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满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重要而独特地位。在其统治时期内所创造和使用的各种制度不仅对整个“清”王朝的发展和衰落有所影响，而且对“民族”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重用。这些政治手段的使用使满族的发展有着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过程，其中最为特别的一项制度——八旗制度在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塑造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八旗制度;前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

人类学家认为，“民族不仅是一种人群范畴，而且还是一种人们共同体(community)。”[1]安德森将“民族”视为是一种“现代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2]因此只有到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后，国家的人民的身份从过去的臣民转向公民之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的民族才渐渐出现。[3]

若从民族产生的历程来看，亨德尔曼(Don Hande lman)为人类文化共同体做了族类体、种族网络、种族联合体，以及种族共同体四个层次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史密斯将第二、第三个层次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种族”——“前现代民族”[4]并且他对“前现代民族”给予了具体的界定标准：专门的名称、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某些共同文化因素、与某个“故土”的联系、至少存在于其精英成员之中的某种一体同心的意识。[5]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界定标准下的“前现代民族共同体”，具有成为现代民族的“历史前身”的潜在可能。因此，在处理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历史阶段问题时，“前现代民族”的存在形态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一概念对于分析处于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时期的满族[6]，是很有益处的。

一、         作为前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满族

关于满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问题，在学术界也存在着大致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背后所隐藏着的以“原基”性质的若干“共同”要素来界定一个民族存在的理论预设。以这种理论预设为背景的学者大多以特殊的历史事件作为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标志：其中，主要的观点是将“满洲”名称的出现定为满族形成的标志，即将1635年的皇太极发布谕旨不让他的臣民再称满洲的原名诸申(女真)，要称满洲的事件作为满族形成的标志性的事件;或者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事件;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选择将16世纪末叶的创造满文的事件和皇太极对东北的统一(1642年)作为满族形成的标志。但没有太大争议的是满族形成的时间是17世纪初年。[7]第二种看法源于西方现代民族理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19世纪前不存在满族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应该形成于清末和民国初年，“满洲”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名词。满洲人从一种职业身份转化为一个种群，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国家意识引进中国，满族人在汉族主义压力下重新定义自己的结果。第三种看法由柯娇燕(Pamela  Crossley)提出，她认为，满洲人由最初的文化共同体，在乾隆朝转变成一个“人种”，到清末才最终转型为一个种族群体。[8]姚大力、孙静在对这三种看法进行了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满族在20世纪中叶前，是一种类似于史密斯所界定的“前民族共同体”的形态。因此，他们认为在乾隆时代奠定满洲人的共同血统的观念时，满洲认同才被赋予前现代认同的性质。

在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到一种理论视角上的转变，对种族的解释已不再满足于基于对血缘、人种等“原基”联系形成的整合要素的考察。人们逐渐重视起人的观念意识在反映族群意识时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社会互动和政治变化对民族意识形成的影响。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被引入对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理论分析中。因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通过挑选、组合和塑造而形成的。这样，不仅要关注民族共同体各时期的历史状态，更加需要重视的是多种因素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将八旗制度作为一个分析点。

八旗制度是在满族成为前现代民族共同体过程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手段，通过对它的考察或许可以探索满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更具体的说，不是关注血统、共同意识、语言、习俗这些因素如何构成了满族共同体的问题，而是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特别是统治精英)如何利用八旗制度这一载体，将这些因素挑选和组织起来建构前现代民族共同体的。

八旗制度是中国历史存在300多年之久的特殊的制度，它把星散于深山密林间的满洲臣民组成一个社会军事化、军事社会化的新型社会结构，并将多民族成功地纳入到一个共同的社会群体之中。这种过去毫无经验可以借鉴的制度成功地扩展和奠定了中国版图，除了它在军事力量、组织形态等表面方面塑造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形式之外，它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八旗在多民族成员基础上产生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以及共同的伦理、思想、观念、心理等等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因素，而这些精神应该是八旗这一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意识的形成精神基础。因此八旗制度对维系满族人的集体身份具有巨大作用。

在八旗制度和满族共同体关系方面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在对1860——1930年间的满汉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八旗集团作为一个多种族的军事组织和世袭等级，到了清朝末年，才被当作一个种族群体来看待。因为，随着八旗组织的急剧衰落，八旗组织之内的满人与汉军旗人的界限渐趋淡化。因此，他以“最宜将满洲人理解为就是旗人的等同物”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柯娇燕(Pamela Crossley)认为，最初的满洲概念实际上是政治因素作用的产物，是在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推动下形成的。发生在满洲人之间的具有充分政治意识的、明确的族群观念，总体上是对爆发于清末汉人社会中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但是，她也提出：八旗组织中满洲身份的“世谱化”过程使满洲人意识到自己是与汉族人不同的“人种”。满洲人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有了前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他者和自我的关系中考虑了自己的民族定位。[9]虽然很多观点认为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二百多年里，不能简单地认为旗人即满人，但是，将满洲共同体界定为一个“世袭的职业等级集团”的观点已经暗示出，“那种出于共同祖先们的血统意识”，乃是“晚期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

在延用这些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我们不关注将何时的满洲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是否应当把旗人视为满族的同义词的问题，而考察的是作为清统治者所独创的特殊的组织结构的八旗制度在“满洲”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上的独特作用。

二、八旗制度对前现代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

在人类学家眼中，族群认同不仅是情感——象征的，而且族群认同也是工具——政治——经济的。[11]族群认同生成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中。族群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族群的精英会挑选和该族群文化的某些方面，赋予它新的价值和意义，把它用做象征符号以动员自己族群的成员捍卫自己族群的利益以与其他族群竞争。[12]从八旗制度的创立和使用过程中可以观测到族群意识是如何被族群的统治精英们唤起和操弄的，统治精英又是如何以八旗为载体挑选对其统治有利的符号来建构族群意识。这个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融合和整合为特征的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满族)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是以突出满洲地位为特征的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满族)形成的区分时期。

（一）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满族)的整合与形成

八旗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其政治原因，统治者要扩大军事力量，扩大疆域，就需要一种制度来扩大军事力量和巩固武力手段夺来的领域和人口。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这一组织形态，迅速扩大了其集团力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汉、呼尔哈、索伦，不论是俘虏、投奔者还是降民，都被纳入了八旗中。同时，伴有的一种更为政治化的方法：1635年，皇太极废“诸申”改称“满洲”，从此多个民族就被纳入统一族名之下。在此后的时间里，八旗组织的迅速壮大，导致了满族人口的膨胀，从顺治即位时的30万发展到清中期人口达300万。

八旗制度中编设牛录(佐领)的原则是尽量将同族之人编入同一牛录，同时，又将由同一部族或部落编成的众多牛录，分隶于不同的旗之中，使其分散，这种做法，破坏了原部落和氏族相聚而居而产生的认同观念，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他们作为部落和氏族而存在的根基。被征服的各部族无论过去的生活方式如何，都在其统治下，被编入八旗，过着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新的八旗组织结构下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得到了一种基本一致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产生。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狩猎为主的经济变成了农业经济、部落变为了国家、原来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改变为更为组织化的关系。[13]这种新的结构导致了满族主体的变化，也构成了共同意识产生的基础条件。

清初统治者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他们利用八旗制度力图推动旗内汉人“诸申化”，大力宣传“满汉一家”，强化八旗的整体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八旗组织中的满洲身份的刻意回避。其目的是消除八旗内部民族差异和多元利益需求，将多民族整合成一个整体，增强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这种政治目的下的八旗制度使得“满洲”军事政治共同体性质非常突出。八旗内部逐渐发展出一种归属意识，满洲身份的界定主要靠八旗这一军事政治组织实现。

到了清建国初期，面对民族差异和统治经验不足的清统治者也同样需要“八旗”这个多民族群体的辅助来增强其统治。统治者需要建构一种“国”的政治身份来替代原有的“部落”组织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旗内民族意识在共同的处境中渐渐淡化，“旗”的整体意识增强。这就形成了一种与“民”籍不同的“旗人”身份的认同意识，“旗人”身份的特殊性地提高使得八旗成为特殊的社会集团，旗人成为特殊群体。

族群认同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建构的一种关系，是要通过与之对峙的“他者”来理解的。与旗人的优待政策相比，八旗之外民众由于种族歧视和政治经济压力，与八旗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又反而促进了八旗内部的团结和共同利益的生成。从旗人的角度看，依靠八旗制度获得经济来源，和在政治上获得的种种优待政策，增强了旗人的依附和认同感。在各种资源优势的趋使下，旗人自身也趋向于向满族靠拢，使得旗人的整体意识增强。这样不仅在“他者”的眼中，即使在八旗内部也产生了一种共同“自我”的身份意识。

（二）前现代民族共同体身份的凸显与完成

随着清政府的稳定，旧有的八旗制度已经不再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必须调整八旗内部的结构，其目的是增强其统治的有效性。

清政府完全征服辽东后，被收编的汉人军队数量激增，遂导致当权者改变努尔哈赤初期制定的政策，具体表现为在八旗制内划分了三种群体——满、蒙、汉。入关后的满洲人，在面临浩瀚的汉文化的包围时，原本具有的以骑射、满语和萨满教信仰为主要特征的满洲文化急剧衰落，入关后的八旗满洲向着主体意识空洞化的危险方向下滑。这一现实使清统治者更为紧迫地感受到强化满洲认同的必要性，统治者必须给正在流失的作为建国根本的满洲意识以某些切实有效的规定性。[14]在这种背景下，清统治者开始在结构上对八旗进行调整，同时更重要是在文化上建构了一种共同意识。

首先从八旗的结构上看，最主要是突出八旗中满族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是乾隆时期实施的“汉军出旗”政策。到了康熙中期，随着对汉地社会的战争征服和军事占领最终转化为较稳定的合法性政治统治，满汉矛盾开始缓和。清统治者已不需要强调八旗内满人与汉军旗人的一致来回避外部满汉矛盾，而需要的是防止八旗内汉军旗人力量的壮大与汉文化的侵蚀。因此，汉军在八旗制内逐渐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与其他旗人之间的地位差异越变越明显，八旗汉军逐渐失去他们曾拥有过的优势地位。清政府一方面继续维护八旗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边缘化八旗中的汉军，提高八旗内满洲人的身份，这样使八旗内部中的满族身份凸现出来，成为催发满洲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条件。因此，到乾隆帝时，有了“汉军之初，本系汉人”的正式官方界定。这种对八旗汉军的新定位，表明强化“首崇满洲”的方针，已开始成为清政府改造八旗结构和调整王朝意识形态的一项重大内容。[15]此后，清代历朝统治者都不断强调“八旗为国家根本”，对八旗内部采取相互通婚的政策，严格禁止对外的通婚。这些政治手段的运用，不仅提高了八旗中的满族地位，还进一步保持了其独立性。

其次，更为深刻的是清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的文化动员。文化是构成一个族群重要意识的重要因素，被当作是族群的区分标志，然而，人们只是挑选那些能够反映其世系或族源的文化特征作为族群区分标志，对于那些不能反映其族源共同文化的特征往往视而不见。而且，为了标明族界，人们常常要复活或发明据信是自己祖先曾有的传统文化。骑射和满语是满洲的根本。清政府始终力图在八旗体系中维系这种传统，虽然始终无法阻止无可奈何的历史趋势。当时的统治者在已无法修补现成的“满洲属性”时，就“发明”一系列新的“满洲属性”，去支持满洲作为一个人们群体的集体身份意识。为此，曾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动员的实施。最重要的是《八旗通志》的编纂，这项工程从乾隆敕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1735)开始，时断时续地历经50多年才最终完成。

这本通志详细列述了八旗之起源、规制、土田、学校、职官、典礼及各方面的突出人物。它的两个重要主题是：一个是以汇编“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形式，为认定满洲身份确立起一个明确的尺度，并在这一过程中有力地强化和凸显出满洲人群对追随清初诸帝争夺天下那段风云往事的共同历史记忆;另一个主题，则是再进一步跨越明代诸申的记忆断层，重新把满洲追溯为金元女真的集体后裔，从而赋予全体满洲成员源出于共同血统的性格。[16]因此，《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如同一个备用的资料库，成为各支家族确认自己满洲身份和追溯本姓氏渊源所自的基本资源。可以说，“通谱”是紧密地围绕着一个叙事中心来展开的满洲氏族的记录集成，用官修的满洲专史记载了满洲的渊源与演变。清统治者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成的《八旗通志》，目的非常明确：创造一种多民族共有的组织原则和文化思想，使之成为最重要的八旗志书。从而进一步建构一种突出满洲身份的社会记忆，“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17]，而通过这种过去形象的“再塑造”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

此外，清统治精英还运用了一些其他的文化手段，比如树立表彰八旗人物，给予其升迁或赏赐或给世袭职位等，更特别是树碑立传，在《八旗通志》和各八旗驻防志中，都记录了大量受旌表的人物。[18]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并不是真正在按照他们的家谱来追溯他们的共同祖先，他们同样可以选择那些以文化为载体的“传统”符号来建构自身的共同血统意识。

人类学家查尔斯·凯特(Charles Keyes)认为尽管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形式。但是，作为个人的人也具有不属于任何族群的可能性，只要在文化的规划下并被赋予一定社会功能后，通过追溯世系来构建群体的可能性才能被转变为现实。[19]清统治者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挑选有利于自身族群和政治利益的文化，或者说是在对他们精挑细选后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有选择的复活或发明。他们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可被以认同的形象或传说。找这样的形象并不难，无论是传说、历史、宗教、诗歌、神话或所谓的传统都可以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具有可塑性，可以被改造形象。[20]族群中的精英们赋予这些“传统”以新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它们建构一种新的“集体意识”，最后通过官方推动的对过去历史的有意无意的诠释，塑造了具有独特起源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族共同体。随着这种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而满洲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之转型为前现代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至此也就渐臻完成。[21]

三、结 论

从八旗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清统治者一直处于“扩族和扩国、亡国和忘族”的矛盾之中，并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分中有和，和中有分”的摇摆式的政治手段，力图维持国家和民族的平衡。虽然在此后的发展中，随着八旗制度的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的组织结构的建立(公社制度)，这种前现代民族共同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可能在今天人们的眼中，满族的民族特点的保持和延续不是很成功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很多特殊的制度，都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八旗制度虽然不是民族形成的原动力，但确是不可否认的推动力。八旗制度赋予旗人的，实际上是一种蕴涵许多真实内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八旗制度使八旗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政治、军事、生产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这些不同也使八旗人具有了自身特有的表现形式，并成为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标志。因此，虽然来自于自然的“共同血统”是族群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社会互动中，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塑造的观念中的“共同血统”，同样是一个族群得以生长和成熟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清统治者们较为成功的使用了“八旗”这一制度，建构了一个观念中的“共同血统”，而这种包含着人们主观意愿的政治建构物，对后来现代意义上的满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