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建国号为大清。在这以前，清的国号，据清朝官书，始见于《武皇帝实录》称“其国定号满洲”。由于出自开国神话传说，难以凭信。因此，近八十年间史学界研究大清建号前的国号者，辈有人出，自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09年发表《清朝国号考》起，矢野仁一，稻叶岩吉，孟森，朱希祖，冯家升，李德启，谢国祯，三田村泰助、小川裕人，鸳渊一等都做过有益的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近二十多年间，神田信夫[1]，黄彰健[2]、陈捷先[3]、蔡美彪[4]等先生又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将清建号以前国号间题的研究又推进一步。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说已经得出确切可信的论证。因此，我们试图用《旧满洲档》的史料，对满洲国号问题重作探索。

    一、关干女真国(jusěn gurun)

    jusěn(女真)一词，在满语中，有多种意思，这是由于满族的急剧兴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和周边其他各族的关系等因素所制约的，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石桥秀雄著有专文考证。[5]此词的汉译也很不一致。[6]

    jusěn的原始意是族称，汉译作女真。女真始见于《旧五代史》卷32《后唐庄宗本纪》同光二年九月条。《三朝北盟会编》卷3和《辽史拾遗》卷18转引《北风扬沙录》皆记其本名为“朱理真”或“朱里真”。女真载诸汉文史籍，有女真、女贞、虑真、朱理真、朱里真、主儿扯、朱里先、彻儿赤、朱先、女直、女质、虑直和诸申、珠申等不同写法，读音似应读作juichen或jurichen。jusěn即女真，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有一其悠久的历史。“女真”可能是其本民族的自称，绝不是来自汉族的他称。在《旧满洲档》里，也是用作本族的称呼，和nikan(汉)、蒙古对称而使用的。nikan汉字写作尼堪，是女真人对汉人的称谓，明朝也被称为nikan gurus(尼堪国)。尼堪一词的满语本意是“蛮子家”，王钟翰先生早有解释[7]，台湾学者黄彰健又译考其含义。[8]原为贬词，当无异议。女真人将jusěn(女真)和nkan(尼堪)作为族别之对以证明其本族自称“女真”。

    既然族称女真，那么每个女真人，也用女真称呼与自己同族的人。这样，族称又转化成为族人，族众。

    随着八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女真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十分迅速，广大的女真人，都被编入八旗旗主统属的牛录，成为贝勒的属民，对旗主承担各种义务，形成了对贝勒、大臣(belle，amban)的主从关系，即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皇太极口谕的“称为某旗贝勒家诸申”。[8]女真人的身分变了，女真(Jusěn)的词义也.随之变了。此种身分的女真人，皇太极规定写作“诸申”。诸申的完整含义是：编入八旗贝勒(旗主)管属的牛录里的女真人属民(日译本译为隶民)。随着其身分地位的日益恶化，到康雍乾三朝的满文辞书如《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补汇》以及光绪年刊的《清文总汇》中，一律将jusěn一词，释为“满洲奴才”、“满洲臣仆”、“满洲属裔”，既说明了族属，又说明了身分。

    满语gurun，也是一个多义词。其原生性的意义，是指同一和会组织的人，所以，可以汉译为国人、部众、族众。随着氏族集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氏族结成的部落、出现了部落贵族，gurun一词，才逐渐地附有了国家的意思。在《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中，对明、对蒙古和对蒙古之察哈尔、喀尔喀、对扈伦(hulun)四部以及其任何一部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对呼尔哈、对萨哈遴等都称之为国(gurun)。因此，gurun一词虽然可以译作国家，但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具体的理解，而不能等同于今日的科学的国家概念。

    jusěn gurun一词，在《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中的使用是统一的，它指的是女真人的国，或是女真国的人，在用作国的含义的时候，有下列的用法：

    “水滨的六十三姓之女真国”(mukei ninju ilan halai jusěn gurun)。[9]

    《满洲实录》的卷末赞语有：

    “百姓之女真国”(tanggū halai jusěn gurun)。[10]

    这种用法说明gurun做为一个社会组织是由若干个同一族属的氏族（ha'a)所组成的并统辖这些氏族的组织，即部落，或可以称之为部落国家。

    女真国是他称，是蒙古对女真的称谓。不同的女真部族之间，也是这样称谓，如努尔哈赤的gurun称哈达、辉发、乌拉、叶赫为女真国，扈伦四部之间也互称女真国。

    但是明朝和朝鲜对女真是从来不称之为女真国的。同时，女真国也是自称，任何女真人所组成的部落，都可以自认为是女真国。由此可知，女真国必须是女真人的部落，是以族属女真作为标准的。

    《旧档》中出现jusěn gurun(女真国)字样，几乎是集中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到天命四年(1619)八月，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万历三十五年是现存《旧档》的最早年分，首记的事件是和乌拉国的战事，这时的“女真国”或“我们国”是指努尔哈赤的“国家”，是和乌拉等女真国相对称的；同时对其他女真人的部落，也称为“女真诸国”。女真国就是女真人的国家的泛称，每个女真的部落也自称女真国，当然以前的年代里，女真人也应是这样使用“女真国”的称谓的，努尔哈赤的部落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女真国所包括的女真部落是不断扩大的，每征服一个部落，其女真国的概念内涵就扩大一次，直到把所有的女真部落征服完毕。天命四年(1619)八月，努尔哈赤灭掉叶赫，统一所有的女真各部，努尔哈赤统治的女真国，成为所有女真人的国家，因此，后来方有“百姓女真之国”的自诩。在《旧档》中，女真部族泛称其部为女真国(jusěn gurun)的例证比比皆是。

    从天命四年八月以后，直到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定国号为大清，这十七年间的《旧档》，除个别几处外(后面将有分析)，只能见到关于女真(jusěn)的记述，而绝对没有女真国(jusen gurun)的记述。太祖朝一百五十余处和天聪朝九十多处，凡见jusen字样，皆不再和gurun连用，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了记述《旧档》或整理、改窜、重抄时的观念。统一女真各部后向辽沈地区扩展的女真国，其成员构成上已经不仅仅是女真族人，有蒙古族人，更有大量的汉族人被纳入于这个国家，它的国人(gurun)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女真(jusěn)族的范围，其国(gurun)是由三种不同族属的国人(gurun)组成的，所以不能再用女真国人(jusen gurun)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所有国人。只能用jusen(女真)、monggo蒙(蒙古)、nikan(汉)来表示三种不同族属的国人。

    因此在这个时间断限里的《旧档》，我们见到的大量的女真官员、女真工匠、女真文、女真兵、女真马、女真人的粮食、女真文字、女真貂袍、贝勒的诸申、牛录的诸申等词，是对同一国内的蒙古、尼堪，表示族属不同的相应称谓；或表明其身份地位是隶属于贝勒、大臣和旗户的女真人之称谓。

    在天命四年八月灭叶赫以后的《旧档》中，见jusen gurun字样的只有下列三例：

    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四日，努尔哈赤说：“各处的女真国人(jusěn gurun)，尼堪国人(nikan gurun),谁不想杀害我呢”?[11]

    天命八年七月四日，努尔哈赤说的一段话，有一条原注，这条注是：“所以称为额附，是汗给予他女真国人，将长女嫁给他，因此才称为额附，其名曰何和里”。[12]

    这两处使用的jusěn gurun的含义，都不是指国而言的，前者说的是女真族的人，后者说的是赐予诸申。

    关于《旧档》中将原用老满文写的“女真”(jusěn)改用为“满洲”(manju)的处所并不多，天聪元年有五处，天聪六年有五处。改写的字体用的是新满文，表明是后来改写的。史学界向来认为改“女真”为“满洲”是因为天聪九年的禁用女真才改写的。现将天聪九年的禁令引文如下：

    十月十三日“汗谕：我们的国人原是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对其无知之人，谓之女真(jusěn}。女真者乃席伯之超墨尔根的同族，与我等无涉，今后，所有人等必须称我国人的原名满洲，如有仍称女真者罪”。

    同月二十四日，“大衙门传汗谕：国人的名称作满洲，各旗贝勒专管的女真(jusěn)称为某旗贝勒之诸申”[13]

    禁令宣布与女真“无涉”，不是同族。如果为此而涂改《旧档》，那么，未免改的太少了，确切写明自己是女真人、自己的国是女真国的处所仍然大量存在。《旧档》未改，乾隆朝重抄的《老档》仍然如是，这未免令人费解。既然基本上没人改写，当然就不能说是讳饰“女真”了。

    二、关于金国(aisin gurun)

    在皇太极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以前，天命、天聪两朝的国号为金，这是一可以确信无疑的。近来，蔡美彪又重新作了一种解释。[14]

    在这里，想依据《旧档》，说明我们的看法。《旧档》中见金(aisin)和全国(aisin gurun)，而其意又是作国号用的近九十处，其中有四十七处是用于给明之皇帝，大臣、太监、官生军民人等和给朝鲜王，边将的文书，还有两处是用于盟誓，凡属这些地方，当然都是应该使用正式国号的处所。下面再举两个例证，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一，天聪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朝鲜使臣赉书来，书中对金国的责难有所辩解，关于国号问题写道：

    “贵国号曰金(aisin)，犹如我国称朝鲜(coohiyan)。无论是文书还是口头语言，均应使用各自的国号，无知低卑之辈，按习惯用法仍称旧号，诚然使人憎恶，但日久必能自变”。[15]

    按，金给朝鲜的文书，均称朝鲜为Solho，而朝鲜正式的国名，在满文中应coohiyan。所以，朝鲜举出此例，来解释称金为建州，是无知低卑之辈沿于旧习。

    第二，天聪二年，太极再次同袁崇焕商讨议和，国号之争成为一个条件。皇太极在闰四.月二十五日信中要求：

    “关干信印问题，来文说‘只是下文册封，不准妄用信印。果此，则铸制金国汗印送来，”。[16]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兵在第一次入关，突袭北京，皇太极散发的“金国汗告明官员秀才军民书”中，作为侵扰的“理由”写道：

    “天启帝，崇祯帝欺辱我们，令禁用金国皇帝(aisin gurun i huwangdi)名号，禁用擅自铸制的信印”。[17]

    此处所说的“印”就是老满文的“天命金国汗之印”。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第一，金国号是源于族称，还是源于十二世纪完颜氏所建的金朝。传统的看法是努尔哈赤建国为后金，后来由于明忌讳宋金故事，后金为减少汉人的抵触而讳称金。

    努尔哈赤以金裔自居，视十二世纪的完颜金为先朝，我们从《旧档》太祖朝不完全地检索，就可以找到九处明确表明承认完颜金是先朝的记载。试举几例：

    天命六年四月一日条：“昔日，我们金皇帝((julge meni aisin han)安静而正直的过活，可是大辽皇帝想杀害他，才同大辽作战的”。

    天命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条：“我们先朝金国之祖阿骨打(musei nendehe aisin gurun I aguda mafa)”。

    在《旧档》只有一处，否认是金之后裔，出自天聪五年八月十三日皇太极致祖大寿书：

    “大明皇帝不是宋皇帝之后裔，而我等也不是金皇帝之后裔(huncihin)”[18]

    此例虽属为了招降，但在天聪朝《旧档》中是再看不到以金之后裔自居的记述了。综上所论，我们应该认为最低在努尔哈赤时代一直是以金裔自居。金国是完颜金的延续。连《武皇帝实录》也不隐讳。那种不以清朝早期其自身的史料为立论依据，自然难免误断。

    在明朝和朝鲜方面的史籍里，努尔哈赤的祖先是姓童或佟，《武皇帝实录》中的范嗏、孟特木、充善，在明实录和朝鲜实录中均姓童或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明人称之为佟教场、佟他失，[19]就是努尔哈赤在《明实录》中也作佟努尔哈赤，《皇明从信录》和《东夷考略》也记努尔哈赤姓佟。《朝鲜实录·光海君日记》万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条载：“建州夷首，佟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本人也承认姓佟，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五他给朝鲜使臣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努尔哈赤”。[20]努尔哈赤及其祖先并不姓“爱新觉罗”。“天生姓爱新觉罗”[21]说，本不可信。满族的姓氏，原指其所出的氏族，在满语为哈拉(hala)，不是觉罗(gioro)。“姓爱新觉罗”满文写作“aisin gioro halangga”，其意应为爱新觉罗合起来是所出的氏族，《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此处注释“爱新，汉语金也，觉罗，姓也”。是不符合原意的。这个注释可能是乾隆时加的，把金(aisin)解释作族称，再认定“族称即视为国名”，是将历史颠倒了。

    金(aisin)是可以用作族称的。在《旧档》中，金、汉、蒙古并举和女真、汉、蒙古并举是通用的，表示一个国的三个不同的族属，这主要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大量汉人和蒙古人涌进努尔哈赤国度之后，适应一国三个族属的形势才将金(aisin)当作族称的。由此可知，不是族称视为国名，而是国名作为族称。

    关于将金(aisin)改作满洲(manju)我们发现有二十来处，比女真改满洲为多。基本是使用有圈点的新满文写在涂掉处的傍边，或是原文不涂抹只是写在行间。奇怪的是这种改写集中在天聪元年的档子上，天聪二年，六年间或有之，其他年份还没有发现。从文字上看，最早也是天聪六年以后才改写的。如果说是为了隐讳“金”，又改的不多，如果说不是为了隐讳，又何必改呢；按常理说，讳金应比讳女真更重要，可是为什么天聪九年.‑用女真。而崇德元年建号大清又没有明令禁称金呢?金之改为满洲，和女真之改为满洲，仍是一个待揭开的历史之谜，目前还难作妄断。

    三、关于建州和满洲

    建州三卫，明初永乐年间设置，因之才有建州女真之称，这在明朝的官书中随处可见。问题在于努尔哈赤是否曾以建州为其称号。

    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明实录》不载其袭都指挥使事，其事始于万历十五年，说他同北关之谋在歹商”，“益骄而为患”。到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建州各部，《明实录》称之为“建州黠首”。十七年明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二十年为建州卫都督，二十三年，明廷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受明敕书，执掌建州卫，所以，在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使臣申忠一来访，带回去给朝鲜的回帖，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东夷人之主”，鈐印用明廷颁给的“建州左卫之印”，[22]都是正当合法的。在建州卫前加“女直国”，满文作nioi jy gurun，表示是由女真族众组成的建州卫。

    黄彰健考证自万历三十三年(1605)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万历四十六年（1618）攻陷抚顺后，此称号传入明朝，明人才知道努尔哈赤自称“建州国汗”。[23]努尔哈赤之称建州，和哈达之称南关，叶赫之称北关，都是因为他们对明朝来说，“同是属夷”。明朝视之为叛，不是因为用建州称号，而是因为他擅自称汗，即所谓的“黄衣称联”。这和后来天聪初年与明议和所争执的不同，天聪初年的争执焦点之一，是由于废除金国称号。

    《旧档》中有“建州”字样的只有两处。

    一处是天命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朝鲜以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24]因朝鲜国王曾以“题为痛辩诬枉备陈情悃恳乞圣明特垂矜恤，曲赐洞察事”上奏明廷，奏文中述说其所以用这样名头的苦衷和所获得的后果，现摘引如下：

    “盖自国中不为报答者，义所不可也。使边臣随意答之者，斥之不与也。伊以后金为号，而边臣中却谓建州云者，本其受命于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称，而边臣却谓马法者，待之以番头也。…奴酋见此答书，乃以建州、马法等名及天朝父母等语，尤益嗔恨云。”

    可见，努尔哈赤己经建金称汗，当然不能接受此信之称谓，对朝鲜备加责难。前引后来天聪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朝鲜使臣赉书辩解此事说。“无知低卑之辈，按习惯用用法，仍称旧号，诚然使人憎恶但日久必能自变”。此处当然不能说明《旧档》中用过建州国号。另一处是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刘兴柞的奏章中有：

    “天首先让汗统一建州附近之地”。[25]

    此处，建州是作为地名使用的，也不足以说明《旧档》中用过建州国号。《旧档》隐讳建州称号，(!武皇帝实录》同样隐讳建州称号，目的都是隐讳曾为明藩，隶属明廷的事实，有清一代莫不如此。但是入关前并不尽然，建号大清以前，天命、天聪两朝是承认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一面称：“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一面又承认“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26]

    《旧档》讳称建州，不仅恰恰反证是称号过建州，而且说明《旧档》之形成不能早于讳称建州之前。

    满洲国号问题，是清入关前史研究中最棘手的老问题，早期研究者多持皇太极天聪九年伪作说，凡持这种看法的，其分歧仅在满洲比附的对象有所不同，有的附会于释迦佛曼珠室利，主张以佛名作国号；有的附会于女真首领尊称“满住”，主张以首领称呼作国名。由于《旧满洲档》的发现和影印出版，这种伪作满洲说，已成为研究史上的陈迹。

    另一种研究方法，是从皇太极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上谕：“我们的国家原是满洲”出发，既是满洲，必有所本。于是就从古族名，原地名寻求“满洲”的本源，有说满洲是肃慎的音转，有说满洲就是宋人邢昺《论语注疏》释九夷中之“满节”，《尔雅注疏》文作“满饰”。其实，这仍是从音近、音同上去对号。黄彰健主张满洲(朝鲜音读)为万朱即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录》中的“蔓遮”，蔓遮为建州卫驻地，努尔哈赤征服建州卫，因以其地作为族名，此说仍嫌牵强。努尔哈赤自有驻地，基本统一建州时筑费阿拉城，在这以前也不驻蔓遮，怎会用被征服的部落的驻地作为自己的国号呢?陈捷先据建州三卫原居婆猪江，以地名为族名，曰婆猪人，婆猪音若满州，满州来自婆猪。女真以地名为部名，本是他们部族迁徙的习惯。扈伦四部的乌拉、哈达、叶赫、辉发都是以其居地的水名作为部名，太祖《实录》中连大体的相对时间都写得清楚。呼尔哈、鸭绿江也都是以居地的水名为部名；元代胡里改部以牡丹江(上游日呼尔哈河、即胡里改河，为名；桃旺部以汤旺河为名；明代，毛怜卫以穆棱河为名，是建州女真的组成部分。努尔哈赤原所属部，如果也是以水为名，那么，清初史书上何妨直书，或是婆猪部，或是蔓遮部。间题可能在于其部不是以地名作部名，而是以明朝册封的建州为名，因之称建州女真。那么，建国以后，到了皇太极时，要讳称建州，所以才将其原名弄得这么扑朔迷离。黄说和陈说，仍然是从音近，音同来求地名，此外更无充分可信的证据。

    三田村泰助认为满洲国是统一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的国名。神田信夫将《旧满洲档》中来经改写的“满州”字样拣挑出来，借以支持三田村泰助的主张。

    《旧档》中确实记述了满洲或满洲国，我们在这里将可作凭信未有后来改写处，我们仅举二例：

    《旧档》第81、82两页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条：明万历帝做梦，“释梦者说：‘女子模样的人就是女直满洲国(nioi jy manju gurun)的淑勒昆都仑汗，要夺我明国的帝位’。……明帝对女直满洲国(nioi jy manju gurun)的淑勒昆都仑汗说”。

    天命十一年七月条：对明朝说：“你明国的大臣自恃兵多，袒护哈达，非难叶赫贝勒，满洲贝勒。其后又袒护叶赫，以四十万大军，分四路而来，…”。

    上面摘引的《旧档》，以确凿的史料说明“满洲”并非皇太极天聪九年的臆造。神田据此，支持三田村说，同意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所建立的就是满洲国的看法。并且修正三田村的某些看法，认为努尔哈赤统统一女真之后，并未中断称满洲国，蒙文的法典以及同蒙古的盟誓，仍称“满洲”，他断定满洲语的国号一直是“.满洲”。

    神田的论断，是可以足备一说的，但仍然有些问题难以解释。建号大清以前的国号金，不仅见诸文件，而且有信印为证。如果另有满语国号为满洲。那么和金国的国号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天命至天聪初年是进展汉语化的时代，国内似乎也使用‘爱新’的国号”，显然和万历四十一年对内已用金的国号这一事实相矛盾。如果天命时已有国号满洲，况且皇太极又强调以“满洲”为名，那么《旧档》中为什么大量的使用金的国号，而用满洲处，少得可怜呢?如果满洲原为部名，统一建州女真后作为国名，待废用女真转，又定为族名，那么为什么长期间不是满、汉、蒙古并举，而是金、汉、蒙并举。综观《旧档》是从以族名国，再以国名族的过程是十分清晰的。泛称女真国到建号为金。再以金作为族属之称同汉、蒙并举。此间是插不进“满洲”的。我们注意到下列两条史料：一是前文引过的申忠一《建州纪程图录》上记有：“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努尔哈赤。另一处也是前文引过的《旧档》第81、82页有“女直满洲国的淑勒昆都仑汗”。这两条史料的写法完全一致的；其一，是将女真写作女直，女直是明人的传统写注；其二，一是全称“女直建州”，一是全称“女直满洲”。它照示我们应该理解为：女真国人的建州卫主努尔哈赤，就等同女真国人的满洲汗努尔哈赤。“满洲”代替了“建州”。满洲地方就是建州地方，满洲国号源自建州卫号，后来在《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的“其国定号满洲”外加注：“南朝误名建州”，这真是欲盖弥彰。其实等于说满洲即原来的建州，我们觉得不必另求繁解。当然，这也是一种推测，存此待考。

    我们认为分析论定大清建号前的国号，要放在清朝兴起的过程，即从其氏族制度向国家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努尔哈赤的身世、起兵、统一女真，对明抗衡、争夺辽东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求得系列的理解。综观前述，我们认为：一、女真族诸部争雄期间，互相以同一的族称来互相称呼，均名之日女真国。二、努尔哈赤兴起之初，征服统一女真各部，此时以藩属自居，承认明为其上国。因此，理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明封的名号为号，称建州卫主，受建州左卫信印，凭敕书贡市。三、努尔哈赤以金裔自诩，借以来抬高身价。待势力强盛起来，宣扬天命所归，以匡复完颜金为业，除《旧档》中多有记述外，还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书中多有记载，在此不一一赘述。

    [1]神田信夫：《满洲国号考》，台北《故宫文献》第3卷，第1期。

    [2]黄彰健：《满洲国号考》，台北中央研究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7，6。此文曾对前人研究成果有所评介。

    [3]陈捷先：《说‘满洲’》收入《满洲丛考》。

    [4]蔡美彪：《大清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5]请参见《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纪念论文集》历史编，1985年。

    [6]多数学者在作为族称时译作女真，作为满洲八旗贝勒所摘牛录的属民时译作诸申.

    [7]《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收《清史杂考》。

    [8]《论满文nikan这个字的含义》，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7,6。

    [9]日本白河文库本《大清三朝实录》卷25，天聪九年十月辛丑条，日本《清三朝实录采要》记载相同。此处是转引的。乾隆四年修成的《太宗实录》不载。

    [10]见《旧满洲档》(下皆略称《旧档》)台北影印本，第九册，第4288页。

    [11]《满洲实录》汉文本，此句汉译作“诸部”，是不确切的。

    [12]《旧档》第四册，第1669页，日译本《老档》太祖朝.2，第839页。

    [13]《旧档》第四册，第1671页，日译本《老档》太祖朝.2，第840页。

    [14]见《旧档》第9册，第4509页。日译本《旧满洲档》(天聪九年)2，第318、324页。

    [15]蔡美彪：《大清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6][17][18]《旧档》第6册，第2833页，日译本《老档》太宗朝1，第172页等。

    [19]《旧档》第7册，第3510页，日译木《老档》太宗朝2，第544-545页。

    [20]张鼐：《东夷考略》。

    [21]申忠一：《建州纪程图录》。

    [22]《旧档》第1册，第44页。日译本《老档》太祖朝1，第20页，万历四十年九月努尔哈赤对乌拉国主布占泰说。又见《武皇帝实录》满洲开国神话。

    [23]申忠一：《建州纪程图录》。

    [24]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40。

    [25]《旧档》第428页，日译本《老挡》太祖朝1，第146页。

    [26]《旧档》第5册，第2072页；日译本《老档》太祖朝3，第1067页。

    [27]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209-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