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族主义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它影响了其他意识形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它和民主、现代化的关系,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争论。本文尝试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产生时的复杂情景,并比较分析它和民主在近代中国命运的不同,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什么样的民族主

义是较为合理的,也许民族主义和民主的结合是可行之路。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主；民族主义的兴起

如何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课题,更涉及每个人的民族情感,它深刻影响着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建设。从历史进程来看,在中国传统城乡社会和文化解体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强大的民族整合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以及现代国家的建立都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和特点,它在民族整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以及它和民主、现代化的关系仍有待梳理。本文尝试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时的复杂情景,并比较它和民主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命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对民族主义的诠释

伯林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始终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强有力的一支思潮,尽管自启蒙运动以来众多思想大师欲除之而后快。在当今世界上,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复兴,而是“民族主义从来没有死亡”[1]。所有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都受过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没有民族主义便无法得到理解。[2]对于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受到贬低的思潮,像是一个说不得做不得的禁忌,虽然民族主义的韧性最大,但在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中似乎很难占据主流地位。他们更倾向于用爱国主义来代替对类似情绪的表达,如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对国家的忠诚等等。民族主义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政治和学术用语中词义最广的概念之一。全方位的系统研究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后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也推进了民族主义的世界性比较研究。如何依据客观的、带普遍意义的特征来诠释民族主义概念,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同的民族源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关联之中,其产生、发展与地位、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和地域中完全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走向。正因如此,众说纷纭所带来的矛盾很难使这个概念获得明确的界定,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既有的不同定义也常常游移不定,因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不断变换,难怪有人称民族主义的研究为“术语密林”(terminological jun2gle) [3]。

民族主义并没有严密复杂的理论体系,它更多的诉诸于民族情感,正因为它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所以在讨论民族主义问题时似乎也不可避免地要掺杂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在其中,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造成了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进行客观理解和廓清的困难。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西方17 、18 世纪资产阶级在追求政治权利的过程之中,当我们谈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民族主义时,同时也会和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这二者是互动的整体。民族主义通常和战争或革命联系在一起,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真正发展成普遍运动则在19世纪。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密不可分,可以说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民族认同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二战后大规模的寻求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在亚非拉国家迅猛展开,由此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现代民族国家也由此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民族主义包含了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个人或群体对一个民族的归属感,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认同。一般来说,认同者总是把自我民族视为崇高价值,是区别于他人的。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民族,不是假设之物,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地域、社会、历史不同,民族观念亦因而有异。

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具体文化传统的特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当代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泛、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却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接受。[4]

民族主义的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区分,如伯林在1991 年提出“两种民族主义的概念”,区分了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前者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等等。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文化上的认同和文化自决。[5]民族主义也可分成开放的民族主义和封闭的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和兼容性的民族主义;重生的民族主义、革新的民族主义和集合的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等。[6]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也会增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有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或者说是一种天下主义。许纪霖在《反西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古代中国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王朝或对华夏文化的认同。[7]他并引证了几位学者的观点来加强说服力。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 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8]。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9]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崛起是和近代中国救国图存的历史情境密不可分的,19 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救国图存迫在眉睫,中国人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与各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10]但由此言之,古代中国是一种天下主义,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观点,仍有待商榷。

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直至1899 年梁启超才首次使用近代含义的民族一词。1905 年《民报》创刊,孙中山的发刊词直接引译西方民族主义渊源,提出的“三民主义”正与当时新潮思想合流,遂成家喻户晓的固定概念。虽然近代中国的民族或民族主义是迟至20 世纪初才产生的观念,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但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历史上却始终强烈。雷颐指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天下”并不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平等世界,而是一种极端强烈的“华夏中心主义”,他称之为“狭隘文化民族主义”[11] 。从字面意义上讲,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较为淡薄,但这是建立在强烈的以华夏民族为正统、为优先的前提之下的。在中国历史上,古典意义的民族观念一直是以严于“夷夏之辨”形态出现的,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所言的“夷夏之防”,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它所宣扬的“华夏中心主义”很难说是一种天下主义。亦如余英时所言: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事实。中国人师法西方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12]葛剑雄也曾指出:传统中国的民族观尽管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巨大贡献,但它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自我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13]这使得传统中国的民族观在向现代民族主义分娩的阵痛中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原来“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而没有形成一种和其他国家、民族平起平坐的平等观。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生的原因、背景、实质内涵与西方迥然不同。西方英美法等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抗封建专制来获得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公民权,从而完成了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近代的民主革命同时也是一种民族的建构和认同革命,民族主义寓于民主革命之中。民族主义运动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不可分离,自由、平等、博爱是英美等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民族主义在国内对于公民个人身份和权利的认同和保障,构成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也同时界定了“我们”与“他们”、“我”与“非我”的不同,而这种界定则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没有“他者”的存在就没有民族主义;没有对本民族的认同,就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遭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在经受西方列强以舰炮为象征的军事侵略和以商品倾销为手段的经济侵略的前提下,中国人逐渐感觉到“他者”的存在,并开始由千年的文化认同转变为现代的民族认同。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就带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独特特征。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西方的侵略,但又不得不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尴尬境地,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陷入了既要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既要融入主流文明又要反对西方文明的困境之中。

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成分相当复杂,辛亥革命所凭借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它的主要号召力是“排满”,即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1905 年同盟会誓词中的民族主义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更准确地说这属于种族主义而非现代民族主义。辛亥革命是在“列强瓜分在即”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还没有完全透显出来。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则已是现代的,它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则可以说是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成熟表现。[14]民族的屈辱和危机使本来就具有极为强烈家国理念的中国人很容易沸扬起民族主义激情,民族主义在当时比其他任何思想都更令中国人神往与激动,也更符合植根于小农经济社会土壤的民族情感,每当外患加剧或者屈辱加剧时,民族主义便成为中国人压倒一切的本能选择。

民族主义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变奏

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19 世纪末叶传到中国,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早期儒家知识人欣赏民主或民权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政权和平转移,不必每一次民族主义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双重变奏改朝换代都必须经过一场暴力动乱;第二是人民接受的政治权威是经过自己同意的,这是“民约论”为什么特别受到晚清学人青睐的根本原因;第三是个人的自主和尊严在民主体制下可以受到有效的保障。如谭嗣同在《仁学》中便已十分重视“个人之自主”的观念。民族主义以民族或国家等集体为出发点,所追求的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自主,而民主或民权则最终必须落实到个人(包括个人的家庭) 上,这便和今天最流行的“人权”观念分不开了。[15]

在整个20 世纪,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比,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强烈很多。梁启超和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个不同的源头,梁启超最先向中国知识界引进“民族”、“国家”、“国民”、“民族主义”这些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宗。关于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梁启超曾经指出: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 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16]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日益迫近,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首标民族主义,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这一先后次序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孙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义的设想时,他确实相信民族独立和追求民主这两个现代价值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支援的,但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和不安,这从民族主义和民主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可以看得相当明晰。

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和民权是一对双胞胎。中国近百年的变化,一个很大的动力来自于民族主义。余英时在《打开百年历史纠葛》一文中认为:20 世纪中国几次政权转移的原动力都来自民族主义。如1912 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 年建立的国民党政权。[17] 这一定论未必准确,但的确揭示出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民族主义对政治运作的重大影响。相比之下,民主的命运则有些不同,民主并没有像民族主义那样,在近代史上展现过很大的威力。民主观念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生根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民主是个体本位而非集体本位的价值,这是它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区别所在。民主只有实现在每一个个人的身上才有真实意义可言,所以“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是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分不开的。1916 年陈独秀正式揭橥“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这篇文字上承谭嗣同“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新民说》之“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炳麟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下启胡适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易卜生主义”) 。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逐步加深,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政府形式,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使每一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等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但在其之后,“五四”运动的救亡主题压倒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启蒙主题,转向社会改造的方略设计和社会实践的程序设计。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压力下改变了既定目标,民族主义淹没了近代化,并使之偏离了初衷。中国近代史上最难斩断的“戈尔迪之结”恐怕就是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两者既有相通处,更是充满冲突。从比较理想的角度讲,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自主应该是互相加强、并行不悖的关系。在整个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的紧急状态下,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每个人应该恢复日常的生活秩序,民主则为日常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秩序。民族主义是一种整体主义,容易忽视个性的存在与个人的权利。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则无法发展和实现现代民主和自由。

白鲁恂认为民族主义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内容,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造成了一种松散和缺乏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们的关系更是相当复杂,既可以彼此强化,又可以相互对抗。[18] 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民族主义和民主都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民族主义是否是一个负面的体系,它能否和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相结合呢? 对于西方的历史发展而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最初兴起,其思想基础正是追求个人自由的世俗哲学。哈佛大学教授戈林费德曾给出民族主义与民主的正面相关关系:“主权在民这一概念组成了现代民族思想的精义( theessence of the modern national idea) ,而同时它们就

是民主的基本原则(the basic tenets of democracy) ,民主的诞生,伴随着民族性的自觉(Democracy wasborn with the sense of nationality) 。这二者是内在相互关联的,割断这种联系便不能充分理解任何一者。民族主义是民主呈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形式;民主被包含于民族的概念,最初民族主义是作为民主发展的(Originally , nationalism developed as democracy) 。”[19]

诚如陈彦所言,民族主义可以和不同的价值原则相结合,形成种类各异,甚至性质不同的民族主义理论。[20] 民族主义也许可以和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相结合,形成一种民主的民族主义,但如何融合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也许并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对本民族共同体简单、质朴的认同,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还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如果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还必须对该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作进一步的建构。今天的中国,如何形成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良性互动,建构一种理性的、开放的、危险性较小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我们在考虑民族主义问题时一个必要的思维向度吧。

注释：

[1][5]、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引自《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236～237、237～238 页。

　[2]、Lyman Tower Sargen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 Dorseypress :1981 ,p. 15～29.

　[3]、Benjamin Akzin : State and Nation ,London:Hulchinson ,1964 ,pp. 7～10.

　[4]、转引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 页。

　[6]、姜新立:《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 年4月号,第29～35 页。

　[7]、许纪霖:《反西方主义与民族主义》,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422 页。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5页。

　[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影印本1988 年版,第19 页。

　[10]、许纪霖:《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1～312 页。

　[11]、雷颐:《中国现代的“华夏中心观”与“民族主义”》,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305～310 页。

　[12]、余英时:《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1996 年3 月29 日《中国时报》。

　[13]、葛剑雄:《天朝心态中的开放观》,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 年2月号,第11～15 页。

　[14][15][17]、余英时:《打开百年历史纠葛———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思想与评论》网站(http :PPwww. sinoliberal . com) 。

　[16]、转引自陈大白《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战略与管理》2000 年第3 期。

　[18]、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2 月号,第12～25 页。

　[19]、转引自吴国光《再论“理性民族主义”———答陈彦》,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 年2 月号,第126～127 页。

　 [20]、陈彦:《警惕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与吴国光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 年12 月号,第129～134 页。

作者简介:岑树海,1972 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刊《江海学刊》  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