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陇东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96—99页

作者简介：曹国宁(1974—)，女，山西万荣人，讲师，主要从事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经济与旅游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 满蒙联姻作为清代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具有比前代历史上和亲更为突出的特点。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使得蒙古八旗在清王朝完成统一大业及稳定北疆地区立下汗马功劳，对当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满蒙民族长期的交往与相处，对于促进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满蒙联姻所体现的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的思想和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今天仍旧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满蒙联姻;特点;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作为改善民族关系的一种政治手段或策略，有些学者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民族政策。满蒙联姻作为清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和亲的形式，用两族通婚结亲的方式来达到民族的联合与团结，更加突出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的特点，使蒙古王公成为为清王朝直接服务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蒙古八旗军队在满清完成统一大业、巩固政权及稳定边疆方面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一、满蒙联姻的历史背景与联姻状况

明朝后期，经明王朝的军事防御与怀柔政策“恩威并施”，蒙古虽分裂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但仍然是北方草原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当满族兴起，建立与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后金政权时，蒙古对任何一方的支持，都能使其如虎添翼，反之则陷入背腹受敌的境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包括科尔沁在内的九部联合攻打建州女真，后虽败，但其骁勇善战、长于弓马的特点却赢得努尔哈赤的赏识。所以后金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自身实力，与明朝相抗衡，力图把蒙古变成为自己所用的军事力量，便采取了与之结盟的政策，“万历四十年春正月，努尔哈赤闻蒙古国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甚贤，遣使往聘，明安许焉，送女至”，［1］由此拉开“满蒙联姻”的帷幕，从此联姻成为满清柔服蒙古各部落的主要手段。

关于满蒙联姻整个的发展过程，学术界已有诸多论文详细阐述，在此恕不多赘。据皇家族谱《玉牒》记载，“在这300年中，满蒙联姻共发生586次，其中出清廷嫁给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0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156人。”［2］纵观其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满蒙联姻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侧重点都有很大的不同。太祖太宗时期，因地域及和蒙古交往程度的原因，满清侧重与漠南蒙古特别是科尔沁部的联姻。蒙古三大部中，由于漠南蒙古南部与明朝接壤，东面与后金相邻，所以是最早也是最多与满清发生联姻的，特别是与科尔沁部的联姻，是满蒙联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努尔哈赤时同漠南蒙古联姻共39次，其中同科尔沁部联姻11次;皇太极时同漠南蒙古联姻共41次，其中同科尔沁部联姻18次。科尔沁王公之女先后有19人做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皇后、妃子”。［3］顺治至乾隆中后期，联姻由漠南蒙古逐渐扩展到漠北、漠西蒙古。尤其是从康熙中叶起，随着准噶尔蒙古的逐渐强大和快速东扩，且与清朝之间展开了长达近百年的军事斗争。在此期间，清朝一方面通过武力手段镇压准噶尔，一方面又通过联姻拉拢蒙古其它各部。乾隆后期至清末，联姻只局限于漠南蒙古的七部十三旗，关系也逐渐走向松弛。由此可见，随着清朝势力的增强及政治形势的需要，满蒙联姻政策也随之而不断调整。正如金启孮先生所说:“满蒙联姻国初最盛，中叶以后，逐世递减，观此可知满蒙二族亲疏关系之演变”。［4］

二、满蒙联姻的特点

(一)满蒙联姻同前代的和亲相比，对象单一但规模宏大

清代以前各朝代的和亲对象一般都不止一个，例如西汉的和亲对象除了匈奴，还有乌孙;隋唐时期的和亲对象几乎覆盖东北、西北、西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而清朝时，虽然周边少数民族比以往更多，却仅与蒙古进行联姻。另一方面，满蒙联姻的规模却极为宏大。首先从和亲次数和持续时间上看，不仅超过清以前历史上“和亲”人次的总和，而且从努尔哈赤时起至清末，持续整整三百年的时间无间断，正所谓“北不断亲”。而在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中，和亲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实力不够强大时的一种缓兵之计，或战略部署的一环，一旦武力强盛，绝不考虑此种方式，所以没有延续性。其次从和亲的地域上看，联姻涉及了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辽阔疆域，包括了科尔沁在内的几十个蒙古部落。再次满蒙联姻改变了以往通婚单向出嫁的形式，采取双方互相嫁娶。不仅清皇室女出嫁蒙古王公，而且满清贵族也娶蒙古王公之女，并且不仅皇帝及其子女与蒙古联姻，宗室大臣也有不少人娶蒙古女子为妻。蒙古上自亲王、郡主，下至台吉、塔布囊各个阶层也与清皇室及贵族结亲。而清以前的和亲主要以中原王朝嫁女为主，迎娶较少。

(二)满蒙联姻的逐渐制度化

随着满清封建国家制度的日益完备，满蒙联姻制度也逐步完善。清初为了维护与蒙古各部的关系，针对公主回京省亲有很多的特殊规定，例如:顺治时曾规定，公主(格格)回京省亲必须报理藩院向皇帝请旨，得批准方可，绝不允许私自回京;雍正元年(1723年)又规定:“嗣后公主等下嫁蒙古，非特旨留京者，不得过一年之限。若因有病，或有娠，不能即往者，令将情节奏明展限”;［5］《大清会典》中还明确规定:“格格等下嫁蒙古部落者，例于十年来京一次。其在京居住期限，公主60日，近派之郡主亦准住60日，以下逐级递减10日”。［6］这些严格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使下嫁公主(格格)与其额驸能在蒙古地区安心生活，并发挥其羁縻监督、稳定局势的作用。

康熙以后，清王朝还形成了“内廷教养”的制度。即蒙古王公子弟中的部分成员自幼年时入京，在宫中长大，成年后则被纳为额驸。例如喀喇沁部的扎拉丰阿、科尔沁部的色布腾巴尔珠尔及喀尔喀部的策凌等许多人都曾被“教养内廷”，后都成为效忠清王朝的力量。被教养者在宫内和满清王子一起读书、生活，长期的耳濡目染，其精神面貌、生活习惯及思维方式等逐渐与清皇室子弟接近，双方的关系也因此极其密切，成年后则会更忠心效力于清王朝。扎拉丰阿、色布腾巴尔珠尔等人在平定西北的历次战役中，“无不率领王师，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7］，乾隆皇帝曾赐诗色布腾巴尔珠尔:“世笃姻盟拟晋秦，宫中教养喜成人。诗书大义能明要，妫汭丛祥遂降嫔。此日真堪呼半子，当年欲笑议和亲……”。［8］策凌更是在清军节节败退于准噶尔部的危难时候出征伐准，连续多次击败准噶尔部，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为清王朝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嘉庆皇帝时期皇帝“指婚”逐渐制度化，甚至带有强制性。“指婚”由宗人府、理藩院及蒙古地区的蒙古札萨克、八旗衙门等协助皇帝办理。主要任务是每年年底将符合年龄等各项条件的蒙古王公及八旗子弟上报，再由宗人府将这些王公子弟及宗室女的基本情况奏呈皇帝，以备钦点。乾隆皇帝时，为保证有更多的宗室女择配蒙古王公，严格规定，“嗣后凡亲王郡王之格格俱遵照旧例，候朕指给蒙古台吉等;私行许聘京师旗人者永远禁止”。［9］并针对那些不愿将女儿远嫁荒漠而私嫁京师旗人的亲王，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

道光初年，清王朝又形成了“备指额驸”的制度。所谓“备指额附”，是指在与漠南蒙古的联姻中实行的强制性指婚措施。具体内容是在漠南蒙古中的七部十三旗中，“查取各该旗王、贝勒、贝子、公子嫡亲子弟、公主格格之子孙内，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有聪明俊秀、堪指额驸之台吉、塔布囊，将衔名年令注明，每年于十月内送院。……其已开送职名人等，令其父兄于年节请安时各带来京，备指额驸”。［10］如果发现符合条件但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出，不论隐匿者本人，还是管辖该旗的札萨克甚至盟长都要受到罚俸的处分。

满蒙联姻的制度化还体现在联姻等级制度极为分明。“清皇室公主(格格)的身份地位不同，额驸的等级则不同。皇后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其夫婿则为固伦额驸;皇妃所生之女，称和硕公主，其夫婿则为和硕额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所生之女，称格格，其夫婿分别为郡主额驸、多罗额驸、郡君额驸、县君(固山)额驸、乡君额驸”。［11］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及其额驸，皇室会按照其身份地位的高低，分别给予不同数量的俸银和俸缎。

由此可见，清代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宗室女下嫁蒙古，与历代皇帝推行指婚蒙古严格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三)满蒙联姻更加突出以联姻促联盟的特点

以“联姻促联盟”，这是满蒙联姻相对于历代和亲更为突出的地方。早在努尔哈赤时代，数次与科尔沁等漠南蒙古部落通婚时都要举行盟誓，反复重申双方要相与盟好，合谋并力，以政治性盟约来约束对方。皇太极时也强调对蒙古要“慑之以兵，怀之以德”、［12］坚持把“申以盟誓，重以婚约”的这种政策奉行为对蒙古的主要政策。这种特殊的血亲关系不仅使蒙古王公贵族和清皇室双方在血统和心理上结成“亲如一家”的关系，而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成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正如顺治帝对蒙古王公所说的，“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13］而且大批真正公主的出嫁和持续不断的联姻，可见联姻双方比以往任何一朝代的和亲显得更为有诚意，绝非只是战略部署的一环。以往历代的和亲女多为宗室女，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满蒙联姻出嫁蒙古的公主大多都是名副其实的公主，比如“皇太极的14个女儿中，就有10人出嫁蒙古，康熙帝25个女儿，除12个早年夭折未出嫁外，其余6位都出嫁蒙古”。［14］正因如此，满蒙联盟才能维持得如此长久。

(四)满蒙联姻不论辈次，婚姻关系复杂而且混乱

在儒家文化占主体的社会中，“辈份”限制了异辈间甚至同辈间具有血缘关系之间的通婚，认为有悖伦理道德，但对同处于氏族外婚状态的满蒙民族来说，“辈份”在婚姻观念和两性关系上却不受限制。例如，皇太极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娶科尔沁部莽古思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孝端文皇后)，又分别于天命十年(1625年)和天聪八年(1634年)娶莽古思之孙女布木布泰(孝庄文皇后)和其姐海兰珠(关雎宫宸妃)，姑侄三人先后同嫁一人。又如科尔沁部桑阿尔塞的两个女儿分别于天命九年(1624年)和崇德元年(1636年)嫁给多尔衮和豪格(皇太极长子)，多尔衮和豪格是叔侄关系，但同娶姐妹。不仅辈分不讲究，甚至“收继婚”也很普遍。女真人的习惯是，“父死娶其妾，兄亡娶其妻。”［15］蒙古人也是如此，“弟收其嫂，子收庶母”。［16］豪格死后，其嫡妻博尔济锦氏在叔叔多尔衮逼迫之下，被多尔衮纳为妻子。另外还有孝庄下嫁多尔衮的历史疑案。这样的例子在满蒙联姻中枚不胜举。虽然早在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就颁发诏令:“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其后又屡屡颁发禁令。入关后又对这一婚俗进一步在法律上加以明令禁止:“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17］但收继婚不仅在民间而且在皇室依旧很盛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封建王公的婚姻时说到:“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18］

三、满蒙联姻的历史作用

(一)满蒙联姻对当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满蒙联姻对满清统一全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明代末年，中国出现了后金、明王朝、蒙古三足鼎立的局面，对于明王朝和后金政权，谁能得到蒙古的支持，谁就掌握了征战的主动权。满蒙联姻使后金得到了有可能成为敌人的蒙古的大力支持，正如努尔哈赤所说:“以亲女羁縻所欲剪除之人，笼络所欲招徕之敌”，［19］皇太极也极力主张“以力服人，不如令人心悦服之为贵”。［20］所以通过联姻这种感情色彩很浓的特殊政策，蒙古王公逐渐产生了与清王朝满清一体的亲密感，所以，英勇善战的蒙古八旗逐渐成为清军中的主力，不仅改变了明朝与后金政权的实力对比和军事战略地位，而且最后帮助满清完成了统一大业。

其次，满蒙联姻加强了清朝稳固对广袤北疆的统治。清代出嫁蒙古的三百余名公主及格格，在蒙古地区繁衍了庞大的贵族阶层，相当一部分人成为领主的承袭者，并担任札萨克、盟长等职务，并受到优厚特殊的俸禄待遇。另外，康熙、乾隆等帝几乎每年都要率大批清皇室贵族和朝廷官员到蒙古地区巡幸、宴赉、围猎、习武等。总之，清王朝通过各种手段与措施，团结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加强了清中央对蒙古诸部领主的隶属关系，稳固清王朝对广袤北疆地区的统治。

再次，在满清入关后，蒙古八旗成为清朝社会稳定的支柱力量。清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王朝，大一统局面的稳定离不开蒙古的倾心归附和其在军事上的贡献。蒙古各部的稳定不仅强化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而且对其他少数民族来说，也是一种震慑。另一方面，蒙古军队又驻防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平定三藩之乱、准噶尔部及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等数次战役中，蒙古八旗军队都战功显赫。同时长期的姻亲交往与相处，对中国北方两大民族长期和平共处，形成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长时期安定局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抵制沙皇俄国的侵略上，漠南蒙古特别是喀尔喀蒙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满蒙联姻使得清朝长期以来，可以在北部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天然之屏障。康熙帝曾说，“昔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21］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蒙古部落的边防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二)满蒙联姻推进了蒙古地区的开发和双方经济上的交流

按照清朝的规定，“凡公主下嫁，必具媵送”，［22］相当数量的陪嫁人员在蒙古草原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并把内地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带到了蒙古地区，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18世纪后半叶，在长城沿线的归化、热河、察哈尔一带地区，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农业区，改变了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格局。很多蒙古牧民开始转向农耕，“蒙古佃贫农，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黎禾”［23］。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缓解在天灾年荒时牧民的困境，而且有利于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当地的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农耕蕃殖、市肆殷阗”［24］的景象。工商业的发展，促进蒙古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活跃。清朝时期，蒙古地区形成了诸如了归化、绥远、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著名的商业市镇。与此同时，蒙古大量的牲畜及畜牧技术也传入中原，对满汉的农业生产和军事战备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满蒙联姻推动满、蒙、汉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一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清朝开设八旗官学，“每旗各设学一，择本旗满洲、蒙古、汉军之子弟来补充之”。［25］甚至在外藩蒙古居住的归化、热河、乌里雅苏台等地也都设有学校，大大增加了蒙古贵族子弟入学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另外长期驻京的蒙古额附及其家族参与清廷政治、军事活动，在宫中接受满汉文化教育，受京师文化、思想的薰陶，成为蒙古族中具有文化修养、思想开化的先行者，这些措施对提高蒙古民族整体文化教育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是在文学方面的相互影响。在满蒙联姻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当中，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大量汉族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古文字，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在此影响下，蒙古族学者参与编辑的官书或者个人创作的作品也大量出现，如官修的辞书《五体清文鉴》、《满蒙文鉴》，个人编著如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赛尚阿的《蒙文汇书》等作品，都受到了满汉文学作品的影响，蒙古社会的文化水平也有了新的提高。

三是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努尔哈赤在学习蒙古文的基础上，主持创制了满文。乾隆皇帝曾亲自为《满蒙汉三和切音清文鉴》作序，文中说“我国家自太祖太宗以来，近边诸蒙古部落，久为世臣……诸部语言音韵刚柔虽略殊，而大假则一，及国语虽与蒙古与异，而亦有一二向通者。朕即位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26］为了体现尊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乾隆不仅在接见蒙古首领时“以蒙古语询其始末”，［27］还曾降旨，“盛京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28］所以在紫禁城、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室的重要场所，在今天西北、东北的碑刻及史料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众多的蒙古族文字;崇德年间建成的盛京实胜寺(俗称皇寺)，寺内东西各立一碑，东碑书满文与汉文，西碑书蒙文与藏文;［29］曾经远嫁蒙古的固伦雍穆公主(清太宗第四女)死后，康熙皇帝亲自为她撰写墓碑，碑文使用了满蒙两种文字。这些满蒙文的碑刻及史料，都是满蒙联姻的有力见证。

(四)满蒙联姻有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和民族之间的团结

在满蒙两个民族长期友好交往的过程中，不只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保持交流和互通，而且直接促成两个民族的融合。由于满蒙民族之间世代通婚，人数众多，繁衍了不计其数具有满、蒙民族血统乃至含有汉族血统的混血后裔，使满蒙双方在血统、习惯、心理等方面逐步接近，对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正如王钟翰先生所说，满蒙联姻“将满、蒙联成一体，休戚相关，使整个北方不再发生对抗、分裂的局面。这一点来说，清王朝在对待蒙古人的办法上，是成功的，是卓有成效的，因而客观上对巩固祖国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方面，是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的。”［30］

作为清王朝统治政策的一部分，满蒙联姻和其他政策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巩固自身统治服务的，但它所体现的以和平方式解决民族矛盾的思想和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对于解决当今的民族问题，仍旧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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