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学界渐与西方学界接轨，摒弃了传统的志略体，开始用现代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疆域史。在1949年以前，在民族救亡与边疆危机的激励下，以西藏研究为中心的学者接受了西方范式建立了西藏史研究体系，研究风格趋于成熟。1949年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导入，西藏史研究开始了新的转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以边疆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研究格局。1959年达赖集团的外逃、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又使西藏历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化。接踵的“文革”使西藏历史研究陷入停顿。1978年之后，西藏历史研究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新资料与大量优秀著述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史学方法开始逐渐影响西藏历史研究。60年来，西藏研究成为一门研究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现代综合学科，逐渐形成“藏学”(Tibetology)或者“西藏学”。[1]其中以边疆史视野下的西藏历史研究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60年来的西藏历史研究，伴随政治浪潮、学术风尚走过了一段不断充实与发展的道路。

一、以政治史为主的西藏历史研究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把那些原先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按照传统方式研究边疆史的学者们从梦中惊醒，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将何去何从?在意识形态的导引下，历史学界已普遍接受了在西方作为史学研究和分析手段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指导和世界观。历史学的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专业性学术刊物都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革。但对于西藏历史研究而言，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配合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上。1950年左右，中国边疆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西藏。

学界从1950年开始便将地理意义上的西藏历史研究对于解放西藏的重要性提高到相较1949年以前更为重视的一个层面，这种情况与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于西藏的认识普遍欠缺有关。例如担负解放西藏任务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对西藏舆地知识欠缺的情况下，甚至邀请藏学家任乃强绘制西藏地形图，以配合军事行动。从学术角度而言，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关刊物极少，甚至少于1949年前，以《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为代表的新闻界对于西藏政治时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学术性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西藏噶厦与中央联系动态的报道与西藏常识。

1950年，李有义发表的《西藏的封建制度》[2]，可以看作最早以政治意识形态将西藏的封建制度做了推介。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李有义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论文，重点涉及到汉藏关系与藏族起源。在1950年史学指导思想转变的情况下，李有义对于边疆的热爱和新生社会主义的热情，体现在1951年发表的《史学界的一个新任务———写少数民族史》[3]上。由此，李有义也成为解放初期藏学研究领域最活跃的教授之一。1950年军委情报部内部出版了《西藏交通概况》、《西藏政府组织及人事》、《西康的道路及邮电概况》、《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料》[4]，作为进藏前夕的知识准备。这些资料对于进军西藏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属于西藏研究的组成部分，但仅限于内部交流。1951年2月，蔡美彪发表《西藏问题的过去和现在》[5]，以学者的笔触向大众介绍了西藏，但由于英、美插手西藏问题，一些学者把关注西藏的目光迅速转向批美、批英的领域。在《人民日报》的主导下，对美、英的批判性讨论一直延续到1960年，甚至到1976年中苏关系恶化，才迅速转变为声讨俄国侵藏方面。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探究西藏的历史主权所属的主导研究方向下，西藏古代史研究逐渐深入，并在研究方法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但1956年以前有关西藏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直到1955年杨志玖发表《唐朝是否征服过吐蕃》[6]，次年王静如发表《关于吐蕃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7]。《历史研究》杂志直到1959年才发表第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制度的发展》[8]，作者为王忠。该作认为我国在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清和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正是这种主权的有力说明。此后，王忠在1958年出版《新唐书吐蕃传笺证》，[9]成为研究西藏古代史的案头必备。《历史研究》随后又发表了《关于西藏史实问题的几个问题之商榷》，[10]对一些问题提出讨论。1959年丁名楠、张振鹍发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11]引用了不少美国国会档案、沙皇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等资料，系统厘清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过程，指出晚清政府并无力量来保卫西藏。

《历史研究》连续几期刊发了关于西藏古代史的文章:王忠《评理查逊〈西藏简史〉关于明代西藏地方历史的谬说》、[12]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13]阴法鲁《唐代西藏马毬戏传入长安》，[14]等等。其中，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15]引起的反响较大。《解放军报》1959年4月23日发表的《文成公主与西藏》(资料)等，也是相关专题的资料汇集，侯外庐、翦伯赞、田汉、吕振羽等老辈学者1960年前后在《戏剧报》、《人民日报》等发表的文章也热衷于谈汉藏通婚。文成公主研究的热潮除了在“文革”期间被打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

1959年随着中印边界东段局势的紧张，关于西藏主权所属的学术文章再次增多。《史学月刊》是发表此类文章的主要杂志，率先发表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年间英帝国策划“西藏独立”事件初探》[16]等文章。1961年，中印边界危机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内部资料)应运而生。该报告书引用大量中文、藏文资料，尤其是利用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藏文档案，为证实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提供了有力证据。195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是解放后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引用国外史料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所进行的侵略活动，以此来论证西藏的主权归属。但是，此时段研究涉及西藏的中印边界争议史的文章极其少，原因是受到了资料的限制。

在中印边界局势紧张的同时，西藏发生了叛乱，叛乱引起了学术界的声讨。对此，唐长孺等人联名发表了《同情西藏叛乱的人有什么历史根据?》。[17]包括《现代佛学》等刊物也连续发文声讨。叛乱之后，西藏的民主改革提上日程。1959年王森、王辅仁在《民族研究》上发表《废除西藏喇嘛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人民日报》刊发魏国《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和噶厦的由来》一文，该文同时在《民族研究》1959年第5期上发表。

从1956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的社会历史调查，为我国的边疆民族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李有义、林耀华和宋蜀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西藏及四川、青海、西康、云南等省的藏区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他们涉艰履险，搜集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成为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自1983年开始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陆续公开出版，书名为《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10辑，前6辑是关于藏族的调查资料，尤其《东噶宗调查材料》、《墨竹工卡宗甲马封建庄园调查报告》、《山南专区扎囊县扎期区囊色林谿卡调查资料》、《山南专区调查报告》、《当雄宗调查报告》对于藏族农业地区封建领主庄园制和牧业地区部落经济的记录颇为详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大批关于西藏农奴制研究的文章发表在《民族研究》与《光明日报》上，但内容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农奴制度的残酷与西藏噶厦的反动方面。1963年，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藏族简史(初稿)》、《藏族简志》[18]相继印行。《藏族简史(初稿)》的作者是柳陞祺、王辅仁和常凤玄，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全新观点撰写的藏族历史著作，附有地图和年表，对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通史研究来说，价值颇高，尤其是柳陞祺执笔的近代西藏与英国关系部分，使用了当时较少利用的史料。

王森著《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是当时极为重要一部著述， 1965年虽然以“内部本”铅印，但上世纪70年代逐渐流传国内，作者谨慎地引用了大量藏文史书，自成系统，见解深刻，论断谨严，文笔典雅，颇受西藏历史研究者推崇和利用。该书直到22年后才公开出版， 易名《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历史研究，发表相关论文的刊物基本局限于《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民族研究》、《新观察》等刊物，这些刊物有着比今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与学术刊物相互配合，也发表了不少西藏历史研究的成果，共同影响和发展着西藏历史研究以及引导人们对西藏的理性认知。从史论上看，研究者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在西藏历史研究领域里开展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的视野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风格，把中国的边疆危机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但从内容上来说，除了部分学术文章外，一些关于西藏历史研究的成果基本是配合政治形势而作，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优秀治学方法没有得到充分弘扬，学术观点的争鸣比较少。历史界侧重于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等，这也在影响着西藏研究与边疆研究。例如，关于西藏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期问题，就有范文澜、黄奋生、李有义与王辅仁等提出不同看法，曾经成为西藏史整理的热点。[20]对于学界而言较为重要的对外交流，除了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柳陞祺与沈宗濂合著《西藏与西藏人》[21]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关注外，几乎很少有外国学者关注中国的西藏历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也没有受到重视，仅有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收录汉文史料与部分藏文史籍。

二、西藏史研究走向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理论逐渐引入中国，给中国的边疆史研究和西藏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在其影响下，以政治史为主的西藏历史研究走向多元化，逐渐形成“藏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由此导致西藏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此外，藏学研究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相继建立了多所藏学研究机构，例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和藏学研究所、青海社科院藏学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四川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等，《中国藏学》、《西藏历史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等以刊载藏学论文为主的刊物也先后创刊，形成了西藏历史研究的热潮。

西藏古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依然是重点，尤其是藏文历史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得到了重视。1989年3月，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成立，先后整理出版了藏文历史著作600余种，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哲学、法律、医学、天文历算、地理、工艺等众多学科领域。其中历史方面已经有《巴协》、《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青史》、《红史》、《新红史》、《白史》、《吐蕃金石录》、《吐蕃王统世系明鉴》、《土观宗派源流晶鉴》、《萨迦世系史》、《安多政教史》、《布顿佛教史》、《米拉日巴传》、《颇罗鼐传》、《贤者喜宴》、《多仁班智达传》、《朗氏家族》等出版。这些著作由于藏族治史特点，无一例外都以宗教文化、宗教哲学或者藏族文学为主。1996年西藏古籍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新编藏文历史专著《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以唯物辨证的眼光阐述了西藏的历史发展观，为进一步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此外，西藏考古也逐步发展起来。西藏考古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宿白的西藏文物调查，其后史前遗址昌都卡若新石器遗址，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新石器遗址等先后被发现。

1995年以来，皮央东嘎遗址调查与发掘、青藏铁路考古调查以及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发掘等较大型的考古项目陆续开展。藏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始于民国时期，但集中的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展。对于这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学术界一直关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十多年的热烈的争论，“西藏人种外来说”、王族“南来说”等一些观点已被否定，目前有影响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基本论点为“藏出自羌，藏汉同源”的藏汉同源说，另一种是“土著说”。其中，“土著说”观点认为藏族的第一支族源或者说主体族源就是自古生息在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22]

唐宋吐蕃史依然是西藏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涉及到吐蕃敦煌统治时期历史、吐蕃与丝路文化、唐蕃古道、官制、兵制、奴隶制度、人物研究、历史纪年等诸多方面。关于宋代吐蕃，流传下来的文献对其记载很少，而且当时西藏处于分裂割据时期，对与内地联系紧密的青唐政权的研究遂成为西藏历史研究的重点。

元代西藏史研究在1978年以后，涌现了较多的著述，主要研究内容为阔端、八思巴等人物研究，宣政院、帝师制度、十三万户等制度研究，特点仍然是围绕中央首次将西藏归于治理之下展开论述，其中以《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为代表的著作以元代“僧俗并用，政教合一”为线索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23]

明代西藏历史研究在1978年以前较为薄弱，仅有王忠在1963年发表的《评理查逊〈西藏简史〉关于明代西藏地方历史的谬说》等少量文章，[24]1978年以后，帕木柱巴政权与明朝对西藏的广封众建研究成为重点，同时有不少著述讨论了边疆地区的茶马互市和驿站，以及经济表层出发的朝贡贸易研究。[25]

清代的中央政府强化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政策，所以有关藏事在清代诸多藏、汉文历史文献中都有所反映，形成了大量清代藏事档案。由此，对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内容上不仅仅是政治史，还有向其他方向扩展的法律、经济、社会和宗教研究。在边疆治理研究上，主要集中在驻藏大臣、治理政策、西藏宗教首领与北京的联系等方面。在吴丰培对驻藏大臣研究的基础上，从1980年开始，驻藏大臣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从理论上肯定了中央政府的这一治藏制度。2008年召开的“清代驻藏大臣与西藏治理综合研究”学术会议更是将驻藏大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就西藏本土史而言，从固始汗进藏到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局势动荡剧烈，此段时间为学界研究热点，尤其是对五世达赖、波罗鼐、阿尔布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研究。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清代涉藏档案史料的陆续出版是紧密相关的。

关于藏军、西藏革命党、西藏货币、清川滇边改革、藏族近代人物的专题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受到重视。[26]

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西藏历史研究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以社会史为主导的历史研究方法兴起，以及民族与国家、地方与中央等新的研究视角下，非西藏政治史的清代西藏边疆研究应该得到重视。当然，这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大量藏文档案的开放程度与利用有关。西藏在晚清遭受了西方的觊觎、传教、两次英国的军事侵略，以及内部政局动荡，再加上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西藏与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逐渐疏远。所以近代西藏史的内容特别丰富，但限于未公开史料的限制，西藏近代史研究目前形成了以大事为主线，西藏与中央的关系、西藏与外国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内容为主的格局。目前学术界已经在“西藏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地位”、“西藏与麦克马洪线问题”、“国民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等问题上做出了深入研究，但以西藏地方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依然薄弱。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诸多原因有关。国内学术界推出以西藏本土的近代历史为主写史的西藏近代史专著，迫在眉睫。

西藏抗击英国侵略依然是西藏近代史研究的重点。1978年以来，出版了大量有关论著，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英文史料及藏文史料得到大量使用。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使用了具有很高价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藏文档案。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开始引用藏于英国的涉藏档案，以《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27]等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将英国侵略西藏的政策、进程的研究推向深入化。同时，以西藏地方为主的近代史著作也开始出现， 2009年西藏通史工程中的西藏近代史卷即将出版。此外，一些研究西藏近代贵族生活、近代钱币、近代藏军的著述也不断涌现。对于国外针对近代西藏历史的歪曲谬论，王贵、喜饶尼玛《西藏历史地位辨》[28]做出了客观与公正的辩论。近年来，除了学术界将西藏近代区域史的研究领域不断丰富，有些著述已涉及到昌都与滇藏一带。

有关“麦克马洪线”的研究，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研究通报》1995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刊载了曾世英《关于论证中印东段国界资料的一些线索》、房建昌《近代中印东段边界史略》等文章，对“麦克马洪线”的地理特点、历史根源等做了简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发表的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认为:英国约在清末吞并阿萨姆后，大体上确定了一条沿喜马拉雅山山脚的边界线，即“外线”。该文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外线”、“内线”、“红线”、“麦克马洪线”的异同问题。1990年至1995年间，房建昌针对中国与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边界问题发表的数篇文章也值得关注。柳陞祺先生对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出现两种不同版本的经过进行了研究，对于揭露英国侵略我国边疆领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9]

译著在西藏历史研究中，对于了解国外藏学情况、加强国内西藏研究的水平与视野具有很高的价值。相对国内来说，国外的西藏历史研究不仅起步很早，而且理论方法与资料的利用水平很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介绍和翻译国外西藏历史研究的成果上，成绩斐然。在论文翻译成果方面，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开始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刊载的多是国外著名藏学家的著作，涵盖了西藏古代史、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化等诸多方面，目前已出版至第18辑。在专著翻译方面，主要集中于翻译西藏近代史上的探险者、侵略者的亲身经历记述或者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著述。其中对西藏近代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是1994年翻译出版的《喇嘛王国的覆灭》[30]等。

从过去60年来看，西藏历史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经济社会、文化艺术与现实问题得到逐步重视，而传统的古代史研究有所萎缩。这种情况与国内有关西藏档案的出版有着极大关系。1982年由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整理、编译的《西藏地震史料汇编》(汉文版)发行。这是我国首次整理翻译大量的藏文档案、古籍和调查资料，其中的材料对于研究边疆历史地理、西藏农奴制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后，《灾异志·雪灾篇》、《灾异志·水灾篇》、《灾异志·霜雹虫灾》等陆续出版。198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的《清代藏事辑要》，以编年体方式辑录了清代自崇德八年(1643)至同治十三年(1874)200多年间西藏地区的史料，对于研究清代西藏史具有较高参考价值。199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存档为主编辑而成，收录了十三世达赖圆寂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期间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等奉使办理藏事及西藏各方面往复交涉的档案，尤其是对十四世达赖的转世认定和坐床等事项均由中央政府核批以及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主持坐床典礼的经过，首次做了披露。此外，《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通鉴吐蕃史料》、《藏族史料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民元藏事电稿》、《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代喇嘛教碑文》[31]等也陆续出版。199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成为新中国西藏历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史料档案汇编。该书所辑，以元、明、清三朝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为主，其中绝大部分档案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的馆藏。所辑档案，除汉文文件外，相当数量译自藏、满、蒙文文件，略有遗憾的是所辑档案以政治关系为主，经济、文化从略。

对于西藏历史研究而言，藏文档案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藏文档案的披露一直处于零星状态。这种局面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改善。1997年《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出版，其中辑录的敕封、法旨、封文、诉讼、化缘文、西藏地方政府和寺庙的规章制度资料比较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档案件数还是嫌少。[32]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辑录了亚东关1401件(不包括附件)自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海关档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涵盖了西藏及其他省份藏区财政金融、交通建设、邮政电信、商业贸易、藏区经济调查与开发规划等档案史料。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喜饶尼玛、苏发祥编著《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对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加以编排，介绍了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及西藏社会的真实面貌。2008年扎西旺都编《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分为藏文公文和档案两部分，共收公文60多篇、档案70余篇。同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羽新等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为影印存真，保持了史料的原始性，资料非常丰富。上述这些藏汉文史料整理研究和出版，为深入西藏历史研究，开拓西藏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历史研究领域，除了档案史料外，口述史料与图像史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在清代私人绘制的西藏舆图中，有马揭、盛绳祖的《卫藏图识》，以及松筠的《西招图说》、黄沛翘的《西藏图考》与其他藏区壁画、唐卡以及绘画等图像资料。另外，清末、民国时期，照相技术在我国上层社会(包括西藏地方上层僧俗)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和藏族地区发生直接的关系后，他们用外文记载的资料也成为研究近代西藏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总的来说，无论从西藏史著述、译作、资料档案整理等方面所涉及的广度，还是从专题研究所探讨的深度来看， 1978年以来对西藏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

三、新方法、新理论与新视野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开始介入西藏历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体系———“藏学”，无论是研究对象、方法，还是理论框架，亦在不断完善之中，但西藏历史研究作为其中的重点却相对保守，仍然在讲求使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虽然其中也不乏少量运用逻辑分析法、比较法、心理分析、计量法来进行西藏历史研究的论述，但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影响历史学界的社会史学、年鉴学派等局部理论的吸收则不大。

实际上，边疆史以外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华北和华南农村与城市的研究上，近年来以社会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颇为兴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之所以是专史，是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与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而言，其作为历史的叙述主体或视角有所不同。之所以是总体史，是相对于其他史学范式而言，如中国的正统史学(官方史学、正史史学)、乾嘉史学等。目前，在西藏历史研究领域，以社会史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很少。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李安宅先生提出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科学方法，选择典型寺庙，对寺庙管理结构、体系及其运转方式进行研究。[33]从一定意义上看，国外近代史著作《喇嘛王国的覆灭》[34]可以看作从社会史总视角下以政治史为主考察近代西藏社会变迁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理论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理论是否能被西藏史研究所鉴借?当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西藏历史研究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前提。

西藏历史研究必须以坚持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反西藏分裂为使命。例如，“冲击—回应”模式不可套用在西藏近代史上，以这种模式进行研究势必回避近代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在这个前提下，西藏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术语、视角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和研究，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