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文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70—73页

作者简介：沈乾芳（1975-），女，云南华坪人，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1.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2.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袁嘉谷先生的《云南大事记》即《新纂云南通志 • 大事记》，是云南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最完整的编年史大作。它不仅推进了云南地方史的研究，还体现了袁先生求真求实、治学严谨的治学方法。本文以编写地方编年史的角度，从内容与体例、资料及其处理、治学方法、主线、爱乡之情等方面对该书作一简要评述。

关键词：袁嘉谷 ；《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地方编年史

《云南大事记》，系袁嘉谷先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应云南省通志馆的邀请而作。先有单行本，后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卷一至卷六，即《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但是点校本《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没有收录袁先生的《序》和《前言》两部分。我们讨论的是全本的《云南大事记》，故文中讨论时，包括这两部分。《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是研究云南地方史不可多得之书。学界对《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的研究主要有 ：夏光辅先生的《简论袁嘉谷的学术成就》，论述了袁先生在史学、文学、经学、教育和书法方面的成就，在论述史学成就时，兼及讨论了《云南大事记》内容、体例方面的突破，即“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而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注重经济文化、民情风俗、地方掌故的记述、考证和评价”［1］；张维先生在《袁嘉谷三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中参考李士厚的观点，着重分析了《云南大事记》在分卷、史料取材、考证等方面的特点［2］（P413-415）；林超民先生的《集修志大成开纂史新篇——〈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弁言》就方志本质的突破、体例、主题、纂修人的贡献、重要性等方面对全书作了分析，并指出《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所录大事大体都有史料依据，所载史事注明来源，编排得当，颇具匠心，实为前所未有之作”，是“学习云南历史，研究云南文献，实为不可不读的著作”。［3］（P249）但较少有从编写地方编年史的角度专门论及，故本文以这一视角略述浅见。今年是袁嘉谷先生诞辰 140 周年，草就此文，以作纪念，启为引玉之砖。通读全书，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袁嘉谷先生的《云南大事记》即《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是云南历史上最系统、全面、完整的编年史大作”［3］（P249）。从时间上来说，《大事记》分上古代、中古代、近古代三个时期，记载了唐尧元载至清宣统三载共 4268 年间云南大事。上古代始唐尧元载甲辰（公元前 2357 年），迄周显王二十九年辛巳（公元前 340 年），凡 2018 年。中古代始周显王三十年壬午（公元前 339 年），迄宋理宗淳佑十一年辛亥（1251 年），凡 1590 年，共八期 ：（一）滇立国 ；（二）置郡县 （；三）设庲降都督 （；四）改宁州 ；（五）爨 ；( 六 ) 蒙 ；( 七 ) 郑、赵、杨 ；( 八 ) 段。近古代始元宪宗二年壬子（1252 年），迄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 年），凡 659 年，共五期 ：（一）滇设行省 ；（二）沐氏兵屯 ；（三）流寇等乱 ；（四）滇无藩兵 ；（五）交缅丧失。从内容上来说，《大事记》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而且对于边疆、民族、文化、自然灾害等都给予重视。如对于自然灾害，记载了地震、山崩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 110 年）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袁先生还用一个按强调 ：“滇之地震，多由火山，灾伤人物，不可不谓大事。近数十年中，石屏、嶍峨、太和三大震，惨不可言，则今后地震之学不可忽也，故于正史中纪地震事，著其初次。”［4］（P50）顺帝永建四年冬十二月丙午，越巂山崩。袁先生同时用一个按强调 ：“山崩亦大事也，兹著初次。”［4］（P51）又从历代所修的地方志大事记来说，“志纪事，其源甚古，后世图经，反缺略不载。宋施宿《会稽志》有‘讨贼’‘平乱’二篇，元张用鼎《金陵新志》创‘通纪’一门，以具历代因革古今大要，其体最善。云南范《志》有‘沿革大事表’，鄂《志》去之。阮、岑、唐三《志》辟为‘戎事’一门，于古今大事未能包举。”［4］（P16）“鄂《志》之‘师旅考’，阮、岑、唐三《志》之‘戎事’门，专纪武功，于古今大事未能包举。刘《志》、范《志》虽有‘沿革’‘大事考’，然亦语焉不详。”［4］（P6）就是说，地方志里记录大事的来源久远，中原在宋元时期即有记载古今大事的，而云南在刘文征修的天启《滇志》、范承勋的康熙《云南通志》设“沿革大事考”，但是记录过于简略。鄂尔泰修的雍正《云南通志》把“沿革大事考”删去。阮元的道光《云南通志稿》、岑毓英光绪《云南通志》、唐炯的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设“戎事门”专门记录武功，武功之外的古今大事则未能有所记录。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确实“是云南历史上最系统、全面、完整的编年史大作”。

二、资料丰富，言必有据，考证虽不尽正确，但较有说服力和启发性。袁先生在编《大事记》时，基本上每一件大事、每一处地理、每一个人物都有出处，先生的编年、立论，都是建立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先生所依据的资料又及其博杂，既有文献资料，又有文物资料、调查所得。从正史、野史、政书、类书、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地方志、家谱、职贡图、人物传、小说、土官族谱、字典，到经、子、集，兼及采访、碑刻文物。《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不仅资料厚实，考证也很精当。如对于云南历史上较重要的爨氏，袁先生考证了其兴衰、区别方法、地理等重大问题。爨“发源于汉末，割据于梁后，乱亡于唐开元时”，“爨氏不亡于中朝之大兵而亡于同种之姻娅，不亡于甲兵之外而亡于骨肉之自残”，对其兴亡的论述较准确。“两晋以来，两爨渐分 ：一以人种，一以言语，一以文化，而地理之分尤显”，这是把两晋的爨与唐时的爨、乌蛮、白蛮杂糅在一起，但袁先生的论述，尤其是以文化、地理区分两爨还是给后人研究提供了启示。两爨同为爨人、爨蛮，以叟人为主，为今彝族先民 ；因吸收汉文化多少的缘故，有乌、白之称，西爨白蛮即吸收汉文化较多，保留本民族文化较少，东爨乌蛮即吸收汉文化较少，保留本民族文化较多。在唐代，乌蛮、白蛮在不同地域有不同情况，滇池及滇东北是同一族系以不同地域来区分，洱海地区是以不同族系来区分，西昌地区是以同一族系不同统治者来区分，但最主要是以吸收汉文化多少来区分。①“据有今云南府及曲靖府、澄江府之一部，又兼迤西诸地，是曰西爨 ；据有今曲靖府、澄江府之一部及东川府、开化府、广南府、临安府，广西、元江、武定州及滇黔桂三边之一部，是曰东爨”；［4］（P59）这与袁先生《滇绎》卷二《爨后之滇》条 ：“今云南府及曲靖府、澄江府之一部，是曰西爨。今曲靖府与澄江府、东川府、开化府、广南府、临安府、楚雄府、广西府、元江府、武定府及滇黔桂三边之一部，是曰东爨，东爨大西爨数倍”［5］（P61）基本一致，错误较多。方国瑜先生已辨其谬，指出袁先生以元、明人著述多称滇东之族属为“乌蛮”，不认为是东爨地为依据，所以认为建宁郡、兴古郡之大部分地为东爨，这与隋、唐时期记录不符。盖爨部地理，包有蜀汉、西晋时期之建宁、兴古、朱提三郡，西爨在建宁、兴古二郡，而东爨即朱提郡地，惟建宁北境之升麻（寻甸）、磨弥（宣威、沾益），已为东爨地，两爨地理以今宣威、寻甸、武定为界线。［6］（P347-358）其后，袁先生的考证则较为合理 ：“《蛮书》在石城、昆州、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距龙和城，谓之西爨 ；在曲靖州、弥鹿川（编者 ：弥川即磨弥殿部，在今宣威城区 ；鹿川即庐鹿蛮部，在今会泽地区）、升麻川（今寻甸），南至步头，谓之东爨。《新唐书·南诏传》、《通鉴》注、《元史·地理志》略同”。［4］（P68-70）对于两爨地理的考证，除了把步头当作东爨外，大体正确。［6］（P347-358）

三、治学严谨，列“存疑”及“备览”。不可信而信之无碍者，列备览。不可信而信之有碍者，列存疑。［4］（P41）有的备览是对前人处置不当的资料的否定 ：如对于杨慎《滇载记》里所说的“火烧松明楼”一事，诸葛元声《滇史》认为是“焚遗酋”；檀萃在《农部琐录》中已论证皮逻阁灭五诏，“其王或灭或徙，俱未有焚死事，恐传闻之讹”；袁先生进一步详细考证说 “：《德化碑》，《蛮书》，新、旧《唐书》，《通鉴》言蒙氏灭五诏，设谋甚久，用兵甚详，收功其劳，不言焚松明楼即大成功。乃《滇载记》独开焚楼之说，人多从之，《滇史》盖疑其讹，又改为焚遗酋，皆非也”，又说“松明楼、德源城”，“词章家用之不失典雅”，“然即信以为掌故，恐太过耳”。［4］（P71-72）有的备览是在一些不可信的资料基础上增加资料，以作出推断，拓宽视野。如对于冯甦《滇考》中的“蹻使部将小卜，收滇西诸蛮”记载，袁先生用一个按说 ：“《史记》言将兵、言兵威，知其兵之多，即知其将之多，小卜殆其一也，惟古书不载，仅见冯甦《滇考》。甦浅人耳，生于清初，其书岂足征信者？特滇西一带，今尚有小卜庙，民间流传甚久，故列之于备览。若倪蜕《历年传》竟专引《滇考》为证，使之与《史记》并列，甦非也，蜕亦非也。”指出冯甦的这一记载无依据，同时倪蜕的《滇云历年传》不辨别就以冯甦之说为依据，也是不可信 ；但滇西小卜流传甚广，至今有小卜庙，故认为小卜大概就是庄蹻的部将。［4］（P41-42）有的存疑是对资料的补充，对不可信资料的否定，如对于胡蔚本《南诏野史》“昆弥国，传世无考。庄蹻据滇，并有其地”的这一说法，袁先生认为昆弥即见于《史记》、《汉书》之昆明，曾闭汉使通身毒，故有“汉习楼船”之事，为今大理、丽江一带之强夷 ；庄蹻之裔尝羌为汉求道，为昆明所闭，因此昆明不属于蹻可知，且《史记》、《汉书》说的是夷，不当言国，故昆明属庄蹻之说可以否定。［4］（P42）有的存疑是对既不能否定又不能肯定的材料的审慎处理，以待后人解决。如由滇王的后裔引起的，如何看待云南历史上“白古通系”地方传说史料的重要问题。对于宋张道宗《记古滇说》，《四库提要》以为其为杨慎伪托 ；其中有“册张仁果为滇王”条 ：袁先生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两宠滇王，一为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滇小邑，最宠焉 ；一为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此事为司马迁亲见而书之，班固直录下来。“自汉至宋无异词，绎其文意，皆以宠王为庄蹻后之尝羌。自《古滇说》出，刊于沐氏朝弼，序于杨氏慎，而汉武封仁果为滇王之说乃兴”，杨慎《滇载记》、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阮元声《南诏野史》、顾炎武《肇域志》、毛奇龄《蛮司合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邵远平《续宏简录》、冯甦《滇考》、倪蜕《滇云历年传》、师范《滇系》、王崧《云南备征志》、范承勋康熙《云南通志》、鄂尔泰雍正《云南通志》，无不从之。《史记》前之宠王，尚可附会为仁果，后之宠王，专指尝羌，况且两宠字不可分属两人。但是，袁先生并没有武断的下结论，“正史之文，固当遵也 ；野史之文，亦当搏考。杨氏戍滇久，自谓能译僰人之《白古通》。《白古通》今不可见，惟见康熙间圣元寺僧寂裕刊《白国因由》一卷，乃专重佛事，间及史事。今罕闻通僰文者，敢问滇之土著竟无一著述而载仁果之事乎？”［4］（P45-46）可见，袁先生对地方记录的白古通系史料，既看到其假，又看到其真，谨慎处理。对白古通系史料的这一处理，贯穿袁先生所编的《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中。

四、贯彻中华一统。第一，从唐尧时期开始，云南就是中国的梁州。袁先生以唐尧元载即公元前2357 年开始，编写云南大事记，是因为他认为从此时起，云南就属于中国。袁先生在引用《书虞》《墨子》《韩非子》《淮南子》《尚书大传》郑玄注《尚书大传》《史记·索隐》《新唐书》等书中有“尧南抚交趾”、“羲叔宅南交”、“南诏东南属交趾”等关于唐尧时交趾属其地的记载后，梳理道 ：“按 ：唐尧之世，命羲和四人宅四方，皆边地也。南交滨于南海，故申命羲叔宅之。《墨》《韩》《淮南》之言皆本次。南交、交趾，特异文耳。滇在交趾内，封域较近小。司马谓南交是交趾，不疑也。夫交趾为尧封不疑，则交趾内之滇更何疑乎？”袁先生之后还指出，在远古时期滇属于梁州 ：“今考定《夏书》黑水为今之伊洛瓦底江，滇在梁州境内，确然无疑。”［4］（P34-35）其后，袁先生指出，《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的商汤时进贡的产里在云南，产里即“车里”，为今西双版纳地区 ；“百濮非一地，非一族，而滇在百濮中”。袁先生还指出，《尚书·牧誓》中记载的髳、濮即蛮之转音，不是专指一地，“髳、濮不必限于滇”，但“滇必列于髳、濮”。［4］（P35-37）对于袁先生的上述观点，如果我们用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来看，明显是站不住脚的。方国瑜先生已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一篇中予以辨证。［6］（P4-8，24-28）第二，庄蹻来滇乃立国，包括滇、劳浸、靡莫、夜郎等西南夷都是庄蹻的后裔，又庄蹻是楚人，则西南夷是楚的后裔，也就是华夏的后裔。“蹻自王滇，而且兰、夜郎为蹻支党，为蹻分封。牂牁且为蹻命名，……《史》《汉》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盖无一非蹻属也。”“蹻将兵以王滇，必非孤立之国，劳浸、靡莫既属同姓，必芈姓之宗族，随蹻南来无疑也。相扶云者，史公本指汉时而言。然其始来也，蹻率之 ；其始封也，蹻分封之。下之事上，唯命是听，休戚与共，比于周亲，岂至汉而始相扶哉？”［4］（P41）第三，从大事记的编排上，可以看出云南历史与中原息息相关，并且云南愈来愈与内地趋于一致。上古代唐尧始云南就属于中国荒服，与中原之间的联系有尧舜抚交趾、产里滇濮贡商汤、滇濮献丹砂、髳濮中的滇人伐纣等事迹。中古代滇立国，置郡县，设庲降都督，改宁州，爨、蒙、郑、赵、杨、段都与中原有关，且中原郡县制度已开始在云南实行。近古代滇设行省，沐氏兵屯，流寇等乱，滇无藩兵，交缅丧失都与中原王朝相关，且滇设行省制度上已与中原等同，沐氏兵屯导致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上逐渐与内地一致。第四，袁先生曾在《云南大事记·序》里明确的说“自有天地，即有云南”，“云南者，中国之一部分”。［5］（P309）不论袁先生的上述观点正确与否，我们都可以从袁先生的这些论述看出，袁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中贯彻中华一统的观点。

五、爱国爱乡之情。袁先生作《云南大事记》就是因为爱国爱乡 ：“吾中国人也，读中国书，应有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吾生云南，壮而游，老而归，六十年读云南书，应有光大云南之作以报云南”。

“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起将来之滇，故大事记尚焉。”［5］（P309-311）

总之，《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从内容与体例、资料及其处理、治学方法、主线等方面，较全面的为我们展现了如何编写地方编年史。同时，《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让我们具体、翔实地领略了大师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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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方国瑜 . 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A］. 载方国瑜文集 ( 第二辑 )［C］.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关于“白蛮”、“乌蛮”的解释［A］. 载方国瑜文集 ( 第二辑 )［C］.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两爨、六诏地理考释［A］.载方国瑜文集 ( 第二辑 )［C］.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 夏光辅 . 简论袁嘉谷的学术成就［J］.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2（1）：276.

［2］ 张维 . 袁嘉谷三部重要的历史著作［A］. 林超民主编 . 西南古籍研究［C］.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3］ 林超民 . 集修志大成 开纂史新篇——《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弁言［A］. 林超民文集 ( 第 2 卷 )［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4］ 龙云，卢汉修，李春龙，牛宏斌，点校 . 新纂云南通志1［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5］ 袁嘉谷著，袁丕厚编 . 滇绎［M］. 载袁嘉谷文集 ( 第 3 卷 )［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 方国瑜 .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