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历史教学》，2011年第22期，第3—20页

作者简介：杜家骥，男，1949 年生，天津武清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

摘要: 本文论述，自雍正后设立的值年旗，是在八旗基本完全中央集权化的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八旗行政规范化及满族皇帝加强对八旗事务管理的重要措施。文中揭示值年旗的设置及每旗一人的行政人员组成，列举其九项职掌，说明值年旗是办理八旗共同性事务的重要机构，它处于皇帝之下、八旗 24 固山之上，为皇帝强化八旗的管理起到了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的作用。八旗都统衙门与值年旗的同时设立，使清代八旗事务的管理加强，满族———八旗作为清朝主体统治的职能作用，也自然加强，这又是值年旗之设置及其行政的更深意义所在。

关键词：值年旗，八旗，满族

清代自雍正以后，曾设立一个集中办理八旗事务的机构，初为值月旗，乾隆十六年（1751 年）改为值年旗，直至清亡乃至民国年间一直存在。关于值年旗的研究，目前只见到郗志群、徐晓倩《八旗值年旗·值月旗的设立及其职能》一文^①，揭示了值年旗的设置沿革及某些职掌等。本文拟探讨值年旗设置的原因，力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其职掌及行政状况，并据此阐述其机构性质。因值月旗与值年旗性质相同，且大部分时间属于值年旗阶段，故本文为行文简洁，一般情况下的叙述，只称其为值年旗。

一、值年旗设置的原因

值年旗是集中办理八旗事务的机构，而且是协助皇帝总理八旗事务，这在八旗各有旗主、各自相对独立的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值年旗的设置，必须以八旗的中央集权化为基础，所以，探讨值年旗的设立，首先需要对八旗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及其在值年旗设立前的状况，作一简单回顾。

清代的八旗，既实行领主分封，但又不将各领旗的旗主封于地方建立诸藩国，而是集于中央，共组一个清政权。这一体制，本身就为八旗的中央集权发展打下了根本基础。所以在入关前，清中央便集中办理八旗的某些事务，至设立部、院等某些中央机构以处理旗下事务后，这种职能进一步增强。但由于当时的八旗各有旗主，旗主既是领有本旗旗人的领主，又有管理本旗旗务之权^②，对本旗军队、财物具有私属性，八旗各自相对独立，本旗人任本旗官，又各有独立的“入八分”政治权利，军国大政，必须八旗联合集议，八旗各占一席，旗主全部与议，议政大臣，八旗各以平均员额参加。所以，中央机构对旗务的管理，还有局限性，不能完全不顾旗主、不顾各旗而“越俎”^③。这种情况在崇德末年以后尤其是清入关后发生变化。

入关伊始，仿行明制，八旗官兵实行俸饷制，领取中央所发的俸饷，以皇粮为生，入关前八旗各自为财政单位的旧制随之瓦解，以前旗下之人“被养”于旗主的经济依赖关系也不复存在，就连旗主在内的宗室王公，也领取中央所颁发的爵禄，一句话，旗主在本旗的财权从此消失，八旗财权中央集权化，其独立性也因此严重削弱。

八旗联合集议国家大政之制也发生重大变化。八旗旗主等入八分领主的当然议政权，崇德末年以后就开始取消。顺治年间（1644—1661 年），包括继任旗主在内的宗室王、贝勒能否充任议政王、议政贝勒，即能否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需皇帝任命，被任命者，也可由皇帝罢免。另外，旗主死后，也不再任命新的管旗务的旗主，所以自顺治十二年最后一个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故世后，八旗已无旗主。此后残留的，是下五旗王公对本旗佐领下属人的统属，主要体现为残余的人身隶属关系。康熙元年（1662 年），又将每旗平均员额议政大臣与议国政的制度废除，议政大臣由皇帝任命部院尚书、都统、内大臣等官员充任。至此，八旗各自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单位与议国政的时代结束。这是八旗在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取消、向完全中央集权化演变的重要体现。此外，八旗作为独立政治单位的另一重要制度———只能本旗人任本旗都统、副都统之制，则于康熙三十六年取消，八旗长官———都统、副都统，可越旗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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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载日本《满族史研究》第 7 号，2008 年。

② 如镶红旗主岳托，实录便称其“管旗务”，后虽降爵为多罗贝勒，但因为仍是旗主而管旗务，《清太宗实录》卷 40，崇德三年正月辛未记“：仍命为多罗贝勒管旗务。”当时，老旗主死后，其旗主继承者也有这种管旗务之权，如厢红旗旗主岳托死后，及其子罗洛宏继为旗主，《清太宗实录》卷 64，崇德八年五月丙申记其：仍“为多罗贝勒兼管旗务”。父子二人都曾降为贝子而不令管旗务，也只是几个月的很短时间，带有儆戒性，这一事实也说明，旗主是职，需任命，但按例，又由各该旗身份最高的领主担任，与领主一样具有世袭性，这与藩部蒙古各部旗的扎萨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

③ 清入关前，曾有两旗值月之制，现存有《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从内容看，是值月以记档，并非值月行政。见《历史档案》2000 年 4 期至 2001 年 4 期之连载。

八旗领主王公对本旗所拥有的军权，也严重削弱。入关前，宗室王公对本旗军队具有私领性。入关后，八旗兵有近一半驻防地方，远多于入关前。这部分军队长期远离在京城的宗室王公，宗室王公的私领权基本消失。即使在京的旗兵，也不再固定由本旗王公统领，如康熙三十五年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八旗兵营，就都不是本旗王公统领，而是别旗王公或皇子^①。

以上，旗主管理本旗旗务权、各旗相对独立性的消失，八旗的基本完全中央集权化，是八旗全部事务都可由中央直接、深入管理，进而设立值年旗集中管理的基本条件。而这一机构至雍正时才开始设立，又与雍正上台后全面实行制度改革，八旗管理制度也正规化，以及皇帝强化对八旗事务的直接管理有关。

八旗的行政管理，雍正以前一直带有“草根性”，顺康时期甚至不设办公衙署，旗务由八旗都统在家办理，直至雍正元年（1723 年），才设八旗都统衙门，衙署内置印务参领、协理事务章京、笔帖式等官员办理事务，从此，八旗事务管理才正规化。有这一行政管理机构的配套，集中办理八旗事务的值月旗——值年旗机构也随之设立。而值月旗——值年旗机构的设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强化对八旗事务的直接管理。

清代，与皇族、皇室、满族有关的行政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八旗，其某些具体事务，由传统的部院、内阁等机构协助管理，而政策的制定，重大、机要事务的处理，皇帝直接插手，而八旗这一庞杂的事务领域，皇帝一人如果直接面对八旗 24 个固山（旗）的公务，是不可行、难以实现的，因而在皇帝与八旗之间，需要有一个协助机构，以起到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的效果，这一协助机构，就是值月旗——值年旗。值年旗，正是在皇帝与八旗 24 固山之间，起到了臂的作用。此前在旗务管理上并无衙署，康熙帝是与分散的八旗都统（实际是 24 个都统）及其他管理旗务的官员打交道，雍正帝在设置八旗都统衙门后，随即设立值月旗，解决了这一问题，强化了皇帝对八旗事务的管理。而且值年旗因为事有专责，还可督催八旗办事，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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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所述入关后八旗的中央集权化，其具体论述，详见拙作《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八章第一节《入关后八旗“八分”体制的瓦解及领主旗权的消失》，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二、值月旗———值年旗的设置沿革及机构组成

雍正元年九月，在设立八旗都统衙门的上谕下达 3 日后，雍正帝又发布上谕，设置值月旗，命以后八旗轮流，每月一旗当值，每月底，将下月应轮值之旗的都统等开列具奏，钦点一人为该值月旗大臣，总承八旗公办事件，及传集立稿等事。雍正六年，又设值月旗衙署，原因是以前值月旗所办之事，已结者，由该旗存档，未完结的，移交下个值月旗承办、完结存档，所办之事档案，散存于八旗，以后遇有覆查之事，需挨旗查找、稽考，不仅麻烦，而且容易延误，因而设立值月公署，不论旗分，每翼之四旗派委值月官四人在署办事，不论已结未结之事，均令注册存档。又于领催、马甲内择其能书写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各一人，负责缮写。

值月旗办事，当时也存在官衙门的某种通病，如有些事件不能按时完结，拖拉稽延，值月旗更有其特殊情况，就是当值时间短，仅一个月，当值旗的都统或副都统，往往将本月应办之事拖至下月，推给下一个值月旗。雍正三年，清世宗便发现这一问题，因而增加查旗御史稽查、督催值月旗这一环节，为此发布上谕：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前令八旗轮班当月者，盖欲事件速行完结，不令堆积之意。今当月大臣但图苟且过去，至下月交代，自谓其责已塞，所行如此，因而事件益至堆积迟误矣。从前朕于八旗派御史八员，令查旗务，其当月旗之事件不曾交与，是以伊等未行稽察，今交稽察旗务御史等，将以前当月旗之事件，于限内已完结未完结之处一并稽察，其一月所承接事件若干，已完事件若干、未完事件若干，俱着查明，如有 限堆积等事，一经查出，即行参奏。特谕。^{[1] (卷 3，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

雍正六年，清世宗又于查旗御史之外，每旗内增设四名查旗参领，以加强稽察旗务的职能。八年，便又令查旗参领及侍卫稽察值月旗。为避免同旗瞻循、袒护，而规定以不同旗之人稽察，即镶黄旗为值月旗时，以正黄旗查旗参领、侍卫稽察，其余七旗为值月旗时亦如此。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高宗就又针对办理承袭佐领事而责备当月旗“并不迅速办理，唯耽延至交月时，奏交接月，以图塞责”^①。至乾隆十六年，终于从根本上作了改革，即改值月旗为值年旗，当值者一年更替。乾隆帝的这一改革谕旨，多种文献都有收录，而内容详略有所不同，兹将最早所记者录于下：

乾隆十六年奉，八旗大臣等办理事件每多迟延，虽有值月大臣，将一应事件汇总承办，然推诿成风，惟以草率塞责，过此一月，移交下旗可以完事，并无实力办理，与事无益。嗣后八旗大臣不必按旗值月，朕特命数人，一年一次轮流直年，着该部将都统、副都统等职名，不论旗分，全行进呈，朕酌量选用。令伊等于各旗参领等官内，简选好者，将八旗一应汇办事件令其承办，至年终，将一年内已完事几件、未完事几件，按款缮折奏闻，其是否实力办理，昭然可知。著永为例。^{[2] (卷 103 《兵部·武选清吏司·职制一·直年》)}

关于值年旗机构的值年大臣成员，文献记载有龃龉或容易让人误解之处，需要辨别。上述谕旨是“特命数人，一年一次轮流直年”，由兵部“将都统、副都统等职名”开列上奏，皇帝“不论旗分”挑选充任。这可能是乾隆朝的制度，乾隆后期或嘉庆以后改制，因为嘉庆初成书、内容截至乾隆六十年的《钦定八旗通志》，仍记该制为：“奏派值年大臣，兵部将八旗都统、副都统等职名全行开列，缮写绿头牌进呈，恭候钦点数员管理。如遇调补外省，以

及奉差随围等事，值年旗报明兵部，奏请派员署理。”^②之所以认为又有可能是乾隆后期改制，是因为《钦定八旗通志》于乾隆后期的制度有未收者，所述是以前的。嘉庆《大清会典》所记，及后来实行的情况看，已并非无定额的“数人”，而是八人，而且也不是“不论旗分”

^③，而是八旗每旗一人，八旗以平均员额出任。嘉庆《大清会典》记述：

值年旗大臣，八人，旗各一人，于都统、副都统内特简。^{[3] (卷 69 《八旗都统》)}

档案所记的实际选任情况，也是如此。如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兵部尚书裕德等呈奏派更换值年应列王大臣职名单》，便记载，八旗虽每旗上报的都统、副都统人数不一，有的旗甚至只报一人，但最后皇帝于每旗中以朱笔圈定的值年旗大臣，都是一人，即八旗每旗一人，共八人。具体情况为：镶黄旗，上报该旗满洲固山、蒙古固山、汉军固山的都统、副都统共 7 人，皇帝选一人，为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希郎阿。正白旗，上报满洲、蒙古、汉

军都统、副都统共 4 人，选一人，为正白旗满洲都统固伦额驸公爵符珍。镶白旗仅提供一人，为该旗蒙古副都统舒存，即圈其为值年旗大臣。正蓝旗提供两名副都统，选其中一人，为满洲副都统景澧。正黄旗上报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共 6 人，选一人，为满洲副都统禅耆。正红旗上报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共 5 人，选一人，为蒙古都统世续。厢红旗上报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共 4人，选一人，为满洲副都统英信。镶蓝旗上报满洲都统、副都统共 2 人，选一人，为满洲副都统明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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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定八旗通志》卷首之十一《 谕五》。并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144《八旗都统·公式·公署办事》乾隆十一年条。

② 《钦定八旗通志》卷 52《职官十一·职制·奏派值年大臣》。道光《中枢政考》卷 5《八旗·奏派值年旗大臣》，所记与《钦定八旗通志》卷 52《职官十一·职制·奏派值年大臣》相同，显系照抄，而未参照嘉庆《大清会典》。

③ 如果将“不论旗分”，理解为是每色旗下的三固山（旗）不论哪一固山，也即不论哪一旗：满洲旗（固山）、蒙古旗（固山）、汉军旗（固山）的都统、副都统都可被选，倒符合

事实。但这里所说的“特命数人”值年而不是八人每旗一人值年，在这一前提之下称为“不论旗分”，其语义可能是八个旗不论哪个旗，也即不拘八旗平均。

④ （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 5739- 062。下引史料注作“档号”之档案，均为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不另注。

由上可见，值年旗与值月旗最大的不同，除了当值时间长，另一点，是当值大臣由一旗扩大为八旗，使值年旗在办理八旗事务时，八旗每旗都有人参加，参与者具有八旗公众性。

值年旗衙署，设于地安门外鱼（或作“雨”）儿胡同，共房 40 间。雍正六年设值月旗衙署就是此处，以后值年旗沿用，一直到民国年间^①。

值年大臣八人，为值年旗衙署堂官。衙署内下设办理公文的官员，嘉庆《大清会典》卷 69《八旗都统》记为：“值年旗参领、章京，由值年大臣于各旗参领、章京内派委，无定员，掌章奏文移。笔帖式，由值年大臣于各旗印房笔帖式内派委，无定员，掌翻译。”道光《中枢政考》卷 11《八旗·公式·八旗值年》，则记为：“每旗拣派贤能参领一员，令其办事，各旗事务照常兼办。满洲、蒙古、汉军，每旗拣选贤能印房章京、旗下章京各二员，轮班办事。其执事骁骑校、缮写笔帖式、帮办人等，由各该旗派出，咨送值年大臣选用。”两书所记员额不同，前者记参领、章京、笔帖式均为无定员，后者记参领、章京有确定额数，且多出执事骁骑校、帮办人。按嘉庆会典内容截至嘉庆十七年（1812 年），道光《中枢政考》于嘉庆二十二年主体部分已完成，此后仅作某些内容的增补，截至道光四年（1824 年）。是两书所记史事的时间相差不大，而内容却有如此出入，暂以道光《中枢政考》所记为是^②。

三、值年旗的执掌及行政状况

嘉庆《大清会典·八旗都统·值年旗》，综记值年旗的职掌如下（括号内为原文所注小字）：

掌八旗会理之事；

凡官之拟补于公中者，则拣选。其引见于热河者，则总各旗、各营之官而带领焉（驻跸热河，凡各旗、各营官之应引见者，皆由值年旗大臣带领前往）；

凡职任之兼摄者，请简大臣，则以闻（稽察旧营房、新营房，及管理官房，稽查城内七仓，稽查坛庙、斋戒王大臣，由值年大臣咨取各旗大臣衔名请简，管理铁匠局副都统缺出，亦如之）。岁终请袭世职，亦如之；

凡事之应结者，立其限（所注小字从略，见后述）；

有特交者，则会各旗大臣以定议。岁终，则汇已结、未结与其年例之事，而具奏焉（岁终，将八旗已结、未结事件，及官兵人等有无放重利债、官房有无租典、送挑各处拜唐阿大臣官员子弟分别已去未去、分给罪人为奴有无逃亡，俱由值年大臣汇奏）。

以上嘉庆会典所记值年旗职掌事项（光绪会典所记与嘉庆会典完全相同，似为照录），并不全面，有些重要事项也过于笼统，兹综合各种记载，将值年旗及以前之值月旗的职掌事项及其行政，归纳如下。

（一）传达皇帝有关旗务之谕旨于八旗或部院等机构。皇帝针对八旗带有共性的问题而下达指示，令值月旗或值年旗转传八旗或其他机构。如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办理正黄旗世袭佐领，承袭者多年幼之人，需该旗大臣着意培养造就，以便能胜任管理佐领事务之职，因八旗世袭佐领甚多，佐领官的承袭者固定于某家族、家庭，是凭身份，而不是从众多人中公选，由年幼者承袭的情况不少，雍正认为这是一个八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而不仅命正黄旗都统等对年幼承袭者“加意照看，成全造就”，而且令值月旗“遍谕八旗，有似此等经朕谕令照看成全造就之世职年幼子弟，俱著一体遵行”^{[1] (卷 11，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又如乾隆七年五月，皇帝谕旨：“嗣后补放副参领，有将骁骑校开列者，著在外预备，如实不得人，再行带领引见，永为定例。”由值月旗镶蓝旗将这一谕旨传布于八旗通行^{[4] (乾隆七年五月初五日)}。乾隆八年四月，皇帝以观保之子释迦保承袭骑都尉为例，命“晓谕八旗，嗣后有似此者，著照此请”，值月旗奉旨将此上谕传达于八旗通行^{[4] (乾隆八年四月十八日)}。道光五年（1825 年），英和等八旗都统提出改革旗务四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扩大八旗满洲、蒙古的入仕途径，可由考职或捐纳的方式任地方佐杂官。皇帝批示依议，则由值年旗移咨各该衙门遵照奉行^{[5] (卷 1《犯罪免发遣》)}。同治七年（1868 年）正月，因获悉捻军乔装潜入京城，上谕“直年旗传知各旗营及查城大臣，将防守事宜妥为筹备”[6] (卷 222，同治七年正月甲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八月，为扩大八旗兵的训练，上谕：除已经挑取神机营、武胜新队、骁骑营等处外，其余马甲、闲散、养育兵内，尚有精壮者若干，着值年旗传知八旗满蒙汉都统，查明人数，由直年旗汇报军机处^{[7] (卷42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己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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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郗志群、徐晓倩《八旗值年旗·值月旗的设立及其职能》一文。

② 前揭郗志群、徐晓倩《八旗值年旗·值月旗的设立及其职能》一文，依嘉庆《大清会典》、道光《中枢政考》所记，将值年旗衙署内所设办理公文的官员，定为嘉庆、道光两

朝情况，也是一种理解，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