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边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在独立后的100多年间，美国领土由太西洋迅速伸展到太平洋、北冰洋，20世纪初又与列强一起瓜分世界，获得海外殖民地。在疆土不断扩展过程中，美国国力日益增强，从大西洋沿岸的新兴国家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如何看待美国的疆域变动或边疆变迁及其影响呢？对边疆变迁、“西进运动”等问题，黑格尔、亚当·斯密等都有所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则“从科学的意义上”提出研究美国“边疆史的任务”。[1]在美国，对于边疆变迁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较为系统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的特纳（Frederick JacksonTurner），他1893年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提出著名的“边疆假说”，而且由此开创“边疆学派”。 他的“边疆假说”与“自由土地”、“西进运动”、“移动的边疆”密切相关，边疆概念也由此而产生，又强调了边疆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

“自由土地”与“移动的边疆”是“边疆假说”的基石。特纳认为1890年前美国边疆是不断地移动、变化着的，这一过程中正是由于“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大西洋边疆”过去的皮货商人、矿工、畜牧者和农民波浪式地相继越过大陆，出现“西进运动”。因此美国的边疆又可划分为商人的边疆，牧场主的边疆，或者矿工的边疆以及农民的边疆等等。1893年以后，特纳还把“移动的边疆”与“西部”、“天定命运”等观念联系，提出西部人自觉地担当起这种“使命”，使美国的边疆向西不断“移动”、国土不断拓展；把美国“移动的边疆”与对外扩张联系起来，认为美西战争、操纵巴拿马独立等侵略扩张都是美国“向太平洋前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也是它占有自由土地和开发西部资源时代的继续。”[2]

对于“边疆”的概念，特纳没有明确统一的概括，有时从“文明”的角度，提出在美国向西扩张的过程中边疆是西方移民浪潮的前沿，“即文明与野蛮的汇合处”；有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美国史上的“欧洲的边疆”和“美国的边疆”，力图把他所讲的“边疆”与传统的“欧洲生源论”加以区别；有时从“西进运动”、“移动的边疆”的角度，把边疆视为一个地带，或者说成是一条线，还与特定的人群联系起来。此外，他有时还把“西部”等同于“边疆”，比如他曾指出“西部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形式，而不是一个区域……西部本身发展到一个新的边疆。”[3]他还多次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认为边疆促进了美国特殊的民族性的形成；边疆使美国民族摆脱“旧社会”的思想束缚，使美国社会有着强烈的“拓荒者”精神，因而边疆是美国式民主的产生地；边疆为美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阀”。

1893年后，特纳的“边疆假说”得到越来越的支持，20世纪初成为美国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边疆学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特纳学说中存在着的自身缺陷，经济危机的到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美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有关特纳学说的争论迅速展开。尽管一些支持者进行辩护，但围绕“边疆假说”的论争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美国学者除了以边疆的角度、观点和理论研究本国历史外，20世纪上半叶还以这种观点与理论研究别国的历史，其他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和拉丁美洲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亚洲腹地的中国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就是其中的重要学术著作。

四、沙俄—苏俄—苏联：疆土变动与边疆理论、政策

1945年前的80多年间，俄国经历了从帝国主义的沙俄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变动，其疆土发生过巨大变化，边疆理论、政策也不断变动。由于各阶段特点不同，本文拟分为19世纪70年代至1917、十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1924至1945年三个阶段简要介绍。

19世纪70年代以后，沙俄继续扩张疆土，向中亚、东北亚和东南欧扩张，侵略中国领土，又挑起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列强争霸世界，直到1917年覆灭。这期间，沙俄政府为扩展疆土提出了种种“理论”，同时对边疆民族采取了压制、压迫政策；而御用学者进行了所谓的“边疆探察”活动，又往往是侵略军的先头部队，尽管这些“探察”活动及其成果客观上带有某些研究的成分。就边疆扩张的“理论”而言，沙俄早期的理论主要为“恢复世袭地产论”、“维护正教信仰”、“从异教徒压迫下解放斯拉夫人”等，后期的理论是泛斯拉夫主义、“自愿归附论”、“请求保护论”，前后又相互关联，有内在的继承性。比如，“恢复世袭地产论”是沙俄早期的扩张理论，所要恢复的“世袭地产”包括两方面，一是作为留里克王朝的继承人要恢复祖传“世袭地产”，二是作为罗马帝国继承人要恢复第三罗马。19世纪末，为侵占中国萨雷库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这一理论出现新变种——“浩罕继承论”，即沙俄谎称这些地区历史上属于浩罕，浩罕又被沙俄侵占，沙俄因此有权继承这些地区。这种说法极其荒谬[4]，只不过是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借口，以后又与英国瓜分了中国所属的帕米尔地区。

十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期间，苏俄（联）的边疆政策是在列宁以“民族自决权”为核心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这种理论、政策又以批判沙俄的边疆理论、政策为基础。1917年前，列宁就多次批判沙俄的边疆民族理论、政策，如1914年就指出占俄国人口57%的“异族人”恰恰住在边疆地区，“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一般文化水平高于俄国中部，但是“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还把沙皇俄国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5]。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俄共又号召清算沙俄占有的一切赃物，继续批判沙皇俄国政府在边疆地区实行的反动政策，并把“民族自决权”理论付诸实践。首先，宣布放弃沙俄时期侵占的邻国领土，承认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独立，划定苏俄（联）与它们及波斯、阿富汗等国的边界，郑重表示“彻底放弃”从中国人民“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宣布将中、俄“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维持现有疆界”，而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6]其二，强调“民族自决”的不同性质，把沙俄时期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引向联邦制，1922年12月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三，承认苏俄境内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各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不同，制定一系列政策、计划，培养边疆地区的干部，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其四，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

1924至1945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进入卫国战争，这都对其边疆理论、政策产生很大影响，这些理论、政策又体现在内外的政策、活动之中。这一阶段，苏联的边疆理论还受到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与1924年前有很大变化，甚至是推翻原有理论。对内，1938曾调整边疆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成立一批新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专区和加盟共和国，扩大联盟的基础；继续发展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1941年后又极力巩固和建设中亚边疆地区，把亚洲腹地变成了大后方；一度强调民族团结，继续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但又错误地“清洗”边疆地区的干部、群众，还强制迁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影响了边疆的稳定。对外，为保卫边疆，坚决抗击德、日法西斯的侵略，但又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唐努乌梁海、外蒙古、中东路和向欧洲扩展疆土等方面，损害了邻国的主权和边疆稳定。

五、 英国、日本：侵略扩张与殖民地边疆理论

1945年前的80多年，英国、日本本土的边疆、边界问题并不突出，而是在向外扩张、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过程中，提出殖民地“疆界”理论，制定相关政策。英国的殖民地“边疆问题”多与划界有关。英国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划定各殖民地的缓冲区和界线，或者以调解为名干预所属殖民地邻国之间的边界，英国曾干预波斯与阿富汗的划界，有意制造矛盾。比如，李奇维线、杜兰线就是例证，前者是1887年划定的阿富汗西北地区与俄属中亚的边界线[7]，是以牺牲阿富汗主权和领土为前提，确保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和平。杜兰线是1893年英国强制阿富汗划定的它与英属印度西北地区（今属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线，“从人种上、战略上、地理上来看，都是不合逻辑的”，但它适合英国的目的。[8]

英国的“殖民地边疆”问题也引起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曾在英属殖民地任职、考察过的官员、学者的关注，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是代表人物。19世纪末，他指出远东还有少数国家“政治边界尚未确定”，一旦“政治归属、政治边界确定下来，商业的开发就将启动”。为维护并巩固英国在远东的强大地位，他强调英属印度的重要性，“正是帝国对印度的征服把我们推向了必然前进的潮流，这种潮流使我们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们（的疆土）与暹罗的北部边疆复合”；强调了解远东各国边疆、边界的迫切性，建议英国的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搜集有关的资料，为以后的外交决策服务。[9] 1907年，他在《边疆线》中关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国边疆，特别是英属印度的持久安全，主张以加有力的前进政策加以维护。他把边疆线视为一个帝国的成功和这个民族维护帝国意志的关键：“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边境线，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初防骑士”。[10]一战以后，为防范俄国革命之火蔓延，他提出一条临时的苏波边界线，把应属于波兰的一切地区都划归波兰，即“寇松线”。

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从兴起到灭亡的时期，又是疆土扩张理论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无论是官员、御用学者，还是民间人士——的研究，从“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征韩论”、“国权论”、“脱亚论”、“主权线”、“利益线”再到“征服支那论”、“生存空间”等等，以及“大陆政策”、“南进”、“北进”等决策，都或多或少地与未来日本“帝国”的“疆界”有关。其中，除“大东合邦论”还有“自主”、“均等”观念及“亚洲黄种人”联合“抵御异种人”理想外，绝大多数理论都以扩张“疆土”为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侵略扩张服务。

19世纪末，日本先后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台湾，扩张疆土的理论也不断出现。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反映了“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观念。山县有朋等则提出本国疆域为“主权线”，“其势与邻国接触并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之地区”为“利益线”，既要保卫主权线，又要防护利益线；朝鲜是“利益线的焦点”，必须“充实军备”，“保卫”朝鲜，以“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之忧”；主张近期要抢先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中国东北并入日本。[11]这被称为“大陆政策”，是日本当时对外政策的总思路，在它指导下通过武力把朝鲜和中国台湾变为殖民地，成为东方的殖民帝国。

一战期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永久和平之要谛”，是把西伯利亚、中国、东南亚、南亚等纳入日本未来的势力范围，还主张日本应在俄国的“滨海边疆区、黑龙江和堪察加扶植帝国势力”，或者占领黑龙江流域、西伯利亚。[12] 1918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继续膨胀，打出“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旗号。1927年的“田中奏折”提出步步推进的战略，先占领中国东北、北部，以此为基地控制整个中国，再以中国为基地向印度、南洋扩张，然后再进军中亚、欧洲。1940年前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妄图“北进”进攻苏联，“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空间”也得到德、意承认，即“以日、满、华为根本，并包括旧德属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和太平洋岛屿、英属马来和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洲、新西兰与印度等”。[13]

六、结语

19世纪70年代至1945年，西方的边疆理论呈现出三个特点：一、与19世纪70年代以前相比发展迅速，进入成熟时期，既有对以前有关理论的继承，又根据新情况或新实践不断变动，甚至是完全推翻已有的理论。比如在国际法方面的边疆理论就是以深化原有认识、不断系统化为特征。而美国的边疆学派就推翻了前人忽视边疆的看法，强调边疆对美国的重要意义，这种理论一度在美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使一些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强烈的反对；苏俄时期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为核心的边疆理论、政策，就是在否认沙俄侵略扩张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苏联的某些政策则不断背离这些理论和政策，甚至是事实否定列宁的理论、政策。而且，就研究的对象而言也比过去有所扩大，主要是从以往对陆地、海洋疆界的关注扩大到了陆地、海洋和空中三个方面，因为空中疆界的划分仍以陆地、海上疆界为基础，又反过来增强对陆地、海上疆界的研究，这在国际法、地缘政治学以及各国的相关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二、内容广泛，又各有不同，有的涉及到边疆、边界两个方面，有的专门强调边疆，有的侧重边界。从研究的地域范围看，有的宏观地论述全球性的边疆、边界问题，国际法、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多如此；有的阐释本国边疆、边界问题，如美国的边疆学派；有的论述本土之外的殖民地，这在英国、日本颇为明显。从涉及的事项看，有的从政治、法律等角度论述扩张疆土的合理性、划分边界的原则，以及巩固边疆的政策等，比如柏林会议上对国际法中“有效占领”原则的完善，地缘政治学说中“自然边疆”、“人为边疆”、“有机的边疆”等观点，英国的寇松等关于边界的论述，沙俄强占邻国领土的理论都是如此；有的从经济、文化等角度对边疆开发的论证，提出、制定开发边疆的政策、措施，特纳和美国的边疆学派对于美国和别国边疆开发类型、开发模式等的研究，苏俄、苏联时期发展边疆经济、文化的政策等都较为突出，法国的地缘政治学说中也有对比英国殖民地开发的论述。

三、鲜明的时代性。这一时期，西方的边疆、边界理论中固然出现了某些根据现状对未来情况设想的内容，如杜黑等人的“空权论”就带有假说、假想的特点，但绝大多数与实践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总结和反思，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在各国处理边疆、边界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国际法方面、美国边疆学派的理论，沙俄和苏俄、苏联的理论、政策，和英国、日本扩张疆土的政策都是如此。因此，这些理论、观点留下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大多数理论带有“强权即公理”和大国主宰世界的特点，或者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种种现象进行解释，或者公然地为大国主宰世界、扩张疆土服务。

这种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在许多理论中都可发现。尽管有一些理论、观点及其研究者带有研究学术的主观倾向，如拉泽尔提出国家“空间有机体”说时就以学术为目的，但是更多的理论是间接或直接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如国际法中有关领土、边界的内容，马汉的“海权论”等，都是间接反映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观点的学术性理论、观点。更有甚者，有些边疆理论、观点公开、直接地为列强扩张服务，这些理论、观点的特点是主张边疆是“活动”的、边界是可以变动的，而且是为了本国利益可以无视历史上的传统疆界线，可以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在美国、德国、日本学者中尤为突出，比如特纳和“边疆学派”就以“活动的边疆”理论为美国向亚太地区扩张服务，日本的许多理论公然鼓吹侵略邻国、扩张疆土。英国的学者和官员也不逊色，他们不仅根据自身需要划分英属殖民地与邻国以及邻国之间的边界，而且出于帝国主义利益考虑提出“寇松线”。

正因为西方主流的边疆、边界理论有上述特点，所以这些理论与各国的扩张政策结合并付诸行动后，改变了亚非拉地区各国之间的传统边界，并为今天留下了问题。当然，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以及为此服务的各种理论，这一时期边疆理论方面也有反对的声音，首先是马克思、列宁等以“民族自决权”为核心的边疆理论，苏俄时期还付诸实践；其次是西方爱好和平人士和亚非拉提出了反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利益的观点，如巴黎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民族自决”和有关国家的疆土问题列入十四点建议，孙中山等中国民主革命者的边疆史地研究等等。这些反抗和斗争在当时取得初步成效，比如《国际联盟盟约》和《非战公约》都明确地否定了战争的合法性，成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