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和2002年1－2月，笔者应哈佛大学之邀，两次赴美参加藏学研讨会，并在美国东部、中西部和东部进行学术考察，增加了对美国藏学研究的感性认识。现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评述美国藏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势，以飨同好，并就教于方家。与欧洲藏学相比，美国藏学是“后起之秀”，但是有后来居上之势。因此，以美国藏学为研究个案，可以窥见西方藏学的动向和国外藏学前沿之一斑。

一、 美国藏学研究之路

（一）国外藏学研究的三次高潮

     美国藏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国外藏学、尤其是欧洲藏学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国外藏学从产生至今，出现过三次高潮。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出版《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军官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军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西藏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和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藏区和藏族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J.Bacot）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G.Tucci）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印度，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并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各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藏学资料开展研究，并到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献和藏族文物，撰写出版了一大批藏学论著，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20世纪60－70年代，“冷战的孤儿”。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加剧，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二）美国藏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至今，美国藏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对藏区的接触和初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外交官兼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著有《喇嘛之国》、《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的关系》和《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法集要颂经（Udanavarga）――佛教大藏经偈颂选集》、《佛陀的生平与他的指示、仪式的早期历史――来自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藏文作品》等。194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费迪南·雷森（Ferdinand Lessing）出版《雍和宫：北京喇嘛庙的一个肖像研究――喇嘛教神学和教派、崇拜考》；后来，他与阿勒克斯·韦曼（Alex Wayman）合作，对一部重要的格鲁派密宗经典的德格版译本《的佛教密宗根本》进行了对勘。博物学家兼探险家洛克（J.F.Rock），其代表作《中国西南部的纳西古王国》（1947年）涉及藏学。1942年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之孙伊利亚·托尔斯泰（Illiot Tolstoy）和探险家布鲁克·多兰（Brook Dolan）进藏，1949年5月，托玛斯父子入藏。第二阶段（1950－70年代），政治上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学术上开始真正研究，对西藏有了初步认识。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及大批藏人流亡国外。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一方面积极支持西藏研究，在流亡藏人的协助下，设立了一批西藏研究机构。流亡藏人带走了一批藏文档案、典籍和文物，后来一些人经由印度或欧洲辗转前往美国讲学或定居，为美国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方便，藏语和藏传佛教课程得以在美国的许多大学开设，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加深了美国学者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这个阶段以1972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界标，可分为两个阶段：1959－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60－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分裂、越战失败的震荡、中美关系正常化，政治上西藏成为“冷战的孤儿”，但是在学术上美国政府依然支持中国研究，当然也包括西藏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美国学者不能进入藏区，因而其对西藏的认识和藏学研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第三阶段（1978年以来），美国藏学研究兴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中美建交，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美国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或与中国藏学同行进行交流，这为美国学者认识和研究西藏提供了机遇和条件，美国学者对西藏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客观上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世界逐渐形成一超多极格局，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仅从经济上制裁中国，而且在政治上利用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对美国学者研究和认识西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第一次可以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美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国学者开始对西藏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美国藏学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国外藏学的发源地欧洲。

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100年对西藏的接触、了解、认识和研究，美国学者对西藏的认识基本定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特色的“西藏观”。

二、美国藏学研究的新动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美关系的波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趋势的加剧和达赖集团在美国的“藏独”活动，美国藏学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值得中国藏学界和有关部门重视的一个动向。严格地说，美国并没有单独的藏学研究机构，其与藏学相关的机构主要附属于与佛学、印度学、梵文研究以及南亚、中亚、东亚研究的系所。目前，美国的主要的藏学研究机构为：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弗吉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亚欧系及“西藏文化中心”，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及“西藏研究中心”，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和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纳若巴大学。近年来，随着美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上述机构的藏学研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冯蒸于1978年出版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所展示的美国藏学研究面貌早已改变，20多年来，美国藏学已形成了新的格局，这从其出现的新动向中体现出来。

（一）由历史到现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实并重，关注现实，经世致用，参与研究。无论是研究历史的学者，还是研究现实的学者，都十分关注现实。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瑟曼，研究藏传佛教，是鼓吹西藏独立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哈佛大学范德康，研究元代西藏，关注西藏现实；印第安那大学的史伯林，研究明代西藏，关注西藏政治，两次出席哈佛大学当代西藏研究学术研讨会；密西根大学的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Lopez,Jr.），出版《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西藏佛教实践》（Tibetan Buddhism in Practice）、《中国佛教实践》（Chinese Buddhism in Practice），不仅关注藏传佛教在当代西方的影响，而且关注中国的佛教现状；瓦伦·史密斯（Warren W.Smith,Jr.）出版《西藏民族――西藏的民族主义与汉藏关系史》（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罗伯特·巴勒特开设“理解现代西藏”（Understanding Modern Tibet）课程；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出版《雪狮与龙》（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等，积极在西藏问题上出谋划策。纽约州立大学的谭·戈伦夫（Tom Grunfeld）研究现代和当代西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南希·列维妮（Nancy Levine）研究当代藏区。美国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题目有不少是研究当代西藏的，如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洛桑桑杰（西藏“流亡政府”研究）、胡晓江（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叶亭（西藏农业生态研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海淼（西藏的回族研究）等。

（二）由学术到政治

     美国藏学与国家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和当代西藏的美国学者逐渐增多，美国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务院《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西藏部分以及“西藏信息网”（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美国分部，促进了美国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美国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成为一些美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美国藏学为国家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竭力为西藏独立辩解。由社会历史环境、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决定，美国藏学家中，不少人都将西藏视为独立国家，因而他们的论著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是对这个国家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他们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的《西藏今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印度与西藏》（汉译书名为《英国侵略西藏史》），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简史》和范·普拉赫（Van Pragg?）的《西藏的地位》等。同时，部分流亡美国的藏族学者，在其论着中大肆鼓吹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为西藏独立造舆论，以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为代表。由于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被美国人视为“西藏通”，因而他们的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成为西藏独立的理论支柱。

     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在“西藏问题”上，这种“参与研究”的特点十分鲜明。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是一个典型人物，他是一个地道的“西藏通”，他不仅在《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以及他和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中，带着一种“使命感”，积极为中国、美国、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而且还应美国国会的邀请，出席有关西藏问题的听证会，为美国制定西藏政策出谋划策。在《雪狮与龙》一书中，戈尔斯坦还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

     寓现实政治于学术研究之中。近年欧洲藏学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仍是重历史和传统，轻现实和现代；重学术，轻政治，欧洲藏学界没有像美国藏学界尤其是哈佛大学那样明显的关注西藏问题的动向。从近20年的西文出版物和第1－8届国际藏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国外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其研究重点是藏传佛教，脱离政治搞纯学术的学者占多数，这在欧洲藏学界尤为突出。第9届国际藏学会议已发生变化。以往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海外藏人的社区、聚落及其新的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通常是居住在与中国西藏毗邻的讲藏语的群落，竭力从这些人群的传统习俗中寻找藏族文化的传统。现在研究海外藏人的论著大大减少，对海外藏人政治的研究已是凤毛麟角，关注更多的是藏人保留的婚姻制度和藏族文化在新的环境中发生的变化。这表明，国外藏学界已认识到以往舍本求末的研究不能反映藏族文化和社会的真实面貌。藏族古代史研究逐渐萎缩，近代史、近代汉藏关系史和甘青川藏区地方史研究成为一种新趋向。宗教研究方面，寺院和教派史的论著减少，宗教人物、宗教哲学和佛教教义研究的热度下降，本教和民间宗教研究上升。藏族艺术史研究发展较快。在当代西藏和其他藏区研究领域，带有政治偏见的论著减少。近年藏学研究的一个趋向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关注藏族社会现实，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近年来西藏和其他藏区、尤其是拉萨发生的巨大变化。近年来，随着我国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藏民生活的改善，一些到藏区实地考察的学者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能够理智地进行研究。美国藏学界在这方面的变化尤为突出。如《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雪狮与龙》，《现代西藏的诞生》，《西藏民族――西藏的民族主义与汉藏关系史》等。（参见谢继胜：《国际藏学研究的新动向》，《中国藏学》2001年）以7月下旬在藏学中心召开的“200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美国学者提交的论文为例：戈尔斯坦《否定集体化后20年来西藏农村的进步和问题》，南希·列维妮《果洛牧民的家庭结构》，谭·戈伦夫《西藏与美国》，华裔美国学者苏君玮《西藏自然保护的现状与展望》，美籍藏族学者旦增曲达《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教育的机会》。

     美国的犹太藏学家对“西藏问题”情有独钟。作为一个流浪的民族，犹太人似乎与流亡藏人有“共同语言”，美国的犹太藏学家的研究兴趣几乎都集中在当代西藏，无论是老一代还是年轻的藏学家，对“西藏问题”都十分关注。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戈尔斯坦，研究领域为西藏现代史和当代西藏，著有《雪狮与龙》（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普斯坦（Mattew Kapstein），研究领域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历史和教义，近作《佛教的西藏同化》（An Assimil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与戈尔斯坦合作主编《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南希·列文妮（Nancy E.Levine），研究领域为当代藏区，先后到西藏阿里、青海果洛和四川色达进行实地考察；印第安那大学副教授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虽然研究领域为明代西藏、西藏地方史，但是却非常关注当代西藏，他曾发表《“东方主义”与西藏传统中国的暴力》（“Orientalism” and Aspects of Violence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2002年4月出席哈佛大学藏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是《中国与西藏的人权问题》（China and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并且曾出席美国国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听证会。

（三）由外向到内省

     前些年，美国藏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传佛教、西藏历史、当代西藏以及美国与西藏的关系，如霍普金斯的《空的冥想》，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特性、认同》（合著），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等。近年来，美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新变化是：由外向到内省，由有形到无形。美国学者开始反省自己，研究美国自身对西藏的认识和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如《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文明的萨满――藏族社会中的佛教》（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Geoffrey Samuel），《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Virtual Tibet,Search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想象的西藏――观念、反映和幻想》（Imaging Tibet,Perceptions,Reflection and Fantasy），《美国人为什么修炼藏传佛教？》（Why Do American Practice Tibetan Buddhism ?），《蓝色牛仔佛教徒――年轻的佛教徒的声音》（Blue Jean Buddhas,Voice of Young Buddhists），《天鹅是怎样飞临湖泊的－－美国佛教讲述史》（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A N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美国的亚洲宗教――文献史》（Asian Religions in Aem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一个新宗教的美国――一个“基督教国家”怎么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宗教特色的国家》（A New Religious America,How A “Christian Country”Has Become the World's Most Religiously Diverse Nation）等。

（四）由西部到东部

      这从西海岸和东海岸藏学研究的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藏学研究曾盛极一时。韦曼（Alex Wayman）、米勒（Andrew Roy Miller）、威利（Wylie）等藏学大家都在这里教学和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威利为美国藏学泰斗，1927年生于科罗拉多州，主要研究西藏历史和地理。1952年华盛顿大学学士，1958年华盛顿大学博士。1946－1947年美国陆军班长。1955－1957年福特基金会研究生。1958－1959年华盛顿大学远东系藏语讲师，后为西藏语言和历史助理教授、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研究研究协会会员。1957年发表《英译<青史>地名索引》，1958年以《<世界广说>所见之西藏地理》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1959年发表考订《世界广说》的成书年代的论文，1959年，威利发表《藏文转写法的一种标准系统》，创立藏文拉丁撰写系统，被国际藏学界奉为圭臬。威利的最重要的著作是1962年作为《罗马东方学丛书》第25种的专著《<世界广说>译注》，此书将《世界广说》译成英文，并加了必要的注释、说明和考订，被国际藏学界视为名著。1970年出版专著《尼泊尔的藏族宗教地理》，1977年发表《藏文Bla-ma的词源》。（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第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威利首创藏文拉丁转写，为国际通用，并培养了一批国际知名的藏学家，被达赖集团奉为“西藏独立”理论支柱的《西藏政治史》（夏格巴著）的英文版就是由威利编辑校订后出版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钦格勒曾受聘在此任教；金·史密斯于此获博士学位；戈尔斯坦获博士学位，《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分析》；范德康曾在该校任教；艾普斯坦（Epstein）获博士学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藏学家阿勒克斯·韦曼（Alex Wayman）1921年出生于伊利诺斯州，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士，1949年硕士，1959年获伯克利分校梵文博士，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退休。他主要研究梵文、藏传佛教、印度哲学和密教。1963年起，著名华裔学者，张琨在该校任教，专长是汉藏语系诸语言比较研究、藏族史和佛经梵文等；美国藏学女杰杰妮特·嘉措曾在该校就读，并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流亡藏人中的著名藏学家达瓦诺布在该校获博士学位。现在的伯克利分校没有名师。洛杉矶分校，现在缺少大家，只有南希，是年轻一代（1948年出生），没有代表作，知名度不够；戴维斯分校的博士生郁丹想出家当喇嘛，因为在加州，藏学（学术研究）几乎被藏传佛教（传法修行）淹没。西海岸最著名的藏学家当属藏族艺术史家帕尔（Pal），他1970年起加州大学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印度和伊斯兰艺术馆馆长，1970年起南加州大学美术教授，1980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客座教授，纽约市西藏基金会加州圣伯纳迪诺国际文献中心分部主任。现任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印度和东南亚艺术馆馆长。

    近年来，美国藏学研究出现了东西部失衡的局面：西部的藏学重镇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由于缺少大家和名师，没有出版有份量的藏学论著，藏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很少，因而藏学研究较为沉寂；东部以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密西根大学、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为代表，由于名师云集、藏学名著迭出、藏学硕士生和博士纷纷毕业，藏学研究出现了兴盛的景象。这表明，美国藏学研究的重心已经东移。

（五）由封闭到开放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其学术文化一直相对开放，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美国藏学界认识到，只有从其学术渊源欧洲和从藏学的故乡中国等国外藏学研究中汲取养料，美国藏学才能获得新的生机，因而加大了藏学对外开放的力度。表现在：第一、学术活动的开放。请进来，邀请各国藏学家到美国研究的人次增多；在国内主办藏学研讨会，邀请国际藏学界专家参与的次数增多；走出去，一方面，到中国藏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藏学家增多，如戈尔斯坦，从1978年第一次进藏考察起，几乎每年都要入藏考察，并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长期合作研究的协议，南希·列维妮也多次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等阿里、色达、果洛等藏区考察；从2001年起，哥伦比亚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与西藏大学合作开办暑期藏语文学习班，由罗伯特·巴勒特和大卫·杰玛诺等人组织美国人到西藏学习和考察。另一方面，积极到国外参加国际性藏学研讨会；美国收藏的有关西藏的文献档案材料国际共享，国家收藏者，如国会图书馆，中央情报局档案等，个人收藏者，如波士顿金·史密斯的“藏传佛教文献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纽约万玛本等主持的“喜马拉雅和内亚文献中心”（Himalaya & Inner Resource Center）、弗吉尼亚大学大卫·杰玛诺主持的“雪域和喜马拉雅数字图书馆”（Snowland and Himalaya Digital Library）等。第二、观念的开放。受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流亡政府”进入“后达赖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藏学研究人员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美国中心论逐渐转向西藏中心观，由漠视中国藏学研究动态和中国藏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转向关注中国藏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六）哈佛大学藏学研究个案

     1、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哈佛藏学具有较为深厚的基础。在美国，哈佛藏学的历史研较为悠久，对美国学术文化界乃至政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深受国际藏学界的关注。因此，要了解美国藏学的新动向，不能不了解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哈佛大学是以人文科学研究著称的国际著名学府。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1872年，哈佛首次开设梵文课（讲授梵文），当时拉丁语法学家詹姆斯·格林劳夫开始开设梵文和比较语言学作为拉丁语选修课程。查尔斯·兰曼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伊朗语言系，兰曼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这是一部梵文和印地文手稿文集，至今仍是标准的教科书，1891年开始编纂出版《哈佛东方学丛书》。1902年该系更名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该系再更名为“梵文和印度学系”。该系现在开设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混合梵语、乌尔都－印地语、泰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信德语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语言课程。1995年，随着一个西藏和喜马拉雅山研究讲席的设立，现在开设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课程。

     20世纪以来，许多国际知名的藏学家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为哈佛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汉学家和中国边疆研究专家拉铁摩尔1930－1931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1924年、1941－1946年任哈佛大学哲学和中文讲师。华裔美国语言学家李方桂，1946－1948年曾任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特邀讲师。美国著名藏传佛学家霍普金斯和罗伯特·瑟曼1960年代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1963年他们于哈佛毕业后前往新泽西州，拜由西藏赴美的高僧格西旺杰为师，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美国喇嘛教佛教寺学习藏传佛教。后来瑟曼陪同格西旺杰到印度朝圣和学经，返回美国后，又回到哈佛大学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著有《明代中国与吐蕃》（1972年）的历史学家罗塞比1965年曾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

    哈佛梵文和印度学系的藏学研究推动了哈佛藏学。在哈佛，梵文和印度学系与西藏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近年来，在范德康等学者的推动下，哈佛藏学研究的步伐加快。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p），1952年9月生于荷兰，1975年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学士学位，所学专业为藏学、汉学、蒙古学和哲学，1976年获萨斯喀彻温大学硕士学位，专业为藏学、蒙古学和满学，1977－1979年获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专业为藏学、汉学、印度学和哲学，1980－1983年，在加德满都尼泊尔研究中心担任尼泊尔－德国手抄本书稿保存项目负责人，1984年，在尼泊尔和印度开展研究项目，1985－1987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1992－1993年，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后任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助教授，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1993年，他获得麦克阿瑟研究基金（MacArthur Fellowship）。范德康自1995年起任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后任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印－藏佛教、西藏文化和政治史、藏蒙和藏汉关系史。1997年出席北京藏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仁达瓦及其遗著》。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他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一道筹划并举办了哈佛藏学研讨会。范德康的主要藏学论著有：《关于克珠杰的地方语和方言研究》，载柏林《印度学研究》1987年第1期，《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七辑；《一部研究吐蕃王国史的新作――评白桂兹著<吐蕃帝国在中亚>》，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91年？1－3月号，《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二辑；《15世纪西藏的印度和锡兰游客》（Still in Search of Dharma: Indian and Ceylonese Travellers in Fifteenth Century Tibet）和《11－13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等。作为博士生导师，范德康已带出了10多名藏学和印度学博士。梵文和印度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如李若虹（《多仁家族研究》）、滕华瑞（Gray Tuttle,《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研究》）、金红梅（《清代康区研究》）以及黄柏祺、刘国威、阿布杜尔·哈米德（Sardar-Afkhami, Abdol-Hamid）、科迪斯·莱斯（Schaeffer, Kurtis Rice）等，都以西藏为研究方向。范德康不仅潜心学术研究，还称得上是一位藏学活动家，他和本系其他学者及博士研究生一道，通过西藏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推动了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

     神学院设立藏传佛教讲席，为哈佛藏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长期以来，哈佛神学院几乎与西藏研究绝缘。2001年下半年美国藏学女杰杰妮特·嘉措（Janet Gyatso）的加盟，改变了这种局面，并以其深厚的藏传佛教研究功底加强了哈佛的藏学研究实力。杰妮特·嘉措的父亲吉尔伯特（Gilbert），母亲多利斯·弗兰克（Doris Frank），她深受藏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前夫为西藏贵族后裔鲁康·洛桑嘉措（Lukhang Lobsang Gyatso）。曾依止藏族高僧达孜夏珠活佛（Thartse Shabdrung Rinpoche）、德雄活佛（Deshung Rinpoche）、噶鲁活佛（Kalu Rinpoche）、丁戈钦则活佛（Dingo Khyentse Rinpoche）、珠多活佛（Drubtob Rinpoche）、堪布喜饶班丹（Khanpo Sherab Palden）、顿珠活佛（Tulku Thondup）和南喀诺布活佛（Namkhai Norbu）等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先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硕士和博士（1981年）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唐东杰波的文学传统――西藏幻想的佛教研究》（A Literary Transmission of the Traditions of Thang-stong-rgyal-po: A Study of Visionary Buddhism in Tibet）。她曾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任教14年（1987-2001年），还曾担任纽约州立大学（Stony Brook，石溪校区）、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学（Ann Arbor）的访问学者，并任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的纳玛达教授（Numata Professor）。现任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希佛学教授”（Hershe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主要研究领域为：性和性别的概念、西藏医学传统、佛教寺院实践和坦特罗（密宗）中妇女的地位，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宁玛派研究专家。《自我的幻象：一位西藏的幻想家的神秘自传――晋美林巴的水中舞月和达基的伟大的神秘谈话的翻译和研究》（Apparitions of the Self:the Secret Autobiographies of a Tibetan Visionary: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Jigme Lingpa's Dancing Moon in the Water and Dakki's Grand Secret-Talk，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360p.）是其藏学代表作。她与汉娜·哈勒维克（Hanna Havnevik）合作编辑了《西藏妇女》（Women of Tibet）文集（2002年），2002年由赫斯特出版公司（Hurst）出版。还编著了《记忆明镜――印度和西藏佛教中的思维和记忆反思》（In the Mirror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indfulness and Remembrance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由桑尼出版社（SUNY Press）出版。近期在哈佛大学所授课程有：西藏宗教，佛教哲学问题，女性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在亚洲和美洲的理论与实践。杰妮特·嘉措目前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国际藏学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IATS）主席，国际佛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IABS）美国分会的秘书长，美国宗教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on）西藏和喜马拉雅宗教组的主席，她担任《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和《美国宗教科学院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编委，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顾问，智慧出版社印度和西藏佛教研究专著丛书编委，达兰萨拉“阿尼玛卿研究所”（the Amnye Machen Institute）妇女研究项目顾问（the Board of Consultants）。杰妮特·嘉措进入哈佛，不仅填补了神学院的藏传佛教研究空白，而且壮大了哈佛大学的西藏研究声势。

  2、哈佛大学2002年两次藏学研讨会分析

      2002年接连召开研究当代西藏的学术会议，这是近年来美国藏学研究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笔者认为，哈佛学者此举有两个意图：一是学术意图，即加强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希望充当美国藏学的“领头羊”；二是政治意图，即试图通过学者和学术来解决西藏问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第一次会议试图避开政治，结果并没有避开；第二次会议则直接以政治为主题。

      第一次藏学研讨会，2002年1月11－13日召开，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梵文和印度学系、法学院协办，会议组织者是林思安（Stefanie）、胡晓江和洛桑桑杰。费正清中心以研究现当代中国著称，其“经世致用”、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学术特色十分鲜明，从前几乎不涉足藏学领域。近年来，该中心增强了对藏学和西藏问题的兴趣――克劳斯出版了《冷战的孤儿――美国和西藏为争取生存的抗争》（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邀请藏学家作访问学者；并通过举办藏学研讨会来推动该中心的藏学研究。

     第一次藏学研讨会于2002年1月11－13日在剑桥街1737号哈佛大学的科立芝大厅（Coolidge Hall）召开，这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的办公楼所在地。会议的主题是：《当代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Tibet），会议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梵文和印度学系、法学院协办。会议由费正清中心主任、中国学专家伊丽莎白·佩瑞（Elisabeth Perry）主持，佩瑞主持开幕式，范德康主持闭幕式。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是费正清中心项目官员林思安（Stefanie）、社会学系博士生胡晓江和法学院博士生洛桑桑杰。（一）与会代表。1、正式代表为：中国学者：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西藏办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朱晓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博士杜永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明，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车明怀和《中国西藏》主编张晓明因故缺席；流亡藏人学者：尼赫鲁大学教授、《红星照耀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等书的作者达瓦诺布（Dawa Norbu），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教授、《龙蟠雪域－－1947年以来的西藏现代史》一书的作者次仁夏嘉（Tsering Shakya），达兰萨拉学者贡却尊追（Kunchok Tsundue）和加州州立大学博士阿旺平措（Nawang Phuntsog）。2、会议的评论员，主要是美国学者：著名藏学家、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范德康（L.Van der Kuijp），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国际藏学会理事史柏林（Elliot Sperling），女藏学家、第9届国际藏学会主席杰妮特·嘉措（Janet Gyatso），原伦敦“西藏信息网”负责人、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罗伯特·巴勒特（Robert Barnett）；3、列席代表：美国学者，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Vogel），著名藏学家、“藏传佛教文献中心”（Tibetan Buddhism Resource Center）执行主任金·史密斯（Gene Smith），原中央情报局官员、《冷战的孤儿》一书的作者克劳斯（John Kenneth Knaus），哈佛法学院院长、主任安守廉（William Alford），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中心客座教授戈德曼（Merle Goldman）；流亡藏人官员：纽约“西藏基金会”（Tibet Fund）理事长仁钦达诺（Rinchen Dharlo），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ompaign for Tibet）中国分析员仁钦扎西（Rinchen Zhaxi）。（二）会议分为六个论坛：1、宗教，杰妮特·嘉措主持；2、西部大开发，史柏林主持；3、经济政策，安守廉主持；4教育，巴勒特主持；5、区域自治，史柏林评论；6、可持续发展，巴勒特主持。（三）提交的论文：《西部大开发中的西藏现代化发展－－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支持为视角》、《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及其前途》、《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资源、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生育政策》，车明怀提交的书面论文是《西藏的社会变革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流亡藏人学者提交的论文分别是：《当代西藏的经济政策与实践》（Economic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Tibet）；《（中国）共产党与西藏的宗教问题》（The Communist Pary and Problems of Religious in Tibet）；《变化中的西藏经济－－西藏可持续发展中农业的作用》（Changing Tibetan Economy: Role of Agricultur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ibet）；《西藏儿童的教育－－在“世界屋脊”上修建沙堡》（Schooling of Tibetan Children: Building Sandcastle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提交的论文共9篇。这是一次限制规模、有一定保密度的研讨会，不向传媒公布，不在网上发布信息，是政治性的学术会议。这次藏学研讨会不但扩大了费正清中心在国际藏学界的影响，而且体现了其学术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学术风格。

   朱晓明副秘书长应邀以学者身分出席会议，并作了《西部大开发中的西藏现代化发展》主题发言，由四部分构成：西藏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支持及对西藏发展的推动作用；西藏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进展情况及政策支持的效益分析；西藏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前景。阐述了和平解放50年来西藏社会经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阐明了中央政府关于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实践，讲求斗争的原则性、艺术性和灵活性，以亲身经历和铁的事实，回击了个别流亡藏人学者在西藏民族、宗教、经济、人口和人权等方面对我进行的攻击，澄清了少数流亡藏人学者和西方学者关于西藏现状的种种谬说，有理、有利、有节，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得到多数与会美国学者的认同。

      第二次藏学研讨会，2002年4月20－21日召开，由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具体主办者是：哈佛冷战研究计划，哈佛亚洲中心，美国和平学院，会议组织者是克拉默，哈塞恩和洛桑桑杰。俄罗斯研究中心与西藏研究结缘并不是偶然的：从19世纪起，俄罗斯在与英国争夺中亚的“大游戏”（Great Game）中就与西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研究中心以研究冷战时代为重心，而从冷战的“亲儿”（1950年代）成为冷战的“孤儿”（1970年代）再成为后冷战的“宠儿”（1990年代以来）的西藏自然成为其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会议的具体主办者是：哈佛冷战研究计划（Harvard Project on Cold War Studies），哈佛亚洲中心（Asia Center），美国和平学院（U.S. Institute of Peace），会议组织者是克拉默（Mark Kramer），哈塞恩（Aiyaz Husain）和洛桑桑杰（Lobsang Sangay）。主题为《冷战及其在西藏的遗产――大国政治与地区安全》（The Cold War and Its Legacy in Tibet: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Regional Security）。

       与会代表，藏族学者：达瓦诺布，尼赫鲁大学；降央诺布（Jamyang Norbu），阿尼玛卿研究所（Amnye Machen Institute）；次仁夏嘉，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洛桑桑杰，哈佛大学；阿旺饶杰，纽约“西藏办事处”（主任）；洛桑年达，“人权与民主中心”（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白玛旺杰，独立学者，加州伯克利。美国学者（提交论文者）：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戈尔斯坦，印第安那大学的史柏林，哈佛大学的克劳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巴勒特，佛罗里达大学的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米歇尔·沈（Michael Sheng），斯克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的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A. Hoffmann），科罗拉多大学的麦克格拉纳罕（Carole McGranahan）。中国旅美学者：张曙光，翟强，陈建，郑西鹏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植荣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张力。评论员：波士顿学院的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赫西伯格（James G. Hershberg），哈佛大学的波斯（Sugata Bose），普林斯顿大学的弗瑞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哈佛大学的马克·克拉梅（Mark Kramer），波士顿大学的戈德曼（Merle Goldman）和约瑟夫·费史密斯（Joseph Fewsmith）。费正清中心前主任、美国的“中国通”傅高义和美国副国务卿、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U.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杜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应邀出席会议，杜布里安斯基作为贵宾发言人（Guest Speaker），将于4月21日在会上发言，题为《西藏与当前的美国政府》（Tibet and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后因故改由一名参议院出席并发表演讲。

     会议分为六个论坛（小组），各小组的主席为：第一组主席鲁宾（Alfred Rubin），弗莱泽法律和外交学院，第二组主席麦克法库哈尔（Roderick MacFarquhar）哈佛大学,第三组主席克尔比（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第四组主席克里斯藤森（Thomas Christensen），麻省理工学院，第五组主席约翰斯顿（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

    第一论坛: 美国在南亚和西藏的政策――冷战年代。提交的论文为：1、《西藏与1950年代初的中－英－美关系》，翟强（Qiang Zhai），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2、《官方政策与皈依计划――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与西藏的抵抗》，克劳斯（John Kenneth Knaus），哈佛大学；3、《1950－60年代美国对南亚和西藏的政策》，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佛罗里达大学。第二论坛: 共产党集团与西藏。提交的论文为:4、《西藏问题与中苏联盟的兴衰》，沃尔夫（David Wolff），（巴黎）罗伯特－斯库曼基金会（Fondation Robert Schuman）；5、《1950年代的西藏、中国与苏联》，陈建（Chen Jian），弗吉尼亚大学；6、《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分裂――西藏的角色》，克拉默（Mark Kramer），哈佛大学；7、《西藏与中苏关系》，阿旺饶杰，（纽约）西藏办事处主任。第三论坛: 地区政治与西藏――冷战年代。提交的论文为:8、《毛泽东、西藏与朝鲜战争》，米歇尔·沈（Michael Sheng），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9、《西藏与中印边界争端的起源》，霍夫曼（Steven A. Hoffmann），斯齐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10、《西藏的抵抗与中印边界冲突，1959－1962年》，甘古里（Sumit Ganguly），（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第四论坛: 现状――对于西方的牵连和影响。提交的论文为:11、《正在进行的对于西藏的宣传战》，瓦伦·史密斯，**洲电台；12、《中国与西藏的人权状况》，史柏林，印第安那大学；13、《西藏与今日美中关系》，戈尔斯坦，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第五论坛: 现状――对于东亚和南亚的牵连和影响。提交的论文为:14、《“后冷战时代”印度的西藏政策――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中的基础》，次仁夏嘉，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5、《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全球与地区因素》，洛桑桑杰，哈佛法学院；16、《木斯塘之后――对西藏抵抗的当代观察》，麦克格拉纳汉（Carole McGranahan），科罗拉多大学。第六论坛：闭幕式――中国与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之间的对话的展望。参加者包括: 傅高义，哈佛大学；张植荣，北京大学；洛桑年达，“人权和民主中心”；白玛旺杰，独立学者；洛桑桑杰，哈佛大学法学院；松迪（M. L. Sondhi）， 尼赫鲁大学；张力，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本次会议的特点是：第一、政治色彩鲜明，直奔西方所关注的“西藏问题”这一政治主题；第二、利用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档案，将西藏问题置于中美、中苏、中印关系及国际局势中加以考察，总结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为相关国家献计献策，专门研究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西藏政策及其在西藏问题上的举措；第三、研究前苏联和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及其西藏政策；第四、关注中国西藏的现状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第五、研究“流亡政府”的发展和演变；第六、企图以学术促成中国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以学术研究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

     进入21世纪，受国际藏学发展趋势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形势的影响，美国藏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与美国其他藏学研究机构相比，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的特点――双重性（学术性和政治性）十分鲜明。

     第一、“学术藏学”――研究西藏传统，提升哈佛藏学水平，提高哈佛大学在美国藏学界和西方藏学界的地位。哈佛藏学研究的历史较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欧洲藏学相比，其学术实力还较薄弱。欧洲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重历史和传统，轻现实和现代；重学术，轻政治。与欧洲藏学一脉相承的哈佛大学，其藏学研究自然会受到欧洲藏学的影响。近年来，哈佛有识之士注重学术导向，力图从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聘请学者等方面提升西藏研究的学术水平。梵文和印度学系、哈佛－燕京学社和神学院，都以学术研究为宗旨。范德康和杰妮特·嘉措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可以说是美国藏学研究队伍中的“少壮派”。范德康以元代西藏、藏传佛教佛教和藏汉关系史为研究方向；杰妮特·嘉措重点研究藏传佛教宁玛派；访问学者侧重研究西藏宗教、历史、语言和文化艺术。只有加强学术研究（基础研究），才能在国际藏学界立足，这是中外藏学家的共识。显然，只有使哈佛藏学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才能与哈佛大学的学术声望相符。

     第二、“政治藏学”－－研究西藏现实，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学术区别于欧洲学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在美国藏学研究领域也有充分的体现。近年来，由于美国国务院《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西藏部分的发表以及“西藏信息网”美国分部的活动，促进了美国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美国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成为一些美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色彩十分鲜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以及法学院、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等，经世致用，寓现学术研究于现实政治之中，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在确定研究方向、组织学术活动、聘请教授、招收博士研究生和邀请访问学者等方面，都以藏学研究为解决西藏问题或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导向。克劳斯研究美国的西藏政策，积极为美国处理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题目有不少是研究当代西藏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助理罗伯特在演讲中指出，1942年以来美国的西藏政策是一贯的，即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反对西藏独立，美国的西藏政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他呼吁中国保护西藏的人权和宗教信仰，并希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总之，近年来，由于哈佛学者对西藏研究的重视，藏学同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通过举办藏学研讨会和开展活跃的藏学国际学术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作为美国藏学先驱的哈佛藏学，不仅成为美国藏学的一支劲旅，而且以其鲜明的学术风格在美国藏学界独树一帜。

三、美国藏学研究发生变化的根源和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藏学出现令人注目的新的变化，是时代特征在美国藏学研究中的体现：宏观上，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藏学发展演变的结果；中观上，是波澜壮阔的中美关系在美国藏学研究中的反映，并且打上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烙印；微观上，美国藏学的新动向既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是美国的涉藏因素和“藏独”在美国活动的反映。

   （一）政治动力－－西藏问题的促进

     1、美国因素――藏学研究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其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哈佛大学的中国学为例，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经世致用，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积极为促进美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出谋划策。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美国与中国在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上存在对立，美国企图利用西藏问题肢解中国，大力支持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导致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这从政治上促进了美国的藏学研究。

     2、中国因素――美中关系的变化对藏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对外开放，被西方人称为“香格里拉”的西藏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西方藏学家能够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成为进藏调查的第一位藏学家，这对美国的藏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了解和认识中国成为西方学者的一大愿望，研究中国的西藏政策成为美国藏学家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这从客观上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次仁夏嘉在《龙蟠雪域》一书中抱怨，西方学者对1950年代以来的西藏不屑一顾的局面，认为不是学术，这种局面现在正在改变。

    3、国际因素――西藏问题国际化对美国藏学的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既是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传媒推动的结果，又推动了美国学者、官员、传媒和民众对西藏、西藏问题、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关注，反过来又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

（二）宗教动力－－藏传佛教的推动

    藏族高僧的传教活动对美国藏学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活佛从印度或欧洲辗转到达美国（格西旺杰1955年，达塘活佛 1969年，曲嘉仲巴活佛 1970年，噶鲁活佛 1971年，都钧活佛1972年，十六世噶玛巴1974年，达赖喇嘛1979年）藏传佛教在美国得到传播和发展，从而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首先，活佛高僧本身就是藏学专家；其次，藏族高僧将一批珍贵的藏文典籍带到了美国，丰富了美国的藏学文库；第三，部分活佛高僧受聘于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第四，部分高僧在美国建立传教中心，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五，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和影响，推动了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藏传佛教通过三条途径西渐：一是流亡藏人聚居区，7万多藏人于1959年流亡印度和尼泊尔后，60年代在当地建立了一套自治的学校制度，并仿照西藏的原样建立了三大寺、上下密院、楚普寺和萨迦寺等，使藏语文、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得以传承，为藏传佛教西渐奠定了基础。二是南亚地区，印度北部的西藏文化圈以及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三是佛教传播到西方。流亡藏人初到西方的目的并不是传教，而是作为政治流亡者、难民，或作为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到西方的喇嘛，最初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如转世喇嘛曲嘉仲巴活佛和索嘉活佛，他们后来都是藏传佛教西渐（在西方传播）的重要人物。佛教教义的传播需要五个条件：完善的佛教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佛教经典的翻译，博学的活佛和喇嘛，多功能的佛教寺院，古今结合的传播方式。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藏传佛教已具备了上述条件，藏族高僧通过举办法会、翻译佛教经典、开办佛学讲座、四处游方弘法、出版发行藏传佛教经典、创办刊物、建立网站等方式，使藏传佛教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

（三）文化动力——学术和传媒的作用

     1、学术交流的活力。美国藏学渊源于欧洲藏学，并在与欧洲和中国等藏学界的学术交流中发展。近年来，美国的国际藏学交流日趋频繁，走出去，请进来的活动增多，这既加强了美国藏学界与中国和欧洲藏学界的联系，又为美国藏学注入了活力。

     2、传媒的作用。美国的传媒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现代传媒主要有书报刊、广播影视、出版社、声像、互联网等，美国与西藏有关的传媒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非西藏传媒，如美国的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国会图书馆，好莱坞，CNN，Yahoo等；另一类是西藏传媒，如波士顿的香巴拉出版社和智慧出版社，纽约上州伊塔卡的雪狮出版社，加州伯克利的达磨出版社，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博物馆；“美国之音”藏语部，“**洲电台”藏语部；怀俄明州杰克逊的TIN美国分部等。第一类传媒的对西藏的反映（“西藏观” ），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第二类传媒则直接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

 （四）经济动力——谋生的手段

      在美国，藏学一般都附属于各大学的系、所或其他研究机构，几乎没有专门的藏学机构，因而美国的藏学家只有少数是专业的，多数是兼职的，即藏学只是其职业或工作的一部分，还有部分是业余的。有的人将藏学研究作为职业，成为“职业藏学家”；有的人将藏学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为“业余藏学家”；有的人将藏学研究作为文化产业，如影视、声像、报刊、出版社等传媒，成为“藏学同好”。正是这种职业、兴趣或同好的取向，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和变化。

（五）人的因素——学者的贡献

     美国藏学的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美国生活、旅居或游学的各类人物的知识和智慧形成的合力。一是美国藏学家（“西藏通” ）的贡献。如金·史密斯，霍普金斯，罗伯特·瑟曼，范德康，杰妮特·嘉措等，他们长期致力于西藏研究，对美国藏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藏族学者的智慧。旅居美国的藏族藏学家对美国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国际知名者有：被小罗贝兹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藏学大师的格西旺杰，西雅图华盛顿的德雄活佛、索康·旺钦格勒和孜本夏格巴，哈佛大学的顿珠活佛，哥伦比亚大学的土登尼玛教授，弗吉尼亚大学的格西索巴等。美国藏学家，如金·史密斯、霍普金斯、瑟曼、戈尔斯坦、范德康、杰妮特·嘉措等，之所以成名，很重要的因素是藏族学者将自己的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他们，这是国际藏学界的共识。三是美国藏人的作用。据1994年统计，美国藏人合计1970人，加上1992年新来的移民和在美国就读的学生，美国藏人总数大约3000多人。（Tibetan Review，October 1994）由于地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美国藏学家不易进入藏区考察和研究，因而美国的藏人和藏人聚居区就成了其研究对象；来自中国各个藏区的藏人的现生说法，成为美国藏学家了解和认识藏族文化、藏传佛教和西藏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美国藏人既是美国学者进入藏学殿堂的启蒙者，又是研究藏族历史和现状的合作对象。四是中国藏学家的推动。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中国藏汉学者的藏学研究是美国藏学的源头活水；中国藏汉学者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合作研究、进修考察、开会和留学，必然会推动美国藏学的发展。五是美国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学家对西藏的关注。近年来，由于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美国的一些中国学家和亚洲研究专家也开始关注西藏问题，他们虽然对西藏知之甚少，但是却不惜花费人力和财力将各国藏学家团聚在一起，研讨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神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等机构，从前几乎不涉足西藏研究领域，近年也通过邀请访问学者（如陈庆英、降边嘉措、达瓦诺布等）、召开学术会议（2002年1月和4月）等，将国外藏学专家请到哈佛大学来研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对西藏问题和藏学也十分关注，不仅召开有关西藏的学术研讨会，还邀请国际知名的藏族学者土登尼玛到校坐镇，作高级研究顾问。藏学界以外的学者对西藏的关注，壮大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声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揭示美国藏学研究取得新进展、发生新变化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如1995年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部头很大，是耶鲁大学的女学者弗伦齐（Rebecca Redwood French）撰写的，但却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出版之后受到国际藏学界的严厉遣责。这个典型的个案说明，美国藏学界也是良莠不齐的。并且，由于过分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和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造成美国学者重近现代而轻古代，重美国而轻别国的倾向；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迥异，许多美国学者在研究西藏时不自觉地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加上中美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美国藏学研究者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和种族优越感的束缚，难以消除文化隔膜，难以冷静地进入中国的史境，不能理性地对待西藏研究，轻视中国藏学研究成果，这些因素制约着美国学者学术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

作者简介:杜永彬,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

资料来源：西藏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