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 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比较史学；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史学

    16——17 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各个地区逐渐连成一片。历史的写作也受其影响。自那时开始，“世界史”(world history) 或者“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 在西方不断出现。19 世纪以后，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写作和历史教学，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全球观念。但是，就史学史的研究而言，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从比较的角度写成的全球史学史。已有的史学史著作，大都以地区为中心、以文明为单位，因此不免带有浓厚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的痕迹。[1]由于西方学术在近代的霸权地位，几乎所有的史学史的著作，包括非西方学者的在内，又难免受到“西方中心论”( Eurocentrism) 的影响，以西方近代史学为楷模。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中， 中西对比、对照的模式至今仍然十分流行。[2]本文的写作，试图挑战这一思维模式，做一个全球比较史学的尝试。

所谓全球比较史学，必须以各文明地区之间的交流为前提，所以，其时间上限大致定在18 世纪以降。在这以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已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史学传统，只不过各自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并不能体现全球史学的特征。[3]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史学传统到了近代以后就完全丧失了其影响力；相反，这些传统在全球史学的拓展过程中，仍然产生有持久的、潜在的影响。就全球史学的产生而言，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扩张相连。而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便是民族主义史学。在号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 世纪，西方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国别史。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 1795 —1886) ，其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国别史的写作为主。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非西方地区的史学家在改造传统史学的时候，也主要尝试写作民族史，但其目的往往是激发民族感情、抵御西方的侵略。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形式，至今在许多地区仍然方兴未艾。然而，近年来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本文的写作，首先将以东亚、中东和印度等地区的史学为例，探讨民族主义史学的各种表现形式，揭示全球史学近代化的多样性，也即史学的“多样现代性”(multiple - modernity in historiography) ；[4]其次，将借鉴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缺失，探测全球史学的未来走向。

一、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和近代化

如果从近代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几乎是其自然的产物。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邦开始，逐步蔓延到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等地。通过海外贸易，商人阶级或中产阶级逐渐致富，开始与王室联手，扩张其政治权益； 而王室也利用这些商人的财富，压制贵族阶层，扩大权力，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这些新兴的国家又与教皇交手，争取宗教的独立以及政治的独立。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便是重要的例子。经济上的强盛和需要，政治、宗教上的独立和自主，使得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开始进行海外扩张。这些种种变革的结果，促成了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起源。为了建造民族国家，培养民族主义的感情势在必行，而从事长距离海外扩张，科学知识的扩展也十分必要。此一过程，都在历史写作上有所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便已有史家写作了《意大利史》，以后各国的史家都有所效仿，写作了类似的国别史。而海外扩张的成功，也使得17 世纪英国的史家首先尝试写作“普世史”和“世界史”，以后也为其他地区的史家所纷纷仿效。至于科学主义的兴盛，与科学革命自然有关，但又与宗教改革前后世俗主义的兴起不无联系。由于世俗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教会所坚持的宇宙观、世界观提出疑问；而科学革命的成功，更使得人们认识到，既然科学家能发现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研究人文世界的学者或许也能发现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规律。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宗教信仰的动摇，也使得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古代、中世纪史学中所记载的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奇迹，希求从确实的史实出发，重建真实的过去。自文艺复兴以降，人文主义的学者已经在版本考订、鉴别文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历史写作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开始产生重要的变化:一是以寻求发现历史规律为目的，如当时启蒙运动思想家，都相信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以之来勾勒历史的走向；二是强调史料的批评和考订，力求像科学家一样，将历史研究提升到科学的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科学史学，虽然推崇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经验性，但又带有明显的功用目的，其宗旨往往是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因此，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史学，重叠交叉，不可分离。这一现象，在兰克史学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兰克一方面反对他的德国同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并不像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有着固定的演化规律；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在历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于是，他的历史著作都围绕欧洲主要国家的兴起而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写作世界史，但并没能完成。以前人们注意兰克，通常只注意他史料考订的方法，将他视为“科学史学的鼻祖”。的确，兰克在柏林大学任教的时候， 模仿科学家做实验的方法， 采用“研究班”(seminar) 的形式，师生一起围着一堆文献史料，加以考查审订，鉴别真伪，讨论其历史价值。然而，这些科学研究的做法，并不能证明从事研究的人士就能摆脱政治、宗教意识的影响。事实上，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也同样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中立。他们的研究，在筹措经费、发表成果等环节上，时常受到政治气候、社会氛围的左右。兰克的科学史学，显然与兰克本人的宗教观念和历史观息息相关。尽管他在《教皇史》的写作中，曾力求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纷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但这只是特例。他坚信民族国家兴起在近代历史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史学生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事实上，兰克史学的这些特点，如果结合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并不奇怪。兰克在天主教和新教的问题上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实际上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影响，而他注重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则又与那时整个的政治、社会氛围十分契合。的确，从17 世纪到20 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的兴亡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利，是世界历史的主线，直到经历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有人对之检讨反省。在兰克以前，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史家虽然也强调文献考订，但其研究、写作的政治功利性十分明显。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 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此后，欧洲兴起所谓“古学运动”(antiquarian movement) ，其目的是搜集各种材料，从文献到地下古物，以求重建过去。虽然这一古学运动貌似科学，以科学发现为其理想，但其实“古学家”(antiquarians) 在研究中都带有民族主义的目的，希望从古物的考订和鉴定中能展现自身民族的辉煌过去，以提升民族意识。[5]在兰克以后，特别是在他所培养的弟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兰克的不少弟子，后来都成为了“普鲁士学派”的成员。而普鲁士学派在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根据Georg Iggers 的观察，在整个19 世纪的德国，许多历史学家都没有远离政治。他们或者成为国会的议员，或者参与制定法律。但是，Iggers 强调“， 在1830 到1871 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见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历史学家的角色不加重视，我们就无法写出德国的历史和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他同时也指出，虽然不少参与政治的历史学家是自由主义者，但“普鲁士学派”的重要成员，大都在统一的问题上并不采用自由主义的主张[6]。这是因为，在德国统一以前，普鲁士和奥地利最为强盛，但两者的政治体制都不是民主制。所谓“普鲁士学派”，顾名思义，就是主张由普鲁士出面统一德语世界，而将奥地利排斥在外。为此目的，他们全面支持普鲁士君主，由此而牺牲1848 年革命以后所取得的民主自由的成果。他们像兰克一样，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对作为英法自由主义基石的个人主义嗤之以鼻，认为个人应服从于国家。于是，几乎所有“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在德国统一的前后，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支持者。德国科学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一例子，虽然有其独特性，但由于兰克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却又带上了某种普遍性，在一些非西方地区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二、民族主义与东亚近代史学

从发展进程来看，民族主义史学与东亚史学的近代化，也像欧洲地区一样，几乎同步进行。这里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欧洲模式的影响，更因为民族主义传入东亚以后，迅速成为东亚先进知识分子用来抵御欧美强权侵略的理论武器，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如此一来，东亚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史学的兴起，也自然带上欧洲近代史学的一些缺陷。具体言之，欧洲民族主义史学中所见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东亚的近代史学中也显露无遗。这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表现最为明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也有清晰的表现。不过，东亚近代史学中的反自由主义倾向，并不能完全归诸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与东亚史学的传统也有不可忽视的关联，以下将作具体分析。

在G. P. Gooch 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一书中，他将最后一章题为“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其中分析在19 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史学潮流，又称为“文化史”( Kulturgeschichte) ，以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视发现历史研究的规律为主要特征。这一新兴的史学思潮，以德国的朗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 ， 1856 —1915) 和英国的巴克尔(Henry Buckle ， 1821 —1862) 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著作，挑战了兰克史学所代表的“历史主义”的传统，期望将史家的注意力，从国家政府扩大到社会文明、文化心理。实际上，这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倾向，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国际潮流；美国的“新史学”流派，也可视为表现之一。[7]但是，这一史学新潮，或许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声势。到了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才成为了现代史学的主潮。[8]

不过，在东亚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一史学潮流却捷足先登，成为当时东亚先进知识分子吸收西方史学新知的先锋。明治初期的日本，翻译西书蔚成风气，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史家基佐(Francois Guizot ， 1787 —1874) 的《欧洲文明史》，都在欧洲出版不久就被译为日文，而且有多种译本。对于“civilization”一词，也有着不同的译法，除译“文明”以外，还有人译为“开化”，因此《， 欧洲文明史》也被译为《泰西开化史》，《英国文明史》也被译为《英国开化史》[9]。以后，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干脆将这两个词并用，“文明开化”于是成为流行的口号。更重要的是，基佐和巴克尔的著作，受到明治时期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 —1901) 的注意，被选择用来作为他所建立的庆应义塾(今庆应大学前身) 的教材。不仅如此，福泽谕吉还写了《文明论之概略》和《劝学篇》(《学问のすすめ》) 等论著，批判以往中日史家以君主为中心、以道德训诲为宗旨的传统史学，宣扬历史写作必须有助于开发“民智”、推进社会进步。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田口卯吉(1855 —1905) 写作了《日本开化小史》和《支那开化小史》，模仿西方史学中的叙述体裁，创立了所谓的“史论体”，也即中国近代史家所谓的“章节体”。由此，日本史学在史学观念和写作形式上，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视为日本近代史学的开端。

虽然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所创的“文明史学”对19 世纪70 年代的日本明治社会影响甚大，那时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仿造了这一体裁，但他们及其追随者山路爱山(1864 —1917) 等人，都是所谓“新闻史家”，即非专业史家，因此，其影响大都徘徊在正统史家的圈子之外。那时，自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家，但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就开设修史局，聘用了由幕府时期培养的儒学人士为编修，如重野安绎(1827 —1910) 、久米邦武(1839 —1931) 等人。那时的日本儒学和日本学术，正受到中国清朝考据学的影响，对史料的考订、史实的考证十分重视。[10]所以，他们虽然也受到那时“文明开化”风气的影响，但在吸收西学新知的时候，却又自然而然地从自身的训练出发，在众多的西方史学流派中，对兰克的史料批判方法和兰克宣称的客观中立态度情有独钟，认为与考据学的手段和宗旨异曲同工。于是，兰克晚年的年轻助手利斯(Ludwig Riess ， 1861 —1928) ，就在1887 年被聘为刚成立的东京大学的历史教授。修史局后来也从政府移到了东京大学，重野安绎等人因此成了利斯在东京大学的同事。他们在1893 年一起创办了日本历史学会和《历史杂志》，促成了日本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也许是为了突出兰克史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利斯在东京大学讲授的时候，特别突出兰克史学的批判性和客观性。[11]而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人，也在编纂《大日本编年史》的工作中，采用史料考证的方法，发现以往史料中不少造伪、不实之处。因此，他们都认为，近代史学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摒弃道德偏见，如实直书。[12]

如果说日本史学的近代化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也即融会了考据学的传统和兰克批判史学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学也走过了类似的途径。不同的是，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在19 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向式微，因此，中国史家对于兰克学派，没有像日本史家那样，在西学输入东亚的初期就加以十分重视； 相反，由于清末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中国学者如魏源(1794 —1856) 、龚自珍( 1792 —1841) 以及康有为(1858 —1927) 等人，对西方的进化论史学兴趣颇浓。当然，这与当时中国在与西方强国交手时频频失利有关。魏源、康有为等人用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比附、阐释西方进化论，提倡变法的必要，呼吁变法图存。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目睹日本的迅速崛起，中国学者、学生纷纷涌入日本的学校，导致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又有转手日本的明显痕迹。例如，梁启超(1873 —1929) 的《新史学》发表于他在日本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其内容和宗旨与福泽谕吉的“文明史学”十分类似。而梁启超那时热衷办报，介绍新知，又与日本的“新闻史家”的做法也有可比之处。总之，中国近代史学，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先声，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在写作形式上又采用了“章节体”，这些都与日本近代史学颇为相似[13]。的确，清末民初出现的一大批新式历史教科书，大都转手日本学者，由留日的学生翻译；有的根本就不用翻译，如那珂通世(1851 —1908) 的《支那通史》，本来就用的是汉文，因此在中国流传甚广。[14]

可是，这主要是19 世纪末年、20 世纪初年的事情。到了五四运动期间，随着以胡适(1891 —1962)为首的留美学生的回国，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又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也即从进化史学、文明史学转移到考证史学、科学史学[1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种史学有着形式上、方法上的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民族主义史学。甚至，它们也都是科学主义史学。因为，就科学史学在西方的起源来看，兰克史学注重史料批判，它的挑战者朗普勒希特、巴克尔和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探究历史规律、历史进化，都是科学史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向。从中国史学那时的发展情形来看，胡适、顾颉刚(1893 —1980) 强调史料的批判，经傅斯年(1896 —1950) 的发展，导致“史料学派”的出现，而何炳松(1890 —1946) 翻译美国“新史学”派的宣言、鲁宾逊(James H. Robinson ，1863 —1936) 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为“史观学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基础。当然，梁启超在1902 年发表《新史学》，已经是“史观学派”的一个先声。有趣的是，梁启超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又转而支持“史料学派”，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像胡适一样，他希图从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发掘科学的因素。他们两人都认为，就科学方法而言，中国传统学问，如清代的考据学，并不落后于西方。从20 年代至30 年代，由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 史料学派”流行一时，那时发表的史学论著，大都是专题研究，以考据为重点。但是，就思想意识而言“， 史料学派”的学者也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侧重史料的发现和批判，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写中国的历史，这与欧美的民族主义史学如出一辙[16]。
   不过，随着对日抗战的来临，使得“史料学派”逐渐丧失其吸引力。年轻的学生不再认为埋头于故纸堆中能对抗战有多少帮助。胡适的学生、史学界新秀吴晗(1909 —1969) 的转向，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史观学派”抬头的主要标志。以后， 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兴盛， 在1949 年以后，更是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 史料学派”逐渐式微，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仍有其影响力，但不久也受到批评和挑战[1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强调考证的日本科学史学也逐渐受到批评。如久米邦武，就因为写了研究日本古代皇室的论文，对所谓日本王室的“万世一系”表示了怀疑，而失去了在东京大学的教职。他的同事重野安绎，也因为怀疑批评日本古代的历史与传说而受到冷遇[19]。总之，日本在20 世纪30 年代以后，追求在亚洲甚至全球的侵略扩张，历史研究也被置于这一政治空气之下。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保守性，带上了明显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为了在亚洲称霸、与西方争权夺利，日本史家推出“东洋史”的研究，以“东洋”对“西洋”，论证日本在东洋的领导地位。[20]那时的日本历史学者， 包括尊崇中国古代文化的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 —1934)[21]，都不约而同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寻求和提供理论上、历史上及文化上的依据。

三、伊斯兰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以埃及为例

19 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在非西方地区形成一股普遍的潮流。其原因自然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有关。虽然那时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全球几乎所向披靡，但它在非西方地区所引起的反弹也十分激烈，而且影响深远，至今不息。伊斯兰文明，虽然迟于东亚和欧洲，但也十分悠久，其历史写作也同样源远流长。更为重要的是，像其他地区一样，伊斯兰文明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无法一概而论。为此缘故，笔者只以埃及为例，拟在叙述埃及近代史学之前，略述伊斯兰史学传统的主要特点。
     伊斯兰史学与基督教史学一样，具有浓厚的宗教因素，都认为历史的进程代表了一种神意，因此每一过程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另外，伊斯兰史家认为，穆罕默德的诞生及其主要事迹(如他在公元622 年从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 标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此而产生了伊斯兰纪年，成为伊斯兰史家写作历史的时间框架。因此，早期伊斯兰史学中编年史是比较重要的形式。伊斯兰教在公元7 世纪兴起以后，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了不少成功，迅速建立了强大的穆斯林王朝。由此，伊斯兰史学的重点开始从宗教(为《古兰经》作注) 转向了政治，以求为王朝的统治服务。因此，伊斯兰的史学传统在这一点上与西欧中世纪史学产生了不同，而与中国传统史学相近。的确，像中国传统史学一样，伊斯兰史学中的波斯史学，有“君主镜鉴”(fürstenspiegles) 这样的体裁，亦即要以历史为镜，希求鉴往知来。不过，由于伊斯兰文明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区，其王朝又横跨这些地区，因此似乎比中国传统史家更了解世界之博大与多样，因此在其史学传统中更多像司马迁那样有意“通古今之变”的人物。譬如，依本•卡尔敦( Ibn KhaldËn ， 1332 —1406) 的《史论》( Muqad2dimah) 出版以后，一直备受注目和称赞。其实，该书是他为自己的普世史写的长篇导论；而普世史的写作，在伊斯兰史学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蒙古人在13 —14 世纪的快速崛起和扩张，冲击了穆斯林王朝，但一旦平息以后，又扩展加深了穆斯林史家对世界的认识，促进了普世史的写作。
      当然，也有蒙古人铁蹄未到的地方；埃及就是其中之一。由此缘故，埃及渐渐成为了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即使以后为奥特曼帝国所征服，也还是没有改变其伊斯兰文明的性质。因此，近代史学在埃及的兴起，可以视为伊斯兰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像其他非西方地区一样，埃及在近代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由于其地理位置靠近欧洲，因此首当其冲，在1798 年就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占领，不过几年之后法国军队就退出，以后由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 1769 —1849) 统治。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时期( 1805 —1848) ，被视为埃及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时期，历史研究也在该阶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描述埃及史学的这一变化，我们或许应该看一下杰巴尔迪(Abdal - Rahman al - J abarti ， 1754 —1825) 的史学。
     杰巴尔迪出身贵族，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的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伊斯兰传统史学的代表。但是，像清末的魏源那样，杰巴尔迪虽然用传统的体裁写作，他的著作却反映了埃及与西方的接触，因此带有较强的时代感。他有两部著作，一部是研究法国占领埃及时期的历史，另一部则是直接描 述法国的社会和风俗。但他最重要的著作则是有关埃及的历史，名为《杰出人物事迹溯源》，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时代演变为经络。杰巴尔迪曾言，历史是一种研究人及其环境的学问，用来考察社会风俗、国家政权的消亡等等。为此目的，他主张以历史上重要人物的活动为主，从中获取教训，以求对时代的变迁有更好的理解[22]。这些说法，表现出他力求从人的角度看待、分析历史的变化，并没有想追求历史中的宗教神意，与中国传统史家的态度有相似之处。而杰巴尔迪从人物传记出发研究历史的做法，也表现出伊斯兰传统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相近之处。更有意思的是，伊斯兰传统史家也时常采用编年的体裁写作历史，这又与中国古代史家相似。但是，生活于埃及与西方接触的年代，杰巴尔迪也开始注意到西方史学体裁的不同，并且也在写作中有所尝试。换言之，杰巴尔迪虽然采用的的纪传—编年的传统体裁，但在其中又加入了不少自己的分析和解释，特别是当他处理法国历史的时候，以便读者更准确的理解。其实，传统史家采用编年的体裁，虽然使得历史阅读显得枯燥无味，但实际上却为的是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一旦采用西方的叙述体裁，历史著述的主观性就不免掺合其中。不过，虽然杰巴尔迪在史学体裁上有所改造，但他还是遵循传统史学“直书”、“褒贬”的传统，对当时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有直率的批评，以致他的著作一度成为禁书。总之，在杰巴尔迪的史学中，我们既能看到伊斯兰史学的传统特点，又可见其在新时代中的明显变化。
     埃及近代史学的开创人物之一，是生活在19 世纪的塔闼维( Rifa‘ah al - Tahtawi ， 1801 —1873) 。虽然塔闼维出生那年，法国已经从埃及撤军，但法国的影响却没有减弱。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法国与埃及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而阿里又非常重视历史教训，对译书特别是历史书籍大力提倡。塔闼维虽然出身贫穷，但天资聪颖，使得他有机会被阿里送去法国，进行教育考察。因此，塔闼维像日本的福泽谕吉那样，得风气之先，掌握了西方文字，为他今后的事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法国回来以后，塔闼维也像福泽谕吉、中国的梁启超那样，既涉足政坛，又开创了埃及的新闻事业，兴办报纸，编辑杂志，弘扬新知，很快就成为近代埃及文化界、新闻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领头人物。的确，在非西方地区接受西方近代文化、走向近代的初期，我们可以发现不少经历相似、作用相同的知识界人物，他们头脑开放、渴求新知，既有语言的准备，又有充沛的精力，因此成为新旧文化交替时的领潮儿，扮演重要而又多面的角色。塔闼维除了在埃及新闻界的开创之功
以外，他还领导翻译了大量西书，又开办了新式的学校。这些活动在福泽谕吉等人的身上也能同样见到。
     从许多方面来看，塔闼维是埃及第一位民族主义史家，虽然他自己的兴趣并不完全局限于历史研究。首先，他支持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倡输入西方文明。于是，他对阿里本人也多有称誉。这与福泽谕吉支持明治政府的态度如出一辙(在这方面，梁启超支持光绪皇帝的做法也有可比之处。但不同的是，光绪很快失去权力，没能持久推动清朝的改革) 。其次，虽然塔闼维崇敬穆罕默德•阿里，但他显然更热爱埃及；他把他的著作，呈献给埃及这个民族—国家，而不是阿里这位统治者。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他努力提升埃及的地位，认为埃及在许多方面与叙利亚、伊拉克等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文化上更加优越。复次，塔闼维通过报纸、杂志的发行，努力推广阿拉伯语，使得阿拉伯语在埃及的使用比土耳其语更为普遍。这里的原因，也十分容易理解。虽然奥特曼帝国也主要是伊斯兰国家，但毕竟是埃及的占领国，因此塔闼维不把土耳其语视为埃及的“国语”。最后，为了提高埃及人的民族自信心，塔闼维又运用考古发掘的材料，研究古代埃及，也即“前伊斯兰埃及”(pre - Islam E2gypt) ，以此来表明埃及不但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抚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埃及古代文明。易言之，塔闼维像其他民族主义史家一样，力图从历史中发现新的、光辉的“过去”，以此来为营建民族—国家，提高民族地位服务[23]。
     塔闼维的史学不但体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而且在历史写作形式上也有突出的创新，标志着埃及近代史学的开始。这是因为，塔闼维尝试着突破传统的传记—编年的体裁，采用了主题领先、叙述为主的新式体裁。这一体裁的运用，显然受到了西方史学叙述体的启发。以J ack Crabbs 所见，塔闼维的史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他对阿拉伯人民和文化的推崇；二是他承认法国和法国文化的先进；三是他对穆罕默德•阿里的尊崇[24]。这三大特点，既体现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共同性，又有其在非西方地区发展的特色。首先，就塔闼维推崇阿拉伯文化而言，这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民族主义史家都希望提升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这在西方与西方之外的地区都是如此，因此毋庸赘言。其次，塔闼维之承认法国文化之先进，其实也就是主张埃及需要向外开放，向西方文化靠拢。这又是非西方地区近代化的共性。在上述东亚民族主义史学兴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见到，那时所谓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主张跟上世界潮流，大量吸收西方知识。从日本的福泽谕吉到中国的梁启超、胡适，均无例外。最后，塔闼维之尊崇穆罕默德•阿里，其实也不奇怪。所有民族主义史学都有明显的政治关怀，其目的是构建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史学又时常表现出一定的政治保守性。德国的兰克史学，就是一显例。日本近代史家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也是典型的例子。总之，为了提升自身民族的地位，民族主义史家往往会采取支持极权政府、专制政权的立场。
     其实，塔闼维史学这些特点在当时的埃及也有典型的意义。像塔闼维一样，另一位埃及民族主义史家穆巴拉克(Ali Mubarak ， 1823 —1893) 的政治立场也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十分一致。穆巴拉克也曾在欧洲受教育，回国以后曾担任阿里政府的教育部长，推动埃及教育的近代化。由于塔闼维、穆巴拉克等先驱的榜样作用，埃及的民族主义史学出现了所谓“王家学派”。其政治意向，顾名思义，是希图在阿里政府的领导下，推动埃及民族—国家的建设。像许多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埃及的近代化表现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主要由王室推动。埃及教育的近代化，就是一例。埃及近代教育的主要标志———埃及大学(现开罗大学) 为法阿德王子( PrinceFu’ad ， r. 1923 —1936) 在1908 年所建之私立大学，并且由他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后，法阿德王子任国王，改该大学为国立埃及大学，使之逐渐成为埃及近代学术的重要机构之一[25]。随着埃及教育的近代化，历史研究也慢慢走向专业化。可是，埃及之国际、国内情势，又决定埃及的专业史家仍然受到政治因素的牵制，虽然他们不再像“王家学派”那样与王室关系那么密切。
     埃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过一次革命，企图推翻英国在1882 年建立的殖民统治，但并未真正成功，只是在名义保留了自己的王室。埃及的独立，要到1952 年才真正完成。由此缘故，埃及的专业史家大都受过英国和法国的教育，其主要代表有里法特(Muhammad Rif‘at ， ca. 1880 —1950) 、古尔巴(Muhammad Shafiq Ghurbal ， 1894 —1961) 和萨比利(Muhammad Ibrahim Sabri ， 1890 —1978) 。里法特和古尔巴曾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与伦敦大学求学，而萨比利则是法国著名的索邦大学的博士。他们回国以后，担任了大学的教职，写作了流行的历史教材，培养了埃及的历史人才。古尔巴是埃及大学第一位埃及人近代史教授，其学术影响十分深远。而且，里法特和古尔巴以后又相继加入政府，担任教育部长或其他职务，因此又有政治影响力。萨比利虽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但在以后也担任了埃及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长。他们的这些经历，与中国近代的蒋廷黻、胡适等人有许多可比之处。而且，作为民族主义史家，他们也像胡适、傅斯年等人一样，力求将研究、解释埃及历史的权利从欧洲“东方学家”(Orientalist s) 那里夺回来。同时，他们在西方受教育的经历，又使得他们试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也即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君主的立场，写作、诠释埃及历史。他们的这些做法，与胡适等人的努力也十分类似，体现了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发展[26]。1952 年埃及独立以后，历史研究更呈现变化多端的局面，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左翼史学流派的兴起令人注目。这又与日本和中国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有相似之处[27]。

四、挑战民族主义史学——印度的“下属学派”

在非西方地区中，印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在18 世纪中期，印度就已经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所统治，并成为英国用来向中国和其他远东地区殖民的据点。譬如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其鸦片就多在印度种植。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成功，在于它利用印度多文化、多语言的特点，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一共只有几千人左右的雇员，但却能统治印度这片次大陆，靠的是当地人士的支持和协作。换言之，像传统中国人一样，印度人在欧洲人入侵以前，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民族—国家概念。他们并不认为所有生活、居住在印度的居民，应该结合成一个共同体，互相帮助、支持，以抵御外人的侵占。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大致要到甲午战后才形成高潮[28]。与中国相比，印度民族主义的形成要早得多。有趣的是，这与英国人的统治居然很有关系。举例来说，印度的历史著述不甚发达，其历史意识的表现主要通过长篇史诗。以后，伊斯兰文明进入印度，带来了伊斯兰史学的传统，但在英国人来到以前，并没有人以印度为单位来写作历史，也即并没有所谓“印度史”。最早的印度民族史，由英国著名史家詹姆斯•密尔(穆勒， J amesStuart Mill ， 1773 —1836 ) 和马考莱( ThomasMacaulay ， 1800 —1859) 完成。前者并没有到过印度，其写作靠的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收集的史料和英国政府的档案。
     密尔和马考莱写作印度历史，一方面自然是为了便利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论证英国、西方文明的优越，使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合理、合法化。自18 世纪以降，像密尔和马考莱那样对印度或者整个所谓“东方”感兴趣的西方人士尚有许多。因此，就有所谓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2entalism； Oriental Studies) 。这一东方学，包括范围广泛，从近东的土耳其到远东的中国、日本，都属于在内。但由于印度较早为西方人统治，因此对印度的兴趣形成也比较早。那些“东方学家”通过对印度人种、历史和语言(梵文) 的研究，发现早期印度文明与早期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性。譬如，北方印度人属于阿利安人种，与欧洲人同源，而阿利安人使用的梵文也与欧洲语言同一系统。同时，他们也看到印度文明在近代的停滞不前。于是，东方学家就认为，如果研究古代印度，有助于发现西方文明的早期、幼时的状况，这与那时人类学家研究原始部落、希求发现人类进化早期的情形是一样的。因此，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都反映了进化论的影响。由此缘故，“东方”与“西方”就成为对立的两极，前者代表人类历史初期的蒙昧、幼稚，而后者象征人类历史的进化、发达。这一观念的具体阐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表现十分典型，为人所熟知。
     虽然西方的“东方学家”将印度视为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反面教材”，但如同上述，他们的著作毕竟是印度民族史写作的样板，此后的印度历史学家纷纷加以效仿，也从印度这一文明单位来写作、解释其历史的演变。换言之，民族史的写作都具有“寻根论”或“目的论”( teleology) 的特征。民族史家通常从现在的角度回顾、解释过去，也即以今律古，使历史写作符合当今的政治需要。这一特征，在近代西方和西方之外的历史研究中都有清楚的表现，几乎无一例外。当然，与西方“东方学家”相比，印度民族史家普拉萨德( Shiva Prasad ， 1823 —1895) 、拉柴杜利(H. C. Raychaudhuri ， 1892 —1957) 等人写作印度民族史，目的是非常不同的。他们为的是提高民族自信、弘扬民族文化，争取与西方文化同等的地位。因此，印度以及其他非西方地区的民族史研究，存在一种吊诡或悖论(paradoxical) 的现象。这些民族史学一方面在观念、目的和形式上都仿照了西方民族史学的模式，但另一方面，却又想突出自身民族的特点和特长，以求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中求得一个生存的位置。这后一种做法，虽然可以视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挑战，但又在实际上有助于突出西方文明的优越，增强其霸权的地位(有关这一点，以下会作详解) 。
      在印度民族史学的发展中，这一吊诡(悖论) 现象的表现十分明显。普拉萨德等人的印度史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将印度分为三个时期———古代印度、穆斯林印度和近代印度，与西方史学的古典、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如出一辙。而且，他们也跟随西方东方学家的说法，强调古代印度人为阿利安人，以证明印度人在人种上的优异。在这一点上，清末的章太炎(1869 —1936) 等人曾一度主张中国“人种西源说”，也有可比之处[29]。不过，印度民族史家又不甘承认印度在近代的落后，特别是不想承认近代印度落后，又有其文化上的原因。他们指出，在古代印度有一个古普塔帝国( Gupta Empire ， 320 —540) ，其文化十分优越、先进，远胜于同期的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印度文明注重精神文明的开发，轻视对物质文明的研究。近代印度虽然看起来落后，但其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都有丰富的积累和传统。因此，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只是侧重点不同， 而在价值上具有同等的地位[30]。这一观点，也为中国的梁漱溟(1893 —1988) 等人所赞同和吸收，成为东方人在精神上抗衡西方的武器之一。民国初年，印度学者泰戈尔(Rabīndranath Tagore ， 1861 —1941) 访华，受到梁启超、徐志摩(1896 —1931) 等中国人的热忱欢迎，正好说明了这一现象。
　　由此看来，虽然亚洲的知识阶层不满西方人、也即西方的东方学家轻视亚洲文明的做法，但他们反驳西方的办法却又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他们都接受了西方的东方学家将东、西方相互对立和对照的做法。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西方人由此来蔑视东方的文明，而东方人则想在证明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基础上，整理、收拾旧山河，以求发现新生命。前面提到的胡适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将此目的做了最明确的表述。但问题在于，如果承认甚至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对立与不同，其实也就是默认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先进，因而有助于巩固西方文明在近代历史上的霸权地位。譬如，如果我们说东方人注重精神文明的培育，而西方人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那么，在近代世界，显然物质文明的推进更为重要，于是，也就等于承认西方文明在近代历史上的领导地位。1922 年，那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1895 —1990) ，就写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一个说明》的论文。冯的观点正反映了这样的心态———虽然中国和其他东方文明在以前有其长处，但近代则是科学当道的时代，因此西方文明就显现出优越之处[31]。
    对于这种崇拜科学的心态、即科学主义的批判反省，正是当代印度学者对民族主义史学和西方学术霸权进行挑战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印裔美国学者Gyan Prakash ，曾在1994 年12 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上介绍由各地印度学者组成的“下属学派”( The SubalternSchool) [32]。他本人也出版了《另一种理性》( A notherReason) 一书，对科学在西方文化走向、征服全球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深入的探讨。Prakash 指出，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民族主义的兴起必须以重振传统为号召，也即要在选择吸收古典的文籍、发现科学传统的基础上，提炼出民族的遗产”，科学因此是理性和进步的象征。印度要成为一个民族，那就必须树立科学的权威，将印度的一切，包括领土、居民和文化，都加以全面的科学整理。于是，科学不但代表了文化，也代表了权力。更有甚者，科学主义的普及，为建造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47 年印度的独立，正是在科学名义下完成的[33]。Prakash 对印度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也可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与特征。前述胡适等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工作，就是最明显的表现，此不再赘。
    Prakash 对科学主义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科学主义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了起来。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自然反映了侵略的一面，但参与这一征服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确实认为他们有责任将科学的发现、科学的知识传授给非西方的地区。同样，非西方地区的人士虽然痛恨西方的入侵，但却又对西方人传授的科学知识表示出一种向往和感激。Prakash 和其他印度“下属学派”的学者，对于这种对西方既爱又恨的“心理分裂”(ambivalence) 现象作了许多研究。他们的目的是想说明，虽然西方人将科学知识传播给了其他地区，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世界霸权。易言之，他们像福柯一样，将知识视为“权力”，也即西方权力走向全球的助手[34]。事实上，中国学者也一直在思索帝国主义在开发近代中国经济(譬如上海的发展) 的“既好又坏”的两重性。2003 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 ames Hevia) 在其新著《英语课》( EnglishLessons) 中，又探讨了西方人在输出“文明”的两重性，即一方面用武力血腥开路，另一方面又采用文化教育的手段巩固其统治。
     对于“下属学派”的学者而言，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霸权的挑战，主要是针对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他们为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与西方学术界内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讨论，相互结合、声援，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和科学主义史学形成有力的攻击。譬如，Ashis Nandy 的不少论著，主要就是挑战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历史性。Nandy 本人并非历史学出身，以前曾做过精神分析师、研究过社会学。他从印度独立之后的现状出发，认为如果不检讨民族—国家的弊病，就无法真正清算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因为印度虽然独立了，但新的政府在统治形式上与英国人并无二致。他们用国家的名义，镇压反对派，压制不同意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推崇民族主义，高唱民族利益至上，政府便能有效地漠视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35]。
    Nandy 对民族—国家的批评，注意到了其历史性，也即民族主义史学在西方形成以及向全球的推广，因此他也探究了民族主义史学本身的问题。在这方面，与他有同样兴趣的人很多，如Partha Chatterjee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民族主义史学在非西方地区的形成及其影响作过深入的分析。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观察到民族主义史学一旦流传到非西方地区，便自然形成了与西方模式不同的特点。换言之，虽然东方人按照西方的模式写作历史，但其目的则往往是为了挑战西方东方学家的观点与解释。其二是指出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认为过分强调民族，则无视了一个国家内部本身的多样性和多质性，以致以偏概全[36]。Chatterjee 的这些贡献，启发了不少重要的著作。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在1995 年出版了《从国族中拯救史学》( Rescuing History f romthe Nation) 一书，不但在汉学界，而且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杜赞奇从检讨西方近代史学入手，指出西方学界的历史主义，用一线进化的观点考察历史，又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致无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双叉性”(bifurcation) 。换言之，历史的行进，可能有许多走向，但如果用进化的观点着眼，则容易落入“寻根论”的窠臼，不能展现历史运动的多面性。杜赞奇用中国近代历史举例，指出近代中国人在追求“富强”的时候，并不自始至终就想建立民族—国家，而是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从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到顾颉刚、傅斯年等学术中人，都是如此[37]。
      除了杜赞奇以中国历史为例、Chatterjee 和Nandy 用印度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挑战西方民族主义史学以外， 另一位“下属学派”的学者DipeshChakrabarty 的著作《欧洲的局限性》( Provincializ ing Europe) 则更为直接地向自近代以来学者喜欢用欧洲历史为模式观察、写作历史的做法提出质疑。如他的书名所示，他的观点就是，欧洲历史只是一种特例，而不是常例，不能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突出、崇拜欧洲文化的普遍性，并以此作为准绳来衡量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38]。这一观点，正是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批评的主要矛头所在。这两种思潮的挑战对象，就是启蒙运动建立的普遍理性概念。对这些理论家而言，这一普遍理性，无非是欧洲历史和文化的延伸，显示西方人用自己的规范强加于非西方文化的企图，因此是一种学术霸权的体现。
     为什么“下属学派”的印度学者会对民族—国家这一重要的民族史模式采取如此批评的态度呢? 这主要是因为，就印度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等西方概念，并不完全能解释和概括印度历史及现状的多元状况。印度被视作一个“国家”，本来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而民族国家的产生，本来是欧洲历史的现象。欧洲虽然面积与中国、印度相仿，但很久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因此，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建立，是一个近乎自然的结果。但在西方人向外殖民的时候，则用这种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区分非西方的地区，将印度这么一个与欧洲面积相仿的地区，视为一个浑然整体，于是，就忽视了其中的内在矛盾和多样性。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这种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又成为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非西方人士抵御西方侵略的有利武器，由此而流行于全世界，甚至直至今天。但自20 世纪中叶以来，民族—国家在非西方地区纷纷建立，西方殖民主义逐渐走向终结，世界便进入了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下属学派”的学者因而观察到民族—国家所带来的许多问题:首先是这一形式延伸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其次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建立的政府并不能处理好国家内部的许多矛盾，如阶级冲突、宗教纷争、性别歧视等等。因此，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下属学派”的质疑，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下属学派”的工作也并不完全局限于此。笔者此处的讨论，只是想以此为例，揭示民族主义史学的缺失。但如何在检讨民族主义史学的同时，或者超越、克服其弱点；或者干脆另辟蹊径，寻找新的路径，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历史学家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虑，将直接影响全球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