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总会引发是否“正统”的争议,而如何说明自身的正统地位或合法性很自然成为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新王朝的创立者不能回避的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圣化君王自身及其祖先就十分重要,“君权神授”说更是屡试不爽的法宝,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演绎和升华,逐渐形成一整套关于正统的理论。但是,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正统》一文,对古代正统说的依据一一批驳,指出其自相矛盾和荒诞不经,以及制造这种理论的“陋儒”之奴性本质。古代社会的正统理论似乎在近代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只要有纷争,新的正统问题就会存在,尽管会呈现不同的形式与状态。 中国古代的正统理念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从历代王朝或王位更迭来看,至少包括贤能正统、血缘正统、种族民族正统、文化正统和民心正统等。 贤能正统说。选贤予能存在于上古时期,也就是传说的禅让制。尧、舜、禹三代的继承就采取这种禅让方式,贤能就是获得正统的最大依据。相传尧的父亲誉死后,把帝位传给尧的哥哥挚,挚又把帝位传给了尧。尧执政五十年之后,把帝位让给了有贤德的舜,舜则选定贤人禹作为接班人。禹后来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禅让制终结。贤能正统说所依靠的是王者的内在道德,约束力极为有限,存在未久即告破坏。在后代容或再度出现,也只是凤毛麟角。 血缘正统说。这种理论存在于农奴制和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地中原王朝或者中央王朝如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权也如此。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统一王朝与分治政权,都体现出血缘正统和宗法思想浓厚的特征。以吐蕃为例,噶尔东赞家族可以专权,但是当被神圣化的赞普墀都松赞派兵消灭噶尔家族势力时,论钦陵部下不愿对抗王室,他也只能自杀。又如《红史》记载,在武则天篡夺李唐王室权力时,吐蕃就坚定站在李姓家族一边,认为李姓才是正统。这种血缘正统说迷惑了多少忠贞刚烈之士,让他们杀身成仁,视死如归。只是在清朝被推翻以后,血缘正统说才失去合法依据,逐渐淡出历史。 种族民族正统说。自从出现“华夷之辨”以后,正统问题就纳入了“华夏蛮夷”的论题,“贵中华,贱夷狄”被视为正理。然而,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的边疆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这让“华夷之辨”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遭遇到巨大的冲击,北魏、北齐、北周、辽、金都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能熟视无睹,而更大的冲击还出现在元朝和清朝成为中国统一王朝时期。清朝雍正皇帝针对一些汉族士大夫宣扬“华夷之辨”,慷慨陈词,据理驳斥,既指出“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又表明“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1]在理论上明显占据了制高点,形成压倒之势。到了清末,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尽管提出了带有分别华夷色彩的主张,即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等地权”,但是他要建立民国,就必须放弃狭隘的民族偏见,于是用“五族共和”来顺应和凝聚民心,成就中华一统。 文化正统说。先秦时代就出现了文化正统的概念,而孔子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离娄下》有:“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郢,西夷人也。”说明东夷、西戎与华夏密不可分。文化正统说以文化为标准区分华夏与夷狄,认为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春秋繁露》卷2载,汉代经学家董仲舒说“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正统说解决了种族和民族正统说与生俱来的缺陷,反映了汉文化由各族文化融合形成,又在民族文化互动及融合中发挥凝聚力作用的现实,在古代知识阶层获得广泛响应。 民心正统说。重民思想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尚书》之《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荀子·王制》更直接提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这些都是重民和民本思想的具体反映。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理论与“大一统”学说有密切的关系,汉朝、唐朝、元朝、清朝都把疆域统一作为其正统地位的重要条件。分裂时期军事实力的角逐、控制区域的占据以及思想意识领域的正统之争同时存在,“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2]正是写照。一些闪光的思想也在此时逐渐显现,如宋代中国分治时期,司马光就提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他写《资治通鉴》不用春秋笔法,而“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正统思想在统一时期得到升华,到元朝脱脱修《宋史》、《辽史》和《金史》,“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3]清朝雍正皇帝在批驳强调华夷之辨做法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对中华大一统思想理论具有诸多贡献的高论。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集权和家族统治,采取了种种欺骗世人的做法,来为其“正统”正名,诸如,移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移用“三统”轮回说教,伪造“传国玺”和编造“禅代”的神话等。[4]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理论存在着合理的内容,也存在消极的因素,并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发展着,上述几种正统说法,大约都产生在先秦时代,却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只有历史地看待,客观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内涵、评价其地位与作用。
[4] 参见白钢:《正统悖论》,《中国皇帝》附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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