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法兰(Frangols Aubin,1932年-)是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汉学教授,著名的蒙古史学家和中国伊斯兰教专家。她是韩百诗(Louis Hambis)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本文是译者的特邀稿,原法文稿未曾发表过,专供在中国发表汉译文。

              ———译者

当我们讲到法国的蒙古学研究时,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名字便是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年-1945年)。他是中世纪和前近代高地亚洲语言和文献学的一名无与伦比的天才。对于蒙古学家们来说,他的主要遗著是对《元朝秘史》原文的一种复原及其部分译文。这是一部以遗作的名义发表的著作,在他的时代是开拓性的,现今依然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尽管已经流逝有数十年的光阴了。

伯希和:《蒙古秘史》蒙文本复原和卷1-6的法译本,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伯希和遗著》第1卷),1949年版,共4+197页。

伯希和在学术上的苛求如此严厉,以至于他在其生前仅发表了(主要是在他任主编之一的《通报》中)大量绝好的札记。他一直在为他的同事们的著作进行修改和润色。其中留作未杀青的那些最为言简意赅的札记,成了作为遗稿而出版的真正著作。在蒙古学领域中,我们还将引证以下著作:

对斯普勒(B.Spuler)有关金帐汗国著作的书评。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附有一批以-ar结尾的突厥人名和民族名称),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伯希和遗著》第2卷),1950年版,共292页。

对巴德利(J.F.Baddeley)的著作《俄国·蒙古·中国》(1919年)的书评。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1卷是行文,第2卷是世系表,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伯希和遗著》第6卷),1960年版,共6+237页和5幅折叠世系表。耿升中译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继他与穆尔(A.C.Moule)合作出版《马可·波罗游记》的著作(1938年)之后,又有伯希和:

《〈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国家印刷局和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版,第1卷,共12+613-888页;第3卷,索引,1973年版,305页。

作为对万嘉德(P.A.Van den Wyngaert)的《中国的方济各会士》(1927年)和20年代末其它出版物作出的回应,伯希和著有《中亚和远东基督徒的研究》。1.有关柏朗嘉宾(Jean dePlan Carpin)出使记的笺注;2.有关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出使记的笺注;3.有关摩诃·雅巴罗诃(Mār Ya(h)bhallāha)、拉班·扫玛(Rabban Sauma)和汪古部( ngüt)基督徒王公们事迹的笺注。巴黎,国家印刷局和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1973年版,共4-307页。

这批丰富遗著的出版者是伯希和的主要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年-1978年)。

他是其师治学方法的忠实传人,也是其师蒙古人名和地方研究的一丝不苟的继承人。1965年,为了他而在法兰西学院(法国大学以外的最高教育专门机构)重新设立了一个中亚历史和文明讲座,酷似伯希和从1911年到1945年逝世之间曾主持的那个讲座,而伯氏讲座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却未能延续下来。韩百诗在开始时是蒙古学家,但从50年代起,他却越来越潜心于对前蒙古时代高地亚洲的文明和艺术交流的研究。在蒙古学领域中,他自1950年起最突出的著作如下所述。在元史方面有:

对《圣武亲征录》的部分译本,这是一部13世纪的编年史,由伯希和亲自写了大量注释作补充。伯希和与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51年,共27+485页。

对于在忽必烈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直到1332年之前,享有真正或虚构封地诸王和宗室驸马们的世系介绍。对其蒙古文名字及其复原方面,有韩百诗:《〈元史〉卷108,据元朝的汉文官方历史记载的归于宗室成员和蒙古宫廷大臣们的封地》第1卷,莱敦布里尔出版社(《通报》专刊号第3卷),1954年版,共15+191页,它是对由伯希和注释的一种类似的家族世系介绍的续文;韩百诗:《〈元史〉卷107》,附由伯希和所作的补充注释,另有71幅表,其中10幅是插页。

莱敦布里尔出版社(《通报》第38卷的补编),1945年,共11+181页,另加插页图表。

韩百诗:《蔑尔乞人伯颜传初探》,载《亚细亚学报》第241卷,第2期,1953年,第215-248页。

韩百诗:《元代的高丽史考》,载《通报》第45卷,第1-3期,1957年,第151-218页,另加插页图表。

韩百诗:《成吉思汗史中不为人熟知的一种情节》,载《学者通报》,1957年第1-3月号,第151-218页,另加插页图表。

作为对70年代初有关成吉思汗全部知识的整理,有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收入《我知道什么?》丛书第1524种),1973年版,共128页。

韩百诗:《马可·波罗的〈世界志〉》,用现代法文翻译的全文,并附有导言和注释,巴黎,克林西克出版社,1955年版,共18+433页,另加1页插页地图和彩色插图(第2版的书名是《马可·波罗的珍异书》,1976年版,共39+300页,4开本)。

韩百诗和贝凯(D.Louis Becquet):《柏朗嘉宾的〈蒙古史〉》,译注本,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1965年版,共206页,附有插图。耿升中译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对于明代蒙古人,有下列著作:

对有关这一时代的汉文、蒙文和满文史料的介绍,附有对《明史》卷327-328和330的传记译文、《蒙古世系谱》(18世纪)以及《登坛必究》(1598年左右)卷23中的世系表的全译文,这就是韩百诗:《明代蒙古史资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1卷),1969年版,共92+271页。

韩百诗:《蒙古人定居于黄河河套地区考》,载《蒙古研究》(李盖提主编),阿姆斯特丹,维尔拉·B·R·格伦纳出版社1970年版,第167-179页。其中共有20个蒙古部族的名表。

活跃于30年代或40年代的所有蒙古学家们,都应感谢伯希和提供的那些建议和资料。

有些人是通过直接受业的渠道(如路易·李盖提,1902年-1978年,匈牙利蒙古学的奠基人;德尼斯·西诺尔,美国布卢明顿州印第安纳大学中亚研究的创始人,自1960年以来任国际阿尔泰研究会常设局秘书长)。伯希和的另一位直传弟子是拉切聂夫斯基(Paul Ratchhevsky,1899年-1991年)。他应在本篇回顾文中占据一席之地,虽然他的原籍是俄罗斯。拉切聂夫斯基从1918年起便是无国籍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方学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于1922年-1938年中在巴黎学习和工作,直到80年代仍继续在巴黎汉学研究所用法文发表著作。他有关《元典章》的巨著是在伯希和的首倡下着手进行的。此人用德文(有时也用英文)发表的有关元代之前和元代的蒙古历史与制度的所有著作(他当时居住在莱比锡,后来迁居东柏林),都证明了他最早受到的培养。

《元典章》(巴黎,艾尔奈斯特勒鲁出版社,收入《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1937年,共99+349页)的续文。《元典章》第1卷共包括100页的一篇有关《元典章》的资料以及统治该时代社会各阶级立法的概论,对《元史》卷102全文和卷103部分内容(刑法和职制条例)的译注文,作为注释而引自《元典章》的断例和诏令条格的译文。

拉切聂夫斯基:《元典章》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1972年版,共11+199页,由《元史》卷103末(祭令、学规、军律、户婚)和卷104(刑法、食货)的译文组成。

拉切聂夫斯基和鄂法兰:《元典章》第3卷,索引,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1977年,共209页(拉切聂夫《元典章》前两卷的索引)。

拉切聂夫斯基:《元典章》第4卷,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1985年版,共427页(对《元史》中刑法志中刑罚条文的译文)。

在一部短小而又堪称典范的研究民族起源的论文中,拉切聂夫证明,在5世纪-10世纪的汉文史料中提到的室韦人的血统很混杂,他们的部族联盟并不统一。因为南部和东部的部族都以其社会和经济组织而与通古斯人近似;其森林中的部族可能是蒙古人。这就是《室韦人是蒙古人吗?》一文,载《纪念戴密微先生的汉学研究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1966年版,第225-251页)。

对于13世纪蒙古人的研究,在法国仍是继续于蒙古学家—汉学家的有限圈子之外从事的。受宗教和近似于宗教现象吸引的一名突厥学家让—保罗·鲁(Jean-Paul Roux,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导师,现已退休),长期探索他称之为“阿尔泰式”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古代突厥人和中世纪蒙古人所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让—保罗·鲁:《从书面文献看古代和中世纪阿尔泰民族的死亡观》,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出版社1963年版,共215页。

让—保罗·鲁:《阿尔泰社会中的神圣动物和植物》,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出版社,1966年版,共477页。

让—保罗·鲁:《伊斯兰教肖像学研究,突厥和蒙古人的几种圣物》,巴黎突厥学研究发展协会和鲁汶大学(比利时),彼特出版社(《突厥学丛刊》),1982年,共113页,另附插图。这是作者在《突厥学报》中发表的4篇论文(《突厥学报》第7卷,1975年;第8卷,第1期,1976年;第9卷,第1期,1977年;第12卷,1980年,有关“帽子和腰带”的论述,本文集中在第9-26页;“羽毛”,第27-58页;“弓箭”,第59-82页;“杯子”,第83-108页)的再版。其中对于这些论文中的第1篇作了某些增补。

一部通俗读物,让—保罗·鲁:《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宗教》,巴黎,帕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

另一部同样也是为大众读者所写的书。让—保罗·鲁:《中世纪的探险家》,巴黎,阿尔泰姆·法雅尔出版社,1993年版,共351页。

依然是为大众所写的又一部著作。让—保罗·鲁:《蒙古帝国史》,巴黎,阿尔泰姆·法雅尔出版社,1993年版,共589页。

由让—保罗·鲁作序的一部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游记的法文译注本,它是根据最佳拉丁文本原文译出的,也就是据万嘉德的《中国的方济各会士》(瓜拉奇和佛罗伦萨1929年版)中所提供的那种拉丁文本译注的;而柔克义(W.W.Rockhill,1900年)那部经典性的英译本却是以一种错误百出的拉丁文版本(A.达维扎克,1938年)为基础的。

克洛德(Claude)和勒内·卡普勒(Rene Kappler):《鲁布鲁克在蒙古帝国的游记》译注本,巴黎,帕约出版社,1985年版,共318页。

一名阿拉伯学家迪迪埃·加札尼雅杜(Didier Gazagnadou),捍卫那种认为蒙古人通过奴隶王朝(即玛穆鲁克帝国)而曾经是将中国的驿站(蒙古文作jam)向西方传播的媒介。

迪迪埃·加札尼雅杜:《驿站,一种有影响技术经欧亚大陆而在中国—伊斯兰国家—欧洲的

传播》,巴黎,基梅版社,共180页。

法国科学院院士让·里夏尔(Jean Richard)教授证明,通过一种格外丰富、广泛和翔实的著作,西方中世纪的史料(一般均为拉丁文著作)和由最苛求的知识培育出来的中世纪学者观点中的一切,都可以为了解13世纪的蒙古人而作出贡献。由于他那种令人仰慕的历史学—民族学家的直观能力,再加上阐述中的一种高度清晰性,所以他对于13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与蒙古世界之间的相会,勾勒出了一部活龙活现的画卷。大家特别会注意到如下著作。

里夏尔:《中世纪(13世纪-15世纪)的教廷与东方传教区》,法兰西罗马学院(《法兰西罗马学院文库》第33卷),1977年版,共325页。特别是其中的第2部分(第63-120页)是有关基督教使团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的,其中包括伊利汗;第3部分第2节(第144-166页)是有关创建汗八里大主教府、钦察(Qipcaq)部和察合台(Djagata )部的主区诸问题的。

里夏尔先生的大量文章又重版于一套丛书中了:

里夏尔:《中世纪的东方和西方,交流和关系(12世纪-15世纪)》,伦敦,由作者自选著作集重版(《研究系列丛书》第49卷),1976年版,共392页。其中有关蒙古学的论文如下:

———第23篇文章:《14世纪中国天主教会的兴起和衰落》(最早发表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刊》第2套,第134期,香港1960年版,第285-295页)。

———第26篇文章:《中世纪神化般的远东,大卫国王和约翰长老》(首次发表于《埃塞俄比亚年鉴》第2卷,巴黎1957年版,第225-242页)。

———第27篇文章:《蒙古人和法兰克人》(转载自《亚洲史学报》第3卷,布卢明顿,1969年版,第45-57页)。

———第28篇文章:《蒙古人的最后通牒和伪造信件,西方与鞑靼战争的动机》(引自《中亚学报》第17卷,1973年,第212-222页)。

———第29篇文章:《别儿乞的改宗和金帐汗国伊斯兰化的开始》(引自《伊斯兰研究杂志》,

巴黎,1967年版,第173-184页)。

———第30篇文章:《比萨人伊索尔,他是作为蒙古行省总督的法兰克冒险家吗?》(原载《中亚学报》第14卷,1970年,第186-194页)。

里夏尔:《中世纪的东西方关系》,伦敦,作者自选著作集(《研究系列丛书》第69卷),1977年,我们可以注意以下诸文:

———第13篇文章:《回鹘字母传播的西界》(原载《亚细亚学报》,1949年,第71-75页)。

———第14篇文章:《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之始》(《亚细亚学报》,1949年,第291-297页)。

———第15篇文章:《中世纪的教廷与东方天主教传教区》(原载法兰西罗马学院出版的《考古和历史论丛》第58卷,1941年-1946年,第263-266页)。

———第19篇文章:《罗宾逊·克鲁塞,虚构的旅行家———基督教于18世纪初叶传入中国和高地亚洲的见证人》(原载《宗教史杂志》第187卷,巴黎1975年版,第71-83页)。

里夏尔:《十字军、传教士和旅行家,中世纪拉丁世界的东方观》,伦敦,作者自选著作集(《研究系列丛书》第182卷),1983年,共340页。

———第11篇文章:《13世纪的西方史学家论蒙古人取胜的原因》(载《中亚学报》第13卷,1979年,第104-117页)。这是对于当时所认为的蒙古人取得优势之原因的分析。耿升中译文,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2期。

———第12篇文章:《沿着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的足迹,圣路易致撒里答的国书》(原载《学者通报》,巴黎1977年版,第49-61页)。这是由于鲁布鲁克出使蒙哥汗时出现的误解而导致的一种探索。

———第13篇文章:《1262年出使巴黎的蒙古使节》(原载《学者通报》,1979年,第295-303页)。这是论述于1970年左右发现的伊朗蒙古汗旭烈兀的一封国书,旭烈兀(Hülegü)于1262年以此信要求法国国王圣路易与之结盟。

———第14篇文章:《蒙古人与西方,两个世纪的交流》(转载自《1274年———变化和继承的接合点》,里昂—巴黎1974年版),巴黎,国立科研中心1977年版,第85-96页。这是对15世纪之前西方维持与蒙古人关系的三大轴心的阐述:对于远程征战的抵抗、宗教性使团和商业性远征。

———第15篇文章:《宗教会议上的基督徒和蒙古人,13世纪下半叶的教廷与波斯蒙古人》(摘自《1274年———变化和继承的接合点》第31-44页)。论教皇格里高利十世与伊利汗蒙古人之间的一项合作计划。

里夏尔:《十字军远征和东方的拉丁国家,观点与文献》,奥尔德肖特(联合王国),作者自选著作集(《研究系列丛书》第383种),1992年,第328页。

———第12篇文章:《陆军元帅萨巴特的信札以及13世纪中叶基督徒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载《纪念海格·贝韦贝里安的亚美尼亚研究文集》,里斯本,卡露斯特·古尔邦坎基金会1986年版,第683-696页)。

此外还有里夏尔:《中亚的基督教》,载《亚洲史学报》第16卷,1982年,第104-124页。

里夏尔:《论埃诺地区的贝都因人传教区,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和蒙古人》,载《学者通报》,1992年,第115-121页。

里夏尔:《大卫游记,一种蒙古人历史的资料》,第35届阿尔泰学会国际常设局会议报告,这次会议于1992年9月12日-17日在台北举行,其论文集于1993年出版,第417-424页(后来又重新用英文发表,载《约翰长老、蒙古人和失落的部族》,奥尔特肖特,作者自选著作集,正在策划中)。

此外,精明的拉丁学者里夏尔,还刊布了一部拉丁文编年史的残存片断并附有注释。该部编年史应断代为13世纪中叶,是有关蒙古人的入侵和中亚诸多事件、蒙古人的风俗以及在他们中传播福音尝试的著作。其作者是一名多明我会修道士,他参加了1247年赴蒙古将军拜住幕帐的使团。

里夏尔:《西蒙·德·圣—康坦的〈鞑靼史〉》,巴黎,保罗·格特纳东方书店(由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发表的有关十字军历史的文献),1965年版,共131页,另附1幅插页地图,其中第23-25页是对各部分标题的译文。

在国际阿尔泰研究会常设局第37届会议上,他是于尚蒂伊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组织者(1994年6月20日-24日),而且还作了一个报告:《在蒙古人社会中的衣物和降伏标志,论西蒙·德·圣—康坦书中的一段文字》,论文刊登在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中。

法国研究伊朗的蒙古王朝—伊利汗国历史的专家是鄂法兰,她是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的研究导师。鄂法兰有关这一内容的最著名文章计有:

鄂法兰:《憨哈纳思(Qaraunas)的民族起源》,载《突厥学报》第1卷(巴黎,1969年),第65-94页。这是对后成吉思汗时代的一个很活跃民族组成的研究。该民族诞生于一些很不统一的突厥—蒙古民族集团。自窝阔台执政以来,他们便定居于印度边境了。憨哈纳思民族后来在河中地(Transoxiane)与察合台的民族起源以及与帖木儿朝国家的组成有密切的联系。

鄂法兰:《邮驿网和马驿网,元代的呼罗珊大道》,载《伊朗世界与伊斯兰教》第1卷,(巴黎1971年版),第105-130页。这篇历史地理论文揭示了两种交通网络。它们的功能和结构各不相同,但某些特点在战略要塞中却又互相交错。其中一种是高度游牧生活和骑马民族的交通网,另一种是城市居民间的交流网。该篇论文突出了其政治因素,而这些特征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始终主宰着其线路的变迁。

鄂法兰:《察合台汗国和呼罗珊》(1334年-1380年),载《突厥学报》第8卷,第2期(巴黎—斯特拉斯堡1976年版),第16-60页:察合台人以成吉思汗正统的名义,阻止赫拉特王子采用算端的尊号;在他们的汗国内,于蒙古传统和正在发展的伊斯兰化过程之间在冲突。

鄂法兰:《算端梅坛的宗王大会(1336年)》,载《亚细亚学报》第279卷,第1-2期(巴黎1991年版),第175-197页。对于紧接伊利汗政权崩溃之后〔一般都约定俗成地将第9位伊利汗不赛因薨逝的时间定为1335年末〕事件的一种深入分析,证明对伊斯兰教的文化适应并未排除成吉思汗的政治—司法传统的权威,同样也未消除蒙古人的内部敌对情绪。

鄂法兰:《蒙古帝国和文化适应旋涡中的波斯大臣》,载1995年号的《伊朗研究丛刊》。

在法国东方学的优良传统中,法国的突厥语言文献学研究大师是路易·巴赞(Louis Bazin) 教授。他是科学院院士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的研究导师,现已退休。他通过细腻的研

究而积累了在古突厥语与古蒙古语和经典蒙古语之间辞汇比较的许多内容,尤其是在动物名

字和天体名称方面更为如此。非常幸运,这一整套资料成了作者一部重印文集的内容,同时还

附有纯属突厥学的论文。

路易·巴赞:《突厥民族,文字与人》(由尼古拉和温斯登主编),巴黎,阿尔巨芒(论证)出版社和布达佩斯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共12+428页。

———第265-270页:《突厥和蒙古语中山羊的名称》(原载《纪念鲍培60大寿的纪念文集,阿尔泰研究》,1957年8月威斯巴登版,奥托·哈拉索威茨出版社版,收入《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5卷,1957年,第28-32页)。

———第335-337页:《昴星团的突厥文和蒙古文名称》(原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10卷,布达佩斯1960年版,第3期,第294-297页)。

———第271-277页:《突厥和蒙古民族中的牦牛的名称》,载《纪念佛兰茨·阿尔泰姆学术讨论会的古代史论文集》(这次讨论会于1968年10月6日召开),第2卷,柏林1970年版,第213-221页。

———第287-297页:《论一种鸭子的突厥文—蒙古文名称ang rt》,载《突厥学研究》,李盖提主编,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收入《匈牙利东方学丛书》第17卷,1971年,第55-59页。

———第278-283页:《熊的突厥文和蒙古文名称》,载《靶子设在稻草上……鲍拉塔夫纪念文集》,雷米·多尔、尼古拉主编,巴黎,麦松奈夫和拉鲁兹出版社,1978年版,第83-93页。

巴赞:《突厥—蒙古地域中的骆驼名称》,于第37届国际阿尔泰学会常设局会议上提交的报告,尚蒂伊1994年版,载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中。这些既有深奥学识又很简单的札记,是对“阿尔泰理论”的一种重新研究。巴赞通过不同渠道而导致最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是可能的。在其《突厥民族,文字和人》中,还有以下论文:

———第129-141页:《赎罪仪轨语言和传统的口传形式》,这是对一组突厥—蒙语辞汇的研究(原载《突厥学报》第1卷,巴黎1969年版,第9-25页)。

———第355-361页:《辞汇之禁用和突厥—蒙古语之比较》,载《阿尔泰语言和文化》,1969年柏林第12届国际阿尔泰研究会常设局论文集,由哈宰和齐姆主编,柏林,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97-103页。

———第362-383页:《突厥—蒙古问题再思考》(原载《突厥学报》第15卷,鲁汶—巴黎—斯特拉堡1983年版,第31-58页)。它是有关该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

路易·巴赞:《突厥—蒙古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亲缘关系》,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8卷(楠泰尔大学1987年版),第91-98页。

路易·巴赞有关中亚古突厥民族历法的巨著还附带说明,他对蒙古传统有着敏锐的理解:

巴赞:《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里尔,里尔第三大学(197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1974年版,共800页;商业性版本:《古代突厥社会的纪年体系》,巴黎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和布达佩斯科学出版社版(收入《匈牙利东方丛书》第34卷),1991年,共571页。请参阅第7章:《畏吾儿—蒙古历法及其传播》,第385-412页。耿升中译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一个差异很大的领域中,有一名掌握了一门新颖专业的女汉学家,也就是说她精通中国烹饪的制造过程,此人就是萨班(Fran oise Sabban,或者是作Sabban-Serventi)夫人。她利用食盐和辛辣调料之例证,阐明了元代精美烹饪术的某些方面,以及可以从中揭示出的蒙古影响(尤其是普遍地食用羊肉以取代猪肉的作法)。

萨班:《14世纪中国皇帝宫廷中的烹饪术,忽思慧撰〈饮膳正要〉》,载《中世纪研究》第5卷(巴黎1983年版),第32-56页。

萨班:《14世纪中国皇宫中的御膳房,忽思慧撰〈饮膳正要〉的饪烹概况》,载《食品与烹饪术》第1卷(英国1986年版),第161-196页(它是对前一篇文章的英译本,又由一份中文和拉丁文的植物名称对照表补充)。

萨班:《水晶饺子和红色面条,12世纪-14世纪间的中国面食》,载《植物,菜肴和词汇》,《中世纪研究》的第16-17期(1989年),第29-50页和99-100页。

糖和制糖业也在蒙古人的社会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至少是从19世纪起,也可能是自元代以来,它促使人关注于阐述清楚蒙古人统治前夕的中国冰糖制造术。请参阅萨班:《行在(杭州)的冰糖和制糖术,中国宋代(10世纪-13世纪)甘蔗生产的发展》,载《传统农业和实用植物学学报》第35卷(1988年),第195-214页。

蒙古人后来于清朝政权时代,由于其行政组织而又出现在法国学术界中。雅克·勒格朗(Jacques Legrand)是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INALCO,旧称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蒙古语言和文明教授。他以1826年出版的《理藩院则例》的蒙文本(该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仅有一个汉文标题《蒙古律例》)为基础,分析了地方性行政单位爱马克(ayimag,盟)、旗(qo igu)和苏木(sumu)的结构,同时又研究了清代国家政权的干预和由蒙古贵族在汉—满官制中扮演的代理人角色。这是一部杰出的书,在当时被作为先驱性著作而受到欢迎,并且始终无人能够超越它。

雅克·勒格朗:《清朝统治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政权机构,〈理藩院则例〉的蒙文版本》,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版(《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1976年,第221页。

此书由司律思(Henry Serruys)那既有赞扬又有批评的书评所补充,载《中亚学报》第22卷,第1-2期,1978年,第146-151页。

勒格朗:《清代蒙古官吏的传记资料》,载《蒙古研究》第4卷(楠泰尔大学1973年版),第75-119页。

勒格朗:《有关对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卷蒙文稿本著作的考证问题》,载《蒙古研究》第5卷(1974年),第131-134页(有关这部1826年的被称为《蒙古律例》的著作,在作者的上述著作中已作了解释)。

勒格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请参阅他捍卫社会主义的文章:《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巴黎,米西多尔—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共237页)。他对于目前在人类学研究中流行的一种理论提出了质疑。即据此认为在蒙古的具体情况下,一种平均主义和一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不适应状态能够成为游牧团体的特征。

勒格朗:《后帝国时代(14世纪-17世纪)蒙古人中的空间、领土划分和政治划分的观念》,载《牧产和社会》,由游牧社会的生态学和人类学研究组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巴黎的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170页。

勒格朗:《在语言定性中的阶级和社会关系》,载《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社会和哲学》第209卷(巴黎1980年1月版),第22-35页。

勒格朗以成吉思汗传(据《蒙古秘史》或《元朝秘史》的记载)作为研究社会关系等级的一种再探讨而提出的一类令人置疑问题之例证,而写成了《人物的历史类别与模式———成吉思汗》,载《思想》杂志第228卷(1982年7-8月),第104-115页。

勒格朗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触及到了蒙古人民政权的开始阶段,他根据一批丰富多彩的文献而非常肯定地评价了其成果。

勒格朗:《蒙古革命中的社会阶级结构、发展和政治》,载《思想》杂志第225卷(1982年2月),第103-117页。

勒格朗:《蒙古的选择,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巴黎,社会出版社1975年版,共287页。

勒格朗:《蒙古》,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收入《我知道什么?》丛书第1663种),1976年,共125页。

他的计划是对西域游牧生活的一种历史性的重新评价。但自1973年以来,他向初学者教授蒙古语的任务,迫使他转向了编写蒙语语言—语法教学的工具书、辞典和蒙古传统文学的入门书的工作方面了。

勒格朗:《蒙古语语法,描述和学习》第1卷:《基本规则和音位学》,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1984年版,共343页;第2卷:《语音学》,巴黎,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1987年版,共130页。

勒格朗和策米迪津·苏赫巴塔尔(Tsegmidjn Sükhbaatar):《蒙古文—法文辞典》,巴黎,亚洲文库出版社(收入《东方语言辞典》丛书)1992年版,12开本,共286页。这是一部很好的袖珍小辞典,为每个辞条都提供了使用西里尔字母的现代写法和使用传统字母的古典拼写法。

勒格朗:《为编写一部法文—蒙古文辞典而准备的资料》,巴黎,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1992年版,共285页。

勒格朗:《草原与毛毡之风,蒙古的著作与语言》,巴黎,范达克利出版社(文集类第16种),1993年版,共157页。

鄂法兰(国立科研中心、国际研究中心和国家政治学基金会的研究导师)的著作,分散成了大量文章,以在蒙古学的两大潮流之间犹豫不决或徘徊不定为特征:从韩百诗那里学来的法国元代学术的古老传统;匈牙利的民族语言学传统,该传统经李盖提(Louis Legeti)发展,并且继他之后又由卡拉(G.Kara)和罗纳-塔斯(A.Rona-Tas)继承。她始终对他们保持一种无条件

的崇仰。

深入研究元代始终是鄂法兰的计划(存入其档案),现只发表了几篇史学短文,都是有关从金王朝女真王权向蒙古政权过渡问题的。

鄂法兰:《中国的行政地区和国防》,载《中国—蒙古研究,福赫伯(Hebert Franke)纪念文集》(鲍吾刚主编),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出版社(《慕尼黑东方研究丛书》第25卷)1979年版,第83-88页。

鄂法兰:《中国反复出现动乱时期的规律,13世纪早期的中国北方》,载《中国国家政权的基础及其限度》(施拉姆主编),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46页:“红袄”军从1216年起在山东反对金朝官吏们起义的内部组织、“世侯”们自1213年起归附成吉思汗及其元帅木华黎(Muqali)的形式,提供了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帝王思想内心化、将叛军或蒙古入侵者接纳进这种象征性体系中的某些典型例证。

鄂法兰是职业法学家,她特别关注蒙古从成吉思汗时代到人民政权之间的漫长时代中的法制之持续性,正如她的两种重要出版物所证实的那样———

鄂法兰:《蒙古社会中的儿童的地位》,载《让·博丹学会文集》第35卷《儿童》,布鲁塞尔百科全书书店1975年版,第459-599页。《蒙古人中的惩罚与刑罚》,载《让·博丹学会文集》第58卷《刑罚》,第4部分《非欧洲人的社会》,布鲁塞尔,德鲍埃克大学1991年版,第242-293页。

她在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逗留之前,首次实地调查是在自20年以来移居法国的顿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进行的———

鄂法兰:《一个移民的社会,法国的卡尔梅克人社团》,载《社会学年鉴》第17卷(巴黎1966年版),第133-212页。

她的几篇民族语言学小文章,致力于某些具体物品和观念的研究———

鄂法兰的一篇理论文章:《给予者或拿来者,对于汉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之间的文化转移活动的思考》,载《中亚及其近邻,互相影响》(雷米·多尔主编),巴黎,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版(《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讨论会文集》),1990年版,第165-180页。

此外还可以举出某些例证。

鄂法兰:《蒙古人中的体力测量和与人体的参照,法律民俗考》,载《蒙古研究》(李盖提主编),阿姆斯特丹,格鲁纳出版社,1970年版,第23-55页。

阿科拉斯(J.-P.Accolas)和鄂法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制品》,载《蒙古研究》第6卷(楠泰尔大学1975年版),第55-98页。

鄂法兰:《锁子和钥匙,蒙古民族语言学杂考》,载《阿尔泰研究论文集,西诺尔60大寿纪念文集》(海西希等人主编),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76年版,第11-44页,另附1幅图版。

鄂法兰:《天马和冥牛》,载《靶子设在稻草上……鲍拉塔夫纪念文集》(雷米·多尔和尼古拉主编),巴黎,麦松奈夫书店和拉鲁兹出版社1978年版,第37-63页。以白马和黑牛而同时祭祀的习惯,起源于契丹人的皇家祭祀(使用一头灰白色的牛)。14世纪的前四分之一年代,它在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一种开始反叛的礼仪,后来在17世纪的清代又成了与蒙古民族缔约的一种保证。

鄂法兰:《作为大众媒介的民俗学,以蒙古人中的马鞍为例》,载《民族学》第127年号,第82卷,第98-99期(巴黎1986年版),第119-144页。

鄂法兰:《蒙古的马术》,载《牧业生产和社会》第19卷(巴黎,1986年秋),第129-149页:

有关蒙古人驯马技术的某些资料,于1977-1987年间由一个研究组刊载于一家很活跃的期刊中,该研究组于1979年(继1976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之后)发表了一篇同一书名的著作(参阅前文所引勒格朗的《空间观念》一文)。

鄂法兰:《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书目资料》,载《蒙古研究》第3卷(楠泰尔大学,1972年版),第1-158页。

鄂法兰自1967年起,便是一家政治学研究所的成员,她从事了对当代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

在蒙古尚为人民共和国时,鄂法兰就发表过《游牧经济集体化的一次尝试,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载《人和社会》第5卷(巴黎1967年7-9月号),第141-148页。

鄂法兰:《传统和变迁,蒙古现今的社会学》,载《社会学国际丛刊》第49卷(巴黎1970年版),第83-110页。

鄂法兰:《蒙古人民共和国中的节日与纪念日》,载《法国政治学杂志》第23卷(巴黎1973年版),第1期,第33-58页。

鄂法兰:《罗马—日耳曼思想与当代蒙古法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辞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36卷(布达佩斯1983年版),第1-3期,第17-27页。

在有关新蒙古的问题上,鄂法兰著有:《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蒙古成吉思汗子民的复兴和民族主义》,载《东地中海和突厥—伊朗世界的研究丛刊》第16卷(巴黎1993年版),该专刊的标题如下:《伊斯坦布尔—乌兰巴托,自治、统一运动和政治建设》,第135-204页。

鄂法兰:《在蒙古后共产主义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民族史之普及化》,在第37届国际阿尔泰学会常设局讨论会上提交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94年在尚蒂伊举行,该文刊布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

最后是鄂法兰写的有关近期逝世的蒙古学家们的长篇传记,主要是曾在内蒙古工作过的“斯格脱”(Scheut)传教会(也就是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鄂法兰喜欢为保持对某些蒙古学巨匠们的纪念而工作。

鄂法兰:《纪念圣母圣心会神父和汉学—蒙古学家司律思(Henry Serruys,1911年7月10日-1983年8月16日)》,载《华裔学志》第36卷(圣—奥古斯丁和内特塔尔,德国,1984年-1985年号,出版于1987年),第555-624页。

鄂法兰:《李盖提(Louis Legeti,1902年10月-1987年5月)传》,载《亚细亚学报》第276卷(巴黎1988年版),第1-2期,第1-22页。耿升中译文,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9年。

鄂法兰:《纪念汉学家、蒙古学家和传教区研究专家、圣母圣心会会士贺歌南(Joseph Van Hcken,1905年9月18日-1988年8月31日)》,载《华裔学志》第39卷(圣—奥古斯丁和内特塔尔,德国,1990年-1991年号,1992年出版),第325-350页。

鄂法兰正在准备一部有关圣母圣心会会士田清波(P.A.Mostaert ,1881年-1971年)的专著,他是鄂尔多斯的传教士和汉学—蒙古学的大学者。

然而,在其缔造人阿玛咏(Roberte Hamayon)的推动下,自70年代初叶以来,一个真正的蒙古学“法国学派”逐渐地显示出了他们的实力———方向是偏爱对萨满教、民族学、口碑文学、语法语言学和辞汇学的研究。该学派的特征是它覆盖的地域很广泛,因为布里雅特人中的现象,在该派的理论解释中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其民族学评论在语言学上具有很大的准确性;注重于实地调查(主要是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其次是在前苏联布里雅特蒙古人中、内蒙古和新疆蒙古人中)与文献研究的结合,以及广泛地利用我们蒙古族同事们的通力协作;拒绝那些未被确认和过份因循守旧的思想。

保护该学派的机构是蒙古研究中心,于1970年由阿玛咏夫人创建,设立于楠泰尔的巴黎第10大学(位于巴黎近郊)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比较研究所内。这是一个科研中心而不是教学中心。它发行的刊物是一份年刊《蒙古研究》,于1970年由阿玛咏夫人推出,1978年,改版为《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这份刊物不但在内容方面,而且在装潢方面都属上乘,现被分类在世界蒙古和阿尔泰研究的最佳期刊之列。

蒙古研究中心正在完成一项集体计划。它于开始时由其鼓动者———不知疲倦的阿玛咏夫人的辞典编纂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知识的巨大贡献所哺育。这就是编写一部《蒙古文—法文辞典》,共有3万多个词目,其中乌兰巴托标准语和古典蒙古语中的辞汇,都以民族学释文和系统的辞汇编排而作了解释。这项计划已经进入输入电脑的最后阶段了,由埃旺(M.-D.Even)主持并由我们的蒙古同事夏达尔苏伦(TS.Shagdarsüren)协助,由语言学家贝发(M.-L.Bef-fa)监制。蒙古研究中心的其它集体项目都围绕着仪轨活动和史诗而展开。

为了将非专业化的广大读者吸引到蒙古学方面来,一份小报《有关蒙古的信息和联络报》于1990年由埃旺推出,由泰夫奈(J.Thevenet)帮助。除了发表俄文或蒙古文民族学论文的译文之外,它还会使人获得一种新闻资料,一方面是有关蒙古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另一方面是有关在法国和西欧所从事的与蒙古有关的旅游和经济活动。

阿玛咏于1968年在东方语言和文明研究学院开设了最早的现代蒙语教学课程(她于1973年将这一职务交给了她过去的学生雅克·勒格朗)。正如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她自1970年起,为我们这里奠定了一种有关蒙古各部族的系统的民族学研究之基础,同时也促使对萨满教和布里雅特史诗的世界性研究走上全新的道路。这就是她利用自己作为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5系(巴黎大学)的研究导师(教授)而从事的高水平的施教。她在1974年非常年轻时便当选为该院的研究导师。在一部注定是划时代的巨著中,她对其教学作了一番总结。

阿玛咏:《追魂,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一种理论梗概》,楠泰尔大学,民族学研究会(巴黎第10

大学),1990年,共880页。萨满教原本为确保居住在西伯利亚泰加森林(针叶林)腹地、完全是以狩猎为生的社会能继续生存中的一环。一个社会下层人士与神灵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根据人类、牲畜和神灵集团之间无穷的交流而被设想出来的,而这些集团又被认为彼此之间是相同和统一的。这种众所周知的社会关系就是婚姻关系,特别是提供了狩猎同盟的可能性。萨满是被指定管理狩猎之偶然事件的重要人物。萨满与猎物神灵之主的女儿象征性地缔结婚约,确实为其集团的成员打开了进入鹿科动物灵魂之门,其技巧使他们夺占野兽,这必然会引起归还灵魂时间的推迟,而又不会招致灾难和疾病。

在派生自前几种社会的游牧民社会中,野兽不再被作为拥有灵魂的神灵看待,而是被当作能占有的、能繁殖的和能转让的产品对待。当时最特殊的关系便是血统关系。从此之后,象征性参照的范畴便不再是横向的,而是成为纵向和等级性的了。这样一来,沿宇宙的一个轴心攀登上几重天,就不是一种狩猎思想的特征了,而是属于军政首脑的心理,萨满只能满足于一种医生—巫师的职业了。萨满教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一直明显地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但却由于

其方法及其目标的弹性而生存下来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后共产主义危机中,它被充当具有古老特征的某种集体身份的支柱。

阿玛咏:《萨满教、佛教、格萨尔信仰,后苏维埃时代的布里雅特人拥有什么样的身份支柱?》,在第37届国际阿尔泰学会常设局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94年在尚蒂伊举行,本报告刊载于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

该作家的文章隐蔽在某些既有吸引力又很神秘的标题之下。其数目如此丰富,以致于我无法于此全部提及它们,它们是围绕着4个兴趣中心而依次连贯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兴趣中心便是囊括了其它所有中心和其它中心必然会归结到它身上的,这就是萨满教。

阿玛咏:《无火不起烟》,载《民族学报》第118年号,新编第74-75期(巴黎1977年版),第177-188页:植物是一种源出于神的自然物,它是一种净化器,可以使万物、生灵和地域与超自然建立起联系。在17世纪-18世纪,烟雾被与萨满教斗争的喇嘛们改变了方向,朝着有利于喇嘛教的方面转变了,它变成了一种长期的洁化和赎罪的方式。

阿玛咏:《做仆的神人》,载《人类》杂志第18卷,第3-4期(巴黎1978年版),第17-45页。这是论述萨满在猎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的文章。

阿玛咏:《照料死者以医治活者》,载《精神分析法新学报》第17卷,关于《治病思想》的专刊号(巴黎1978年版),第55-72页。这是一篇有关萨满之医生功能的论文。

阿玛咏:《从萨满到萨满教》,载《民族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48页,对于萨满教现象变化的全面思考。

阿玛咏:《喇嘛们对萨满教的嘲弄,牧民对于巴尔古津的布里雅特人狩猎行为的嘲弄》(萨噶斯特和魏厄主编),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威茨书店,1983年版,第152-185页:猎民社会的思想意识以一种敌对精神为特征,而牧民的思想意识则由一种为获得权力而竞争的精神所鼓动。

阿玛咏与其语言学家同事合作写的论文:贝法和阿玛咏:《有关狐狸的综合论述:转圈、绕行和回归》,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5卷(楠泰尔大学,即巴黎第10大学1984年版),第9-16页;《混淆纯洁与不洁者被狐狸净化》,同上引杂志,第141-151页:试对在东亚和北亚用于指狐狸的象征性言辞,有关狐狸的无条理的思想作出澄清。如果一种诸如狐狸那样的不洁生灵被用于了某些蒙古礼仪中以供净化它物,那就应该将此归于使萨满教于17世纪-18世纪贬低的喇嘛教之策略。

阿玛咏:《从单独受度到符合礼仪的授职,布里雅特萨满的情况》,载《度礼,列日和新鲁汶大学学术讨论会文集》,1984年11月(《信教人》第13卷),新鲁汶1986年版,第163-202页。

阿玛咏:《萨满教中的实用主义和礼仪化》,载《礼仪书论集》(由布隆多和施舟人主编),鲁汶—巴黎佩特出版社(《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宗教科学系文库》第95卷),1990年版,第149-169页。

阿玛咏:《死命游戏,西伯利亚萨满教的赌注》,载《第欧根尼》杂志第158卷,有关《新的千年纪之交的萨满和萨满教》的一卷(巴黎1992年4-6月),第63-77页;另加一篇“跋”,第151-160页。

史诗是阿玛咏有关萨满教研究的背景。它也帮助她勾勒出了游牧民社会与猎人社会相比较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它还帮助她阐明了享有特殊威望的首领的作用,特别是女子的作用。

阿玛咏:《“女性语言”中出现的夫权,有关正统性或天资之二重奏的蒙古变奏曲》,载《人类》杂志第9卷,第3-4期(巴黎1979年7-12月),第109-139页。被称为“女性语言”的现象是针对禁词的一种强制手段,其目的在于限制女子创造语言的习惯,以抵销她们的生育特权。

阿玛咏:《英雄主义,从犹豫到并合》,载《东方,乔治·孔多米纳斯纪念文集》,巴黎,普里瓦—苏代斯塔西出版社版,第45-57页。

阿玛咏:《合法永生的诀窍和技法》,载《蒙古史诗著作研究》(海西希主编),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第1卷(1981年),第156-216页,第2卷(1982年),第1-17页:对赋予西部布里雅特人的13部史诗生命力的神话结构的分析,以证明每部史诗本身就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拥有一种内在逻辑,而其意义经常都是象征性的。非英雄人物,也就是说英雄人物的替身(姊妹、马匹、灵魂)、盟友(弟弟)、敌人(魔鬼,mangad)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占据英雄的地位,但他们无法沿同一种英雄的轨道前进。

阿玛咏:《布里雅特父系社会中萨满教的典型女性修持是什么?》,载《欧亚大陆的萨满教》(霍帕尔主编),哥廷根,赫罗多书店1984年版,第307-318页(《论坛》第5集)。

阿玛咏:《三位不受欢迎的教友,不可替代的媒介》,载《蒙古英雄史诗的探讨》(海西希主编),第3卷,1985年,第373-409页。

阿玛咏:《论猎民和萨满教中的西布里雅特人之婚姻》,载《蒙古英雄史诗的探讨》(海西希主编),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第4版,1987年,第129-140页。

阿玛咏:《诅咒父亲和丈夫,布里雅特神话和民族起源的研究》,载《中亚宗教的诸说混合论》(海西希和克林凯特主编),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07页。

阿玛咏:《布里雅特人的婚礼》,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21卷(楠泰尔,巴黎第10大学,1990年版),第59-83页:对19世纪末叶或20世纪初叶布里雅特人的4部礼仪书的分析,指出了在两类婚姻交易之间的犹豫不决,也就是说受两个家庭之间的一项合作契约观念的支配,这两个家庭通过婚姻而成为狩猎盟友,或者是财产在一个牧民社会中的转移。

阿玛咏:《19世纪末叶布里雅特人的部族、氏族和兀鲁思(Ulus,百姓)》,载上引刊物,第85-121页:对于1897年布里雅特人的一次人口普查的这种精确分析突出了兀鲁思的多氏族特征,兀鲁思是具体运作的领土—行政单位,而氏族却不定位,一半是根据依靠狩猎生活的社会所特有的二元组织形式而联系起来的。

阿玛咏:《猎人、萨满和说唱艺人,三种说书人》,载《蒙古英雄史诗的探讨》(海西希主编),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第5卷,1992年版,第130-135页。

阿玛咏是民族学专业出身,她通过60年代-70年代在蒙古领土上的实地调查而开始了其女蒙古学家的生涯。接着是对蒙古人的风俗习惯所作的民族辞汇学上的深入分析,而且还有对口碑文学(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民间文学”)小剧本的精妙译文。

阿玛咏:《蒙古人的摇蓝曲》,载《蒙古学研究》第1卷(1970年),第91-127页。

阿玛咏:《实用社交礼仪》,载同上杂志,第2卷(1971年),第145-207页。

阿玛咏:《世界的三元》,载同上杂志,第3卷(1972年),第225-238页。

阿玛咏与一名卡尔梅克血统的青年女蒙古学家南姆查·巴萨诺夫(Namtcha Bassanoff)合作:《儿媳之艰辛》,载同上杂志,第4卷(1973年),第7-15页;此文又由1979年的另一篇文章所补充:《通过“女性语言”看夫权》,它也涉及到了上述问题。

阿玛咏:《不吸鼻烟的人不会有任何交往》(蒙古交换鼻烟盒事迹考),载《语言与技术,自然与社会》(托玛斯、贝尔诺主编),巴黎,克林西出版社,第2卷,1972年版,第137-145页。

阿玛咏:《有别之骨与无别之肉》,载《蒙古研究》第6卷(1975年),第99-122页:这是有关蒙古游牧民中的烹调术、社会关系和隐蔽于其中的仇视意识的一部先驱性著作。珍贵的食物是贴骨肉,而贴骨肉又根据骨头在牲畜骨架上的位置而分成等级。

阿玛咏:《脂粉、风俗和颜色,蒙古民族语言学研究》,载《对颜色的观察与称呼》(托尔奈主编),楠泰尔(巴黎第10大学),拉贝特诺1978年版,第207-247页。

贝发和阿玛咏(巴达姆哈丹著作的译本):《察干人的生活方式,库苏泊(库苏古勒)两岸的养鹿人》,载由巴达姆哈丹主编的《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8卷(1987年),第99-127页。

这是对1962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一部短篇著作的译文,请参阅由埃旺于1986年翻译的巴达姆哈丹的另一部著作的译本。

阿玛咏:《被冒犯的报复者之功德,获胜的敌对者之欢乐,蒙古两个社会中敌对交往的上升运动》,载《报复》(韦迪埃主编),巴黎,居札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140页。

本处所研究的两个社会是13世纪初叶由《蒙古秘史》所描述的社会,以及实现共产主义之前西布里雅特蒙古人的社会。对两个社会中的复仇逻辑的研究,证明了作者在《喇嘛教对萨满教的嘲弄》(1983年)中提出的观点:在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受其死者间的那些关系支配的漫长时间内,始终是对立的,当由先祖为有利于神的干涉而确保的合法性角色消失时这种对立便变成了为争夺权力的竞争和斗争。

贝发和阿玛咏:《蒙古社会中的诺言之实用主义》,《誓言》的第1卷《特征和功能》(韦迪埃主编),巴黎,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277页:对《蒙古秘史》的一种释读便可以特别得以证明,与普遍支持的观念相反,蒙古的传统社会未曾有过赎罪性的誓言,也从未作为一种诺言的保证而使用祈神的做法。这一切均可以通过在他们的宗教表现中缺乏超然性而得以证明。

阿玛咏认为,蒙古的传统音乐是口传诗歌的一种自然延续,她懂得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来解释之。

阿玛咏与一位女音乐家米海伊·埃尔菲(M.Helffer)合作:《论蒙古民间音乐,拉诺斯·瓦加斯的录音带》,载《蒙古研究》第4卷(1973年),第145-180页。

阿玛咏:《几首布里雅特歌》,载《蒙古研究》第6卷(1975年),第19-213页。

埃尔菲与阿玛咏、巴萨诺夫合作:《蒙古的唱片分类》,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9卷(1978年),第127-199页。

最后是制成了一张唱片。阿玛咏:《蒙古和布里雅特人的歌曲》,巴黎,沃格出版社,收入人文博物馆丛书(LDM30138),1973年,共33转的歌,分别于1967年、1968年和1970年录制的16首歌曲。

语言学是阿玛咏最感兴趣的另一阵地,但她始终是与另一位女同事合作而完成这项事业,该同事的才华是对她自己才能的补充,也是纠正其错误想法的真正共同协商者。这位同事便是玛丽—莉丝·贝发(Marie-Lise Beffa)。本为语言学家、数学家、蒙古学家和突厥学家(而且还精通汉语),在巴黎第8大学(圣丹尼)信息系授课。

这两位作家最早都在一种正式的或自发的教学中,忙于有效地助人学习蒙文。

贝发和阿玛咏:《蒙古语法基础知识》,巴黎研究数量语言发展的让—法瓦尔(Jean Favard)学会(彼埃和玛丽·居里大学,巴黎第6大学),1975年版,共286页:乌兰巴托的标准喀尔喀语言,同时也参照了古典蒙文的形式与结构。

阿玛咏、苏赫巴塔尔(C.Suxbaatar)和贝发:《蒙古语言教材》,巴黎,法国东方出版社(国立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1975年版,共236页。他们由乌兰巴托的一名同事帮助,此人当时在国立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任辅导教师。这部方便实用的教科书指导学生走上掌握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语官话(用西里尔字母标音)的道路。其办法是通过对话和小故事,并附以讲授语法结构和基本辞汇。某些蒙文中的问题可以帮助人测验学生的水平。书末所附的喀尔喀—法语辞汇又补充了古典蒙古文字的形式。

一部综合性分类著作既学识渊博又方便适用,它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蒙古民族的一部几近齐全的名表,附有他们名称注音的极多差异以及有关它们的稳定程度、地点、语言分布的主要资料。

贝发、阿玛咏:《蒙古语言》,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4卷(1983年),第121-169页,附有定位很准确的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地名的汉文方块字名表。

很长时间之前的一篇文章,已经揭示了她们对动词的处理方法。

贝发、阿玛咏:《蒙语中的动名词》,载《阿尔泰语言研究》(李盖提主编),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匈牙利东方丛书》第20卷),1975年版,第15-27页。

从此之后,她们的研究便转向了在语义陈述和隐喻派生法中的空间概念,这就是竖向(上-下)、角度(前-后)、侧面(右-左)等概念。

贝发、阿玛咏:《空间的蒙古类别》,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4卷(1983年),第81-119页。这是一种令人联想到了我们于上文引证的阿玛咏的那些著作。

贝发和阿玛咏这两位作家的兴趣,由于某种实用目的,也转向了将传统的蒙文字母输入电脑和制成软件方面了。

贝发、阿玛咏:《蒙文的输入,有关转写和自动输入的问题》,载柏林大学语言和文化学系的《中亚研究论集》,第21卷(威斯巴登,1988-1989年),第163-173页。

贝发一方面参加了由阿玛咏夫人发起的蒙古研究中心的集体研究项目,即有关高地亚洲的礼仪活动、史诗等研究;另一方面是继续对《蒙古秘史》的释读,她与阿玛咏已经着手其研究了(见上文贝发、阿玛咏:《诺言的实用主义》,载《誓言》,1991年号)。

贝发:《〈蒙古秘史〉中的“腾格里”(天)的概念》,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24卷(1993年),第215-236页:她于其中对继承自成吉思汗帝国的晚期史学家们(志费尼、拉施特、萨囊彻辰)在论述这一内容的东西方文献中作了广泛发挥,革命性地推翻了旧理论。据那种传统思想认为,“长生天”是成吉思汗的合法性之源。它是在《蒙古秘史》中对“天”(tanggari,腾格里)的记载的一次严谨统计,这是有关中世纪蒙古人思想意识的第一种内部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到“长生天”的观念不存在于《蒙古秘史》中,天对于当时蒙古世界的政治进程没有任何影响。

玛丽—多米尼克·埃旺是蒙古学资深研究员中的最年轻者,身负法国该学科的未来希望。

她是精通汉语的蒙古学家,系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既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和文明学院上蒙古文明课,又负责管理蒙古研究中心。她具有民族学家和编纂辞典的语言学家之才能,特别专长于对那些含糊不清的蒙文文学作品的精妙翻译。4部重头作品都应归功于她的努力。

埃旺:《内蒙古的词话作品〈本子的故事〉》,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4卷(1983年),第7-80页。这是一部词话故事的译著,即以词赋混杂而写成的故事,并以胡琴(蒙文作Khuar)伴奏,受《水浒传》(北京版本的卷23)的启发,原收入说唱艺人帕杰(Pazha,1902年-1960年)的口传故事汇编中,此人属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Zhirim)的扎鲁特旗(Zharut)。

埃旺(编译者):《活佛的萨满》,原书由巴达姆哈丹著。它形成了《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7卷(1986年)的专刊号,共207页。此书使法国大众得到了一部蒙古民族学的经典著作。该项研究是于1959年-1962年间在达尔哈特人(Darkhat)中进行的。达尔哈特人(吐尔扈特人) 是一个居住在库苏泊(库苏古勒)周围的民族,地处蒙古的极北地,系西伯利亚的边陲。这是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一位民族学家从当地为他提供资料的人和档案中搜集的。埃旺完全改变了这部杂乱的、印制很糟和往往书写错误百出的原著,使之变成一部清楚明了和容易使用的专著,其中的全部宝贵知识都变得可以理解了(同一位作家巴达姆哈丹的一部更短的论著,是有关同一地区的另一个民族———察干人的,已由贝发和阿玛咏于1987年翻译,正如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

埃旺:《蒙古萨满之歌》,形成了《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9-20卷(1988年-1989年)的专刊号,共442页。这是作者的国家级博士论文。这一整批光辉灿烂的译文将蒙古的宗教文献(即使是其中最困难的)纳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之中了。作者在其论述中分别出了层次分明的不同水平,得以排除了由晚期喇嘛教传入的内容,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复原了萨满教的思维方式。她的结论是彻底大变革式的:最典型的蒙古民间宗教信仰,普遍被外国观察家们定性为萨满教的信仰,他们认为这种信仰具有一种混合式的起源,喇嘛教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有对火的崇拜、对敖包(Ob ,圣石堆),“白老翁”和成吉思汗的崇拜。

埃旺、罗迪卡·鲍培(Rodica Pop):《13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元朝秘史〉》,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收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作文集《东方知识》丛书),1994年版,共229页。《元朝秘史》于此书中首次出现了法文全译本(伯希和的译本仅为节译本),也是首次注重蒙文本(诸如伯希和与伊戈尔·德·拉切维茨的那种复原本),而不是出自蒙文本的汉文本的译本之一(此前的另一种已经选择了这种着眼点的译本只存在于匈牙利文中,被归于了李盖提教授)。这是唯一的一种敢于翻译带有可区别出一种意义的人名和地名(总共有千余个)的译本,以使其故事具有史诗般的雄浑。一种索引和图表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找到史学家们所熟悉的地点与人员的名称。

达姆丁(B.Damdin)、埃旺和萨普曼(M.J.Chapman):《蒙古文学与传说中的骆驼,简例》,载《英国蒙古学会学报》第13卷,第1-2期(1991年),第35-47页:对蒙古口碑文学中名篇的译文,涉及到了离仔之母驼和失母之仔驼的哀嘶。

埃旺:《蒙古人的萨满教》,载《当代蒙古》(阿基奈主编),伦敦,基根·保罗国际和中亚研究论坛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205页。其中对萨满教的组成因素及其在喇嘛教信徒们压力下的灵活性作了翔实可靠的介绍。

埃旺现在正为完成上文提到的《蒙文—法文辞典》而工作,同时还研究蒙文中的动词后缀。

她未来的一项大计划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各部族的分别研究,其根据是中国出版的蒙文和汉文著作以及实地调查成果(特别是1993年在新疆的调查)。

由阿玛咏培养出来的学生和青年研究人员的文章,占满了《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的版面。

我可以在他们之中指出撒拉·达尔斯(Sarah Dars),她在转入喜马拉雅研究之前曾显示出是一个有才华的蒙古学家。她的丈夫谭霞客(Jacques Dars)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汉学家,他翻译的《水浒传》(收入了1978年的《七星诗社丛书》)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撒拉·达尔斯:《蒙古的建筑》,载《蒙古研究》第3卷(1972年),第159-223页,附有插图、地图、本世纪30年代之前在中国存在750座主要寺庙的名表。

撒拉·达尔斯:《蒙古》,巴黎,塞伊出版社(《小行星丛书》第55种),1979年版,第191页。

这是有关蒙古及其习惯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入门书。

在专业蒙古学家的有限圈子之外,也有人作了某些很有意义的工作。雅克女林·泰夫奈(Jacqueline Thévenet)曾帮助埃旺成功地完成了《蒙古通讯》(ANDA),她是一本蒙古入门小教科书的作者。

泰夫奈:《成吉思汗时代和今日的蒙古》,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收入《文明》丛书),1986年版,共224页,附有插图、地图和平面图。

她还尽力地从事重新评价19世纪法国旅行家—传教士古伯察(E.Huc,1813年-1860年)的著作。

泰夫奈:《西来的喇嘛,从法国到中国的鞑靼和西藏地区的古伯察(1813年-1860年)》,巴黎,塞格出版社(收《神奇探险家》丛书),1989年版,共305页。

《谁还在想鞑靼》,古伯察1839年-1848年的旅行书简,后附向法国政府的一项照会,由泰夫奈介绍和评注,巴黎,基迈出版社(《重新发现的稿本》丛书),1992年版,共194页。

一位音乐学家阿兰·德斯雅克(Alain Desjacques,在里尔教学)出版了一盘蒙古音乐唱片(联合国教科文听视说唱片社1991年版),他主持了有关蒙古人中乐符体系的研究。

两名未来的农学家克里斯蒂安·海尔(Christian Hell)和菲利蒲·盖雷(Philipp Quéré),于1992年选择了内蒙古为其作工程师级毕业文凭论文的研究地域(国立农学家)。

海尔、盖雷:《中国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的饲养制》,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24卷(1993年),第237-290页。

最后,两名外国蒙古学家都与法国研究中心的工作密切合作。第一位是策夫里津·夏格达尔苏伦〔Cevelijn (Tsevelin) Shagdarsüren (Chagdarsürüng)〕,蒙古科学院的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是贾达姆扎维因·策夫尔〔Jadamzhavyn (Tseve),1902-1984年〕的儿子,是一部《蒙文辞典》(乌兰巴托1966年版)的作者。夏格达尔苏伦在法国的多年居住期间,曾对现在正趋于完成的《蒙文—法文辞典》帮了很大的忙。他同样也为我们写了几篇小文章,既有趣味又富于学术性。

夏格达尔苏伦:《蒙古的民用度量制》,载《蒙古研究》第2卷(1970年),第129-133页。

夏格达尔苏伦:《巴尔虎—蒙古人中的对公羊或母羊的选择,论羊的发情交配》,载《蒙古研究》第4卷(1973年),第141-143页。

他于国际阿尔泰学会常设局学术讨论会第37届讨论会(尚蒂伊,1994年)上的报告,是与埃旺合作写成的:《蒙古人的文字游戏》,刊载于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中。

罗迪卡·鲍培是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东方学研究所的蒙古民族学家,正在巴黎由阿玛咏指导准备其博士论文,其主题是《蒙古民族中的婚礼》。她参与了出版蒙古娱乐活动的合作项目,尤其与埃旺一并是《蒙古秘史》(1994年)漂亮译本的联袂署名者。

最后一个提到的是多米尼克·迪玛(Dominique Duma)。他曾接受过阿玛咏的入门教育,后来移居德国并于柏林大学通过了一部很精彩的博士论文———《论蒙古人对火的崇拜》。

作为结论,法国的蒙古学研究,近20年-30年来覆盖了蒙古的所有部族和事实,它似乎正准备转向南蒙古人(中国的蒙古人)的研究,只要给予它这种可能性就足矣。

（原刊《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