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已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争相研究的热门话题, 而新民族主义和跨界民族则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热点, 如果说地区主义发展了新民族主义, 那么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则造就了跨界民族主义, 它反映了地区主义下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相互交往的地缘认同、经济环境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分析地区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的关系, 可从一个新的视角阐释跨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跨界民族主义的特征。

关键词: 地区主义; 中国西南边疆; 跨界民族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在次区域经济圈的边缘地带, 存在着一种被地区主义推向地区边缘的跨界民族主义。这种跨界民族主义是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中边缘地带的地缘主义的产物, 是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日趋边缘化的被缩小的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的形成往往成为放大的民族主义, 但在地区主义范围内的边缘地带却往往形成缩小的民族主义。跨界民族主义既是对地区主义的排斥, 又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一、在地区主义探讨中发现跨界民族主义

近年来, 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主义(全球主义) 和地区主义(区域主义) 。各种主义成为人们解读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国际关系结构和变化的理论与方法。学界对地区主义的认识也从一般概念探讨逐渐向纵深内涵的深入研究。朱锋教授提出: 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引起普遍争论的两大问题, 是对当前国际关系结构和现状发生重大变化的概括和总结。区域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不同的地理区域以政治和经济的意义, 改变了区域在传统上单纯的地理含义。^{[ 1 ] ( P42)}肖欢容博士认为: 地区主义总体上是一种趋势, 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多样化的共同特性, 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强化共同特性的趋势。具体地说, 地区主义是指功能领域里的政治合作, 是国家有意识的政治决策的形成。它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 为了发展它们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 2 ] ( P58)}庞中英博士认为, 区域主义是指地缘上接近的、彼此间有着复杂关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联合、合作进而一体化的过程, 是国家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和形式, 进而达到调节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政策。^{[ 3 ] ( P42)} 何方教授提出: 地区主义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 一是指外部世界对某一个地区的国家的松散联合、合作或国家结盟或高低不同的一体化发展的一种称呼。二是指关于一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对二战后出现的众多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概括。三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 这个国家把自身的战略重点和国家利益重心置于其所处的地区, 围绕着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推动该国所在地区的一体化和联合。四是地区主义也指一国内部或跨越国境而实行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融合的小地区, 他们对各国政府的离心倾向在增长, 日益成为相对独立并直接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实体。^{[ 4 ]}马璎副研究员认为, 区域主义是关于国际区域合作的思想与实践。它滋生于区域这块土壤, 以区域组织为载体转化成现实。^{[ 5 ] ( P4)}

随着学界对地区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 研究地区主义的内涵在进一步缩小, 经济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地缘主义等概念也随之提出。王学义博士认为: 作为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惟一的中间渠道, 地区空间层面以及作为其组织方式的新地区主义, 构成了两者间的缓冲地带和媒介。新地区主义一方面修正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 并遏制了其消极意义, 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国家应有的地位, 使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 保证了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政治的可接受性。^{[ 6 ] ( P36)} 可以说, 新地区主义是一以自由化、市场与竞争为导向的, 既寻求地区合作的潜力, 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 因为仅仅一个自由的(即便是统一的) 地区空间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需求; 另一方面, 全球化的本质是超边界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增长, 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 还涉及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等内容。^{[7] ( P23)} 因此, 当代地区主义的复兴可以视为南方国家对其力量下降而做出的一个反应。对于处在“边缘”地位的既小又穷的国家而言, 有时更多的是超过国内团体的外部行为体和变化的全球秩序推动着它们走向地区主义。而对于另外一些国家, 地区主义是由国家间的社会互动而驱动的, 这些国家正在努力追赶和支配一体化过程。^{[ 8 ] ( P6 - 10)}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正是处于地区主义边缘地位的既小又穷的国家, 它们参与地区经济的互动更多是处于被动地驱使。张煜把新地区主义归为五个特点, 即新地区主义通常表现为一个或几个小国与至少一个大国的组合; 新地区主义中较小的成员国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显著的单边改革; 新地区主义并不以实现成员国间显著的贸易自由化为特征; 新地区主义中自由化的实现主要是靠小国做出单边让步; 新地区主义一般均包括比贸易自由化程度更深的经济一体化。各区域经贸集团的成立不仅仅着眼于成员国间贸易壁垒的消减或消除, 而是进一步寻求在更深程度上进行国家间各种经济贸易政策的协调。^{[ 9 ] (pP12 - 13)}

朱锋教授又提出: 新区域主义不反对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作用, 但民族主义的发展应该同跨民族主义( transnationalism) 实现同步, 新区域主义应该是联结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间的桥梁, 强调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并存, 指出区域合作进行过程中区域组织所提升的区域共同利益要高于单个参加国的利益。单个国家不应该以自我利益强加给区域主义进程中所共同议定的原则、规范和目标。^{[ 10 ] ( P33)}这里对地区主义的探讨已经触及到跨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概念, 至少对地区主义的探讨已经把民族主义或新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如美国学者诺曼·帕尔默认为, 民族主义、新地区主义和跨国主义这三个重要现象正在同时发展, 它们之间有许多矛盾和冲突的方面, 它们现在显示出比以前更有希望发展密切和合作性的重叠性协作。这些重叠部分及其相互间联系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任何一个趋势, 总体上看它们的发展方向是更多的合作并更有希望建立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秩序。^{[ 11 ] ( P3)}又如耿协峰认为, 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世界经济以地区为中心聚合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地区主义”新浪潮。受经济地区主义浪潮的推动, 国际关系中的地缘主义和块化思想以各种形式再现生机———地缘政治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被重新加以阐发、引申和应用, 而地缘经济学也开始有人予以重视。^{[ 12 ] ( P21)}

既然经济地区主义催生了地缘主义, 地区主义势必存在边缘化现象, 也必然产生地区内的富裕与边缘地带的贫困现象。如果地区主义内出现核心富裕与边缘贫困的对抗, 势必造成地区安全的不稳定, 因此, 安全地区主义便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如韦民博士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世界收入分配显然已经恶化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在获得经济增长率上的失败与其不能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受益是相关联的。从逻辑上看, 全球化应该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加速增长和追赶富裕国家的机会。但是它也可能导致相反的进程, 即全球化可能进一步强化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 13 ] ( P48)}这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在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跨界民族聚集地带更为突出。正如伊恩·克拉克所分析的, 全球化是作为一个外生的、技术驱动的过程而出现的, 它建构了各国必须找到各自出路的一个崭新环境。在最好的情况下, 他们能均一地做出反应; 在最坏的情况下, 他们完全不再能有所表现。^{[ 14 ] ( P170)}跨界民族所生存的经济环境和安全环境正好处于安全地区主义的脆弱地带。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早在1968 年就提出, 地区主义可以称为是民族国家和不愿意成为一体的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站。^{[ 15 ] ( P3)} 现在, 许多人要么将地区主义视为对抗全球化的一个“缓冲器”, 要么视为全球化的“催化剂”。^{[ 16 ] ( P63)} 约瑟夫·奈认为, 早期区域主义研究关注两个层次的区域主义活动, 即以涉及正式经济组织的微观经济一体化为一方和以关注控制冲突的宏观政治一体化为另一方, 区域安全议题(除西欧外) 受到不充分的重视。^{[ 17 ] ( P27)} 约瑟夫·奈的微观经济一体化和宏观政治一体化的命题与瑞典哥德堡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系的赫特(Bjorn Hetten) 教授和索德伯姆( Fredrik Soder2baum) 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赫特和索德伯姆在《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中提出, 不同层面的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发生在不同的地区空间水平上,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们彼此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所以明确地把“微观地区”和微观地区主义统一在分析的框架内特别重要, 因此我们需要对微观地区这一现象有更多的认识。^{[ 18 ] ( P68 - 71)} 郑先武认为, 建构主义者安全区域主义研究反映了冷战后安全区域化和新区域主义蓬勃发展的现实, 明显比理性主义者相关理论观点具有更广泛的现实解释力。^{[ 19 ] ( P48)} 按比约恩·赫特纳定义, “安全区域主义”是指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建设中的区域, 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和内部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也就是说, 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是从“安全复合体”开始, 通过有效的区域安全管理或安全秩序建构, 逐渐走向“安全共同体”。^{[ 20 ] ( P13)}

在上述理念下, 人们开始思考一个更大的社会要素———社会地区主义的构建。由于空间上的相对接近, 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经常的密集的交互作用, 进而模糊了原有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之间的政治、行政等人为边界, 进而出现了新的社会空间体系———地区。^{[ 21 ] ( P288)} 庞中英提出社会地区主义概念。他的社会地区主义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在地区范围的密切社会合作, 目的是通过国家的联合力量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单个国家不足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政策目标, 而在社会地区化的情况下, 社会政策必须扩大到地区范围。^{[ 3 ] ( P106)}他还专门指出鲍勃·迪肯在《联合王国署向国际发展提供的改革基金项目报告》中提出的私有地区主义概念, 认为地区合作实际上就是那些被市场力量一个个弱化了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民族国家力量遭到削弱的后果之一是国家向社会提供社会性产品(公益或者公共产品) 的能力降低了。然而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却不断增长。于是, 许多原来的公益事业就由非国家的私人来提供。在地区范围内, 出现了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方面的私有地区主义。^{[ 22 ] ( P106)}

社会地区主义进一步剥离出次区域社区主义。次区域社区主义进一步向跨界民族主义靠拢。如俞正梁教授认为: 全球化产生全球政治, 区域化孕育区域政治, 他们代表着全球层次与区域层次的需求与利益。对于大多数人和国家来说, 全球事务显得过于遥远与空泛, 他们宁愿把注意力集中于直接关系到自身安全、稳定、发展、福利的周边区域, 周边关系更能体现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切身利益关系。^{[ 23 ] ( P1)}地区主义的崛起是指几个邻近国家的联接地区, 由于特定的地理、文化、资源与经济开发的因素, 形成经济或文化一体化的次区域社区。这些地区的多样化经营使他们能经受住经济下跌的冲击, 而在一两个领域的专业化经营又使它们富有竞争优势。^{[ 23 ] ( P3)} 从全球主义走向地区主义, 从经济地区主义走向地缘主义, 从安全地区主义走向边缘地区主义, 从社会地区主义走向次区域社区主义,从宏观地区主义走向微观地区主义, 从旧民族主义走向新民族主义, 我们依稀发现跨界民族主义的存在。地区主义进程不仅一直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也与跨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如果说地区主义改造和发展了民族主义, 成为放大或者延伸了的民族主义, 那么地区主义则疏远和边缘了跨界民族主义,使其成为缩小或边缘化了的民族主义。

二、跨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无论是全球主义还是地区主义,都是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主义解读。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或者说在区域经济圈内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主义即跨界民族主义。顾名思义,跨界民族是指生活在国家边境沿线的跨境而居的民族。跨界民族主义是指跨居两个国家和两个以上国家的同一个民族,他们对跨界的现状及跨界交往有着强烈的地缘空间认同、生活环境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并逐渐形成一种跨界民族主义思想。跨界民族主义与新民族主义是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新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意识的一种再觉醒或民族对自身地位、权利和利益的一种再自觉,也可以说是一种观念、精神或意识形态的再认同。是什么力量催生了新民族主义? 徐文付认为:经济全球化收益的不对称性是发展中国家新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导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梯度差型世界架构是新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又一诱因。^{[ 24 ]}而跨界民族主义则离不开地区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正如庞中英所言,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虽然国家规模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地区之间的合作却很紧迫,特别是那些小国,要么组织起来解决共同的问题,要么继续边缘化,因为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自力更生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论及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动力时,庞中英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动力主要不是为改善环境,它的目标是在现有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共同发展。民族主义是客观存在,地区安排向一切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展示了迫切的共同利益和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代的地区主义仍然没有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是民族主义下的国家合作,它的意义在于表明了民族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日益转移到地区框架中,即当代民族主义是在世界相互依存下的民族主义,就是说地区主义本身只是一种放大了的民族主义,它发展和改造着民族主义。^{[ 3 ] ( P106)} 跨界民族的生存空间和交往方式决定了它们在地区主义内的非主流地位即边缘地位。是什么力量导致跨界民族主义的形成? 我们只能从地区主义的形成中寻找答案。跨界民族主义是地区主义范畴下的一个更狭隘的用语,其指称对象较具体。从浅层意义上说,跨界民族主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跨国界而局的同一民族在感情上对本民族的认同,是非理性冲动在地理归属感上的表现,并不断从情感本身获得对归属感的证明,因而跨界民族主义在性质上倾向于产生不断强化的跨界情怀。这种跨界情怀是长期以来历史环境和跨界民族主义的具体政治诉求而定。但某些时候跨界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极大,影响也深。如某些极端的跨界民族主义者为了抗拒经济地区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均衡发展,往往采取非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深层意义上说,跨界民族主义标明了多民族社会文化及宗教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互动关系,即跨界民族主义情绪背后,持续而强大的支撑力量是跨界文化或地缘文化,是跨界民族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是由符号、价值、象征等元素组成的传统文化的差异。正是这种跨界民族文化的认同使它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超越了国界,形成一种泛国家的生存意识和交往方式。在经济地区主义的冲击下,它们往往以地缘经济和跨界民族经济作为抗拒力量,甚至出现跨界民族要求政治权力的诉求。跨界民族古已有之,但跨界民族主义是伴随着地区主义的产生而催生的新民族主义下的一个支流。与民族主义相比,跨界民族主义要晚得多,虽然跨界民族主义以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产生有密切的关联,最近十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跨界民族的逐渐边缘化。众多学者都把新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归结为全球化的发展,我认为跨界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应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产物。

跨界民族主义是跨居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同一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跨界民族意识,跨界民族主义大致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其跨界民族性。即由特殊的地理环境构成的跨界民族生存心态,文化历史传统同一且文化上相互认同的人群组成并超越彼此所在国的社会特征。这一解释的重点是生存环境上的同一性,而非国家政治上的结合。但是,这一生存环境的同一性常常要仰赖各自国家政治上的独立主权才能维系。为保持这种跨界民族特性,跨界民族内个人就会自然地被要求承担某种精神上和行为上的责任。

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对自身出生地和生长环境的热爱。跨界民族的爱国主义既表现为对所在国的热爱,又表现为对地缘环境构成的泛国家的热爱。理解跨界民族主义的产生,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重要方面:除了相关跨界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环境外,跨界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促进了跨界民族主义的滋生。云南跨界民族在中国西南边疆边界的历次变更中所产生的冲击,同时在跨界民族各国之间产生的隔阂与冲突中所经受的心理压力和政治立场的改变,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甚至战争,跨界民族主义便在冲突与战争中被激发出来;各跨界民族国家之间也发生经济和商业往来,这又使经济跨界民族主义得以滋长。有所不同的是,它们之间在文化上并未产生深刻的矛盾,尽管在经济利益上有冲突,它们之间的文化还是同质的,沟通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第二,不同跨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很大差别,跨界民族的经济条件也大不一样,经济跨界民族主义成为跨界民族改善经济环境的要求;第三,地区主义加深了跨界民族生存环境的边缘化,地区内的经济中心越来越使跨界民族推向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使它们产生强烈的跨界民族主义意识。

地区经济一体化收益的不对称性和地区经济发展被忽略性是跨界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地区主义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往往使跨界民族成为所在国容易忽略的经济发展问题。地区主义内的经济交往,往往使主体民族受益,而国家间边缘地带的跨界民族为获得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收益而追求跨界民族主义的生存法则,它们往往采取极端的手段来引起国家和地区对它们的重视和经济发展上的支持。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体系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梯度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托马斯·麦肯米克( Thomas J. McCon2mic) 把地区经济一体化内的国家分成核心国、边缘国和半边缘国家3部分。核心国家控制高技术,得到高利润;边缘国仅仅提供原料和农产品,所获得利润最低; 半边缘国家技术与利润居于两者之间。^{[ 25 ] (pP3 - 4)}这三个层次的梯度差造成了政治、文化、跨界民族在不同层次国家之间流动的“势能”,这种流动过程,诱发了跨界民族主义的产生。从云南跨界民族的情况看,虽然中国处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国地位,但邻近的三个国家越、老、缅都属于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如果仅从跨界民族所处的经济发展梯度上看,中国西南边疆与越、老、缅北部接壤的地区则属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绝对边缘地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云南与周边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一个经济互动的次区域经济圈。在这个次区域经济圈,云南沿边境地区16个跨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演进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跨界民族问题中的民族意识更加突出;跨界民族问题的内容更加繁杂,当前的跨界民族问题中,常常有着民族分离、分裂和分化的倾向;跨界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更为多样化;跨界民族问题中“泛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跨界民族犯罪正走向族际势力对抗和族际跨国犯罪;地方武装和“民运”组织向跨界民族中渗透,国家安全价值体系发生新变化,地缘安全因跨界民族而出现新的威胁。

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冲突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跨界民族引发的冲突已成为焦点。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3国的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西非的埃维族、中东的巴勒斯坦人等,与母体民族国家以保护民族利益为由的对境外同胞的拉拢和庇护而导致冲突和紧张。波黑内战与其邻国具有直接的关系。塞族的最终目标是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合并,而克族则是想回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怀抱。马其顿共和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 26 ] ( P128)}当然,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还没有凸现这方面的苗头,但跨界民族受地区主义的影响已出现不断增强的跨界民族主义意识。在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往往是国家之间跨界民族主要的聚集地,跨界民族在地区主义的进程中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教育、知识、科技差距扩大,使它们更容易形成跨界民族主义。

在云南与周边国家相互接壤的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许多民族是在国境线两侧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这种民族的同一性,是云南与周边国家共同的民族现象。云南沿边境一线的文山、红河、西双版纳、普洱、临沧、怒江、保山、德宏8个州市聚居着近20个少数民族,其中16 个少数民族与越南、老挝、缅甸跨界而居,即傣、景颇、壮、傈僳、哈尼、佤、苗、瑶、哈尼、拉祜、布依、怒、独龙、布朗、德昂族。越南与云南接壤的老街、莱州、河江3省居住着越、岱依、傣、苗、瑶、侬、芒、热依、哈尼等近20个民族;老挝北部与云南接壤的丰沙里、乌多姆塞、南塔3省分布着老、泰、克木、苗、瑶等10多个民族;缅甸北部的掸邦和克钦邦聚居着掸、克钦、缅、崩龙、佤、拉祜等10余个民族。这些跨界民族有的跨居两国,有的跨居3国,有的跨居4国,而且,这些跨界民族聚居区大都为贫穷和边远地区,被其所在国视为偏僻荒凉之地,在相关各国毗邻地区形成一个远离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边缘迟缓带,而这个迟缓带在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处于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社区封闭的状态。这里边境结合部具有山水相连、通道众多、民族相同、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似,跨界民族往来密切的区位人文特点,其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是跨界民族同境外同一民族关系密切,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往频繁等特点,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跨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更具粘合力。

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民族地区成为相关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同时,也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边缘地带。各种跨国问题如毒品艾滋病泛滥、非法移民、贩卖枪支、跨国洗钱等问题无不与跨界民族有关。中国西南边疆的跨界民族问题与云南所处的地缘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民族主义采取极端的手段和行为,来抗拒地区主义的发展,其目的是想引起所在国对它们生存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边缘化的高度重视和增大对它们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经济、教育的支持力度。我们对跨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走向,既要高度重视,又要积极引导,加大对跨界民族的经济发展投入,缩小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梯度差,真正使跨界民族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益较大,跨界民族主义才可能朝着与所在国和谐友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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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跃(1959 - ) , 男, 云南文山人,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教授。

（原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1月第2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