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11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1942—),男,吉林长春人,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治清史,兼及东北地方史。北京，10008。

摘要：由边疆问题而引发的“边患”,自秦以来,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几无一个王朝无“边患”。至清代,清王朝所面临的边疆问题,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之前的历代王朝有所不同,更复杂、更尖锐、更严重,也更难解决。概而言之,既有民族问题,又有统一与割据甚或分裂的问题,更有列强的觊觎与侵略。如何应对或解决这些复杂的边疆问题,不仅关系清王朝的存亡,也关系到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清朝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通过各种措施,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较成功地解决了之前历代王朝难以解决的一些复杂的边疆问题,其做法值得总结和重视。

关键词：清代;民族;边疆问题;大一统;一体化

由边疆问题而引发的“边患”,一直是我国历代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威胁。由于我国的边疆地区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所谓边疆问题,实际就是民族问题。在清以前,历代沿袭区分“华夷”的传统民族观念,行朝贡制,施以“羁縻之策”,“以夷治夷”。但是,这一行之两千余年的方针政策,并未有从根本上消弭“边患”,边疆诸民族与内地汉人冲突不已,更与中央王朝时刻爆发战争,绵延不绝,充斥于二十四史的记录中。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获得长治久安,换言之,几无一个王朝无“边患”。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历代王朝为什么没有找到解决“边患”问题的根本途径?迄今,史学界有关研究边疆问题的论著实在不少,但很少关注历代“边患”的由来与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重大问题,只做了各事件的表面现象的描述,缺乏理论的深层次探讨,尤其没有与清朝的历史作一番比较,就难以发现解决“边患”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2009年,笔者发表了《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①一文,因受文字之限,仅写到明代而止。本篇专论清代的边疆问题,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续篇,意在阐述“边患”问题在清代的发展、清朝的民族新观念以及解决边疆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实践证明,清朝的政治实践与结果,已给出答案,较好地解决了历代王朝所未曾解决的“边患”问题,实现了空前的国家“大一统”。然而,自近代以来,由西方列强入侵而造成的边疆危机,则逐渐加深。

一、清代边疆与边疆问题的涵义

在清代,有关边疆的概念与边疆问题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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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东北史地》,2009年第六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4期。

 比之历代,已发生了重大的或质的变化。

清以前,历代王朝是有国无疆,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大得无边无沿,自古帝王“守在四夷”,其“四夷”即泛指边疆,是诸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惟在西南与今缅甸、泰国、越南、老挝诸国接壤的地区,在近代以前,尚无严格的分界线。历代均以少数民族所居之地指为边疆,至于与外国接壤的地方,自然也称“边地”,是边疆的组成部分。一句话,清以前,所指边疆地区,就是四面八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继明之后,清朝当国。与明不同的是,时代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正与世界相遇,历代传统的边疆概念与对边疆的认识随之而改变,同时改写了它的具体内容。如所周知,当清军入关之时,在遥远的西方———英国,已于两年前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标志着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几乎与此同时,沙俄向东方扩张,其侵略军已捷足先登,进入了我国所属的黑龙江沿岸。这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遭到一个真正的外国的野蛮侵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邻国划定边界。[1]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又与沙俄签订《恰克楚条约》,确定两国在中俄中断的边界划分。至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下,清王朝被迫与之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西北中俄边界。在此之前的咸丰十年(1860年),趁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沙俄欺诈清政府,逼其与之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再次改变了《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边界划分。

尽人皆知,在清代以前,沙俄不复存在,故东北的“三北”地区并无邻国可分界。可以说,在此之前是有国无疆,自沙俄在欧洲崛起,这才与中国发生了边界问题。

中国与朝鲜的边界,早在元朝时已基本划分。清王朝继承了明朝时的边界线,康熙皇帝还特派穆克登查边,以便更准确地划定两国边界,大体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为分界,一直维系到今天。

总之,到了近代时期,在西方列强的主导下,中国被迫与相邻的诸国签定划分边界的条约。如《中英藏印条约》,使英国获得诸多控制权。在南方,诸如暹罗、缅甸、安南等国,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藩属朝贡关系,大体维持传统的边界不变。但这些国家都遭到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强迫他们脱离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这就是说,自《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后,或者说,以此为开端,举凡清代中国未划分过的边界,已基本确定,个别悬而未决的地段,也在当代陆续完成,不论存留多少问题,清代中国的疆界基本是清楚的。

清代完成中国疆界的划分,从而确定了中国疆域的真实面积。如按古代传统的说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疆域面积是无法计算的,也就得不出具体疆域的数值。还有一个传之百代的信条:“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方的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中央王朝,也就不需要划定明确的分界线。

国家疆土界限的划分,也改变了清朝皇帝传统的疆土概念。乾隆皇帝在拒绝英国使臣马戈尔尼要中国划出一地为英商使用的要求时,明确回答:“天朝尺土,尽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2][卷23]《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称:中国的疆域,“东尽费雅喀,西极葱岭,北届俄罗斯,南至南海。”对国家疆土的“四至”如此明确,恰好反映了清朝皇帝已具有领土主权的意识,能准确地描绘出清代中国疆域的真貌。

清代国家疆域的明确分界,必然引起一系列认识上的新变化。

关于“边疆”的概念,需重新界定。如前已指出,清以前所说“边疆”,是指周边诸少数民族所聚居的地区,即历代王朝“守在四夷”之地。具体说,自秦以后,清之前,以长城为“内外”的分界线,靠近长城一线及长城以外广大地区,皆指为边疆。古代一般称为“边地”、“边城”、“边关”,或直称为“夷地”,此即边疆之意。因为没有国家与中国为邻,当然,也就没有与之接壤的国家,以“边疆”专指“四夷”的少数民族,并不准确。按现代国家的解释,“边疆”是对一国与另一国接壤、远离本国中心区域的概称。至清代,中国有了“国界”,才使千百年来沿袭不变的有关边疆的历史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清代中国边界的形成与确认,就把中国纳入到世界的体系之中,将中国置于各国家的对等关系,因而改写了“中国”的概念。在清代以前,举凡在中原地区建立的中央王朝,皆自称“中国”,而聚居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也称中央王朝为“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原王朝处“天下之中”,故谓之“中国”。自秦筑万里长城后,除个别王朝(如元朝),历代皆坚守长城这道藩篱,以长城以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长城即为“中国”的分界线。正如汉代人所说:“秦始皇攘却夷狄,筑长城,界中国。”[3][卷96,西域上]但很清楚,长城是“中国”与“夷狄”的分界,并非是国与国的分界。康熙皇帝停止修筑长城,突破了“中国”与“夷狄”的分界,将“中国”扩大到与邻国的边界线,使“中国”具有了更完整的全新涵义,使其成为具有与当代中国同等意义的国家名称。这是“中国”涵义划时代的历史性突破,历二千余年,至清代才最终完成了他的蜕变。

与此同时,“中外”的观念也随之而改变。

如上已指出,清以前,长城不只是“中国”的分界,也是区分“中外”的一道界限。历代以长城内为“中”,亦即“中国”之意,长城外为“外”,所谓“内中国而外夷狄”、“内诸夏而外夷狄”,即是“中外”观念的表达。如明太祖朱元璋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4][谕中原檄]他的这番话,已把中外、内外的涵义阐述得一清二楚。朱元璋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观念,还是华夷之辨,意在区分华夏即汉族与“四夷”少数民族。汉族居内或居“中”,少数民族居长城以外,这就是千百年不变的民族格局,也是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民族观。

清代中国确定了国与国的边界,就使得传统的“中国观”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上已阐明历代相沿的“中外观”的本意,而清代的“中外”之意,则变成为中国与外国的对称,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明确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定位:中国为内,其他国家为外,简称为“中外”,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区分,而之前传统的“中外”,实则是一国之内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分,根本不具有所谓“内外”或“中外”的涵义,但这样的观念,却在中国沿袭了两千年以上。

由边界的划定,必然引出对“边疆”的重新界定,实际是对传统边疆概念的否定。由此,又给“内外”、“中外”,乃至“中国”之义以全新的解读。所有这些,无不是时代变化的产物。

与“边疆”概念的重新界定相联系,毫无疑问,所谓“边疆问题”,其内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清代以前,习惯地把历代王朝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矛盾、冲突直至大规模的战争,概称为“边疆问题”,或泛称为“外患”、“边患”,如专指蒙古人,则称为“虏患”,等等,这实际是一国之内发生在同一民族或民族之间的问题。在清代中国确定疆界后,所称“边疆问题”,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与传统大不同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一国之内的民族问题,增加了与异国异民族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新的边疆问题。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割占土地,掠夺资源等各类殖民活动,由此而引起的矛盾和问题,都会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交涉,至矛盾不可调和,即宣告战争,至战争结束,再签和约、赔款等等。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国与国的争端,已不是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上升为国际问题,远比清以前所称边疆问题更为复杂,更难解决。比如,沙俄在中国的“三北”地区不断制造边疆问题,日俄争夺辽东,英俄争西藏,法国争广西等西南边陲地区等等,不一而足,留待后文阐述。

当然,仍有边疆少数民族或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或上层贵族图谋“独立”,与清廷分庭抗礼,这些中国的内部问题,又往往被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外国侵略者与边疆分裂势力相勾结,搞分裂活动,侵略与分裂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也构成清代边疆问题的一个新内容,这是清代以前2000年间所不曾遇见,也不曾发生过的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清代。应当说,是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化,才“造就”了清代的新的边疆问题。

二、清代边疆问题简述

按学术界的传统说法,自1644年始,即为清史的纪元之年。有关清代的边疆问题,亦以是年为开端,迄至1912年清帝退位,总计268年,发生在边疆地区的问题都应在叙述之列。但是,如果把近300年发生在边疆地区重大事件都写清楚,写几部巨著也不为过。这里所作的简述,不过是举其要,选取其中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作扼要记述,一方面展示其具体边疆问题,可与清以前历代王朝作比较,以示不同,另一方面,厘清清廷面对这些严重边疆问题是如何应付的,以何种对策化解矛盾,等等。为叙述方便,也便于地区间对比,依东北、北部、西北、西藏与西南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区为序,对这一时期各地区的边疆问题作一简述。

(一)东北边疆地区

这一广阔的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聚居之地,是历代边疆问题即民族问题频发与高发的地区,往往又与中原王朝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这一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冲突、战争,可以说连绵不绝,至于地区内部民族间的战争,同样是无代无之。

令人惊奇的是,自清朝勃兴,满洲崛起,统一东北后,大约从清朝入关前后直至清亡,在近300年间,以民族间纷争或与清朝的军事冲突为主要内容的边疆问题,几乎没有发生过,这与清代以前历代频发之势形成鲜明对比。有清一代,虽然一国之内的民族问题在东北地区确已消弭,但由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与侵略而造成的东北边疆危机,则实为前所未有,其严重程度以及对中国的损害之巨,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具题状况,列举如下:

1. 16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沙俄疯狂入侵东北地区,侵略者在黑龙江沿岸及松花江下游近黑龙江之处,到处烧杀淫掠,霸占中国土地,抢建军事据点。沙俄先于其他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开清代边疆危机之先。康熙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清军两次发起雅克萨反击战,击败沙俄侵略军,这是清初第一次与外国侵略者发生的边界战争,迫使沙俄与清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边界条约。

2.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沙俄以涅维尔斯利伊为首,率武装探险船,占领中国要塞庙街;咸丰三年(1853),又强占中国所辖黑龙江口为其非法所有;次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战船70余艘、1000余侵略军,占领我黑龙江下游的阔谷屯,改名为“马林斯克”,并宣布建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把中国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在内的大片领土划入其辖区。更严重的是,咸丰八年,沙俄趁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以讹诈的手段,逼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划去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接着,又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中俄尚未定国界的地区要重新划定。十年(1860),沙俄占领乌苏里江流域的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同年10月,又逼迫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划归俄国。至此,沙俄在东北地区共割取了我国103.83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①,其割占我国领土之多,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利最多的侵略者!

3.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并很快在东北地区发展起来。沙俄以此为口实,不宣而战,出兵10余万,占领东北全境。《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赖在东北不走,处心积虑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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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沙俄侵吞我国东北大片土地,详见(同治)《筹办夷务始末》(卷4),北京故宫,1930。

东北变为他的“黄俄罗斯”,使东北边疆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5][p.339]

4.沙俄独占东北,引起日本、英国等列强的强烈不满,尤其是日本,于光绪二十年(1894),对清朝不宣而战,先占朝鲜,继而发动黄海突袭,攻击北洋舰队,得手后展开陆地进攻,夺取辽东重镇九连城,整个辽东半岛遭其蹂躏,在旅顺,被其屠杀的同胞达2万余人。这是东北地区数百年未曾遭遇过的大灾难!至二十一年,日本再发动侵略战争,牛庄、营口诸城相继失陷,清廷被迫求和,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虽然在俄、法、德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辽东,归还予中国,但又勒索白银3000万两作为“补偿”。[6][p.251]看到沙俄欲独占东北,日本并不甘心,在英国的支持下,展开了与沙俄对我国东北的争夺。光绪三十年初,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双方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掠夺战争,在中国的陆地、领海内大规模厮杀,沙俄战败,双方在东北划定势力范围:长春以南(含长春)至旅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称“南满”;长春以北至黑龙江沿岸,为沙俄的势力范围,称“北满”,东北自此成为日俄两强的殖民地。

以沙俄蚕食东北疆土、日本争霸辽东为主要内容,构成了清代东北边疆问题与边疆危机。

(二)北部边疆地区

北部,主要指内外蒙古地区。清代称外蒙古为“喀尔喀”,或漠北蒙古,以沙漠戈壁为分界,其南称为漠南蒙古,亦即内蒙古。自古以来,内外蒙古的广袤草原就为游牧民族的世代家园。约自九世纪,蒙古人登上中国的舞台,他们主宰草原,并从这里进军全国,飞驰世界,先后灭金,降南宋而一统天下。但不到百年,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被新兴的明朝所亡,其后裔被逐出长城外,散居“三北”,与明朝对峙,但终明之世,明朝也没能解决好北部的蒙古问题,而晚明时期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人,则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蒙古人和女真人制造”的北部边疆问题,使明朝二百余年不得安宁,如《明史·鞑靼传》所指出的:“迄明世,边陲无宁,致中原盗贼烽起。”

自清朝崛起,蒙古诸部纷纷投入清政权,连遥远的外蒙古也闻风而至,蒙古与满洲结为最亲密的同盟,从此不再为“边患”,终清二百余年,北部无边事,无警无敌,喀尔喀成为护卫大清王朝北部的一道坚强屏障,也使内外蒙古地区保持了长久的稳定。约至近代后,在蒙古地区不断发生蒙民或汉蒙联合的诸如抗租、抗科派、反开垦等武装反抗活动。应当指出,这些武装反抗,都是针对当地蒙古王公剥削过重而发生的,并非如明代蒙古作为一个整体与明朝进行的争衡而形成民族间的纷争,没有产生太大的政治影响,更未威胁到清王朝的安危。这类斗争,其影响不大,性质也有所不同,参与人员主要是与汉族相邻之地的蒙古人和汉人,草原腹地的蒙古人几乎无人参加。其后蒙地又有义和团以及民间秘密结社,皆为汉人所发动,蒙古人很少有人参加。

在北部对清朝构成严重威胁的,当为沙俄对内蒙的武装入侵。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沙俄大举入侵东北及北部的呼伦贝尔,稍后,又有日本侵略军入侵内蒙部分地区,均遭到广大蒙古族的坚决反击。总之,除俄日争夺以及中原局势的影响外,终清之世,北部边疆为较稳定的地区,基本没有发生重大的边疆问题。

(三)西北边疆地区

西北地区,若以方位论,新疆、甘肃、青海乃至陕西皆可包括在内。若以边疆论,当以新疆为主,青海、甘肃、陕西可视为边远地区,而不宜视为边疆。这一辽阔地带,在汉代时称为“西域”,此后约定成俗,历朝虽有不同行政名称,但仍习惯称为“西域”。在沙俄出现以前,“西域”是无边无界的,封建王朝皆视为极边之地。在与沙俄划界之后,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邻国有了明确的分界,接壤的国家,除俄罗斯外,还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苏联解体后,又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接壤,还有上世纪20年代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蒙古国等,成为中国接壤外国最多的地区。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与内地相距遥远,虽与内地有所交往,但民族间的反差悬殊,是历代边疆问题频发、高发的地区。自秦汉以来,这一地区不断崛起的民族,诸如匈奴、柔然、吐谷浑、突厥、回鹘、蒙古等,不断东进南下,与中原王朝展开无数次的争夺,历代王朝为应付西北的“边患”,均付出过重大代价。

到了清代,西北边疆仍然是动乱与战争频发和高发的地区,额鲁特蒙古势力强大,准格尔部崛起,展开与清朝的长期争夺。尤其严重的是,准格尔部首领葛尔丹受沙俄的唆使和支持,进攻喀尔喀三部,逼使数十万众逃离,涌入南漠乞食。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历经八年,击败葛尔丹,使其山穷水尽,饮毒药而死,西北边疆暂获安宁。①葛尔丹兵败自杀后,其侄策旺阿拉布坦控制了新疆,再次挑起动乱,一面派兵侵入西藏,一面进攻哈密清军。清廷发起史称“驱准保藏”的战役,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派出三路大军,很快收复了西藏,恢复六世达赖的合法地位,并扫荡新疆本土的准部残余势力,大获全胜。[7][第3-4辑]

雍正年间,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为乱青海。此时,清朝尚未最后完成对青海的统一。青海与西藏一体,原为顾实汗即罗卜藏丹津之祖父统治,顾实汗后,其子扎什巴图尔继其父业,其后为罗卜藏丹津承袭。罗卜藏丹津对清廷将西藏交予藏人治理大为不满,欲图先人“霸业”,企图重新获得对青藏地区的统治权,于雍正六年战事又起,历八月,叛乱平定,罗卜藏丹津脱逃,青海重归一统。②

虽然康、雍两朝已多次取得对准部的军事胜利,但准部作为一股强大而独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并没有被彻底消除,并成为西北动乱不已的重要根源。葛尔丹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及亲属为争夺统治权而兵戎相见。乾隆帝洞悉西北乱源,乘其内乱,决心完结“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8][卷464]于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师五万,兵分两路,直进至伊犁西南180里的格登山下,俘获准部首领达瓦齐,仅四个月即将准部平定。但准部刚安定,原西藏和硕特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又欲取得额鲁特四部的统治权而举兵叛乱,攻陷伊犁。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廷出兵反击,于次年六月将叛军击败,阿氏脱逃,出境投俄,患天花死在异域。二十三年春,清军两路会师伊犁,叛乱平息。③期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新疆回部(南疆)叶尔羌首领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也举兵叛乱,并声称:“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遂自立为“巴图尔汗”。次年春,乾隆下令征讨,至乾隆二十四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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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康熙亲征噶尔丹之经过,详见《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圣武记》(卷3)、《清圣祖实录》(卷150-178)。

②详见《清世宗实录》(卷13-17);《圣武记》(卷3)。

③详见《西陲总统事略》(卷1);《圣武记》(卷4);《啸亭杂录》(卷3)。

将叛乱平定,霍集占兄弟被巴克达山的酋长捕获,应清廷要求,就地处死。①

自康熙二十九年用兵西北,历70余年,清廷彻底消除该地区的叛乱势力,完成了对新疆的完全统一,赢得此后西北数十年的安宁。

嘉道之际,新疆回部伊斯兰教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发动叛乱,自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七年,清军与之展开激战,终将张格尔俘获,献俘北京,凌迟处死。虽然张格尔被处死,但其兄、子、侄、外甥等仍就为乱,至咸丰七年,历40余年,才最后将回部叛乱平定。

内乱刚平,外患又至。咸丰十年,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同治元年,双方还在谈判关于新疆西部划界、立碑之事,沙俄又出兵侵入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等地,进而侵入伊犁地区,迫于其军事压力,于同治三年九月,清廷又与之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原属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掠去。②

清末,新疆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自同治三年五月,库车、乌鲁木齐、伊犁先后爆发反清起义。这些起义,被境内外分裂势力所利用,他们相互勾结,欲行分裂中国的行径。境外浩罕人阿古柏乘机侵入新疆,夺占地盘,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至同治六年冬,阿古柏势力已夺占新疆大半地区。为支撑其政权,阿古柏又投靠沙俄。同治十年三月,沙俄出兵夺占伊犁。此时,新疆处于空前危机之中,清廷对新疆的统治已呈互解状态,有丧失新疆的可能。当此关键时刻,清廷果断决策,派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征,收复新疆。左宗棠于光绪二年春出兵,次年十一月,除伊犁外,收复新疆全境。之后,经过半年的艰苦谈判,于光绪六年底,中俄签订《伊犁条约》,迫使沙俄交出伊犁。

(四)西藏边疆地区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其南面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接壤,距内地遥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边疆地区。因道路险远,环境恶劣,虽与中原有所交往,并较早纳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但中原王朝对其控制有限,长久处于封闭隔绝状态。至清代,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晚清时,西藏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英、俄等列强的垂涎,遂造成诸多边疆问题,致使原本平静的西藏动荡不安。

前叙准格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欲控制西藏,于康熙五十四年派军入侵,两年后占领西藏,大肆抢掠烧杀,康熙帝先后两次派兵,将其势力逐出西藏。[9][卷289]

乾隆末年,原为清朝属国的廓尔喀两次侵入西藏。廓尔喀与西藏接壤,对西藏抱有野心,公开指地索要,并欲谋取西藏的商贸利益,被驻藏大臣所阻。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廓尔喀不宣而战,出动3000人马,占领后藏部分地区,后经双方讲和,廓尔喀退出西藏。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廓尔喀悍然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夺占多处城镇。清高宗以福康安为大将军,统率1.7万人冒雪突进,痛击侵略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将其赶出西藏,并攻入廓尔喀境内,迫使其投降。两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保住了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③

咸丰四年三月,尼泊尔入侵西藏部分地区,当地藏军反攻,双方争夺聂拉木,形成拉锯,遂和解,签订藏、尼条约,给尼方以特权,损害了国家利益。英国则自18世纪到19世纪,利用清朝的衰弱,通过战争及拉拢手段,逐步控制与西藏接壤的清朝藩属国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对西藏构成直接威胁。光绪十四年正月,英国侵略军直接入侵西藏,虽然清军与西藏兵民同仇敌忾,但由于装备落后,至十月,抗英失败,双方经一年多的谈判,于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签订了《藏印条约》,清朝放弃对哲当雄的宗主国地位,承认其归英国保护,并重新议定中哲边境;十九年十月,又签订《中英会议西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通商口岸,从此,英国的势力伸进了西藏。

沙俄也开始图谋西藏,派“调查团”入藏收集情报,查勘矿山,测量地形等,与英国展开对西藏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九月,英印殖民当局派兵侵入亚东,沙俄也趁机派军队入藏,三十年四月,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宣战,激战两月后,英军侵入拉萨,胁迫签订《拉萨条约》。三十二年,又与清政府订立《中英藏印条约》,承认《拉萨条约》合法,给英国以特权。英俄之间为互相制衡,达成协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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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清高宗实录》(卷599);《圣武记》(卷4)。

②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5、18、29)。

③详见《圣武记》(卷5)。

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①

(五)西南边疆地区

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连同贵州,一向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虽然很早就纳入郡县的范围,但多羁縻而治,加之文化经济发展滞后,如施政不当,随时会激成变乱,这一地区也是历朝变乱的多发地区。

入清以后,当地土司头人多次反抗,更有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造成清朝基本统一全国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动乱。雍正年间,伴随大规模“改土归流”而引发土司与清廷的武装对抗,虽最终达到了“改流”的目的,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乾隆中期,与云南接壤的清朝属国缅甸不断侵扰内地土司地区,并声言十三版纳属于缅甸,挑战中国主权,乾隆谕令:“严行剿捕,勿以姑且了事。”从乾隆三十年冬至乾隆三十四年底,清军深入缅境剿逐,但屡遭败绩,四易主帅,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与缅方在老官屯议和。但双方均未遵守和约,清廷闭关禁市,双方不战不和,直到乾隆五十三年,缅方纳贡,清朝正式册封缅甸国王,双方恢复宗藩关系。②

与云南、广西接壤的安南,作为清朝的藩属国,双方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乾隆后期,安南内乱,部分难民逃入中国境内,影响了边境安宁,作为宗主国,清廷出兵干涉,帮助安南恢复秩序。③

1885年,法国侵占越南,次年英国吞并缅甸。从此英、法两国争夺云南以及西南其他地区的斗争日益尖锐激烈,造成近代西南的边疆危机,咸同年间杜文秀起义,更增加了西南边疆危机的复杂性。

(六)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

虽然历代王朝的海洋观念不强,但对宝岛台湾为中国领土而世代守卫,却并不含混。清廷于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即在此设府县,派兵驻守,虽乾隆五十一年曾爆发过林爽文起义,总的来说,该地区维持了长时期的安宁。日本明治维新后,就将台湾作为吞并的对象。日本先占琉球,割断其与清朝的藩属关系,继而于同治十三年入侵台湾,虽经英美“调停”,清廷赔款后,日本从台湾撤军,但其侵占台湾的野心并未停止。光绪二十五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将辽东、台湾割让予日本,虽经德、法干涉,日本让出辽东,但仍占据台湾,直至二战后才归还中国。④

以上大略所列六个边疆地区的“边疆问题”,稍作比较,不难看出,清朝统治中国260余年,东北地区基本无“内忧”,各民族和睦相处,惟来自沙俄以及日本的“外患”异常严重,持续时间也较长。新疆则是“内忧”、“外患”交织,动乱与战争频发、高发、规模较大,内部动乱主要来自民族分裂势力,“外患”主要来自沙俄与英国的侵略势力。西南包括西藏地区,虽动乱不已,但在清前期,除“三藩之乱外”,并未对清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构成重大威胁。近代以来,英法殖民势力开始伸入该地区,加剧了西南边疆危机,但与西北地区不同的是,西南各民族未与外国侵略势力内外勾结,而是同仇敌忾。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的危机,则主要为日本侵略所造成的。

三、集历代之大成,实现国家“大一统”

上文所列清代各边疆地区已发生的一系列边疆问题,比之历代,更复杂,更尖锐,更严重,不言而喻,也更难解决。概括地说,内忧外患交炽在一起,又有统一与割据甚或分裂的问题,更有强烈的觊觎与侵略。如何应对或解决这些复杂的边疆问题,不仅关系清王朝的存亡,也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或分裂。

总体来看,清王朝应对和解决边疆问题,在观念和举措上均有所革新,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华夷之辨”,⑤并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通过各种措施,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较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复杂的边疆问题,虽然近代以后被列强掠去大片土地,但仍建立起一个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一)清朝将郡县制深入推进到边疆地区。自秦创行郡县制,历2000余年,到清朝才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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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清季筹藏案牍》(卷7,文硕案牍)。

②详见《啸亭杂录》(卷5);《圣武记》(卷6)。

③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中法战争)。

④详见李治亭《清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⑤有关民族“大一统”观念的论述,参见李治亭《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边疆民族问题》,明清论丛(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此不赘。

全国郡县制管理体制的一体化。这是解决边疆问题的最根本的措施,或者进一步说,在边疆地区实行郡县制,是消除“边患”、“外患”的一个根本途径。

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为历代所承袭,迄至清代,直至当代,已延续2000多年,足以证明郡制县有恒久的生命力。但是,秦所创立、清以前历代沿用的郡县制存在严重缺欠,即郡县制也贯彻了“华夷之辨”的思想原则。秦始皇筑长城,把郡县都设在长城以内的“中国”地区,实则是中原华夏亦即后来之汉族集聚地。后世王朝也照此设治,以长城为限,内设郡县,外(长城外)以“羁縻”之策,就是对边疆民族宠络的意思。千百年沿袭“以夷治夷”、“因俗而治”。例如,明统治时期,东北地区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明朝就把卫所所不同级别的官职,如都指挥使、指挥等,分别赏给其头人。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由中央任命土官,一经任命,其职世袭,传之于子孙。少数民族地区任命的官员都是世袭的。因为历代王朝在长城外不设治、不派官,也不驻军,除了进贡品,很少缴纳赋税。一句话,中央王朝不能直接控制他们,又不直接管理各部落事务,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部落酋长或头领之手。正如清人总结:“当中国治则通而来宾,不治则叛而互相吞并,争为雄长。至士马日强,土宇日广,恒与中国为敌。”[10][布特哈志略]这就是历代王朝“边患”不已、冲突与战争无法消除的一个根本原因。进一步说,历代王朝把少数民族隔绝于“外”,没有直接纳入到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将他们视为“异类”,严加防范。这种关系,必然造成冲突的无法避免。

总结历朝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使我们看清历代边疆致乱之由。简言之,清以前,历代实行两种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一是内地行郡县制,二是边疆少数民族行朝贡制。如前已指出,这种朝贡制,如同西周分封的诸侯,名义上尊周天子为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他们这些诸侯世袭不变,且实掌其封地的一切大权,如其势力强大,成尾不大掉之势,他们就会分庭抗礼。同样,边疆少数民族内各部落自主其地,世代承袭,一则各部落间互争雄长,攻杀不已;一则强大,或中原王朝势衰,就与之为敌,“侵暴”不已,甚至会将中央王朝打跨或灭亡。这种后果,是国家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端所造成的。因此,清以前的“大一统”,实质是“华夷之辨”的“大一统”,不过是形式上的“大一统”,质言之,就是没有真正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

清朝一改历代王朝的传统做法,把郡县制深入推进到边疆地区,在此设治,一如内地,直接纳入到国家管理,废其世袭制,国家直接派官治理,一句话,一切由皇帝掌控。如:

在东北地区,分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其下设都统、副都统,以辖满洲事务;设州县,以管汉人;满汉分治,边疆安宁。

在内外蒙古,设盟旗,以辖广大蒙古族。在漠南蒙古即内蒙设绥远将军以辖该地区军政庶务。在喀尔喀蒙古设立最高军政机构———乌里雅苏台将军,分设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分管喀尔喀即外蒙古各项军政事务。

在新疆,仿东北建置,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驻惠远城,下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各中心城镇。在南疆回部,废除父子相继的体制,凡官员皆由朝廷指派。这些官员,又统于伊犁将军。

在西藏,总结前期的管理办法,于雍正五年正式设“驻藏大臣”,牢牢将西藏严格控制起来,包括班禅、达赖的继立,也由乾隆时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决定。

在西南地区,在元明两代,那里是土司的天下,内乱不断,与朝廷对抗,兵戎相向,已是司空见惯。雍正时,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的世袭特权,改派由朝廷直接任命的“流官”。同时,调整部分行政区划,以利统一。

到晚清,最后完善国家行政管理建置。首先,于光绪十年(1884)十月,宣布新疆建省,命刘锦棠为巡抚。到二十八年,全疆“设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11][卷1,建置一]接着,光绪十四年(1887),台湾由府治改为行省制,正式建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至三十三年四月,东北三将军改设行省,即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以“东三省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①

除西藏、内外蒙古地区外,全国已完成了建省。可以认为,这是自秦始皇创建郡县制以来,实行2000多年后,到清代才最后完成了国内郡县制的建置。清集历代之大成,在边疆地区设行省,建州县,实现了内地与边疆行政管辖的“一体化”,也真正完成了国家的空前“大一统”。历代的边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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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光绪)《东华录》(第5册)。

题,实质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统一边疆地区。可惜,没有一个王朝能解决,以至成了二千多年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最终由清朝圆满解决,其重大意义在于,清在边疆地区设治,实则是宣示国家对该地区的主权,特别是赶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之前完成边疆的行政建置,对捍卫领土主权就有了法理可依,也就有了可靠保证。

(二)在内外蒙古地区设盟旗制,这里,需要强调,此制对于国家的统一与安宁,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蒙古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自9世纪起,就主宰“三北”广袤的草原地区,是蒙古草原的真正主人。他们以游牧、射猎为业,“无市井城廓,逐水草为居。”个个善骑射,耐饥渴,不惧长途跋涉,敢战斗。其强大时,横扫女真、党项及汉人,即使被明驱赶到长城外的200多年间,仍与明战斗不已,甚至俘虏了明帝,包围了北京。

长期以来,蒙古内乱不已,各部落相互争牧场,分合不定,没有疆界的观念,也无约束,随时都酿成攻杀纷争,是国家安宁的巨大隐患。能否统一内外蒙古及其他游牧民族,是关乎一代王朝能否真的统一与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

早在皇太极时,已开始着手“改造”蒙古,一是仿满洲八旗,编立蒙古八旗制。在内蒙地区,陆续编为49旗,每旗设旗长,称扎萨克,将邻近若干旗组织为一“盟”,共设哲里木等六盟。①二是“分划牧地”。天聪八年(1634)划定游牧疆界,分给蒙古诸王公,规定:自此后,严禁各部相互兼并、争夺,如违反规定,进入或越过别人的疆界,“坐以侵犯之罪”。疆界划分后,又分拨“地方户口之数”。[12][卷21]

康熙三十年,圣祖举行多伦会盟,仿内蒙49旗制,将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编旗设盟,划分疆界。[9][卷151]世宗初,在其他地区,如青海,既有蒙古人,也有“西番”(西藏)人,也推行盟旗制,勘界空地,添设管理机构,各守份地,不许抢占。

如前已指出,在内外蒙及青海地区,除设盟旗,还相应设军政机构,派官任职,并派出军队驻守。通过政权机构,把蒙古人固定在各自的牧地,受到层层监督与管理,因而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从此蒙古人结束了长期纷争、攻杀、抢夺,在清朝规定的法律与统治秩序内生活。降服强悍的蒙古人,改变其习性,把一个动荡不安的北疆战场变成安宁而和平的家园,这应是清朝“大一统”政策的胜利,是超越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伟大成就。

(三)开发与发展边疆经济,与内地经济一体化,是解决边疆问题,巩固“大一统”的物质基础。

中国历代王朝与边疆诸民族,除了维持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经济上也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因此也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清朝坚持“中外一家”的民族观,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制定政策,实施发展经济的各种措施。

东北地区土旷人稀,自顺治始,经康熙、雍正两朝,鼓励中原人到这里垦荒种地。乾隆时,八旗生计困难,决定向东北迁移北京地区的闲散旗人垦种,先后在宁古塔(黑龙江宁安)、伯都纳(吉林扶余)、阿勒楚喀(黑龙江阿城)、三姓(黑龙江依兰)、珲春、长春等地,作为垦荒区,允许贫民垦植。虽然乾隆五年起实行封禁,关内人仍源源不断出关谋生,俗称“闯关东”。

与此同时,内地汉人从山西长城杀虎口出口,进入内蒙草原开荒垦植,俗称“走西口”。到康熙五十五年时,仅山东人往来口外,多达十万余人。当地蒙古王公贵族欢迎汉人前来垦种,既保证了粮食的需要,又增加了收入。草原地带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蒙古人的传统习惯,弃牧转向农耕,促进他们更加稳定,不再逐水草而居。

乾隆时,大力鼓励到“边省”垦荒,只要有零星地土可以开垦,“悉听本地民、夷(少数民族)垦种,免其升科。”[8][卷123]新疆是垦荒的重点地区,高宗指令当地驻军屯田,又迁移回民屯垦,都做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在西南地区,也开展屯田开荒,当地驻军受田耕种,允许携带家属同耕。限于文字,不便详证。可以肯定:清朝大力发展边疆经济,以垦荒扩大耕种面积、大量积谷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各边疆经济大发展,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尤其到晚清之时,全面开放边疆,经济更发展。与此相适应,边疆地区涌现出大量城镇,工商繁荣,人口猛增。如前已说到,“闯关东”、“走西口”,恰恰是内地、中原乃至江南人纷纷向边疆地区迁移,且已形成潮流,持续达200余年。这也恰恰证明:清朝实现边疆与内地“大一统”,经济同步而“一体化”,创造了安定的局面,尤其是消除了民族间的对抗与仇杀,边疆不再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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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张穆《蒙古游牧记》。

地”,汉人不再有顾虑,踊跃赴边疆,实为清以前不曾有过的一大奇观。这是清朝实现国家“大一统”的最好证明。

(四)实行满蒙联姻,成为满蒙世代联合的强有力的纽带,是各民族“大一统”的坚实基础。

在满洲贵族主导下的民族关系中,蒙古族处于最重要、最特殊的地位。早在努尔哈赤时,就开始与蒙古族建立密切的关系。两民族的生活习俗、服饰、语言文字多有相似或相近之处,自然产生一种天然亲近感。最亲近的关系,莫过于结为姻亲。概括地说,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皇帝的后妃多为蒙古族;而皇室的姑娘也多嫁给蒙古王公。满蒙联姻的特点是,持续时间久,与清朝相终始;具有广泛性,并非是单一的关系,举凡皇室,上自皇帝,下至亲王、贝勒、贝子多娶蒙古姑娘,反之亦然,形成多层次、双向联姻,亲上加亲,世代相袭,血缘形同一体,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代的民族间姻亲无可比拟的。正如高宗巡视科尔沁时,写诗赞曰:“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①历史上,如汉与匈奴的“和亲”,并非出自民族间的亲情,而是以汉战败,不得不行此和亲之策,大抵有屈辱求和之意。这只是权宜之计罢了,不可能持久。唐之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也不过是一时交好之表达而已。惟满蒙之联姻,如初期是出于政治需要,之后直至清之末帝,两族联姻已形成传统,出于亲情而为。这一持久而亲密的双向姻亲关系,一方面使一个强大的蒙古民族永远为己所用,不再是一个离心力量,而是内向凝聚的力量;另一方面,满蒙联姻,夯实了多民族统一的基础,只要蒙古安定,“大一统”就不会破裂,清朝的统治就会巩固。所以,直至清亡,不离不弃,真正做到了与清朝共终始。事实证明:清朝对蒙古的联姻取得了完全成功,收到了不可估量的效果。

(五)尊崇喇嘛教,把宗教做为民族联结的精神纽带,用以巩固国家“大一统”。

满洲民族的宗教信仰为“萨满教”,上自皇帝皇室,亦与平民一样笃信。入关后,宫中还设“堂子”,信萨满。西藏与蒙古则信仰佛教,经藏传佛教的改革,格鲁派即俗称“黄教”,在藏蒙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因为入教的都称喇嘛,故又称之为喇嘛教。

满洲之萨满教与藏蒙之喇嘛教本无相同之处,但清帝仍对喇嘛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从不信仰此教,但表现出来的却是虔诚无比,似乎比喇嘛们还笃信不疑。这正是清朝统治者高出历代帝王之处,其胸怀、眼光、谋略,远非明帝可与之伦比。早在入关前,皇太极在接待来自西藏达赖五世的特使,皇太极本不赞成佛教,但他意识到西藏遣使来沈阳的深远意义,即改变态度,盛赞佛教,一再向使者表白他对佛教深信不疑。藏使留沈八个月,盛情招待无以复加。②其后,西藏达赖与班禅遣使不绝,至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中旬,五世达赖历经长途跋涉,率3000人的庞大使团到达北京,世祖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极尽虔诚之至。这一事件,突出标志清之国家统一的重大胜利。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禅来京觐见高宗,为其祝70寿。高宗为欢迎班禅,不惜花费巨资,在热河行宫外为班禅建住所。占地三万七千平方米,赐名“须弥福寿之庙”。同时,将本地所有佛寺修缮一新。班禅一行2000余人,艰难历险一年多,终于抵达承德行宫。高宗以70高龄亲自出迎,给予最高礼节,其迎接之隆重,招待之完美,实属空前。班禅在承德期间,高宗是毕恭毕敬,事先预习藏语,还用蒙古语等与班禅对话,“告语如一家”。班禅举行大法会、开光典礼,高宗都虔诚参加;班禅给高宗施以无量寿佛大灌顶……在承德及在京举行的一系列丰富而多彩的佛事活动,无处不表达高宗对黄教的崇敬之情。可惜,班禅不幸病逝于北京。高宗悲痛至极,为之昏倒。为他举行的极高规格的葬礼,表达高宗对班禅的敬意。

这只是清帝包括高宗本人崇敬黄教的一个突出事例。清朝大力扶持与弘扬佛教,遂使之空前发展起来。据乾隆二年统计:达赖所辖寺庙3150余所、喇嘛30.2万余人;班禅辖寺庙327所、喇嘛1.3万余人。③承德避暑山庄本不属黄教,却建有大量黄教寺庙,如外八庙等,示以对黄教的推崇。这样做的目的,高宗讲的很明白,他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8][卷1427]这就是说,利用黄教来安抚进而统一藏蒙人之心,换言之,崇敬黄教,不过是借用这一思想来达到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目标,关系“非小”,是关系国家安危盛衰的一项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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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张穆《蒙古游牧记》(科尔泌)。

②详见《清太宗实录》(卷63);《东华录》(崇德七年十月、八年五月条)。

③详见《圣武记》(卷5,西藏后记)。

清朝不只是在思想与政治上推崇黄教,还给予各种特殊待遇,使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如,清朝颁发金册,封以各种名号,诸如“班禅额尔德尼”、“大喇嘛”、“呼图克图”等,给他们制定不同级别,各享待遇。在经济上给予的特权与优厚待遇,为其生活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如,喇嘛“不应差徭,不纳税”,而一些地位高、享有特权的高僧还向当地农牧民征收赋税,征发他们当差。清廷除每年拨给数额可观的财政资助,还赏赐大量财物,凡来京的喇嘛、高僧,皆颁赏,包括金银、服装,以及各类珍宝等。所以,他们个个生活优越,对清朝更生向心力。[13][p.343]

清朝的宗教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收到了巨大而不可复制的效果,与其所行之民族政策相辅相成,更加固了蒙藏与满洲、与中华各民族的紧密关系,也维系了清朝边疆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

我们看到,清代的边疆问题实在不少,也很严重。如西北准葛尔部与回部,与清朝血战70年,但没有伤害清朝元气。至清朝衰落时,又平定了张格尔叛乱,更于同治、光绪之际,进新疆灭掉阿古柏叛乱,从沙俄手中夺回伊犁。这些动乱,都发生在本地区,对内地、对国家并未造成严重危害。这些,无不生动地说明中华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强大无比,国家的统一深入民心。

清朝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的“边患”,将一向争战的东北、北部与西北变成和平的边疆;把一个横行大草原的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共处的和谐民族;把一个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民族拉近了距离,密切了与汉满民族的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二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尽管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造成中国新的边疆危机,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限于篇幅,这方面的情况留待以后再论),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中国并没有分裂,“大一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意识得以进一步增强。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　参　考　文　献　]

[1]　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　粤海关志[M].复印本.

[3]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　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M].英小书社,1995.

[5]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M].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1947.

[6]　日清战争实纪提要[M].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

[7]　清史资料[C].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辽海丛书(第四册)[M].复印本.

[11]　新疆图志[M].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

[12]　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