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界，对于何炳棣先生在史学研究诸方面的贡献，有着颇多评价和赞誉。就清朝史的研究来说，他的治学给予我有两点启示：一是他在选题上对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强调。他援引数学大师林家翘的话说：“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一是他对清朝历史具有的既宏大又精深的眼光。这些既体现在他1965年发表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对清朝历史地位所作的高屋建瓴的评价，以及此前一年(1964年)有关八旗制度的精辟论断，也反映在1998年他为回应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而写的《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8， Vol.57， No.1， pp.123 155)长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何先生对历代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后必争“正统”的做法，有着系统而雄辩的论述。

何先生这篇雄文是针对罗友枝教授1996年在全美亚洲年会的讲演：《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6，Vol.55， No.4， pp.829 850)而作的。这两篇文章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这场论辩，激起清史学家对清朝统治中究竟是否存在满洲因素，以及满洲因素的存在有何意义等一系列议题的兴趣，其直接结果，是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所谓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并成为近年来美国中国学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这倒真应了何先生强调要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宗旨。

一场争辩，最终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此引起的思考和对学术的推动。这场争辩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开拓出如此广阔的一片学术天地，亦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了。十年前这场争辩开始时我正在美国加州访学，从那时起，我对从这场争辩引起的讨论和研究的进展便一直在密切地关注。这里我想谈的是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因关注而产生的一些感想。须说明的是，我的感想既不代表争辩双方的任何观点，我的论述也无关争辩双方的任何是非。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巩固，这早为学界公认，事实上当然也毫无疑义。但问题在于，仅仅停留在阐述和反复强调这个事实存在的层面上，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我国的清史学界多年来却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是美国学界通过何先生与罗友枝的这场辩论及其以后的不断探索，才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较前深入了相当大的一步。

实现了“大一统”的清王朝，疆域已不仅限于传统概念上的中原，既然纳入清朝版图的，还有原属于喀尔喀、厄鲁特、青海等蒙古诸部以及西藏和回部等各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地区，这就意味着，以往那种以汉族统治区域为圆心、其他地区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边远”(或谓“边缘”)的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原，以及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居民，此时已经不过是清朝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承认这个大前提，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清朝统治者是否仍然遵循以往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是站在“中原”这个中心向外，亦即向着那些“边远地区”行使权力的呢？抑或是中原汉地本身，也不过是他们行使统治权力的领地之一？这二者当然具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是前者，中原与边疆这样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就可以看作是主从关系，如果是后者，那就无所谓哪个是边缘，哪个是中心，也就是变成并列关系了。这还可以再进一步说，那就是如果站在蒙古诸部或者西藏和回部(以今天的维吾尔族为主)的角度，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将自己视为中心，而将中原汉地视为“边远”呢？ (为了不引起歧义，我还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谓的“中心”是与“边缘”相对而言的学术概念，而不是指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因为在这诸多“中心”之上还有一个确实的统治中心，那就是清朝中央政权)他们既然与汉族一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他们居住的特定地区，他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中心呢？而位于这众多并列的民族之上的清朝统治者，又是以什么方式对它们实行统治和管理的呢？

这就是“新清史”探讨清朝统治问题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清朝能够成功地将如此众多的民族、文化统一在一个政权之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满族统治者的“非汉因素”，是他们与东北、西北诸族在血缘、文化上的联系，以及这些民族对满洲而非汉族存在的那种认同。因此，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便成为形成“新清史”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一。而多年来已经习惯将汉族视为中国历史中心的学者，对此则提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满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长达近300年，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汉族的统治方式。何炳棣先生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他准确地以“儒化”来代替通常使用的“汉化”一词，认为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要争“正统”，亦即争夺统治的合法性，满族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也正因为他们具有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在汉地立足，并为进一步的开疆拓土打下基础。

再没有人能把争“正统”这一问题，阐述得比何炳棣先生更清晰、更透彻也更雄辩的了，但上面提到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着，那就是无论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被“儒化”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以“儒化”的方式统治中原达到了如何的成功，但是，他们是否把这种“儒化”带到了西北、东北以至于西藏等广大非汉地区呢？

他们在那些地区是否就是以一个汉族中央王朝君主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是否是以儒家的那一套政治理念、统治方式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所谓的“大一统”，或者他们对那些地区采取的确实是另一种统治方式？我相信没有哪个学者，敢于轻易地对此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论断。说到底，汉地有汉地的“正统”，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统”，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汉地存在，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所以，清王朝在征服诸少数民族地区时并不以“儒化”的形象出现，反而更便于赢得汉地之外的统治合法性，而这才是清朝能够统治中国达近300年之久的关键。

这里便涉及清朝统治的一个根本性的、也是所有治清史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让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得以统治如此长久的原因。问题还不止于此，正如Waley-Cohen指出的那样：

我们必须将满洲以及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予以比以往更多更严肃的关注。应该将此作为新清史研究的中心目标。因为它的意义不仅作用到中国和其他横跨中亚和中亚以外各帝国的形成，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皇权、帝国语境，以及向现代转化等更普遍的诸多难题的理解。(转引自Mark.Elliott： Manchu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rontie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Gakushuin University， ToKyo，未刊稿)

如此重大的、具根本性的问题，凭借一朝一夕之功，靠一两个学者的努力，当然是无法得到完满答案的。而“新清史”学者尤其痛切感受到的是，对于这些清朝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这些被“大一统”统进中国的新臣民，他们如何记录、如何看待清朝的统治，仅仅凭借由汉人记载的汉文史实是远远不够的，非要从他们用自己的文献中才能得到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答案，而他们的文献大多数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字。何况清朝统治者与他们来往的官方档案文书，直到清朝中叶甚至以后，也多用满文书写，所以“新清史”的学者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这构成“新清史”的第二个主要特征。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热衷于谈论“大一统”的很多学者，迄今仍未自觉到这一点，更遑论使用这些文献并使研究有所突破了。有关“大一统”的讨论流于表面，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界提出的“新清史”，从开始形成迄今已近十年，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可谓不深刻、不宏大，更不可谓无意义。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个在美国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本应更切身、更受重视的中国清史学界，虽然也有过几篇报道问世，却几乎未引起任何认真的探讨与回应。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史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阐述数量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硬、调子越来越高，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难以深入、难有突破。

如果说对美国学界的这些说法持不同意见，却未见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样严肃认真的、高水平的反驳，如果对美国学界的讨论不屑一顾，那么，对于如此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尚且不屑一顾，还有什么是更值得关注的呢？

作此小文，以待方家批判。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