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是一个源起于西方的概念, 时至今日, 它仍是学术界的一个主题话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后, 打破了中国文化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促使中国从“天下”走向世界, 对近代中国国家建构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 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 国家建构

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 民族主义都是近几百年来人类各种思潮中的一根主线。民族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颇有争议。民族主义被看成是一把双刃剑: 当民族主义的情感是侵略性的时候, 它不仅会伤害其它民族, 更会伤害本民族; 而当它是合理的时候, 它可以成就一个民族的事业〔1〕。据此, 伯林区分了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 对其它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 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 是“文化的自决”〔2〕。在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紧密相关的; 在近代中国, 民族主义的兴起却具有双重任务:抵御外侮和构建近代国家。正是由于时空背景的差异,使中国和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也不相同。

一、民族与民族主义

研究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论及“民族”。民族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民族”这个词在其产生的早期阶段一直与血缘或地区的含义相联系, 作为一个共同体, 其指向的范围仅限于家庭之上的部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一些学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界定民族, 甚至把民族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族的指向逐渐突破了血缘或地区的限制, 更多地与某种文化、心理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安德森就认为民族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甚至民族共同体所依附的古老的传统文化, 也不过是近代人物的一种文化建构。王明珂以中国为例来做了说明。他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是以攀附于“黄帝”或“炎帝”这样的想象的共同祖源为基础的。通过共同的祖源历史记忆, 使每一个中国人与“黄帝”或“炎帝”有了血缘关系, 从而形成民族共同体〔3〕。这是一种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界定民族的方法。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 民族与国家联系起来, 形成近代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黑格尔指出: “只有形成了国家的民族才具有更高的品格。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 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4〕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作出的界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所关联的正是这种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霍布斯鲍姆认为: “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5〕他反对将民族看成是先天的, 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 认为民族的建立过程存在非常多的人为因素, 如激发民族情操的宣传与制度设计等。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想象, 才产生了民族。

二、民族主义在西欧的发展

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相关联,它促进建立现代国家, 并加强了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普世世界国家中是不存在民族主义的。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 但其世俗基础却是封建割据。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闭关自守的隔绝的社会关系, 在社会上占优势的是地方习惯、地方主义和地方见解, 这种狭隘的封建关系是不能产生民族主义的, 虽然基督教的教义使当时的西欧同时形成一种普泛的封建关系, 但这种普泛性只唤起了民众对上帝的效忠, 对世俗国家的效忠同样是不存在的。

在13 世纪至14 世纪的王权与教皇权力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开始萌芽〔6〕。由于世俗王权在斗争中取得了对教皇权力的胜利, 斩断了民众对封建领主和天主教皇的忠诚, 使民众的忠诚由神圣的天国转移到了世俗的人间,开始认识到生存于其中的民族共同体。这种自我意识的复苏催生了新兴的市民阶级, 他们要求结束分裂与动荡的局面, 建立起一种强大的政治秩序。王权也试图进一步摧毁宗教势力, 取得世俗王权的绝对优势。16 至17 世纪, 市民阶级与王权联合摧毁了普世世界国家, 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 即王朝国家〔7〕。王朝国家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准备了一系列条件, 建立了法律、税收体系, 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趋势, 击碎了狭隘的、普泛的封建关系,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王朝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它却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设置了障碍。17 世纪法国思想家拉·布吕耶尔提出: “专制之下无祖国。”专制统治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形成。直到18 世纪, 人民主权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 使国家利益代替了王朝利益, 以自由、平等等观念获得了对封建王朝的胜利, 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民众对以国王为中心的王朝国家的效忠情感转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西欧民族主义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是建设民族国家阶段, 第二是民族殖民侵略与扩张阶段〔8〕。这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相关联的。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内生性的, 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正是这种社会经济内发力量的产物。在这一阶段, 民族主义并非像其所受的责难那样, 是以民族和集体主义的名义来取消个人权利的。相反, 它是与自由、民主等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打着全民族的旗帜反封建、反教会、反专制, 这就使民族主义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了。正如马基雅维里所指出的那样, 公民个人的自由首先依赖于他们能够消除“来自外部的奴役”〔9〕。当民族共同体失去自由时, 个人难免遭受奴役。从民族意识的起源看, 民族主义与自由、平等等观念有着天然的关联。作为一种自我意识, 人们意识到世界是由众多民族构成, 每个民族在世界体系中都是相互独立而又平等的。各民族只有在独立平等的自由竞争中, 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民族主义才能随之产生。19 世纪后期, 当西欧经济由内生性转向外向性以后, 民族主义发展随之进入第二个阶段。西欧资本主义运行以制造业产品输出为手段, 不断向外扩张, 吞噬世界, 将其它国家和地区纳入进口工业品而出口单一产品的经济体系。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也就具有了对外的或排外的色彩, 成为殖民侵略或扩张的工具。

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国家建构

时空背景的差异使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与西欧有着不同的情况。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厘清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的关系, 以及与中国本土思想进行了怎样的整合。李慎之认为: “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10〕近代中国以前, 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民众心目中有“天下”观念而无“世界”概念, 是一个处于统一皇权之下的巨大的文明社会, 民众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没有个人权利意识, 把天下和国家、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这种天下主义的背景是一种强势文明。它有着强大的文化支撑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完整的知识理性是这种文化支撑体系的核心。传统的儒家文化非常强大, 足以统率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生活, 使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知识理性为指针。作为一种更强大、更高的文化势能,传统的中国文化征服和同化了与自己发生接触的其他异族文化。这种以文化是否先进为标准的心态使古代中国人只有诸夏和夷狄的观念, 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华夷秩序成为皇朝体系的合法性的来源。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之别使民众具有极浓厚的伦理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认同把中国凝聚为一种“文化主义”的文明样式〔11〕。这至多只能算一种文化性的民族主义, 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认同指向是民族或国家, 含有较强烈的政治性。

19 世纪中叶, 中国被西方现代化浪潮强行推入世界运行体系中时, 中国固有的文化民族主义遭遇了西方现代的政治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在这场遭遇战中失败了。美国政治学家勒纳提出了“痛苦门槛理论”, 认为每个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中时, 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突然崩溃, 这使人们充满了痛苦与压力〔12〕。近代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时, 遭受了强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使原有的价值文化认同体系产生了危机。清末出现了众多的认同标准: 太平天国的“独尊天帝”, 义和团的“扶清灭洋”, 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 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认同能把民众整合进一个共同体之中, 整个社会一盘散沙, 根本不可能以民族主义的旗帜进行动员, 以抵抗外敌的入侵。

外力的冲击击碎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 使国人睁眼看世界。与这种地理———时空概念的变化相伴随的是思想格局的变化, 中国开始由天下走向世界, 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联系。这是一种自我感知框架的修改, 传统社会中分散的粒状图像, 在现代民族主义的号召下成为具有共同命运感的共同体。这是新的社会力量以国家的方式建立新的认同的过程, 同时也是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的过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是一种弱势文化。自清末, 中国开始经受着贫困、外国统治与国内战争, 逐渐从泱泱帝国的顶峰滑落, 失去昔日荣光, 辉煌的文明开始暗淡。在这个过程中, 原先天下主义的支撑体系的核心开始改变。在中西文明的对比中, 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优越感, 人们对

自身文化的热爱失去了以往那种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支持。文化支撑体系的核心从文化理性变为文化感性, 以一种感觉的、生命的、直觉的热情关爱着民族共同体。现代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感性的支撑体系在成为民族主义兴起的助力的同时, 又利用民族主义彰显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如果说传统天下主义依托的是一种强势文明,具有扩散性的特点, 对国家的版图的扩展、文明的延伸具有外向性的作用的话, 那么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依托的则是一种弱势文明, 具有聚合性的特点, 使共同体只有靠有效的聚合才能生存下来。他们的内在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近代中国由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是漫长、动荡而又痛苦的。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借助于现代政治理念以及现代动员手段而发展成为大范围的社会运动, 最终指向一定的政治权力。现代政治理念与动员手段是传统社会所不具有的条件。直到近代, 个人权利、民主自由和国家意识等现代政治理念才传入中国, 为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发展为社会运动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 清末的社会运动深入社会基层, 开启了民智。据统计, 从1900 年到1911 年间, 共出版了111 种白话报,〔13〕这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心理和文化的条件。在这个以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指向而谋求政治权力的过程中, 大众、知识分子和精英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大众是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 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向社会运动的转化有赖于民众的参与。而知识分子则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者和解释者, 通过臆想出一个共同体, 为民族主义提供文化理论基础。通过精英分子的操纵, 民族主义最终从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运动。这样,整个社会以民族主义为中心而凝聚在了一起, 为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结构基础。

一般地说, 民族主义总是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 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却背离了传统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这种情况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有关的。当国门渐开, 传统中国遭遇现代西方时, 中国遭受了惨败。国人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的混沌中被惊醒, 在西方文化系统的参照下, 深切地认识到了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弊端, 这种切肤之痛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疏离感。只有摆脱天下主义的束缚, 才能最大程度地唤醒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但天下主义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有着割舍不开的情结, 难以被单独剔除。于是, 对天下主义的批判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这成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 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抛弃了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 更是中国为了唤起民族主义精神而付出的文化上的巨大代价。

四、民族主义的两个面相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从正面看, 民族主义保证了民族自决权, 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反对殖民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 民族主义强化了民族自尊心, 增加了社会凝聚力,唤起了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意识; 民族主义尊重民族特性, 丰富了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 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14〕。胡适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了概括, 他说: “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 最浅的是排外; 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 最高又是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15〕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民族主义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 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应更关注民族主义的负功能。

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 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运动, 因而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如果说民族主义在思想家那里被表述为一套理性化的观念, 那么在文化层面上, 民族主义本身是非理性的; 在心理层面上, 民族主义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特别是当民族主义思想转移到大众, 成为民族主义运动时, 它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感情和情绪。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冲突与动荡的根源, 极易在民族间挑起仇恨与不和。同时, 民族主义还具有价值相对性, 它的价值取向是本民族的, 在一定程度上与多元主义是不相容的。当民族主义成为凝聚社会的向心力时, 它本能地试图将多元的、复杂的民族特征整齐化、标准化, 这就容易为极端分子利用, 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与集权主义结合起来, 成为残害人类的工具。近代中国的反传统民族主义将爱国精神与变革结合在一起, 彻底否定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 在当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但这种彻底否定传统的做法对后世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激进主义成为近代以来人们思维方式的主流。“五四”运动由于其否定传统文化的坚决性而被奉为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 “五四”思想被视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正统。由于破坏多于建设,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文化失范。在文化危机中,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价值, 重新评价激进主义和渐进主义的历史功用。

怎样利用民族主义提供的巨大力量, 避免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巨大灾难, 这是民族主义研究话语的重点。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力量和特殊的组织形态, 民族主义不是暴力, 但当民族主义和一定的政治权力结合起来时,政治权力所遵循的价值观就决定了民族主义的性质。极端的民族主义是非常有害的。对外来说, 在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席卷每一个民族国家之时, 极端的民族主义对于国家进入世界体系起着阻碍的作用, 使国家面临被疏离于世界体系之外、最终惨遭历史淘汰的危险。对内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国家整合是有害的, 非洲国家的动荡和内乱在很大程度上就肇始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暴力倾向, 只能用超越民族的力量, 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等价值观来约束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对于一个处于世界体系中的民族来说, 选择一个怎样的主流文明, 将自己融入这个体系, 并在其中不断进行自我批判, 清醒地看待某些具有民族特质的优越性, 这是民族主义通向理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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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涤非,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 广东广州　510440。

  原刊《中华文化论坛》   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