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满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73—78页

作者简介：苏集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测绘院，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 伊犁满族千里迢迢从祖国各地携家带眷来到大西北守卫 边 疆 已 经有 近 250 年 的 历 史 。 他 们 在 动 乱 的 岁 月里历经苦难顽强地抵御了外强的侵略和内部分裂势力的颠覆， 为祖国领土的完整贡献了鲜血和生命。 至今他们的子孙依然在自己的第二故乡为新疆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努力着。

关键词：伊犁将军； 伊犁满族； 惠远城； 满族旗屯； 苏拉宫； 舒穆尔氏家族

伊犁满族西迁已近 250 年了， 这段历史既有凝重也多悲壮， 舒穆尔氏家族的悲欢离合、 荣辱兴衰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1762 年，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在伊犁设置 “总统伊犁等处”， 简称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度统辖整个新疆， 伊犁将军是最高的军政长官。 首任伊犁将军镶黄旗人明瑞向乾隆皇帝奏报防御兵力不足。 清政府同意增拨兵力， 并决定将换防军每三年更换一次改为挑选兵丁携眷永驻的驻防军。 1764 年， 八旗军在伊犁河北岸修建惠远城 （老城）， 为伊犁将军府所在地， 伊犁成为新疆的政治、 军事中心。 到 1769 年， 在伊犁惠远附近陆续建成了惠宁城 （现巴彦岱）、 绥定城 （现霍城县）、 广仁城 （现芦草沟乡）、 瞻德城 （现清水河镇）、 拱宸城 （现霍尔果斯）、 塔勒奇 （现霍城县东南）、 熙舂城 （现汉宾乡）、 宁远城 （现伊宁市）， 俗称伊犁九城。

1763 年春， 先由热河派遣满营共约一千余人携眷从张家口出发， 进入外蒙， 越过杭爱山， 经过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进入新疆， 又取道塔尔巴哈台、 博尔塔拉到达伊犁惠远驻防。 后又陆续从凉州、庄浪等地抽调来满洲、 蒙古官兵共 4370 人及鸟枪步甲 400 名驻守惠远。 最后一批来自西安的满蒙将领及马丁、 炮手和步甲 2168 人分驻惠宁城 （巴彦岱）。 此后， 除少数官员来新疆任职所带的随从之外， 历史上再没有发生过满洲人大规模西迁的情况。 因此， 他们就是现在伊犁满族的先辈。

舒穆尔氏家族是从热河迁来的满营正红旗头牛录人。 伊犁的满洲人是分几年时间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迁徙伊犁的， 所以现在这里的满族不过西迁节而把 “颁金节” 作为每年庆贺的民族节日。

乾隆以后， 新疆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满洲的人口随着逐年繁衍而增多。 到清嘉庆年间，据伊犁将军松筠统计， 伊犁惠远、 惠宁满营人口已达近 36000 余人， 成为历史上伊犁满洲人口最多的时期。

随着伊犁满营人口的不断增加， 供养八旗官兵成为清政府的沉重负担。 同时， 迅速增加的人口和不变的粮饷使旗丁们的家庭生活日渐滑坡。 1780 年， 清廷宣布 “伊犁驻防满营八旗， 今后不再议增员额”。 军队的定额不变， 大量的青壮年因补不上兵额而成为不能披甲的苏拉 （没能被选拔当兵的青壮年男人）。 苏拉们自小习武希望能够被挑选补充兵额， 不得务农、 不许经商、 不准务工， 除当兵外不能以任何方式谋生。

其实， 早在乾隆年间， 伊犁满洲人家庭生活困难问题已引起皇帝的注意。 1764 年， 乾隆就曾下谕： “伊犁田土肥润， 如敷多人耕作， 莫若令满洲官兵分种， 既得勤于力农， 而於养赡家口， 喂养马匹， 均属有益。 著查明地亩， 俟满兵到齐后酌量分给耕种”［1］。 伊犁将军明瑞遵旨， 把惠远附近200 里范围划为旗地， 准备旗屯。 在这之前， 新疆屯垦的开拓者———当时的阿克苏办事大臣、 后来的伊犁将军阿桂就提出 “守边以驻兵为先， 驻兵以军食为要”［2］， 拟开展屯垦来解决军队供给。 获准后，他于 1760 年率兵护送数百名该地维吾尔族农民翻越天山穆素尔冰达坂来到伊犁， 恢复准噶尔时期胁持南疆维族在海努克地方为贵族垦荒种粮交赋的 “塔兰奇” （蒙语意为种麦者） 耕作旧址。 之后的七年间陆续从南疆各地迁来六千余户维族农民来到伊犁河两岸垦荒， 这是首次由政府组织较大规模迁居伊犁的维族农民。 到同治年间， 维族已建有 80 个圩孜 （村落）。

朝廷还从内地调来绿营官兵、 迁来关内陕甘地区无地汉回农民和发遣囚犯来伊屯田种地， 加之西迁来的满洲、 锡伯、 索伦 （含达斡尔、 鄂温克） 蒙古和由俄国迁入的哈萨克族， 初步形成伊犁多民族共处的局面。

1864年， 首先由库车发起， 新疆爆发了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 然而， 很快领导权就被封建主和宗教头目篡夺， 他们在新疆建立了五个割据政权。 这些政权鼓吹 “圣战” 煽动民族仇杀并互相攻伐， 使整个新疆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伊犁的迈孜木扎特领导的农民暴动， 于 1866 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围城一年多后， 挖地道炸毁城墙， 攻陷惠远并屠城一天。 时任伊犁将军明绪全家自焚， 领队大臣、 协领、 佐领等 “合城官员殉难”。 没有战死的满营兵丁及家眷， 除自尽者外惨遭屠杀， 妇孺亦难幸免， 在惨烈杀戮中逃生者寥寥无几。 随即伊犁反动的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奴役人民的 “苏丹汗国 “成立， 清朝在新疆的政治、 军事中心彻底沦陷。

惠远城被攻破后， 始祖玛勒浑自西迁以来 100 余年形成的庞大舒穆尔氏家族所有成员全部遇难。

当时， 舒穆尔氏家族的曾祖年仅 10 岁， 城破之际， 家族成员除战死的外， 其余妇幼燃火自焚时， 求生的欲望和骨子里桀骜不驯的满洲基因促使他在乱境中悄悄藏在一个马倌住房隐蔽的炕洞里躲过了劫难。 暴徒在烧杀之后离开硝烟弥漫遍地尸体已成废墟的古城。 傍晚， 他出来后恰好碰到两个像他一样侥幸逃生的成年旗人。 这时伊犁九城都已失陷， 守卫霍尔果斯河两岸的索伦营也被击溃，退入俄境。 两个大人匆匆商计之后， 他们三人趁夜色掩护渡过冰封的伊犁河进入南岸的芦苇荡隐身，几经周折辗转到达锡伯营堆齐牛录驻地。 此时的锡伯人虽经议和未遭屠杀， 但在苏丹政权野蛮压迫下艰难生存， 难以长期收留他们。 在这里稍作停留， 天气渐热， 他们在锡伯人的帮助下进入乌孙山北麓寻找厄鲁特营。 在山中， 他们被厄鲁特营上三旗的六苏木收留。 苏氏曾祖被一个蒙古家庭收为义子并取名巴彦巴图 （蒙古族人名， 意为富强）。 舒穆尔氏家族唯一的血脉得以留存。

一场浩劫颠覆了清朝在伊犁的统治， 也割裂了舒穆尔氏家族过往的历史。 因苏氏曾祖年幼不记往事且族谱及官府档案均在战火中焚毁， 而后的舒穆尔氏家族史就只能从始祖舒穆尔·祖玛勒浑开始了。

1765年， 中亚浩罕国匪徒阿古柏趁新疆动乱的时机， 在英国的支持下率兵侵入我国， 很快便占领了南疆， 成立 “哲德莎尔” 政权。 1870 年， 阿古柏攻占吐鲁番后又入侵迪化。 1871 年， 攻陷玛纳斯， 新疆南疆全境和北疆部分地方都落入敌手。 这时， 早已觊觎伊犁的沙俄在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不甘落于下风， 他们趁机以 “代收代守” 的名义派兵占领伊犁， 声称 “中国威令能达伊犁之后即行撤军”， 开始了对伊犁长达 10 余年的殖民统治。

1878 年， 左宗棠率领清军收复和平定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地区。 1881 年， 经过数次谈判，清朝和沙俄签订了 “中俄伊犁条约”， 在割地赔款之后于 1882 年伊犁回归祖国的怀抱。

在大清帝国仍然统治中国的时候， 伊犁幸存的满洲同袍却成为 “亡国奴”， 经历了外国侵略者的残酷殖民统治。 在凄惨的岁月里， 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 寄人篱下， 伊犁满洲人能够侥幸活到伊犁被收复亦属不易。

1882年， 乌鲁木齐都统金顺 （后任伊犁将军） 率部进驻伊犁， 因惠远城已被毁， 就驻军绥定。1882 年， 逃亡各地的原满营军民陆续返回， 总人数约 2000 人。 同年， 金顺率八旗官兵在惠远老城以北 15 里处建成新城， 并逐步恢复了满营、 锡伯营、 索伦营、 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 因满营由收复后回来的 1000 名原满营官兵组成， 卫戍力量单薄， 遂在其他各营调遣以锡伯为主的千余官兵进驻惠远新城， 满营驻城东， 新满营驻城西。 惠远城至此就有了新老满营之说。

苏氏曾祖巴彦巴图在清政府收复伊犁时已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并在游牧生活中练就了精湛的骑术，返回惠远后通过骑射考核立刻被满营录为马丁。 凭借小时在满营义学学习满汉文化的功底和自己的不懈努力逐步晋升为骁骑校 （满语为分得拨什库， 正六品武官。 每旗设协领一员， 佐领、 防御、 骁骑校各 5 名。）。

巴彦巴图在流落蒙古部落期间已娶蒙古女子为妻并生育两子。 长子倭什克， 次子音德克。 一人当兵养活一家四口， 经济上相对富裕。 那时， 惠远已有学堂可供满营子弟读书。 两个儿子自小聪颖好学， 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长大成人后， 老大考取了满营正红旗笔帖式 （翻译满汉章奏的文书），老二考取满营领催 （专司登记档案及支领俸饷的职务）。 之后， 老大娶妻葛氏， 生育四男。 老二娶妻唐氏， 生育七男三女。 这十一个儿子 （其中一人年轻时病故） 按家族规矩不分叔伯统一排序。

1884 年， 新疆建省， 刘锦堂任巡抚。 在金顺调京后， 1888 年， 置伊塔道， 道员驻宁远 （现伊宁市）， 辖伊犁府、 塔尔巴哈台直隶厅、 精河直隶厅。 清政府仍保留伊犁将军， 但只管辖伊塔防务。 由于战后重建等事务繁多， 到 1896 年， 长庚任伊犁将军时才又恢复了旗屯。

辛亥革命后， 清帝退位。 1912 年， 北京国民政府任命前伊犁将军广福 （后任杭州将军未到任）为伊犁镇边使， 保留了伊犁八旗除满营外的四营制， 但停止旗人的俸饷供给， 组织满、 蒙、 锡伯和索伦军民就地屯垦， 自产自食。 1914 年， 新疆都督杨增新明令满洲官兵一律裁旗为民并于次年对满人每人发放两年粮饷或分给一份土地， 以资助满人筹谋生计。 因为民国后的戡乱仍征满人入伍作战，因此此时的伊犁满洲人仅存 1600 余人。

期间， 满人族中有识之士文明、 倭什克、 安定、 音德克等筹划将伊犁满洲人集中迁往喀什河流域的厄鲁特营十苏木驻地尼勒海 （今尼勒克县） 开垦土地， 从事农牧业生产来保持满洲同胞相对集中聚居的状况， 这一计划也得到广福的认可。 但部分满人贪图城市的安逸， 不愿到偏远的地方创业，遂使这个计划遗憾地告吹了。 惠远城及周边的满人除少数仍在衙门任职、 做生意、 佣工者外， 其余人众迁往苏拉宫和特古斯塔柳 （今巩留县） 种地［3］。 这时， 加上惠远迁来的二十余户， 居住在苏拉宫的满洲人已达六十余户。

现在除苏拉宫之外， 其实还有诺改图也是满洲人较多的村庄。 1896 年， 清朝收复伊犁之后逐步恢复旗屯， 但原旗屯之地已多成为民田， 不得已只有另寻地方开荒。 诺改图是当时老满营延伸皮里青河水开垦的饲料地， 特古斯塔柳同是满营的屯地， 也都是辛亥革命后的满洲人的安置地。

说到家族姓氏， 清朝覆灭后， 满文满语已不再使用， 满洲人不得已改用汉姓。 在满语发音中舒、苏接近， 加之新疆和内地之间路途遥遥， 信息闭塞， 所以祖辈们便把家族姓氏定为苏姓。

当时， 苏氏三世长子倭什克被伊犁镇边使署聘为警卫营书记官， 全家留在了惠远城。

苏氏三世次子音德克因为子女众多， 如果留城仅凭一人工作难以养家糊口， 所以选择到苏拉宫分地务农。 全家八个男丁， 可分不少土地， 即使孩子年幼， 也可将土地租佃出去维持生计。 到苏拉宫后， 他还担任了屯公所司帐员也有所收入。

苏氏四世六子成和、 八子祥和之后也先后被伊犁镇守使署禄为管卷员， 后又转任其他公职。 六子曾任新疆省财政厅视察员、 拜城税务局局长， 八子曾任伊犁镇守使少校股长、 警备司令部书记官。

1914 年后的镇守使时期， 对满营的管理改为设区， 老满营由前八旗满营佐领阿木古郎 （苏氏四世二姑爷白风歧之祖父） 任区长。 而苏拉宫和特古斯塔柳成为区管辖的屯， 各屯设有屯公所。 苏拉宫由文秀之子张春喜为屯长 （张春和之兄）。 特古斯塔柳由阿木古郎的妻弟文焕为屯长。 屯公所管理旗屯时积累的集体财产， 包括公地、 牲畜和粮食等， 并救济尚留在惠远的满洲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特古斯塔柳屯因经营不善， 满人不断迁往别处谋生， 没有形成满人聚居的局面。

苏拉宫办学始于旗屯时期， 在当时的伊犁村庄中是独一无二的。

清末， 苏拉宫修建了俱乐部、 学校和操场。 伊犁将军府委派原老满营镶黄旗协领鄂保丰 （现苏拉宫敖元卿的先辈） 兴办学堂。 之后的民国时期， 正红旗笔帖式倭什克等在苏拉宫学堂任过教师，苏氏五世长子觉民任过苏屯学校校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拉宫小学校长仍是关姓满族人。 在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 据统计当时伊宁仅有官立两等小学一所、 官立初等小学一所。 由此可见苏拉宫学堂在当时兴学育才的重要意义。 由于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苏拉宫满洲子弟中不少人走出了农村，担任各种社会公职。

自辛亥革命至解放前， 伊犁满洲人担任县以上职位的就有： 孝昌曾任绥定县知事； 阿力侃．定升之父曾任阿山县长； 博大正曾任乌苏县长， 省府参议， 国大代表； 白风歧之父白守之曾任迪化城防司令； 苏连和曾任迪化县长。 在较少的人群基数上出现较多的人才， 这充分体现了伊犁满洲人奋发拼搏精神和民族的聪明才智。

1938年取消伊犁屯垦使后， 实行改土归流， 苏拉宫被废除了屯所制， 改由伊宁县管理并实行保甲制。 苏氏四世四子贵和任满洲保长。 苏拉宫起先是惠远老满营的旗屯之地， 后来不断有维族农民迁入， 超过了满人的数量， 因此也有维族保长。

1927年， 原清朝伊犁将军锡纶之子孝昌任绥定县知事时 ， 为了增强民族意识 ， 以敦乡谊之情，因绥定、 惠远两城相距很近， 将绥定奉 （辽宁） 直 （河北） 会馆， 改组为八旗会馆， 由旗人选理事 1人主持会务， 每年举行一次族人聚会。 1939 年， 在全民抗战时期， 新疆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 苏拉宫也成立满族文化促进分会， 选举孝林 （孝昌胞弟， 博大正之父） 任委员长， 皮海贤 （苏氏四世尕姑爷）、 张春喜、 苏贵和和多尔吉 （蒙古族） 等任委员。

伊犁满族为执行守卫边疆的军事任务千里迢迢来到这片土地， 经历过血腥残酷的战争磨难和战败后的凄惨遭遇， 这使他们领悟了适者生存之道。 为在逆境中生存， 满洲人刻意低调为人， 谨慎处事。 他们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 和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 苏拉宫的满洲人自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以后就放弃了养猪的习惯。 他们熟练掌握了维族和哈族语言， 学习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 和谐的民族关系形成互相帮助， 互相关爱， 相互依赖、 相互包容的浓浓乡情。

1944 年 8 月， 伊犁爆发巩哈暴动， 11 月 7 日举行 “伊宁起义”。 但前期的领导权被以俄籍阿訇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分裂分子把持， 成立了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他们在攻城掠地后大肆实施 “杀回灭汉” 的民族仇杀， 因盛世才是东北人， 伊宁市的东北人无一幸免。

入冬后， 苏拉宫后山的哈萨克常趁夜晚窜入村里满人家中抢劫， 各家老小只好在寒冬中躲入菜窖避难。 危机时刻， 苏拉宫满洲保长苏贵和联络几位族中耆老到维族保长玉素普的父亲艾买提．卡萨普 （卡萨普维语为屠宰牛羊者， 是其绰号） 家求助。 这位老人是附近村落维吾尔族群众中颇有威望的长者。 深明大义的老人不愿看到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惨遭涂炭， 亲自找到执政当局交涉担保， 并腾出自家的住房安置逃难而来的满洲人， 苏氏三世倭什克也从伊宁搬来就住在他家附近。 他的斡旋使苏拉宫以及附近逃来的满族同袍安然无恙。 其他地方满洲人也有在动乱中丧生的， 但是为数不多。

1945 年元月， 一天晚上突然街上枪声大作， 原来是艾林巴克北大营突围的国民党部队和汉族难民路过苏拉宫。 次日， 突围的 2000 多人被起义军骑兵在苏拉宫后山追截， 最后仅有四百余人被俘，押到苏拉宫让所有满洲人家安排食宿， 一天后被转移别处。 由于山中尸体无人掩埋， 天暖后尸体腐烂致使附近村落发生瘟疫。

事变期间， 苏氏四世七子绥和为管理家族畜群在特克斯山中冬牧场被害。 当时在巩留县税务局工作的十子钰和赶着马车载着妻小从巩留赶回苏拉宫； 十一子钟和骑马从巩留翻越玉尔都斯山逃到焉耆县， 后辗转到了迪化。

民国以后， 苏氏家族重视子弟的教育， 诸子弟不甘平庸， 奋发图强。

其中四世五子连和于 1923 年考取杨增新在迪化开办的新疆第一所大学———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现在新疆大学的前身）， 成为家族中第一位近代大学生。 他在 1928 年 7 月 7 日毕业典礼后的庆贺宴会上经历了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杨增新及多人被军务厅长樊耀南组织枪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五世子弟中有两人考取了黄埔军校 （中央军官学校第九分校）。 其中一人为五世次子浚顺， 另一个为苏氏四世长女秀英的三子陈葆华 （正白旗人）， 因自幼父母双亡， 由苏家抚养成人。

改革开放以后， 苏氏子弟在新时期更加努力拼搏， 族中大学生已为数不少。 其中， 五世十五子集祖之长女文颖是厦门大学法学硕士， 工作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一年。 次女苏姗上完清华大学本科， 毕业后考取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深造， 取得计算机硕士学位。

“老满营亲连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清中后期， 频繁的战事使伊犁的满洲人数逐步减少。 满洲不能和其他民族通婚， 因为只能在较小的人群范围内择偶， 所以惠远老满营的旗人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关系。 苏氏四世兄弟姐妹十三人， 基本都在民国以后结婚， 虽不受限制， 但其中十人和满洲人通婚。 现在伊宁市、 苏拉宫和诺改图的张、 富、 何、 苏、 唐等几大姓之间都存在着姻亲关系。 根底是恿犁老满营的满洲人， 即使互不相识， 只要往前追溯三五辈， 总能攀上亲戚。

伊犁满族中的知名人士很多， 其中博大正最有影响。 博大正的祖父博尔济吉特·锡纶是正蓝旗满洲人， 1885 年任伊犁将军。 博大正于 1916 年生于苏拉宫， 曾留学苏联塔什干中亚西亚大学。 解放后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 第六届政协委员。 1950 年国庆前夕， 周总理邀请全国各兄弟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 博大正时任新疆省政府参议、 中苏友好协会组织部长， 有幸作为新疆 13 个主体民族之一的满洲人的代表入选， 也是全国唯一的满洲代表。 在之前的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满洲没有被当做民族单位邀请。 抱着对本民族社会地位的忧虑， 在同袍们的支持下， 他向代表团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阐述了 “不承认满洲， 就等于割断历史” 的观点， 并得到积极的回应［4］。 正如1957 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座谈会上所说 ： “在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中满族没有作为民族单位被邀请， 这是一个错误， 当时以为满族已经没有什么特点了。 ．．．．．．当承认了他们的民族地位以后， 满族人过去几十年来忧郁的感情才舒畅了”［5］。

满洲人至此被正式确定为满族。

伊犁满族人博大正为全国满族做了一件大好事。

解放初土改时， 苏拉宫满族户数为 41 户， 其中地主 9 户， 中农 16 户， 贫农 3 户， 雇农 13 户。地主中苏氏家族就占了 3 户。 民国初年， 迁来苏拉宫的满族人家是平均按人口分得土地的， 大家的贫富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后来一些人或因天灾人祸， 或因吸食鸦片， 或因经营不善出卖土地而致贫。另一部分满族人 “三区革命” 后卖地迁往别处， 土地就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苏家土地并不太多，只是子孙大多外出谋生， 家里只好雇人种地。 苏家当初的院落也不过有六间土坯住房， 两间仓房和一个马棚。

解放后， 苏氏四世兄弟的阶级成分有旧官僚、 地主、 职员和城市贫民。 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严酷的政治氛围使人们经受高度紧张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亲戚之间为怕牵连甚至互不往来， 以至苏氏六世子孙中出现多起重名现象。 国家拨乱反正之后， 苏氏子弟背负的政治枷锁得以释怀， 亲戚之间的往来趋于正常。

解放后， 苏氏子孙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如五世长子觉民曾在解放初随伊犁少数民族观摩团去北京参观； 五世七子泽顺用精湛医术服务患者， 退休后开诊所致富； 五世十一子志顺在乌苏电厂工作时有电学方面的发明被调往芜湖、 北京科研部门工作．．．．．．

伊犁满族因三次大事件而人口锐减。 首先是 1865 年的伊犁维回民族暴动， 满族人在动乱后侥幸存活下来的仅百分之五； 其次是 1912 年 1 月 7 日的 “伊犁辛亥革命” 爆发后， 满族人中虽然只有伊犁将军志锐被杀， 在原伊犁将军广福的协调下， 老满营左翼协领乌勒西春， 右翼协领德克奇吐所帅兵丁及其他旗营官兵均安然无恙。 但满清政权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对满洲人的歧视使一些 1882 年后来伊的军政官员、 士兵及内地有亲属的满族人迁返内地， 一些人在压力下隐姓埋名； 再就是 “三区革命” 后， 人们仍心有余悸， 迪伊之间路通后， 部分满族人离开伊犁到迪化等外地谋生。

伊犁满族远离故土西迁来到祖国边陲， 他们生长和生活在这块土地， 已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乡。 在漫长的岁月里， 满族人对保卫、 开发和建设边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现在， 苏拉宫是伊犁乃至全疆满族人最多的村落， 仍有满族人近 80 户 200 余人。 苏氏子弟虽然分聚各地， 但大多数依然植根于伊犁这片养育了他们的沃土， 仍有子孙在苏拉宫的土地上耕耘。 这里的满族人仍然保留二月二吃 “双合饼” 的习惯， 闲暇时也会包 “三样包子” 等满族食品。

苏氏四世弟兄 10 人， 其中 8 人安葬在苏拉宫， 加之五世部分子弟也葬于此地， 形成了苏氏祖坟。 而伊犁满族在惠远的祖坟早已在公社化时被铲为平地成为农田。

小小的苏拉宫只是伊犁一个以满语命名的平常小村落。 当初， 老满营之所以选择这距惠远城 60公里的叫做 “阿克土拜” （维语， 未开垦的土地） 的地方旗屯， 因为它南依皮里青河， 北临丘陵土山， 后靠科古琴山， 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 同时， 这里距老满营驻守的皮里青矿区卡伦不远。 宁静平淡的村落也有它的不寻常之处。 民国之初， 这里曾经住过清朝从一品大臣 （高于现在省部级干部） 的子孙 （伊犁将军锡纶的后裔）。 解放后， 从这里出去的满族人中出了数位厅级干部。 锡纶之孙博大正曾任中苏友好协会组织部长、 全国政协第五、 六届委员； 陈葆华曾任自治区电力安装公司副总经理； 白风歧之子白培建曾任自治区党委副厅级巡视员。 科处级干部就更多了。 更不寻常的是，文革时期轰动伊犁的 “AB 党反革命集团” 就牵涉到了苏拉宫满族张家、 敖家和何家的子弟。 这事虽已彻底平反， 但足以昭示从苏拉宫出去的人还是引人注目的。

小小的苏拉宫在清朝和民初是归属于将军府和镇边使署管辖， 后来改土归流由伊宁县管理， 到了二十一世纪又划归到伊宁市的范围。

伊犁满族注重发掘自身历史。 满族百岁老人苏氏四世八子祥和毕生关注伊犁满族历史文化，1939 年曾任伊犁满族文化促进会委员， 晚年在资料贫乏的困难条件下搜集材料， 撰写了 《伊犁满族简史》 在 《满族研究》 杂志上发表。 他还积极倡导修建 “苏拉宫满族文化宫” 和举办庆祝满族 “颁金节” （1635 年农历十月十三日， 爱新觉罗·皇太极宣布改女真为满洲， 钣金为命名日。） 活动。

1997 年， 由伊宁县政府投资和满族同袍捐资修建了 300 平方米的 “满族文化宫”， 作为伊犁满族庆贺颁金节的聚会场所。 铭牌为清高宗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爱新觉罗．永琪的七世孙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爱新觉罗·启孮题写。 2007 年 “伊犁满族颁金节” 被定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伊犁满族颁金节” 文化传承人苏国晖是苏氏五世四子滋顺之次女。作为伊犁满族后裔， 她也在为发掘伊犁满族历史文化做着不懈的努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员流动会愈加频繁， 像苏拉宫这样满族聚居的状况会逐步变化。 现时代人们生活的节奏加快， 生存的压力增大， 民族意识渐渐减弱。 满族人如不刻意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那么若干年后满族文化就仅仅会剩下一个虚名了。

伊犁满族文化失去的已经无法弥补， 幸存下来的应该得到发掘和珍惜。

注释：

［1］ 周学峰、 孟南： 《清代伊犁满营旗屯探讨》， 《石河子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5 期 24 卷， 第 12 页。

［2］ 《中国通史》 第十卷， 清时期 （下册） 第三十二章 《阿桂》， 第二节 《创办伊犁屯田》。

［3］ 苏祥和： 《伊犁满族简介》， 《满族研究》， 1993 年第 3 期。

［4］ 乌鲁木齐市满族联谊会筹备组编印： 《新疆满族》， 第 30 页。

［5］ 《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民族政策文选》， 1957 年， 第 1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