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8 世纪任职于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德国学者搜集到了俄国第一批藏文文献,并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和翻译。19 世纪上半期,施密特、比丘林等人的翻译和著述活动使俄国藏学赢得了与欧洲藏学比肩而立的地位。而瓦西里耶夫、卡法罗夫、齐比科夫、谢尔巴茨科伊等学者在19 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期将俄国藏学推向新的高度。

关键词：　俄国　藏学　成就

藏学是俄国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7 世纪开始,西藏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就引起了俄国人的兴趣。而后随着俄国向东扩张和对西藏认识的加深,俄国藏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路。对俄国藏学发展轨迹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俄两国文化关系史。

一、18 世纪的俄国藏学

俄国人认识西藏起源于17 世纪。1668 —1669 年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彼得·伊万诺维奇·戈杜诺夫( П. И. Годунов) 组织编写《中国和古代印度通报》( ВедомостиоКитайскойземлеиоглубокойИндии) ,汇总了17 世纪60 年代以前俄国社会所积累的有关中国的情况。

18 世纪20 年代,在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卜赖寺( Аблай- хит) 中发现了藏文抄本。因为当时在欧洲还很少有人懂得藏语,所以,此事立刻引起了俄国学者的兴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历史学家米勒( Г. Ф. Миллер, 1705 —1783) 于1735 年深入到色楞格斯克布里亚特人中间,结识了绰那( Чонэ) 寺的藏族学者、布里亚特第一位宗教领袖阿旺·彭措( Агван- Пунцог) 。阿旺·彭措将阿卜赖寺中发现的抄本的第一页开头部分翻译成了蒙古语,并用蒙文字母标注了发音。米勒自己并不认识蒙文,因而将阿旺·彭措的译文交给了外交委员会译员彼得·斯米尔诺夫( ПетрСмирнов) ,由后者翻译成俄文并用俄文字母标了音。米勒将俄文译本翻译成了拉丁文,于1747 年与藏文原稿一同发表,文章名为《西伯利亚藏文抄本释读》(De scriptis tanguticis in Sibiria repertis commentatio) 。在这篇文章中,米勒还详细描绘了阿卜赖寺的遗迹,将那里的佛像公诸于世。米勒的著作是俄罗斯解读藏文资料的第一次尝试。①

18 世纪70 年代,又有一位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教授探访了布里亚特人,他就是著名东方学家、民族学家帕拉斯( П. С. Паллас, 1741 —1811) 。他从西藏喇嘛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西藏的信息,内容涉及地理、语言和宗教等等。在与西藏喇嘛的交流中,科学院译员伊耶里格( И.Иериг, ? —1795) 给予了他很大帮助。伊耶里格的蒙古语和藏语都很好,他甚至为帕拉斯节译了一些藏语文献。帕拉斯将他搜集到的材料以及伊耶里格的译文收录进他的主要著作《蒙古各族历史资料汇编》( Su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VÊl kerschaften) ,此书共两卷,第二卷为《蒙古各民族以及西藏地区的宗教、神、庙宇和迷信风俗, 兼论故事情节产生的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等级制度》( Sammlungen über denGÊtzendienst , die Geistlichkeit , Tempel und abergl¾ubische Gebr uche der mongolischenVÊl kerschaften ; haupt s¾chlich die aus dem Tybet abstammende Fabellehre und damit verknüpfteHierarchie) ,出版于1801 年。

米勒、帕拉斯发表的作品对激发欧洲人对藏民族语言、文化的兴趣起了很大作用,并为俄罗斯藏学从搜罗资料阶段向科学研究阶段过渡创造了条件。

二、19 世纪上半期的俄国藏学

与发端于18 世纪的俄国汉学及满学相比,俄国藏学的形成要稍晚一些,直到19 世纪上半期才形成一门科学。尽管藏文抄本早在18 世纪前期就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有所收藏,但数量非常少。而从1829 年开始,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藏文图书源源不断地被运到圣彼得堡,为此做出重大贡献的就是著名的东方学家施密特( И. Я. Шмидт,1779 —1847) 。施密特院士曾经在卡尔梅克人聚居地长期从事商业活动,中途弃商从文,开始学习蒙古语和藏语。几年后,施密特终于掌握了这些语言并且对西藏和蒙古的某些历史、宗教和文学典籍进行了研究。1839 年, 施密特用俄文和德文同时出版了《藏语语法》( Grammatic der the TibetischenSprache) 。而后,施密特又分别于1841 年和1843 年出版了《藏德词典》( Tibetisch - deut schesWÊrterbuch) 和《藏俄词典》( Тибетско- русскийсловарь) 。这两部词典在俄国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不失科学价值,原因是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最重要的藏文文献,同时还运用了具有卡尔梅克文和蒙古文译本的藏文书籍。

施密特的藏学研究并不只限于编写藏语语法和词典。他从一开始就对藏文字的起源以及将藏语与印度诸语言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很感兴趣。史载藏文创建于公元7 世纪前期,吐蕃部落第33 代赞普松干布赞掌权后,派大臣吞米·桑布扎等16 人赴天竺(印度) 求学拜师,精研梵文和佛学。返藏后,吞米·桑布扎结合藏语音韵规律,吸取古藏文精华,经过整理和再创造,形成了30 个辅音字母、4 个元音符号的藏文文字体系。1832 年施密特发表了《关于藏文的起源》(Uber den Ursprung der tibetischen Schrift) 一文,通过对比藏文字母和印度北部婆罗米文字母书写方法,试图从科学上对藏文字产生的记载进行验证。施密特兴趣广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1832 年,施密特出版《佛教基本论旨》(üeber einige Grundlehren des Buddhismus) ,对佛教的历史和思想进行了研究。1843 年,施密特将藏文文献《贤愚经》(Dzanglung oder der Weise und der Thor) 翻译成德文发表。在施密特的协助下, 俄国著名发明家、东方学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希林格( Пауль Шиллинг-Канштадт, 1785 —1837) 石印出版了纳塘寺的《甘珠尔》目录,由于这是俄国乃至西方印刷的第一个藏文文献目录,因而对世界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47 年,他与比奥特林格( О.Бётлингк, 1815 —1904) 共同为亚洲博物馆收藏的藏文文献编写了目录,名为《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藏之藏文抄本与刻本》(Verzeichniss der tibet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Holzdruckeim Asiatischen Museum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可以说,施密特在俄国首次对藏族人民的语言、历史和宗教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其著作为俄国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提出的关于藏文来源于北印度婆罗米字变体之一的立论以及藏语词典单词的排列从词根第一个字符开始的原则一直受到重视。

比丘林( Н. Я. Бичурин,1777 —1853) 是公认的俄国汉学奠基人,同时也是俄国19 世纪上半期的藏学和蒙古学权威。当我们回顾俄国藏学的发展历史时,依然不能忽略比丘林的功绩。1828 年他翻译了《卫藏图识》, 俄译本名为《西藏志》( ОписаниеТибета. Внынешнемегосостоянии. СкартойдорогиотЧен- дудоЛхассы) 。书中对西藏的历史和地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译者在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附录了从成都到拉萨的道路图。1829 年,《西藏志》被克拉普罗特(J . Klaproth ,1783 —1835) 翻译成法语并加了注释。此外,俄国著名汉籍收藏家斯卡奇科夫( К. А. Скачков,1821 —1883) 【2】 也在一份手稿中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评论:“比丘林的翻译异常准确,但太拘泥于原文,译者迫使自己用作者的口气说话,这一点对他的风格造成了很大损害,也影响了思想的鲜明性。”“我们不能不感谢译者在脚注中所做的丰富注释,这充分展示了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3】 1833 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 —公元1227) 》( ИсторияТибетаиХухунора, с2282 г. доP. X. до1227 г. поP. X. ,скартойнаразныепериодысейистории) ,书中素材主要译自《廿三史》和《资治通鉴纲目》。此书分两卷,第一卷内容包括藏族人的起源及其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和战争,第二卷介绍了唐古忒人、契丹人、汉人及其历史渊源。书后附有我国西藏东北部和西部诸省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图以及古今地名对照列表。此外还附有几篇文章,介绍中国的纪年方法、度量衡和钱币。同先前出版的《西藏志》相比,此书问世后引起了东方学家们更大的关注。施密特院士认为比丘林的译作将给科学院带来荣誉。【4】

除比丘林以外,曾经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的许多僧俗人员都曾学习过藏语,并为俄国的藏学研究做出过贡献。比如,第十一届传教士团的实际领班切斯特诺伊( Д. С.Честной, 1801 —1866) 【5】 精通满、汉、蒙、藏语言,他唯一出版的著作为《亚洲司所藏汉满蒙藏梵文图籍目录》( Каталогкнигам, рукописямикартамнакитайском, маньчжурском, монгольском, тибетском исанскритском языках, находящимсявбиблиотекеазиатского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其中共辑录609 种典籍及地图名称,相当一部分为藏文文献。切斯特诺伊因此而被擢升为大司祭。此外,他还编写过《俄藏词汇》( Тибетскийлексиконсрусского) 和《中国及西藏札记》( ЗапискиизаметкиоКитаеиТибете) , 但都没有出版。戈尔斯基( В. В.Горский,1819 —1847) 早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神学院,后来华学习满、汉、蒙、藏等语言,与瓦西里耶夫、卡法罗夫为同一届传教士团成员。此三人都对佛学发生了兴趣,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对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戈尔斯基翻译了章嘉呼图克图二世的《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但没有能够发表。

19 世纪上半期,施密特、比丘林等东方学家通过翻译、介绍和研究藏文文献,不仅使俄国藏学达到了与欧洲藏学比肩而立的地位,也为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19 世纪下半期至20 世纪初的俄国藏学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的藏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瓦西里耶夫( 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 —1900) 【6】、卡法罗夫( 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 —1878) 【7】 和希弗涅尔( А. А. Шифнер, 1817 —1879)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20 世纪初又有齐比科夫( Г. Ц. Цыбиков,1873 —1930) 、巴拉津( Б. Б.Барадийн,1878 —1939) 、鄂登堡(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1863 —1934) 和谢尔巴茨科伊( Ф. И.Щербатской, 1866 —1942) 将俄国藏学推向新的高度。

瓦西里耶夫1834 年进入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语言专业学习,师从著名蒙古学家科瓦列夫斯基。1837 年,瓦西里耶夫以《金光明经》蒙古文本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候补博士论文,1839 年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一文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蒙古语文硕士。因为喀山大学当时正计划创办藏语教研室,所以决定派瓦西里耶夫赴中国学习,将来主持藏语教研室的工作。俄国国民教育部希望把瓦西里耶夫培养成一位出色的藏语教师和东亚地区各国地理、历史、宗教的卓越研究者。1840 年瓦西里耶夫作为借调人员随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到中国,在北京居住了10 年,出色地掌握了汉语、满语、蒙古语、梵文、藏语、突厥语等。1850 年,瓦西里耶夫回到俄罗斯喀山大学任教,带回许多包括藏文文献在内的珍贵典籍。1855 年,喀山大学东方语言专业合并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瓦西里耶夫随即奉调前往。他在圣彼得堡大学一直工作到1900 年去世。他于1866 年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1886 年升为正式院士。瓦西里耶夫著有大量历史、地理、宗教、语言学、文学等方面的作品,是继比丘林之后俄国第二位最著名的中国通。

1853 年,瓦西里耶夫开始为喀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汉、满、藏文书籍编目。科瓦列夫斯基认为瓦西里耶夫收集的“藏文典籍中包括了一些稀世珍本,大部分不是在北京刊印的。所以,如果政府决定在喀山大学开设藏语教研室的话,未来的教师会在我们的图书馆为他们的著作找到珍贵的科研材料,足够他们使用许多年。瓦西里耶夫带回的蒙古语书籍相对较少,但也丰富了我们的图书馆。希望瓦西里耶夫能就我们现有的汉、满、藏文书籍进行系统的编目。出版这样的书目可以向国外的东方学家简要地介绍我校藏书,扩大学术联系。”【8】

在中国期间,瓦西里耶夫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汉语以及藏语的佛教文献,编著了多卷本的宏篇巨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 Буддизм, егодогматы, историяилитература) 。他在1857 年出版的《总论卷》( Общееобозрение) 序言中写到:“面前的这本佛教总论只是我著作的一小部分,这只是一个导论,这里简要介绍的内容在后面还要展开论述。这部书一共包括以下内容:11《翻译名义集》中阐释的佛理;21 佛教文献述评;31 印度佛教史;41 西藏佛教史;51 玄奘印度游记。各部分间有机联系,囊括了几乎所有的佛教知识。”【9】 最后瓦西里耶夫只出版了在佛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的《总论卷》和《印度佛教史》( ИсториябуддизмавИндии) 。在瓦西里耶夫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规模最大的为《佛教术语词典》( Буддийский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 。该词典主要是瓦西里耶夫对《翻译名义集》(Mah vyutpatti) 的俄译。《翻译名义集》乃佛教辞书,南宋景德寺僧法云编,7 卷64 篇,系将散见于各经论中的梵文名字分类解释、编集而成。瓦西里耶夫遗留下来的另一部手稿的名称叫《佛教文献述评》( Обозрениебудди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共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献述评》( Обозрениебудди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пошколам) ,主要参考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著作,但没有完成,只写了四章,即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录了大量译成藏语和汉语的梵文佛经。在第二部分中翻译了1654 年由智旭和尚编撰的《阅藏知津》。这部书对中国佛教典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极为丰富的佛教著作。《西藏佛教史》( ИсториябуддизмавТибете) 的手稿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这部手稿主要记述了1746 年以前西藏发生的政治与宗教事件,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学者松巴·益西班觉的《如意宝树史(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 》第二部分写成,还附录了由瓦西里耶夫按照欧洲纪年方法翻译的松巴·益西班觉编写的历史年表。

瓦西里耶夫一直致力于设立藏语教研室。由于他去北京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在喀山大学建立藏语教研室,因此他在中国学习期间对藏语和佛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回国后拟订了一份由藏语、西藏历史和文学三部分构成的详细的教学计划。【10】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终未实现。直到1914 年,海参崴东方学院最终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藏语教研室,由齐比科夫担任主任。

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编外院士希弗涅尔是俄国第一位完全通过自学而掌握了藏语并从事藏学研究的藏学家。在藏学研究领域,他兴趣广泛,藏语语法、西藏文学、佛教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希弗涅尔在佛教领域的成就主要是对佛教文献、佛学词典、西藏作者所撰佛教历史著作的翻译、整理与出版,并利用藏文文献撰写释迦牟尼的生平。【11】1859 年,希弗涅尔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梵藏蒙语辞典》( Buddhistische triglotte , d. h. sanskrit - tibetisch – mongolisches WÊrterverzeichniss , gedruckt mit den aus dem Nachlass des Barons Schilling von Canstadt stammenden Holztafeln und mit einem kurzen Vorwort versehen on A. Schiefner) 。此外,他非常重视对藏文《丹珠尔》和《甘珠尔》的研究,他对《丹珠尔》中有关逻辑学、医学和语法学的内容感兴趣,视其为西藏学者对印度三藏佛经的贡献。《甘珠尔》中那些在西藏土地上产生的佛教内容的文学情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编写了一部带有鲜明西藏特色的印度故事集《源于印度的西藏故事》( Tibetan Tales Derived f rom Indian Sources) ,后来在他死后的1882 年于伦敦出版,得到欧洲东方学界的高度评价。经过希弗涅尔的努力,俄国亚洲博物馆的藏文抄本和刻本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1848 年,他又编写了一个书目,以补充施密特与比奥特林格的目录。【12】

进入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列强相继派遣考察团,在我国西北进行考古挖掘和文化掠夺活动。随着俄国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加强,俄国学者研究西藏的兴趣激增,先后多次赴西藏旅行和考察,其研究成果在国际藏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齐比科夫。这位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生在上大学之前就曾在蒙古地区旅行。亚洲博物馆和俄国地理学会之所以选择他前往西藏,还因为他是布里亚特人,可以比较方便地化装成朝圣的信徒。他的任务是搜集西藏的地理、历史和民俗学材料,同时获取藏文抄本和刻本。1899 年11 月25 日,他随一驼队从库伦出发,于1900 年8 月3 日来到拉萨,并在这里一直停留到1901 年9 月10 日。而后他遍访藏区主要城市和宗教中心,诸如拉卜楞寺、大昭寺、甘丹寺、色拉寺、札什伦布寺等,直到1902 年5 月2 日才返回恰克图。他不但在拉萨和旅途中拍摄了大量照片,而且收集到了有关西藏历史、地理、民族学的许多书籍和佛教经籍,共计333 卷藏文刻本。回国途中,他在一个喇嘛的协助下开始翻译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论》。他最终将其中的一章翻译成了俄文,至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回国以后,齐比科夫在俄国地理学会成员会议上做了题为《西藏中部》( ОЦентральномТибете) 的报告。《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 Буддист- паломникусвятыньТибета) 是他最著名的藏学著作,在他死后于1919 年由鄂登堡和谢尔巴茨科伊等亲自编辑出版,书中描绘了西藏农奴的悲惨生活。齐比科夫的藏学研究成就得到了俄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获得了俄国地理学会颁发的普热瓦尔斯基金质奖章。1902 年,经时任海参崴东方学院院长的波兹涅耶夫( А. М. Позднеев, 1851 —1920) 【13】 力邀,齐比科夫来到海参崴东方学院工作,教授蒙古语。1905 年,他提出在东方学院开设藏语课的建议。从1907 —1908 学年度起,齐比科夫开始教授藏语,1914 年建立了藏语教研室,实现了瓦西里耶夫的遗愿。齐比科夫的研究成果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 1981 年苏联出版两卷本的《齐比科夫选集》( Г. Ц. Цыбиков.Избранныетруды) ,收录了齐比科夫的主要藏学著作。

为了加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1903 年决定委托鄂登堡和谢尔巴茨科伊将圣彼得堡大学布里亚特族旁听生巴拉津培养成佛教研究者。巴拉津从两位老师那里学会了蒙语、藏语和梵文,熟悉了主要的藏传佛教经典。1905 年,委员会将巴拉津派到喀尔喀蒙古,准备随同于1904 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时逃到那里的达赖喇嘛入藏。达赖喇嘛出逃后,一度向俄国沙皇靠拢,期望得到后者的帮助以抗衡英国。1905 年达赖喇嘛建议谢尔巴茨科伊伴送他回西藏,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随即提议派谢尔巴茨科伊和时任圣彼得堡大学蒙语讲师的巴拉津伴送达赖回西藏。由于俄国外交大臣担心此举引起外交麻烦,所以只同意巴拉津乔装成香客前往。他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研究藏传佛教,调查各大寺院的藏书情况。

从1906 年6 月至1907 年1 月,他完成了拉卜楞寺之旅,记了大量日记,并翻译了一部藏学经典, 俄文书名为《拉卜楞寺金殿弥勒菩萨像》( СтатуяМатреивЗолотомхрамевЛавране) ,发表于“佛学文库”(Bibliotheca Buddhica) 第22 卷,1926 年该著英译本出版。巴拉津的日记《拉卜楞寺游记》( ПутешествиевЛаврань) 于1908 年出版,其中对拉卜楞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记录了僧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介绍了西藏的文学、佛教哲学以及西藏教育体制。他从拉卜楞寺带回了约200 卷西藏作者的著作,其中大部分是拉卜楞寺刊印的,大大充实了亚洲博物馆的藏书。

鄂登堡在促进西藏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897 年,在鄂登堡的倡议和亲自领导下,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开始编辑出版“佛学文库”。除俄国学者以外,他还邀请了一些外国学者参加。在所出版的32 卷中,有14 卷为藏传佛教内容,其中既有藏文经典,也包含了许多有关佛教在西藏流传历史的材料。以鄂登堡为首的编者们在书中利用了希林格当年请布里亚特画家绘制的佛像,按照藏文字母顺序编制了佛像目录。1909 —1910 年和1914 —1915 年,在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他两次率团赴中国西部考察。在敦煌掠得大量藏文抄本,但由于不久以后就爆发了十月革命,他没能来得及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

谢尔巴茨科伊生于波兰,1889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曾在奥地利、德国和印度深造。他从1897 年起与鄂登堡组织世界名家出版著名的“佛学文库”,1901 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1910 年被选为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1918 年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一生致力于梵藏文佛典的刊布、研究和注释工作。谢尔巴茨科伊在佛学研究中广泛地利用了藏文典籍。他擅长在印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佛教哲学,同时详细比较同一部佛经的梵文和藏文文本及注释,发现其中异同。1904 年,他翻译了古印度学者法称【14】 的佛教逻辑著作《正理滴论》(Nyayabindu. Будийскийучебниклогики) , 【15】同时发表了梵文和藏文两个文本;1910 年在印度从事佛典研究。其主要佛学著述有《佛教中心概念和“达磨”词义》( The Cent 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Dharma’) (1923 年) 、《佛教涅概念》( 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ana) (1927 年) 、《佛教因明》(二卷) ( Теорияпознанияилогикапоучениюпозднейшихбуддистов) (1903 —1909 年) 、梵文《辩中边论》(Buddhist Logic) (1930 —1932 年) 英译本,他还校刊了《阿毗达磨俱舍论》、《集量论》等佛典。谢尔巴茨科伊以其独具特色的研究缔造了苏联新藏学学派,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是欧洲多种学术团体的名誉会员。

四、俄国的藏文文献收藏

在俄罗斯,藏文书籍收藏已有近300 年的历史,目前主要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圣彼得堡大学两个基地。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世界上藏文抄本及刻本收藏量最大的机构之一。米勒、帕拉斯及伊耶里格为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收集了第一批藏文文献。随着1818 年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建立,俄国加紧了对藏文图书的收集。希林格曾两次向亚洲博物馆赠书,其中有不少是藏文文献。希弗涅尔也曾努力搜寻藏学藏品。瓦西里耶夫在北京居留期间,为亚洲博物馆购得数量可观的藏文文献,其中不乏珍品,如《汉地佛学源流》、《世界广说》及《青史》等在欧洲鲜为人知的重要典籍。齐比科夫从西藏带回的333 卷藏文图书,都是拉萨措巴康印书社所刊,大多是西藏作者的著作集。巴拉津收集了约200 卷藏文书籍,大多为安多的博学喇嘛所著,印行于拉卜楞寺和塔尔寺。20 世纪初,俄国更加重视藏文文献的收集,谢尔巴茨科伊、奥别尔米勒( Е. Е. Обермиллер,1901 —1935 ) 等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多次组织赴布里亚特地区的科学考察, 并收集了大量藏文书籍。在鄂登堡和科兹洛夫( П. К.Козлов,1863 —1935) 探险队从中国掠得的文物中,有约150 件8 —11 世纪的藏文残卷,弥足珍贵。1913 年,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科罗特科夫( Н. Н. Кротков, 1869 —1919) 将一批来自敦煌的藏文纸卷轴送交亚洲博物馆。东方学研究所现藏有214 个这样的卷轴,其中20 卷是《无量寿经》,其余为《般若波罗密多经》。

经过几代人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的长期收藏,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的藏文藏品达到20000件之多,但至今未能进行彻底的统计和编目。在已知的藏品中有一批珍品,如《甘珠尔》北京版、德格版、纳塘版、库伦版《, 丹珠尔》也有北京和纳塘两个版本。藏品中最为古老的抄本当数敦煌的藏文抄本以及在罗布泊发现的抄在木头上的藏文残卷,而最古老的藏文印刷品则是于1606 年在北京印行的《大孔雀咒》插图版。此外,藏品中的北京木刻版多为藏族学者的著作以及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印制都非常精美。

圣彼得堡大学的藏文藏品主要是1855 年从喀山大学转移过来的,数量不多,其中以瓦西里耶夫在北京期间搜集到的《丹珠尔》纳塘版最为著名。

如同其他东方学领域一样,18 世纪以来俄国从西欧聘请的外国学者(主要为德国人) 对俄国藏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其中米勒、帕拉斯、伊耶里格、施密特作用最为突出。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的聚居区是他们了解藏族文化的基地。自19 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为俄国藏学家最重要的摇篮,比丘林、切斯特诺伊、戈尔斯基、瓦西里耶夫、卡法罗夫均活动于此,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藏的历史、地理与宗教,且侧重于文献的翻译。由俄国高等学府培养的藏学家于19 世纪下半期在俄国藏学研究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如齐比科夫、巴拉津、鄂登堡、谢尔巴茨科伊等,他们在藏文文本研究之外,还进行实地考察,进行具有近代科学特色的学术研究。这样,由德国学者开创的俄国藏学,经过北京传教士团培养的藏学家的努力,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达到了新的高度。

注释：

【1】 Воробьева- Десятовская, Савицкий Л. С. Тибетоведение. / / Азиатскиймузей -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Института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АНСССР. М: Наука, 1972. С. 150.

【2】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孔气”或“孔琪庭”。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56 页。

【3】转引自Н. Я. Бичуриниеговкладврус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200 - летиюсоднярождения:Материалы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ст. А. Н. Хохлов. Часть1 - 2. М: Наука, 1977. Ч. 1. C. 9。

【4】1828 年比丘林被选为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

【5】中国史籍中称之为“安文公”或“阿瓦枯玛”。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51 —52 页。

【6】中国史籍中称之为“王西里”或“瓦习礼”。参见蔡鸿生《: 俄罗斯馆纪事》,第55 页。

【7】中国史籍中多称之为“巴拉第”。参见蔡鸿生《: 俄罗斯馆纪事》,第53 页。

【8】转引自Хохлов. А. Н. В. П. Васильевв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иКазани. / / Институ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АНСССР, Историяикультура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памяти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Москва. 1974。

【9】转引自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Н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6. С. 304。

【10】КуликоваА. М. Россий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XIX векавлицах. СПб, 2001. С. 138 - 141.

【11】Eine tibetische Lebensbeschreibung Cakjamuni’s , des Begründers des Buddhathums ,im Auszuge deutsch mitgetheilt von A. Schiefner. - Mém. des div. sav ,t . VI ,1851 ,livr. 3 ,pp. 231 - 333.

【12】История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ссередины19 векадо1917 года. М: Изд. фирма“Вост.лит. ”РАН, 1997. С. 288 - 289.

【13】中国史籍中称之为“璞志”。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121 页。

【14】生活于约7 世纪,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论师,因明学者。

【15】又名《正理一滴》或《正理云隅》。

作者阎国栋,1965 年生,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西语系教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3月第14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