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5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外藩蒙古台吉封袭以功绩或忠诚为前提，旨在笼络蒙古王公，确保北疆稳定。无论执政与否，台吉均有原品世袭之例，闲散台吉并非一律降等承袭。晚清时期，捐纳制度导致台吉数额急剧增加，冲击了功封和恩封制，削弱了蒙古上层对清廷的忠诚度。

满蒙联盟是清朝实现大一统、维持统治的重要国策。对外藩蒙古王公授封爵位，便成为清廷笼络蒙古贵族、维系满蒙联盟的一个纽带。清代蒙古分为外藩蒙古、八旗蒙古和内属蒙古。外藩蒙古由扎萨克世袭统治，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和外扎萨克蒙古。其中，漠南蒙古6盟49旗为内扎萨克蒙古，套西、漠北、漠西等地为外扎萨克蒙古。外藩蒙古定期、定点会盟，由此形成盟旗制度。清廷向外藩蒙古王公贵族授封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其中，台吉分为四等，除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和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将台吉称为塔布囊外，其余各旗均称为台吉。其顶戴、坐褥，照内官阶，一至四等台吉分别等同内官一至四品。担任扎萨克等军政职务者，称执政台吉，无职者称闲散台吉。台吉是蒙古上层社会人数最多的贵族官僚阶层，其封袭制度关乎清代蒙古政治、社会和治边政策等。史学界尚未就此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存在一些错误看法。现对台吉封袭制度予以探讨。

执政台吉爵位封袭

　　后金到清初，清廷对蒙古推行盟旗制度，以立有军功的王公贵族任旗扎萨克，世袭统治。康熙元年（1662）规定，台吉授为扎萨克者，不论原有品级，均授一等台吉，诏世袭罔替。这便成为有清一代既定不变的政策。同年，又规定：扎萨克台吉等袭爵时，有子而捏报无子，欲让他人承袭，则该扎萨克及协理台吉均革职，并罚俸或罚家畜。

　　乾隆年间，有关扎萨克台吉的承袭条款得以完善，相关制度基本定型。乾隆十七年（1752）规定，扎萨克台吉承袭之子，须予“预保”，并报理藩院注册备案，承袭制度更加严密、规范。乾隆朝以后，扎萨克台吉爵职的承袭因循前制，除略作补充或调整外，未发生根本变化。

　　扎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是清廷以功授予的爵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正因为头等台吉处于扎萨克爵位的底线，得以确保清廷授予的“世袭罔替”待遇，同时具备晋升更高爵位的空间。即使扎萨克缘事被革职或削爵，其子弟亦可世袭原爵。此可谓扎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承袭的独特之处。扎萨克中的辅国公及以上爵职者，若遇降等，则失去最初品级，有些则降为扎萨克头等台吉。这是清代授封、承袭扎萨克头等台吉爵职的另外一种类型。

　　除扎萨克外，执政台吉（塔布囊）还包括各旗协理台吉，以及派驻衙署、驿站、军台、卡伦、牧厂、屯田等处当差的各级台吉。清廷根据其任职和功绩授予或晋升爵位。有关各旗协理台吉的任选，康熙年间规定：各旗协理旗务台吉，遇有员缺，由该旗扎萨克会同盟长，于闲散台吉以上爵位者中遴选，引见补授。乾隆朝则就其品级作了如下定制：“协同札萨克办事之三四等台吉、塔布囊，俱加二品顶戴。”依此规定，乾隆年间，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三四品闲散台吉中，被拣任协理旗务台吉者，均受二品顶戴。其他执政台吉的爵位也依其功绩予以晋升。例如，同治年间，为喀尔喀台站出力的四等台吉莽噶拉札布赏加二等台吉，二等台吉丕凌哩札木楚经理台站、采办驼只尤为出力，赏加头等台吉衔。至于这些执政台吉的爵位承袭，一般与闲散台吉、塔布囊相同。

闲散台吉爵位封袭

　　清代，闲散台吉的授封和承袭经历了创始、完善和定制等阶段。清初台吉爵位的授封，主要以军功、投诚等为依据。随着台吉子弟的袭爵，孳生了诸多恩封台吉。学术界一般认为，除扎萨克头等台吉外，其余闲散台吉等均为降等世袭。其实并非如此。闲散台吉的承袭包括降等承袭和世袭罔替等类型。顺治十八年（1661）规定：台吉“身故后准其子孙暨亲兄弟世袭罔替”。康熙元年，台吉子弟“世袭罔替”的条款一度被取消，改为“台吉等子弟概为四品”。不过，同年又改定“一二三品台吉许以一子袭替外，余子概为四品”。自顺治朝起，闲散台吉就已实行原品世袭，康熙至乾隆朝前期沿用。

　　乾隆年间，闲散台吉的承袭更加完善。其一，明确了功封与恩封（多指分例应得爵位）之别，实施世袭罔替与普通承袭（分例承袭）制度。乾隆四十四年规定，“凡特赏之一二三等台吉出缺时，应查其有无劳绩，如著有劳绩者，准其子孙承袭原赏品级。其并无劳绩者，仍照例袭本分应得品级”。其二，从立功时间上明确了“世袭罔替”者的范围。乾隆四十六年规定：在顺治以前有功之台吉等，“将其世袭罔替之处汇奏承袭”，“其自康熙以后因寻常效力实升品级者不在此例”，乾隆四十九年，则将这一时间底线放宽为“自康熙年间以来”，即历来所有功封一二三等台吉，均予以世袭罔替。同时强调，从前已经降等承袭者均予以改正，诏原赏品级承袭。清制，所定王公、台吉爵位承袭的底线为四等台吉，四等台吉自然属原品世袭。可见，一至四等台吉均诏世袭罔替。其三，推行承袭台吉子弟的“预保”制度。为避免爵位祖系不明，乾隆十八年议准，凡拟将台吉品级承嗣于余子者，须报理藩院注册，将来方可袭爵，否则概不准承袭。乾隆二十七年，又规定：一至四等台吉袭爵之长子，亦须预先报理藩院汇奏，将来照章袭爵。从此，“预保”制度成为台吉封袭的必要环节。

　　乾隆朝以后，台吉爵位承袭基本沿袭前制，只是对个别条款略作调整、增补。比如，嘉庆朝补充的规定有：“台吉因行窃革退者，永不准其开复，但其子嗣无论事前或事后所生，均俟年及十八岁时，仍给予台吉职衔。”光绪朝调整的条款有：“台吉、塔布囊之子，例应得之头二三四等台吉、塔布囊后，仍准其一子按原品级承袭，世袭罔替。其余诸子均授为四等台吉、塔布囊。”

　　总之，闲散台吉或塔布囊既有分例降等承袭，又有原品“世袭罔替”之规，且有晋升更高爵位的可能。比如，喀喇沁左翼旗丹巴多尔济被削扎萨克固山贝子后，嘉庆五年（1800）降为一等闲散塔布囊。嘉庆八年，又晋升贝勒。此后，其三代后裔均原品承袭闲散贝勒爵。

捐纳制度开启台吉封袭新渠道

　　捐纳为历代士民向朝廷捐银纳粮以换取爵位或官衔的捐官制度，清朝沿袭该制，并在外藩蒙古推广，成为蒙古王公封袭爵位的新途径。

　　外藩蒙古的捐纳萌芽于雍正朝后期。雍正十三年（1735），理藩院尚书等建议开办外藩蒙古捐纳，制定记档、升级等具体捐例，悬赏为平准战争捐输驼马的蒙古王公贵族，成为外藩蒙古捐纳的首个案例。乾隆二十一年，理藩院奏准《内外扎萨克蒙古捐输驼马奖叙议案》，对蒙古各旗捐驼马之王公、台吉等予以记录或晋升。至此，蒙古捐例从无到有，并得以发展。晚清时期，为筹集军饷、弥补财政亏空，清廷广开蒙古捐例。咸丰六年（1856），颁布《蒙古王公台吉等捐输银两议叙并捐输驼马议叙章程》，以四等台吉捐银为例：捐1600两晋三等衔，捐2200两晋二等衔，捐2800两晋头等衔；捐3400两晋辅国公衔；捐4000两晋镇国公衔。该章程使蒙古捐纳制度化，并迅速推广，在传统的功封和恩封基础上，为蒙古王公台吉爵位提供了爵位交易的新渠道。

　　清末，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朝廷经常采取的“展限蒙古捐输新章”等手段，导致蒙古捐纳越发泛滥。蒙古王公不仅为自身捐纳爵职，亦为其子弟封袭而捐纳。同治元年（1862），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捐输驼马等项恳请移奖子弟，“俟及岁时由院查照捐输例具奏请旨”。此外，王公贵族捐纳所授之爵，亦可由其子孙世袭享有。土谢图汗部花翎辅国公衔四等台吉三音巴雅尔，因捐输银两，“加恩以辅国公衔，世袭罔替”。光绪二十二年（1896），理藩院又奏定《蒙古捐输章程》，使捐例一直延续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