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世纪中叶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际,“满族”就已经成为一个“都市民族”。这种状况延续了三百年,至少到1949年前后,尽管历经沧桑,他们大多并没有回到农村。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这个调查对象不是选在城市,反而是在农村,不是在北京,反而是在东北。而近年满族人口的迅增,则又从另一个角度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当今满族共同体对传统的重构问题。

关键词:满族;族群认同;社会历史大调查;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当时许多民族学家和民族工作者对这项调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项工作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格局、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满族的情况又非常特殊。本文从满族认同的问题入手,重新思考这次大调查及其对此后半个世纪满族和满族研究的影响。

一、楔子:问题的提出

如今的满族,并不能与清代的旗人完全等同。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定族号为“满洲”,从此八旗制度中由建州、海西、东海诸部女真人构成的核心部分,就以“八旗满洲”之名行之于世。有清一代,他们与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一起共处于八旗制度之内,被统称为“旗人”,并以这一身份与汉地广大“民人”相区别,享有法律、政治与经济各方面的特权。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共同体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或被称为满洲,或被称为旗族,莫衷一是。直到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境内诸多少数民族之一,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予以确立的族称:“满族”。

可见,女真、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些族称,都是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如今学界则多以“旗人”来指称清朝的这个族群,这里所谓的“旗人”包括了八旗制度囊括的所有人在内而非仅指满洲旗人。但八旗中的蒙古旗人,在1949年之后,除了已经搞不清自己所在旗分的那些人之外,大多数都报了蒙古族。汉军旗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这些都是需要以后另文予以讨论的大问题,这里暂且忽略不计。

尽管以“旗人”一词指代清朝这个特定的族群并无太大疑义,但如果再进一步,以今天通用的“满族”一词来代替“旗人”,问题就不再简单。虽然如今“满族”与“旗人”二词作为同义词被互用几乎成为通例,但我们还是要问:这个所谓的“满族”所指,究竟是清朝的满洲抑或旗人呢,还是今天的满族?这也可以换句话说,即清朝的旗人与满洲和今天的满族,说到底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族群?

对于这样一个看似不言而喻的事实提出质疑,源自笔者在查阅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档案时发现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这些调查和调查之后写成的报告,都是以“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名义完成的,而且,这次历时多年、运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调查,重点也在东北,尤其是辽宁。第二,即使在辽宁,重点也不是沈阳市,而是农村。

由于这是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由当时诸学科学者参与的大规模活动,对于日后无论是民族工作的决策还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影响都非常深远,因此这次调查确立的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的方向,其后果此后便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人数上说,今天中国的满族,有大约三分之二居住于东北, 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建立的满族自治县,更是大多数都位于辽宁省。[1]这一现实也影响到学术研究。近几十年来,凡研究满族史,目光都集中在东北,最典型者如此次国家纂修《清史》的“典制篇”,竟将所谓的“清代满族”放在“东北民族卷”内,并且一再强调要将“满族志”的重点放在东北,尤其是有关民俗的部分,在拟写的提纲中完全以东北的风俗作为满族风俗。

我们这里要花费篇幅强调的是,尽管作为现实的民族政策,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清朝历史的研究,这一做法却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导致了研究方向的颇多混乱和误解,有必要提出来并请学界同道予以充分注意。

本文便从这个问题入手,那就是:在这场大调查中,被调查的对象———满族———到底是如何圈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又应该怎样理解?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简述

为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有必要先将清代八旗人口的分布情况略述如下:

首先是京师。1644年清军入关,被编入旗的八旗官兵连同他们的眷口与奴仆悉数进京。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厚集兵力于京师,京旗因此而在八旗中占据总兵数之半,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分。清廷将城内原住人口悉数驱赶到外城(南城),在内城亦即京师最繁华、最中心之处将八旗分左右翼、按旗分段居住,直到1949年以前,这一旗民分驻的格局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京旗不仅人数在八旗中占据绝对优势,政治经济地位也始终高于各省驻防尤其是东北的驻防旗人。清朝规定,凡八旗马甲(亦即八旗甲兵的主体)的月银,京旗为三两,外省驻防为二两,其余均以此类推。京旗出现生计问题时,清廷曾将外省驻防部分旗人出旗,而由京师调拨旗人充补。这都是京旗地位高于外省驻防的明显事例。

其二是驻防。清代八旗驻防分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最高的将军级驻防单位,兵数都在千名至数千以上。最多的如西安,多时曾达六七千名。乾隆朝八旗驻防定制时,全国将军级驻防单位共有13个,即西安、江宁(今南京)、杭州、福州、广州、荆州、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宁夏(驻地在今银川市)、成都、伊犁、盛京(今沈阳)、吉林和黑龙江(驻地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次一级驻防单位,即由副都统单独统辖的,有热河、密云、山海关、青州、归化城、京口、乍浦、凉州、乌鲁木齐。另有东北三省的熊岳、锦州、宁古塔等18个。至于由城守尉、防守尉统辖的八旗驻防点,多位于京畿,每个点的兵额仅为50左右,不另赘述。

八旗驻防的特点是集中,这是与以汉兵为主构成的绿营恰恰相反的特点。八旗驻防中,以将军级驻防额兵占据最大多数,而这些驻防点,从以上列举的地点可知,都在省会等仅次于北京的大城市。即使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单位,也都在比较重要的城镇中。

清代奉行旗民分治原则,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而不与当地民人混住。大体来看,清代满城有两种,一种是于原来的城市中划分一片地段给八旗官兵居住,与京旗一样,他们占据的都是城内最繁华、交通最便利的中心地带。这样的满城,大多建立在较早建立驻防的地点,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另一种,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空地,另建一城,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这样的满城都建立较晚,典型的如四川成都、山东青州、内蒙古的绥远城等。

清代关外属东北三将军[2]统辖,是驻防八旗的一部分。东北旗人主要由这样几部分构成:一是康熙朝以后派遣一批京旗回到故乡驻防和守墓;二是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大量收编入旗的“新满洲”;三是将山东等地大量出关垦荒的汉族民人编入内务府三旗或八旗汉军。[3]在这三部分人中,第一种仅占少数,而且多集中于奉天(即今沈阳)等八旗驻防点,以披甲当兵为职业,很少有务农为生者。

清军入关,虽然最初也遵循在关外时的模式,于京畿500里内圈占土地,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以期他们能够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传统,但戎马倥偬的旗兵既不可能着力于土地的耕种,本来也不擅长于此。清廷于是改而确立兵饷之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国家发放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从此断绝旗人务农经商做工等一切谋生手段,完全依靠清廷的豢养为生。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的独特的一群人,[4]这是旗人离开土地成为城市人口的前提。

从以上叙述可以归纳出清代旗人的两个特点:第一,他们中最主要的部分居住于北京而不是东北;第二,他们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大中城市,集中居住,职业当兵并靠国家供给的兵饷维生,早已与土地分离。说清朝时旗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属于城市居民,应该大致不差。

下面再看看辛亥革命以后的旗人状况。

首先是京旗。清代京师八旗兵数秘不示人,直到清亡后,《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二”记北京八旗职官6 688,兵丁120 309人。按每个兵丁的眷属为5口推算,北京八旗总人口大约63万余人。

再据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记,宣统二年(1910)民政部调查京师户口时,京城二十四旗共有正户118 783户,其中八旗蒙古共22 129户,八旗汉军为25 908户,其余为八旗满洲共70 746户。另外还有内务府三旗共4 571户,京营四郊19处旗人56 536户。如果也按每丁眷属为5人推算,应该有旗人人口9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蒙古、汉军旗人。如果将这两类人除去不算,也约有67万余人。

辛亥革命主要由南方兴起,北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回关外东北之事。即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逼出宫,此后又在关外长春建立伪满洲政权之时,跟随他们迁居东北的,也仅限于爱新觉罗家族中极少数的上层人物。绝大部分京旗后裔迄未离开北京,而且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

第二,各省驻防。驻防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的遭遇各不同,西安、福州、南京等处是满汉矛盾特别尖锐之处,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许多旗人远走他乡。即使未发生流血冲突之处,也成批地隐姓埋名,改变民族成分。此后各驻防地旗人的情况可分两种:

一种原来居住于城内, 20世纪50年代建立户籍制度,[5]理所当然变成城市居民,很多改变民族成分,融入社会之中,如今被满族作为优秀代表的往往是这些人。但作为一个群体,往往居住于城市贫困地带,被一再边缘化,如广州、福州、荆州等。

另一种驻防城原是在城市旁边另立的新城,解放后划为郊区(农业区),成立人民公社,所以出现“农民化”过程,典型者如青州、甘肃登州(清朝的庄浪驻防)。

总之,即使后来成为农业人口,也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户籍制度之后,在此之前,无论京师还是外省驻防旗人,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的居民。

三、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存了可贵的一手资料,在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从1950年到1954年,为摸清民族情况、开展识别工作,大批民族学家和很多青年学生已经分别奔赴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福建、四川等地进行了一些专题调查。1956年,鉴于全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即将完成,各民族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提出,要动员力量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期在4—7年内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历史沿革以及特殊的风俗习惯等,作为民族地区工作的依据。①当时全国人大民委制定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规定的方针为:“首先调查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②

调查工作具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从1956年8月到1958年6月,工作以社会形态为核心;第二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64年5月,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整理编写丛书的工作推延到“文革”后还继续进行。第一阶段的调查,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总体说来与事先的设计最为接近。第二阶段始于1958年8月的贯彻落实“跃进规划”,即提出“在今后一年之内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初步调查和编写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民族简史、简志等三种民族问题丛书的跃进规划”,把原计划提前,编辑出版“三种民族问题丛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受此影响,重点就不再放在深入全面的调查上了,而代之以收集编写简史、简志所需材料和丛书编写。费孝通在“文革”之后总结经验时批评道:“此风一开,我认为偏离正道了。”③满族的大调查是从第二阶段才进行的,也可见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调查的学术性已经大打折扣了。

那么,调查的重点为什么没有放在旗人后裔最为集中的北京,而是放在东北呢?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我们认为应该从文献与口述两方面入手进行,相互印证,而不仅仅依赖公开出版物的表述。

现在先将我们对部分调查当事人所作访谈的相关内容照录如下。

案例1:访王钟翰(以下简称王)教授(访谈时间:2005年8月24日)

问: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有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沈阳?而且放在农村?满族主要是在北京啊。

王:最早满族是在东北,北京城里原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算满族的,可是后来好像他们就不报了,蒙古当然就报蒙古啦,满族有些人不愿报满族……

问:我问的是那时候为什么把重点都放在农村?满族后来主要是在城市里啊,比如沈阳那么多满族,为什么跑到下面农村去调查,这当时是谁决定的呢?

王:那是民委。

问:民委什么人管这事啊?

王:上面是李维汉,他是统战部部长啊。

问:他们不是搞这方面的专家,那是谁给他们出的这主意呢?

王:他们也有一定根据啊,清朝一代满族在北京是很多,但是原来满族应该是东北啊,尤其是辽宁,赫图阿拉,当然后来是长春,溥仪后来做皇帝,在长春么。但是北京多,你今天说可以,在过去,北京多不算,怎么叫不算呢?他不报啦,比如像民国初年他敢报吗?欺负你啊。他不敢报满族。辛亥革命以后本来的满族都不敢报了,都改姓了。解放以后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北京满族只有十万人,他不报嘛,你怎么着?不是说了吗,满族统治你三百年,汉族也要统治你满族三百年,那……谁还敢报满族?除了载涛、溥仪,这些头面人物,他不报成吗?所以我的结论是,到现在我认为, (现在的满族中)有好多是汉族,报满族,哪边有好处就报哪边。

问:您在沈阳那几年做民族调查的时候,您有过我现在这样的想法么?

王:有有,也有过。也作为问题提出过。

问:然后呢?

王:然后只好这样了。

王钟翰教授的这段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示就是,北京的满族都不报满族了。

案例2:访杨学琛(以下简称杨)研究员(电话访谈时间: 2005年10月25日、27日)

杨:我们去做调查以前,民院集中了许多解放以前就做调查有经验的人,如宋蜀华、傅某某,那时候费孝通还没有当右派,是领导,他们讨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把他们的作为样板,调查什么东西,给一个框架,具体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是在旁边听一听……1956年的时候全国各地成立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南方占绝大多数,搞试点,主要研究原始形态的民族。1958年大规模的时候才有辽宁省,是1958年的8月12日成立的。我是1958年参加的,领导是傅乐焕。整个辽宁组参加的人,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人,学生占多数。民院的人占一小部分。

然后我们很快就到东北了,去的时候满族的资料可以说没有,一张卡片也没有,唯一是王钟翰写的《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傅乐焕说就是白手起家,傅乐焕也没参加过调查。就是大家一起干,住下来学生一大堆,一开始先在沈阳市东陵努尔哈赤(陵墓)、北陵皇太极(陵墓),民委知道哪个地方满族多,就选陵园的满堂乡试点,因为聚集满族最多。后来总结经验,又在辽宁省选了三个点:新宾、凤城、兴城(守边的白石嘴边门),大家回来总结经验,我参加的是兴城组,满族很少,另两处的资料就多得多,但现代的多,历史的少。集体讨论后告一段落,这是第一阶段。

问:为什么选满堂乡?

杨:是民委建议的,说那里绝大部分是满族人,作为试点比较合适,可以试一试怎么个调查法。我们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调查提纲主要是正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么,也没有排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习惯、信仰。当时去满堂乡专门打听这些方面,满族保留自己的东西已经非常少,很多人辛亥革命以后都变成汉族,再问才知道是满族。可是满堂乡的人大部分未改汉族,白石嘴边门那儿本身人就很少,收获就不大了,调查报告我也参加了,其中兴城的就是节选的,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就是没有多少东西。

问:为什么不调查沈阳市的满族呢?

杨:以后也有调查,我就调查过。满堂乡在东陵、北陵之间,就在市里边。当时调查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满族的形成,历史的来源,怎么兴起的,肃慎、挹娄。

第二,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

第三,满族以多少人进关?为什么能统治全国,这些给他们当农奴的汉人都哪儿去了?汉人变成满人了?亲王大臣庄园的汉人哪儿去了?是否像俄国农奴制生产方式一样?归纳起来的是:满族入关以后的阶级结构、生产方式是怎样变化的,究竟变成什么了?

问:讨论八旗制度了么?

杨:……好像少一些。

从杨学琛研究员提供的当时调查的重点问题可以看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满族史研究一直集中在对这几个问题的讨论上,而且迄今仍未能摆脱这一窠臼。研究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研究满族的生产方式“是否像俄国农奴制生产方式一样”的问题,很容易将人的注意力引向农村。可以推测,在1950年代,我们的学者还没有研究前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意识。由此可知,满族史中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都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案例3:访赵展(以下简称赵)教授(访谈时间: 2005年9月9日)

赵:博大公(博大公为新疆满族,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主任,已故)为满族应该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事找过某某(当时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某某是怎么说的?我是听博大公说:“啊,新疆的满族是满族,北京的族不是满族!”

问: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赵:那他就这么说了你有什么办法?……北京的满族不是满族,那意思就是都汉化了,没有特点了,又不会语言,什么都不会,和汉人一样,所以不成为单一民族了。

问:咱们聊聊那个时候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好吗?

赵:比较早的好像是1956年,大概是人大,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他们先提出来的,提出组织一个班子,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搞了一个文工团,以后又搞起了调查,写调查报告资料,一直到1958年的时候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调查。那时候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的体会吧,就是土改以后,合作化刚办好,互助组么就没有初级社好,高级社比初级社好,人民公社比高级社更好,大概是要写这个东西,绝对不许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那时候我记得李维汉还有一个报告……

问:绝对不许?

赵:搞风俗习惯叫做“猎奇”。这不就有个紧箍咒么。当时傅乐焕是副组长,还有北大的几个学生,结果我们是8月13号到沈阳,就在北陵那个大院里头,给我们安排的小平房,在那儿就住下了以后就开展活动。开展活动呢,我自己心里头挺高兴,因为给我这么个机会么。

问:您下去做调查了么?

赵:做调查很少,我下去就按我的办法,我不受他们的限制,风俗习惯都不整,我不这样。

问:您都下到什么地方去了?

赵:金县、复县。我确实还收集了很多材料。

赵展教授谈到了当时未将北京满族作为重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援引当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所说,认为“北京满族没有特点了”。

另一位调查当事人李登第先生还提出了其他几个缘由: (1)当时大家都觉得城市不太好调查,所以先下农村进行试点调查,把农村的现实情况搞上来,然后把历史资料集中到城市,然后两方面对照。既有现状,也有历史。(2)还有就是自治区的问题。当时全国成立自治区是一股风,满族提出要在辽宁建立一个满族自治区。有这种反映,政府有关部门就得加强这方面的工作。(3)选点那时候不是调查者自己来定,而是政府部门(地市县)决定,这样就不免带有一定的功利性。[6]

另外,我们觉得马戎教授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就是求“异”的问题。因为解放初的民族学家和民族工作者只看到满族(尤其是城市满族)与汉族的“同”,于是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到农村和偏远地区去寻找“异”,只有“异”才反映出“民族特点”。[7]

当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人,如今可以找到的已经寥寥无几了。傅乐焕、李培浩等人都早已去世,王钟翰先生也在前年仙逝。而且对于同一问题,几位受访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口述中仍然谈到一些我们如今不太容易考虑到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很多旗人后裔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北京尤甚。第二是当时民族工作者急于搞“民族融合”,满族被认为被融合得差不多了,特征不那么明显,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时满族没有自己的代表。[8]第三,几个人的回忆都提到当时准备工作的不充分和随意性、功利性以及当时有关满族研究的基础还是一片空白的状况。王钟翰先生在《王钟翰学述》中回顾当年就明确地说,直到1949年建国时为止,史学界对于满族史的研究,除孟森《八旗制度考实》等有分量的几篇论文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9]而与满族身份界定的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如王钟翰先生的《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和《满族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等都是“文革”之后才正式发表的。[10]

关于旗人后裔隐瞒民族成分的问题,在1950年代国家统计的满族人口分布中有明显表现。《满族简志》(初稿)有过如下的陈述:

据1957年统计,全国共有满族240余万人,分布在辽宁省约有110万余人;黑龙江省约有63万余人;吉林省约有37万余人;东北三省的满族共为210余万人,约占全国满族总数的81%左右。此外河北省有满族20万人左右;北京市有满族8万人左右;其余约15万满族则星散在东自海滨、西至新疆、西藏,南自广东,北至内蒙等全国各省、自治区的90多个大、中城市和农村……

满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人口约195万余人,占满族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主要分布在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省的广大农村……城市满族约48万余人,约占满族人口的20%左右。分布在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天津、呼和浩特等大、中城市。城市满族主要从事工业、手工业、文教卫生、科学艺术、小商小贩、三轮车工和零工等职业。[11]

显然,由于种种原因原来是“满族”或“满洲旗人”的民众在解放初期没有申报满族的事实,对当时满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当初调查满族的重点放在东北而不是北京,放在农村而不在城市的几个原因中,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北京的旗人后裔为什么消失这么快?这是我们在做这些访谈之前未曾考虑过的一个空白,奇怪的是迄今也未见学界对这个问题有多少注意。上面谈到, 1911年前后北京的旗人后裔总数约在60万以上。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京,八旗俸饷停发,广大旗人生活陷入绝境。由于在升学求职等各方面受到歧视,旗人纷纷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从1924年到1949年,短短二十余年,旗人就如水银泻地,几乎一下子消失无遗。据1957年北京市的人口统计,当时北京市的满族人口仅为80 411人。[12]在这八万余人中,应该还包括了1949年以后移入京城的其他地方的满族人。从下面所列国家人口普查统计表中可见,北京满族人口在1953年仅占全国满族人口的3. 37%,改革开放以后满族总人口急剧增长,北京满族人口虽然从人数上也在增长,但在总人口比例中反而有所下降,到2000年仅为全国满族人口的2. 34%。

与此相反,东北满族人口却占据了满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1953年是85. 97%,以后虽然在全国满族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略有减少,但到2000年,也仍占到69. 42%,其中辽宁省满族人口尤占优势, 1953年在全国满族总人口中的比例为45. 79%, 2000年已经达到50. 41%。

表1　历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数(人/%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1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本表列出的仅仅是人口较多的几个省,其余数省满族人口合计不超过全国满族人口总数的5%,故省略。

表1虽然没有分别列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具体数字,从中也可约略看出端倪。从表中可见,在这50年间满族人口增加最快的是河北,从1953年的不到6万人,到2000年的200多万人,增加了数十倍,在满族人口总数中,也从建国初期的2. 45%,增加到在全国满族中占到将近20%。而河北省的满族人口,基本上集中在河北北部丰宁、青龙等满族自治县,都属于相对偏远贫困的山区,当然也都以农村人口为主。

再看今天满族在城乡的人口之比,见表2。首先,如今全国几乎所有的满族自治地方,都位于农村。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46个满族乡,也几乎都分布在远郊区县。根据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满族人口分布在农村、镇、城市三者的百分比分别为71. 90; 10. 06; 18. 04。而北京满族的分布相应的百分比则为26. 92; 3. 86;69. 40。

表2　满族人口城乡分布(% )

资料来源: 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转引自刘庆相等:《中国满族人口调查》,见张天路、黄荣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第172—173页。

  由此可知, 19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选择到东北农村考察满族,自有其特定的时代合理性,是可以也应该理解的。

四、满族研究现状引发的思考与讨论

但是,如果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出现选点方面的偏差,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话,那么指认“清代满洲民族主流文化”的历史“田野”也在东北农村就显得缺乏历史意识,有点可笑了。追本溯源,症结可能就在于对从旗人到满族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缺乏足够的注意与研究,对于清代八旗人口已经属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民族的这一特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以“现状”去误读“历史”。从这个角度来梳理如今的满族史研究就会发现,这个领域的确存在诸多研究的空白和误区,而且很多是总体性、方向性的。

1950年代至今,又过了半个世纪,当时参与调查的一代人和他们的记忆已经逐渐远去,现在总结这场调查的经验教训并调整纠正调查产生的误区,也成为迫不及待的工作。我们发现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此满族非彼满族”。从文献记载和当代统计数据看,满族人口的变化非常明显。这些大起大落绝非族际通婚、人口自然变动所能解释的,而是族群认同、社会歧视、民族政策、“还本归原”等诸多因素的结果。由于20世纪80年代民族政策导致的东北满族人口急剧增加,而北京迄今亦未达到清末数字,更何况北京如今的满族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近几十年因入学、就业、婚姻等各种方式从东北入京的新移民。[13]凡此种种导致如今的满族,与清朝灭亡时的“旗族”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将其称为“满族的重建”。对于这种重建的现实,我们当然无法改变,但至少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尤其是在田野调查、民俗调查时,应该有所洞察并保持警惕。

第二,应该将清代旗人直至如今的满族,包括北京与外省驻防,从作为都市民族的角度进行研究,而这在目前还完全是一个空白。

第三,本族文化中心主义与民族学研究。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异民族,它要求从业者具备人类文化多元的理念和田野作业中移情换位的意识。可是“我族中心主义”仍下意识地在民族学家们的实践中不时表现出来。较长一段时期中清史研究“缘木求鱼”、以东北农村的满族作为重要对象,即是其中一例。除了“动态分析”观念淡薄之外,它也反映出以传统汉文化为主的一种思维定式。

总之,近百年北京旗人后裔中大部分已经不再认可今天“满族”的民族身份,当然已经不再属于满族的成员。而今天满族人口的大多数来自东北与河北。这种情况给予我们的理论和方法启示可能在于: (1)纠缠于后裔与其先祖民族成分的同一性在当代的现实社会研究中势必造成尴尬,因为,正如费孝通积数十年实地调查经验和理论思考后所言,“民族并不是长期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经常有变动的民族实体”。[14]一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出有入”是非常自然的正常现象。民族认同毕竟有别于建构族谱,我们研究民族认同更多地应该考虑“血缘意识”而非“血缘”因素。同理, (2)当代族群的民俗文化应该也是经历了“传统的发明”[15]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结果,简单地由此追溯“生物血缘系谱”是无法梳理出其文化传承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