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很早就引起欧洲各国及日本、美国的注意，其中俄国是最重视满学研究的国家之一。俄国的满学研究至迟可以迫溯到17世纪，在此之前，古代斯拉夫民族与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虽然相距遥远，但直接与间接的接触肯定存在，有时甚至是频繁的。然而见诸史籍记载者则微乎其微，尚不足以成为科学研究的依据，因之将17世纪作为俄国满学研究的发端应当是客观的。俄国的满学研究形成独自的体系后便发展迅速，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本文拟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俄国满学的研究机构、人材及其特点做一简略的论述。

一

俄国从事满语教学和满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喀山大学东方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东方学院(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皇家东方学学会、俄国东方学家协会等。其中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显著。

俄国东正教会从1715年起至1860年止，共向北京派驻了14届传教士团。历届传教士团除了受俄国东正教会的领导外，还受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西伯利亚总督衙门的领导和控制。因此，在俄国政府向中国派驻外交代表之前，实际上成为俄国政府常驻中国首都的官方代表机构。其同时又受俄国科学院的指导，除宗教使命外，还负有学习、教授满汉等中国各民族语言，搜集中国各种情报，研究中国国情及外交政策，协助俄国政府制定与实施对华政策等多项任务。从第1至14届的一个半世纪内，总计有近百名神职人员和60余名科学家、医生、画家、以及学员在中国工作或研修，这使得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同时又成为俄国满学的摇篮和大本营。俄国的满语人材和满学家不仅大多出自传教士团，而且第一流的满学家莫不渊源于此。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始建于1818年，创办之初仅藏有一些东方钱币和手稿，不久即成为全俄入藏东方手稿和东方学书籍最多的一个馆。曾有多名著名的中国学家和东方学家在该馆工作。这里吸引了不少满学研究者，也造就了一些满学家。俄国十月革命后，该馆成立了东方学家委员会，并吸收其他东方学机构组建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成为苏联满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喀山大学创办于1804年，当初只有蒙古语、突厥鞑靼语和阿拉伯语教研室，整整40年后才成立了满语教研室，由沃伊采霍夫斯基任第一任满语教授，瓦西里耶夫任编外教授。由于当时对满语人材的需求量较小，加之专业难学，所以满语教研室仅存在了11年。但其主要班底并入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受俄国科学院和外交部的直接监督和指导。

圣彼得堡大学创办于1819年，该校成立后曾屡有成立满语教研室的动议，但均未成功，直至1855年东方系成立，接收了喀山大学的满语人材才成立了满语教研室，瓦西里耶夫为教研室主任，扎哈罗夫也担任过该教研室的教授。满语教研室独立存在一段时间后与汉语教研室合并，改为汉满班，以后又改为汉满蒙班。在该班学习的学生汉语是必修课程，还可选修满、蒙语中的一种。除学习语言外，学生还要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学。象瓦西里耶夫、阿布卡里莫夫、斯卡奇科夫、佩休罗夫、扎哈罗夫、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伊万诺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等著名学者都曾为汉满班授课。此外，该班还聘请了一批中国教师授课。该班有权授予东方语文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该班存在的60余年间，培养出一批通晓满语的政府官员和著名的满学家。

东方学院1898年创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该院创办的目的是为俄国培养与中国事务有关的行政和工商业翻译人材。至十月革命前的18年间共培养了300余名学生，培训了200多名军官，其中有少量成为满学家或满语教师和翻译。

皇家东方学学会1900年成立于圣彼得堡，俄国东方学家协会系侨居哈尔滨的俄国中国学家于1909的发起成立的，不久两会合并。两会均笼络了一批满学家，经常组织学术考察活动和学术报告会，出版机关刊物，是俄国从事满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

二

如前所述，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优越的条件，培养了一批成就显赫的满学家。按他们在传教士团服务或学习的年代，依次为罗索欣、巴克舍耶夫、帕雷舍夫、弗拉德金、利波夫措夫、比丘林、沃伊采霍夫斯基、卡缅斯基、罗佐夫、瓦西里耶夫、扎哈罗夫、戈尔斯基、赫拉波维茨基。他们中间有的专攻满学，如巴克舍耶夫、帕雷舍夫、弗拉德金、沃伊采霍夫斯基、戈尔斯基等，其他则除满学外，还兼攻汉学、蒙学或藏学。

巴克舍耶夫于1772年至1781年作为传教士团的学员在北京学习，回国后任外交部译员。他于1776年编纂了俄国第一部《满俄大辞典》，收有约一万单词和成语。这部辞典虽未能出版，但它对俄国满语教学的意义不可低估，这部辞典的手稿现藏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珍本部。帕雷舍夫与巴克舍耶夫是同届学员，回国后在西伯利亚总督手下任译员。他留下手稿12部，其中既有满语方面的，也有满族和清朝国情方面的。弗拉德金是卡尔梅克人(即土尔息特人)，他是巴克舍耶夫下一期的学员，在巴克舍耶夫回国的那一年来到北京，一住就是14年，回国后任外交部译员。从1798年至1801年任外交部附属汉、满、波斯、土耳其和鞑靼语译员学校教师。他亲自编写了俄国第一批满语语法教材，并编纂了满、汉、俄语的双语和多语辞典5部。这些教材和辞典均未出版，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和圣彼得堡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弗拉德金对俄国的满语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成就远远高于巴克舍耶夫与帕雷舍夫，因而被尊崇为俄国第一个满语学家。沃伊采霍夫斯基本是神学院和医学院的毕业生，1820年自愿加入第10传教士团为随团医生，在北京生活了10年，他除行医外还攻满、汉语。从1844年起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当时尚无满语教研室)，为该校第一任满语教授。后来他又主持成立了满语教研室，专门讲授满语语法和满族史课程。曾编著过《汉满语初学课文》、《满语语法规则新释》和《<清文启蒙)汉满文分析》等著作多种。戈尔斯基作为第12届传教士团的学员于1840年来到北京，7年后因肺病客死他乡。他广泛学习了满、汉、蒙、藏文，以及满族历史与佛教，其论著侧重于满族历史，主要有《论当今统治中国的清朝始祖与满族族名的起源》、《满洲王室的崛起和创业》等。

除上述重要满学家外，兼攻满学的还有如下一些主要学者。

罗索欣为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第2届学员，曾在国子监习满汉文，1735年任理藩院通译，兼在俄罗斯文馆任教。在中国学习工作了12年后回国任俄国科学院通译，讲授满、汉语。身后遗有手稿约30部，大部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被后人誉为俄国第一个中国学家和满学家。主要满学著作有:《满汉文的俄文转写》等，并将满文《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八旗通志》和《三字经》等译成俄文。利波夫措夫系第8届传教士团学员，在北京生活了13年，回国后在外交部亚洲司任满汉语译员33年。他译有明代和清代著作多种，并有介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及少数民族状况的著作多种，还编有《满汉俄语辞典》及《满文识字课文》，这部识字课文因石印而得以流传。由于他在满学研究上的贡献，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比丘林系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第9届传教士团领班，修士大司祭，在北京居留14年之久，学习了满、汉、蒙、藏语。回国后曾负责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的满、汉文图书分类编目工作，开办过汉语学校，编写有关教材，后长期从事介绍中国历史、哲学的著述活动。著作等身、博大精深，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他的不少著作涉及到满语或满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各领域，曾把《大清一统志》译成俄文。卡缅斯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794年自愿申请成为第8届传教士团学员。1807年回国，任外交部亚洲司8等文官。1820年又被任命为第10届传教士团领班，1821年到北京履新，1830年回国，后还俗，前后在中国居住了25年之久。身后遗有《汉满例句详解成语辞典》和《满蒙俄拉丁语辞典》等大量手稿。因其成就卓著，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罗佐夫于1830年被派到第n届传教士团任诵经士，3年后转为学员，回国后在外交部亚洲司供职。除精通满文外，还通晓汉、蒙语，曾编写了《满俄辞典》和《满语语法》，并将满文本《金史》译成俄文。瓦西里耶夫作为第12届传教士团的学员在北京学习了整整10年，回国后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任教授，教满语和中国史地与文学。在他任教的半个世纪里培养了大批满语人材和中国学家。在佛教、中国史地、语言文字和政论方面均写有大量论著，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出版，但未能出版的仍超过已出版的一倍。晚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关于满学方面的著作有《满洲志》、《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满俄辞典》，以及俄国第一部系统的满语教材《满语文选》和俄国最早揭示满语发音特征的著作《略论制定基本字母表对于原文标音的必要性》。扎哈罗夫与瓦西里耶夫同为第12届传教士团的学员，学成回国后不久被委托为俄国驻新疆伊犁总领事，又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1866年被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认为无用而辞退，遂到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满语，并获圣彼得堡大学满语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俄国满学家所获得的最高学衔，65岁时又获教授职称。编纂出版了《满语大辞典》和《满语语法》，前者荣获俄国地理协会金质奖。赫拉波维茨基系第l.3届传教士团学员，精通满语，曾将《彼得一世朝》和《尼古拉一世朝》二书译成满文。1860年中俄条约的文本就经他之手将俄文本译成满、汉文，又将汉文本译成俄文。他遗有专著和译著手稿多部。

除上述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培养出来的满学家外，还有一些与教会并无瓜葛的满学家，他们是:希什马廖夫、波兹涅耶夫、伊万诺夫斯基、克罗特科夫、施密特、格列别希科夫等。

希什马廖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57—1858年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手下任满文翻译，参与了中俄瑷珲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以后数年中又多次参加中俄谈判，后升任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库伦翻译学校即由其倡议而建，并直接指导该校的满汉语译员培训事宜。身后遗有不少手稿，现藏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波兹涅耶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是瓦西里耶夫的学生，1883年获博士学位，翌年晋升为教授。1891年—1903年任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授和第一任院长，主要搜集整理和研究满族的民间文学。伊万诺夫斯基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主要讲授满语、满族历史和汉语。著有《满语文选》、《满洲学!索伦语和达斡尔语范例》、《满语特写的西藏经文》、《满洲史概要》、《北满的戏剧》、《满洲的铜币》等等。克罗特科夫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满班，曾出任俄国驻乌鲁木齐和伊犁领事，著有《俄满辞典》和《满语语法资料》等。施密特于1896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99年任东方学院教授，讲授汉语和满语，著有《满语教科书》一部。格列别希科夫于1907年毕业于东方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在该校教授满语，系皇家东方学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家协会哈尔滨分会会员。著有满洲萨满教和民族志方面的著作多种，尽管有80多种已公开发表，但仍有大量手稿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三

俄国的满学作为中国学的一个分支，也象西欧、日本及后来的美国一样，经历了僧侣阶段和学院阶段两个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讲，俄国的满学产生于1715年俄国东正教会向中国派驻传教士团之后。从这时起一部分随团学员和神职人员利用身处中国之便，从学习满族的语言入手，进而学习研究满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搜集最珍贵的满文原始文献，积少成多，逐步形成了科学体系，同时也产生了俄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满学家。由于北京传教士团是沙皇俄国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些满学家的僧侣生涯对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必然折射到这一阶段的满学研究中，所以难以摆脱神学的阴影，此即所谓僧侣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具体讲以喀山大学出现满语课程，直至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这一全俄最大的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建立为标志，僧侣阶段即过渡到学院阶段。这一阶段，一是先后出现了几处与教会无关的，附属于大学或科学院的满语教学和满学研究机构，以及一些翻译学校和学会。二是出现了一批与传教士团无任何关系的满学家。三是一部分具有满学功底的僧侣脱离了教会转入上述机构供职。这就使得满学研究与教会分离，摆脱了神学的控制，进入了所谓学院阶段。然而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使未能充分发育与成熟的学院阶段很快中止。

俄国满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产生于官方、服务于政治。众所周知，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沙皇政府对华侵略扩张的产物，由于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国在中国并无公使馆，在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实际上成为沙皇政府常驻中国的外交使团，俄国的满学就产生和成长于这块特殊的土壤之中。这时的满学家往往身不由己，要在语言、情报、对策、交涉等方面为沙皇政府服务。他们中有的是传教士团的大司祭或领班，如比丘林、卡缅斯基等。有的是政府官员，如扎哈罗夫曾出任俄国驻伊犁总领事、希什马廖夫曾出任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克罗特科夫曾出任俄国驻库伦和伊犁领事。又如，希什马廖夫自始至终参与了中俄玻辉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赫拉波维茨基亲手翻译了中俄北京条约的各种文本。还有相当数量的满学家在沙皇政府外交部亚洲司任职。俄国满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在时间上处于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的北疆，在实用目的上出于沙俄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所以俄国的满学家们无论主观愿如何，客观上是服务于俄国官僚政治的。

俄国满学的第三个特点是与汉学、蒙学、甚至于藏学密不可分。总体看它们都属于中国学的范畴，但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内容，民族性是十分鲜明的。但这一时期的满语教学大多与汉、蒙语同时进行，所以不少满学家又兼通汉、蒙语，对汉学、蒙学也造诣颇深，如罗索欣、比丘林、瓦西里耶夫、扎哈罗夫等等。

俄国满学的最后一个特点是研究人员层次高，颇受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尊重。这些学者在学习满语和接触满学研究之前，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不少人都具有高学衔和高级职称。如瓦西里耶夫、波兹涅耶夫、格列别希科夫等都获得了博士学位;沃伊采霍夫斯基、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斯基、施密特、格列别希科夫等被聘为大学教授;而比丘林、卡缅斯基、利波夫措夫、瓦西里耶夫等则获得了俄国科学院的最高荣誉—通讯院士或院士称号。正是这些高层次的人材，把俄国的满学研究推向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原刊《满语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