与毛拉穆沙·萨拉米的 《伊米德史》进行了对比，认为手抄本简要抄写了毛拉穆沙·萨拉米的 《伊米德史》，并续写了 1911 ～ 1927 年的新疆地方历史，因此将这个手抄本命名为 《伊米德史续编》更为合适。从史料价值上看，手抄本的价值明显低于 《伊米德史》。米娜瓦尔·艾比布拉·努尔 《新疆察合台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介绍了新疆境内察合台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概况，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3. 西北边疆与民族历史研究

白翠琴先生 《透过历史现象，探寻突厥法实质》利用汉文史籍、突厥文碑铭以及波斯文、阿拉伯文资料，对突厥汗国的行政法、财产法、社会组织法、婚丧法、继承法及刑法等进行了探讨。彭丰文 《论西晋王朝的边疆经略与政权兴亡》认为西晋王朝的前期兴盛和后期衰亡与其边疆经略密切相关。尚衍斌 《元代江南一个畏兀儿家庭的宗教信仰》对元代入居江南的畏兀儿普达实力家族的宗教信仰情况进行了探讨，指出普达实力的祖、父皆崇奉佛教，他本人不仅潜研儒家经史，还醉心于佛教义理，其长兄则信奉道教，文中还分析了该家族宗教信仰与江南佛教文化流传的关系。施新荣 《明代吐鲁番地面的朝贡与交涉》对有明一代吐鲁番地面的朝贡进行了分期研究，发现前后期朝贡的频次与两者的关系联系不甚密切，并且前后期的交涉内容有着较大的不同。先巴 《明朝 “西番诸卫”僧官制度略论》指出明朝在青海、西藏等地设立卫所制度的同时，针对这一地区教派众多的实际，封授了一批从法王到禅师的僧官，由朝廷确定等级、颁发印信，将其纳入明朝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刘景华 《军屯向民屯的社会转型———明清两代青海河湟地区的屯田》通过对明清两朝河湟地区兴办屯田的分析，指出该地的屯田经历了一个屯田民地化、屯卒平民化的演变过程，客观上开启了湟水流域汉族社会从军事性屯堡向传统乡土社会转型的序幕。陈柏萍 《清朝对甘青藏区的治理》认为清朝对甘青藏区的治理经历了由委任蒙古贵族代管的间接治理到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等机构的直接统治的演变。王希隆 《清朝统一新疆及其历史意义》论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统一新疆的贡献，认为清朝统一新疆结束了自明代以来西北边疆的分裂状态，新疆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天山以北农业的发展与现代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改变了新疆传统的经济格局，使新疆民族分布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融。管守新 《试论清朝治理新疆的 “因俗而治”政策》认为清朝统一新疆后，制定实施了 “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这对实现统一、迅速恢复地方秩序、发挥地方民族首领的作用具有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一政策也存在不少弊端。王东平 《清代天山南路司法活动中的现场勘验》从司法档案入手，挖掘、解读了新材料，对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活动中现场勘验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阿利亚 《清代新疆勘灾审户制度研究》分析了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的救灾体制，对清代新疆的勘灾审户程序的形成、演变和完善作了论述。王耀 《清代乌什城市形态及格局演变探析》利用文献记载、绘画、古地图等资料，探讨了清代乌什城的城市外部形态及内部格局的演变过程。热合木吐拉·艾山 《试论维吾尔族近代知识的传播》认为维吾尔族近代知识主要来源于内地、鞑靼人和外国传教士，形成了学堂教育、扎吉德教育和教会教育并存的格局，并对三种教育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发展情况做了具体的论述。张科、刘继华《基督教女传教士在近代西北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述略》以内地会濮氏母女两代四人的传教活动为例，探讨了基督教女传教士在近代西北穆斯林中传教的作用。文志勇 《抗日战争后期来自同盟国内部的侵略》通过对三区革命 ( 文中称 “伊犁事变”) 发生的社会背景、政治动力、宣传诉求、暴动过程、民国政府的应对与援助等六个方面的分析，认为是苏联为实现本国战略目的，利用新疆已有的尖锐复杂社会矛盾，报复盛世才，组织策划了这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构成干涉与侵略。段金生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 “国际因素”: 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以新疆为例，从地域政治的视角分析了 “国际因素”是如何存在于近代中国的边疆问题之中并对边疆问题产生影响的，还对 《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一书做了简评。高翠莲 《从民族政治学的三元格局看近代蒙古民族主义》对美籍蒙古族学者宝力格 ( Uradyn E. Bulag) 所著 《蒙古在中国边缘: 民族团结的历史与政治》 ( 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Ｒ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0 ) 做了全面的介绍与简要评述。

此次学术研讨会，参会学者多，提交的论文涉及了我国边疆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会上还对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30 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反思。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随着国外各种人类学 ( 民族学) 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我国民族史学界应当在发扬我国学界优良传统的同时，充分借鉴国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研究工作推向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