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
德国的满学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在国际满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德国人很早就通过传教士认识了满文及其重要意义。明末清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可以说是一个较著名的例子。而在德国本土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满学研究,还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它很快就在欧洲进入了前列,仅次于俄国,超过了先于德国开始此项学科研究的法国[1]。据统计,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的十余位满学研究者纂写了四十余种满学著作。其中有字典、语法、图书文献、文学等方面的基础科学的书籍,也有关于各种史籍、碑帖的著作,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2]。这一时期德国的满学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我以为,和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1、满语的语言特点
众所周知,满文不同于汉文,而是一种拼音文字。这一点,无疑给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学者学习、研究满文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仅如此,满语做为阿尔泰语系中的一员,鲜明地体现出了本语系的语言特点。特别是满语书面语,语法清楚易学,句子结构严谨。这一点和德语有些相似。因此,和汉语相比较,同是操拼音文字的德国人,学起满文来要容易得多。所以,德国汉学家最初是以满文作为辅助文字来阅读一些难懂的汉文典籍的。尽管这种以满文作为汉文辅助文字的作用在德国的汉学家中已经日渐消失,并且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已经更进一步地从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方面去研究满语这种特殊的语言,同时,还将直接研读珍贵的满文厉史文献做为满学更深入的研究领域。但是,满语语言的先天特性和它与汉文经典书籍的特殊关系,对于满学研究在德国兴起与发展,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2、大量丰富的文献书籍
德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文献书籍,这是德国满学研究能够开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尽管德国的满文图书文献还没有像英、法国家那样系统整理出版的书目,但笔者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处得知,仅在柏林城市图书馆中,关先生就查找到了五十余种现已出版的各种满文书目中所未见的满文图书。据关先生介绍说,这还是很不全而的。因为受时间、经费等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很有司能还会漏掉一些罕见书籍[3]。此外,私人藏书也是不可忽视的。据德国科隆大学稽穆(Matin·Gimm)教授介绍,他自己就藏有包括满文《大藏经》、康熙《起居注》在内的很多珍贵满文文献,还有很多满文文物和民间文学书籍。这些。无疑是德国满学研究存在并将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3、良好的研究基础
德国的满学研究,以其规模和所获得的成绩来看,我认为是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工作的结果。研究者们很重视基础工具书的编纂。有人说,在日本、俄国、德国的满学研究兴盛,是因为有很好的满日、满俄、满德字典[4]。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编写一定规模的字典,需要有一定的本学科研究的基础。而基础的工具书,又为本学科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国际满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满德字典》(《Hand Wenterbueh der MandsehusPraehe》1955年出版,作者:埃里西·豪尔(Erich·Hauer)正是对德国满学研究状况的这样一种体现。此外,瓦尔特·富赫斯(Walter Fuehs)等学者在满文文献目录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5]。总之,重视基础研究工作的传统,也为德国的满学研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现状
当代的德国满学家们,正在努力继承前辈的传统,并结合当今的形势,不断发掘新途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满文教学工作
当今在德国的满文教学,主要是作为一门辅助专业存在于少数几所大学中的。教学时间约四个学期甚至更长,每周二至四个学时。学生从最基础的语言学习到阅读分析乃至翻译满文文献。这门副专业,不仅汉学系的学生可选,其他学科,象宗教、历史、语言、民族、民俗等等学科的学生,都可以从自己的专业目的出发,选学这一副专业来完成自己的学业[6]。这种由于教育制度上的规定带来的学生来源,不仅使满文人材得以在德国继续保留下去,也使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厉史、语言、文学、民间习俗等等。对学生全面地提高知识水平,深入地了解中国,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科隆大学东亚研究院中,稽穆教授长期开设满语课。在这里,教授结合学生的兴趣和要求,对各种文体的满文文献进行阅读、分析。其中包括汉译满古典文学经典,也包括一些满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的学习方法注重实际,在语言方而稍做介绍后,很快便进入阅读分析阶段。遇到问题,再结合课文进行讲解。学校还很注意利用各种机会聘用专业教师。笔者即在研究院从事过二年满文教学工作。
在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院中,魏弥贤(Miehael Weiers)教授发挥其语言学专家的特长,将满语、蒙语放在同一课上进行教学。他抓住两种语言的共同点,同时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使学生在一门课里能同时学到满、蒙二种语言(书面语)。尽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教授注重分析不同语言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深入浅出,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研讨课上,教师和学生共同就本专业领域中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而相近的学科,通过这样随意的讨论,辩论,常常会启发思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整理出版老一代满学家的手稿,撰写纪念文章
面对老一代研究者未完成或未出版的著作手稿,现代满学研究者认真将其整理、出版,并撰写纪念文章。一方面使前辈的成果不致于湮没,另一方面也由此教育下一代研究者,使他们能够继承传统,深入研究。嵇穆教授和魏弥贤教授联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斯达理(Giovannj·Stary)共同主编的刊物《满洲时代》(Aetas Manjuriea)以及其他一些出版物,都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工作的成果。
3、继续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由埃里西·豪尔花费毕生精力编纂而成的《满德字典》,前面已经提到,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字典,是德国满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弗兰克在他的书中介绍说,这是“最好、最完整的字典。”[7]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需要对它进行补充以臻完善。在多年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嵇穆教授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联合,准备将补遗的部分出版发行。现虽因经费问题而暂时搁浅,但此举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前德国满学研究的情况。此外,嵇穆教授还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过《德满字典》,并编写过一些书目索引。这些工作的进行,促进着德国的满学研究得以继续发展。
4、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德国的当代满学研究者也结合当今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间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上的外交往来,文化交流,都是现政府极为关心的问题。如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来华,政绩,如何为中国政府服务,又为什么被判以重刑,等等。此外,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中,德国的满学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着一些新的方法与途径。如波恩大学的魏弥贤教授,利用他兼通满、蒙语言的优势,看到清入关前这段历史、尚存有较为完整的满、蒙文第一手资料,准备利用它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他还运用语言分析学、历史语言比较学等方法,对满文文字的发展,满蒙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
三、特点
虽然都称为满学研究,但在不同的国家,各自具备不同的条件,抱着不同的自的,其研究状况必然是有差异的。我们应该认识这种差异,寻找可以相互补充的支点,共同合作,促使国际满学研究走向深入。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德国满学研究者,操着与满学同样是拼音文字的母语,这与中国学者要从自己的方块字中解放出来,迫使自己习惯于另一种与母语有着本质差别的拼音文字相比,本身就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先夭的、也是巨大的。这种差异带来的德国满语教学研究的特点是:学生或研究者由于对西文字母和语音反应敏感,比较重视读音,习惯于阅读罗马转写文,这就使得满文原文文献显得比较重要,特别是满文档案的原文。而在中国,大量的满文档案译成汉文供研究者利用,却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国内满文档案原文影印出版的,几乎没有,大量的是满译汉作品。这对于德国研究者毫无意义。在教学中可以发现,他们的认读能力是比较强的,欠缺的是对背景知识的了解。所以,尽快地进入原文阅读阶段,结合对原文的阅读来解决一些理解上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讲求实效的方法。西方人研究汉学,难在对中国古典文学、文字、典章制度的了解。他们很愿意通过阅读一些满文文献来获得这些知识,因为对他们来讲,满文学起来大大易于汉文。这又是中国大多数学者所不需要的。
除了语言上的差异外,社会差异应该说也是很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目的有所不同,导致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有不同,另一方面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不同,使研究结果各有长短。
目的有所不同是自然的。不同的国度,各自为自己的社会需要服务。在方法上,德国的学者们很注重系统、扎实的根基。题目不在大,而求之于精、深,重在利用确凿的材料去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一点一滴,积少成多。回顾起来,这样做的实际效率是很高的。目前,德国的一线满学研究者只有寥寥儿人,然而就这寥寥几人,便能撑起一个学科领域的工作。有教学,有研究,有一定的资料基础,也有刊物、著作问世。我感觉,扎实严谨的治学方法,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当然,做为一个外国学者,在研究属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的满学时,难免会出现对中国社会理解不深,思想、观点失之偏颇的现象。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由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的有些观点是比较客观的。比如对满族原始宗教、满族习俗、文化的评价,甚至对中国社会现象的分析,常常会给人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如果中外学者能够增进交流,取长补短,兼听则明,未来的满学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里的发展前景,还是很有希望的。
四、展望
德国的满学研究,在继承了前代的研究成果,不断发挥自己的优势、特点的前题下,展望未来,还是很有前途的。它体现在:
1、研究潜力
语言是研究的基础。满学研究,既包括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也需要研究者对语言工具的掌握和利用。在这两个方面,德国学者都是占有一定优势的。科隆大学东亚研究院和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院,在这方面都很有潜力。他们或者有很强的满、汉语和日语的研究队伍,或者汇集有蒙、满、藏及其他中亚地区语种的研究者,再加上学者们自身的语言修养,在语言研究上,以及利用语言优势进行其他研究,都是大有作为的。德国在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方面,是很有传统且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对于满族及其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民风民俗等研究领域,德国学者也是具有优势的。
另外,由于满学在德国是作为一个小学科隶属于汉学或蒙古学下,使得学者们更容易在相关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上做出成绩。他们缺乏的是足够的研究人员和丰富的资料。一旦有了条件,他们是有能力开展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的。
2、社会条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中德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友好文化交流也会随之增进。现在,政府和研究机构就已非常重视对中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的研究,随着对现实中国社会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清代历史研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这一点,德国的学者们已经看到。他们非常愿意和我们联手合作。他们认为,根据保存至今的清代档案,这样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清代的政权进行研究,切实地搞清历史真实情冼,无论对德国还是中国的现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是本人对德国满学研究的一点肤浅看法,有些是自己在德国任教时的亲身体会。这些看法和体会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知识水平的限制而失于偏颇,仅供大家参考。
[1] 赫伯特·弗兰克:Sinologie an deutscheh Universitanten,第49页。
[4] 见“国外满文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8
[5] 赫伯特·弗兰克:Sinologie an deutscheh Universitanten,第50页。
[6] 德国大学里读文科学位的学生,除学习主专业外,还必须选学两门与主专业有关但不属于同一学科的副专业。
[7]赫伯特·弗兰克:Sinologie an deutscheh Universitanten,第46—50页。
(原刊《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