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作者简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摘要：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晚清满汉关系研究表现出某种“态势”:满汉矛盾的演进、满汉权力之争都是关注的焦点，认为清末的满汉矛盾演化为以“排满”为标志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虽迎合了时代，但也必然地形成了局限。也有研究者关注清末缓和满汉矛盾举措的研究。满汉关系的研究有必要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审视范畴，但同时又要考虑这一矛盾体中双方的文化心理差异。

关键词：满族;汉族;近现代史研究;民族关系史

    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晚清满汉关系的研究逐渐引人注目，相继发表与出版了一些

有影响的论著。但总的来说，这一领域还不够深入，有待拓展。本文就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晚清满汉关系研究的现状做一回顾和总结。

一、晚清满汉矛盾之发展阶段

    究中，满汉矛盾是传统课题之一，但大多集中于清中前期阶段，或笼统地冠之以清

代民族关系问题。

    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做了论述，并指出三点:其一，满族的形成，与吸收汉

族人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二，大量编汉人入旗，有力地促进了满族的发展;其三，满族吸收汉族文化，满汉相互学习，共同前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余梓东则指出，满汉关系是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之一。清朝统治者通过“利用阶级矛盾淡化民族矛盾、录用各类人才、劝民垦荒、提倡儒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调整满与汉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将满汉关系调整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2］

来，满汉矛盾问题越来越引起近代史学者们的关注，研究重点也随之推进至晚清阶段。可以说，晚清满汉矛盾是晚清满汉关系研究的重要层面之一，目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晚清七十二年满汉矛盾之演进

首先是对晚清七十二年间，满汉矛盾发展变化的总体性特征进行研究。于建胜、刘春蕊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是满汉官僚间矛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洋务运动时期是汉族官僚积蓄力量，以守为攻的阶段，此时的满汉官僚间矛盾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东南互保”的产生则是满汉官僚间矛盾发展到面对面较量的重大表现;1906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是满汉官僚间矛盾斗争的具体表现;1907年的“丁未政潮”则是满汉官僚间矛盾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典型表现;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被推翻使满汉官僚间的矛盾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3］左之涛也对晚清满汉矛盾的发展做了考察，并分为四个阶段:满汉矛盾缓和(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前)、汉族地主势力急剧上升(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满汉博弈(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1901清政府“新政”开始至1912年清帝退位)四个阶段。［4］

其次，晚清各重大历史时期的满汉矛盾亦是研究的热点与重点，而此时的满汉矛盾研究主要集中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重要历史时期。高强以《试论甲午战争期间的满汉矛盾》为题，从满汉矛盾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指出满汉矛盾的存在，不但使中国普遍缺乏一种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而且在甲午战争时期也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5］张海山则考察了戊戌变法与晚清满汉矛盾演变之间的关系，认为戊戌变法是晚清缓和满汉矛盾的一个较佳时机，维新派高呼“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融满汉之见”，来挽救民族危局，但随着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不仅未能缓和、解决好满汉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满汉矛盾。［6］

政时期的满汉矛盾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更多关注。马铭德认为，在清末酝酿实行新政之时，满汉间的种族矛盾就已经十分激化，满人特权已日益为汉族及其他民族所不满，并成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和号召的重要理由。在新政实施的过程之中，朝廷中的满汉政争最为激烈。［7］黎俊祥也指出，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的这种集权于满洲贵族的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满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扩大了政府和立宪派之间的裂痕，给革命派的“反满”宣传提供了口实。［8］李学智则从清末政治改革的启动、官制改革及国会与皇族内阁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满洲贵族集团在官制改革中实行皇族集权、排斥汉人以及成立皇族内阁，致使清末政治改革以失败告终。［9］

而冯荣、靳丽波也指出满汉矛盾进一步升温，最终出现了“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的现象。此外，丁水娟对中国近代满汉矛盾与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及本身发展经历的种种磨难，导致了近代满汉民族矛盾的复杂性，也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12］

2.满汉权力之争是晚清满汉矛盾演进的核心因素

近代以来，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实力地位不断变化，满汉大臣之间因权力的争夺而引起的矛盾也层出不穷。张小强在其《湘军的崛起与晚清统治集团内的满汉矛盾》一文中，指出咸、同时期，满汉矛盾也一改以往那种比较平和的逐步淡化的基调的解决方式，而转向急骤的、激烈斗争的方式，从湘军的崛起到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裁撤，整个过程无不贯穿着满汉矛盾。［13］

左之涛在分析晚清满汉势力消长的原因时指出，晚清满汉矛盾的上升是与汉族势力的迅速崛起分不开的。汉族势力的崛起使满洲贵族感到统治权力受到了挑战，而汉族势力的上升，又是清朝无法应付“内忧外患”被迫启用汉族地主武装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它导致了清政府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主义的膨胀，最终为清政府的灭亡埋下了隐患。［7］

胡健国则从旧俗维持、军队部署、节制之权的归属、战时人事的变化、思想意识的正反作用等五个重要方面逐一进行了详细分析，说明了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支撑危局，不得不依靠汉人督抚，阐述了军权转移与清末满汉政治势力消长之间的关系。［14］

此外，萧一山在其《清代通史》一书中，用专节论述了满汉大员之间的权力之争，指出满汉矛盾是清末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极为敏感而又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新政期间，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一无顾忌，汉员敢怒不敢言，出则“排满排汉之声，叹息盈耳”。特别是“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十二字口诀一出，排汉之精神，在满洲亲贵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15］

3.清末满汉矛盾演化为以“排满”为标志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

随着清末民族主义的高涨和革命党人对排满思想的宣传，清末满汉矛盾演化为以“排满”为标志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首先，林家有指出“排满”并不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口号，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革命党人的“排满”口号是对两百多年来人民反抗清朝精神的继承。［16］石川祯浩也对清末与清初的排满论进行了区别，指出清末的排满主义导致了明确的汉族概念———亦可说是作为汉族的民族认同———的兴起，以及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之构想圆融无碍、浑然一体。［17］

其次，也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将“排满”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共和联系在一起，凸显了近代民族主义之精神。章开沅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人们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和专制暴政的深仇大恨，重新捡起了古老的“反满”旗帜。［18］同时，也有学者对《孙逸仙演说》、《灭汉种策》等反满文献做了重点解读，指出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着显著不同。孙中山先生把反满与建立共和联系起来，把实现共和作为真正追求与最终目的。［19］

第三，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口号的原因、实质以及影响进行了研究，充分肯定了其积极影响。杨定名指出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是“革命排满”口号的实质。［2］曾永玲指出“反满”极大加速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满族贵族，结成了最广泛的同盟军，汇聚成强大的革命力量。［20］章开沅认为在“排满”宣传方面，革命党人通过塑造黄帝形象、寻求汉族族源、集中斗争目标等方式，有效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21］

此外，学者们对“排满”运动的局限也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钟珍维认为反满口号带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不利于消除满汉两个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妨碍了民族关系的正常化。［22］章开沅指出革命派的“排满”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可能被其他民族衍变为“排汉”。［23］钟卓安亦指出革命派片面的排满复仇，给帝国主义和清朝旧官僚势力提供了里应外合反对革命的机会，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失败。［24］高文浩则指出共同的“反满”情结虽然导致了清王朝覆灭，但辛亥革命后反满情结的消失、崇拜权威迷信皇权、功成隐退、追求秩序安定等传统心理的迅速复归，也是导致资产阶级共和国失败的重要原因。［25］

二、清末缓和满汉矛盾之举措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清廷及满汉重臣为缓和满汉矛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也进行了研究。首先，迟云飞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制定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一、准许满汉通婚;二、任官不分满汉，中央各部废除满汉复职制，东三省大量任用汉官，同时裁撤副都统等旗官;三、旗民编入民籍和筹划旗人生计;四、司法同一，逐步实行旗人犯罪，与民人同法律同审判机构。［26］李德新也从准许满汉通婚、司法同一、官制与旗务管理体制改革、筹划旗人生计等四个方面，考察了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为平满汉畛域所做出的努力。［27］而林吉玲则指出，立宪运动时期，表现出融汉倾向，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有利于满汉各族人民之间的接近和民族融合。［28］

其次，关于清末重要历史人物平满汉畛域的言论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翟海涛指出端方通过上陈《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均满汉以策治安折》、《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艺编定颁布以息排满之说折》等，对满汉之争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策略进行平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9］还有吴春梅的《张之洞调和满汉思想述论》一文(见《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赵可则进一步探讨了满汉畛域问题对晚清政局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30］

第三，国家制度与政治重建中的满汉矛盾问题。方慧认为清末变法修律时期是我国民族平等思想的开端。在《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中有《满汉世爵选举资政院议员章程》。在《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第一年要做的事就有:“请旨设立变通旗制处，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事宜。”这是这一年在清单中交由军机处办理的唯一一件事，可见清政府的重视程度。［31］何志明指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如何处理国内满汉关系发生严重分歧。改良派所首倡的满汉平权、废除民族歧视的思想却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获得了政治意义上的实现。［32］

三、晚清满汉民族意识相关研究

虽然学术界以晚清满汉民族意识为研究对象的专文尚少，但笔者认为满汉民族意识的发展也是满汉关系研究的重要层面。

王开玺对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进行了考察。他指出三点:其一，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其二，有清一代，满汉官员民族意识同其政治关系一样，也存在一种同化融合的发展态势。其三，革命派满汉民族观的核心，即是认为满族贵族对汉族采取了极其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是灭亡了汉民族的国家，宣传实行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建立起汉民族共和政体的国家，带有一定的排满色彩。［33］孙静则在《“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一书中，对“满洲”命名前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做了整体考察，并阐述了“改良”、“排满”与满洲认同意识的演进以及辛亥革命后满族及其民族意识的嬗变。［34］

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江夏由树(Yoshiki Enatsu)在其《旗人的遗产: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35］一书中，通过对清末奉天汉军旗人的双重身份及民族意识的论述，进而揭示了地方精英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柯娇燕(Pamela Kvle Crossley)对后金满洲八旗军功贵族后裔的家世变迁做了纵向的深入考察，折射出满族在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前半叶的变迁轨迹，并着重突出了满族的民族意识与认同的形成和演变。［36］谢利·里格尔(Rigger Shelley)的《满族的族性认同，1635—1935》［37］以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东亚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邵丹(Shao Dan)的《帝国与国家的民族性:满人、满洲国和满洲，1911—1952》［38］对满族的族性认同的发展与演变等方面均有系统论述。

四、个案与区域研究

晚清的满汉关系问题研究中个案与区域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这些个案与区域研究，不仅将满汉关系与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还包括在八旗驻防等特殊地区的满汉关系研究。

满汉关系与晚清各重大历史时期、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成为中外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马艾民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汉联合进行了考察，指出洋务运动时期满汉双方的合作主体上是融洽的，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使洋务运动得以进一步向前推进，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9］

朱东安则在《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改变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实力地位，促使清政府不得不大幅度调整满汉关系，放权于汉族督抚。但此时，决定着清王朝安危的统治阶级内部满汉君臣之盟依然维持。直至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放逐的愚蠢举动与皇族内阁的成立，最终导致了满汉君臣之盟的彻底决裂。迨及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清朝皇室就成了一个空架子，数月之内清朝灭亡，建立起名义上的共和国。［40］常书红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满族嬗变轨迹的全面考察，分析了辛亥革命期间武汉、福州、杭州等部分驻防城市的满汉关系［41］，并指出中华民族认同诞生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满汉关系的根本变化。［42］

美国著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laughWright)曾指出同治中兴不仅仅局限于满汉社会的共存，它几乎是一个满汉合成体，一种名副其实的融洽联盟。［43］美国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Edward J﹒M﹒Rhoads)则认为，“虽然满汉畛域在逐渐缩小，但绝不会消除。而且在洋务运动中，一些政令、举措的颁布与实施不但没有改善满汉关系，反而使其进一步加剧了”。［44］此后，路康乐在《恩铭刺杀案及其对晚清满汉关系的影响》一文中，论述了恩铭刺杀案给统治者带来的强大震撼以及此后清统治者为缓和满汉矛盾而做出的相关努力。［45］路康乐又于2000年出版了《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46］一书。该书是目前唯一一部以满汉民族关系为视角，充分展示清末民初满汉关系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影响的专著，是我们研究晚清满汉关系的重要参考专著。

也有学者对一些特殊地区的满汉关系进行了考察。任桂淳着重考察了1899年1月20日发生在荆州驻防满人殴打汉人官吏的事件，并认为此事件是满汉民族之间长期对立的必然结果。［47］此后，潘洪钢也从荆州驻防八旗与当地居民的几次斗殴入手，考察了驻防八旗与当地民人的关系，指出驻防荆州地区的旗、民关系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友好相处的一面。［48］汪利平在其《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一文中，详细考察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不同时期与当地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杭州归属感的产生，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思考如何从地方的角度来考察和叙述民族关系和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49］

李龙以清末成都地区为中心，考察了在“略畛域、缓矛盾”的大背景下，成都地区开始融合满与汉，并逐渐认识到“满”(普通满人)与“清”(清王朝，主要指皇室)的差别。［50］王力则以清末满汉关系为背景，分析了新疆建省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事实上造成了巡抚、将军并立，两不相容，权力掣肘，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51］

一些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也试图从管制设置民族国家建构、文化风俗等方面对满汉关系进行论述。高玮通过对三口通商大臣制度变迁的分析，勾勒出清末中央集权下移与满汉民族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强调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设立是满汉政治权势质变的理解点。［52］吴磊则对近代史上各个时期的满汉关系进行了简要叙述，而且也对满汉关系与中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互动做了一定的分析。［53］郭文钠则以满汉全席为切入点指出满汉全席是满汉交往的产物，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时空中，其承办饭庄以及本身名称、席品结构的演变更是深切地反映了满汉关系的想象过程。满汉全席试图在冲突与协商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通过改造自身，去迎合剧烈变化中的满汉关系。［54］

五、思考与讨论

纵观三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晚清满汉关系的研究，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比此前有了较大的突破与进展。但同时，我们也应思考晚清满汉关系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拓展研究空间，把对晚清满汉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学术研究的视野需要拓宽。晚清满汉关系研究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而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的研究较为薄弱，这就需要学者们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近年来，“新清史”已成为西方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对中国学界而言，无疑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因此，晚清满汉关系研究还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视野，可尝试从族群差异性这个视角去研究问题。

其次，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拓展，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史料爬梳与分析外，还需要诸如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支持与参与。在人文社会科学整合化倾向日益明显的今天，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尤其重要。对于晚清满汉关系的研究，不仅需要中国近现代史、满族史、清史等史学内部的进一步融合，而且也需要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这个层面讲，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欧立德(Mark C．Elliott)以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将满族史、清史进行整合研究而撰写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55］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满汉关系研究的具体路径与对象也需要深入探讨，构建更加宽广的学术研究领域。第一，在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满汉关系问题是中国国家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满汉关系的缓和与紧张对清王朝的统治稳定与否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可以将晚清满汉关系问题研究置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之中，进一步揭示晚清满汉关系嬗变的轨迹及其对晚清社会和政治变革、革命进程与民族国家近代转型的影响。第二，研究历史人物在维系满汉关系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从历史活动的主体看，研究近代历史人物(包括统治集团、精英分子、中下层社会群体)处理满汉关系的思想及其影响，包括他们的实践活动与思想认识。第三，对于近代以来晚清满汉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总体性、阶段性的研究。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涉及满汉关系发展与变化的论著，［56］大部分局限于清朝中前期阶段。因此，需要从历时性的视角出发，考察晚清七十余年不同时期满汉关系的走向及其阶段性特点。

总之，晚清满汉关系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领域，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期待学术界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前提下，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建立起中国学术界自己的满汉关系研究理论与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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