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东北史地》2014 年第 2期，第39—45页

作者简介：张凯峰，天津 大 学 马克 思主 义学院 讲 师 天津 300072

摘要: 清 末 民初的 东 北 地 方当 局 为 构 建 对 中 华民族 这 一 国 族 概 念的想 象 ， 从 许 多 方 面 做 出 了努力。他们通过学校教育内容的设计使学生对现存制度产生强烈认同感；通过对地理、历史的构建证明东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通过商品展示会和博物馆让普通国民能够从中感受民族国家意识；通过革命纪念日宣传对烈士的祭奠，激起民众对国家的强烈感情；通过对城市景观民族风格的改造，树立本民族的象征。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清末民初的东北地方当局为我们今天研究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标本。

关键词：清 末 民初 东 北 中 华民族 认 同 性 构 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 《想象的共同体》 中， 将民族定义为 “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①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与民族国家的所有其他成员直接接触。 要维系整个人数众多的人群彼此的联系， 只有依靠 “想象”，当然，这种“想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建构。人们“想象”彼此存在着历史的、种族的、文化的、情感的种种共同点和种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并且在一系列仪式性活动中强化这种建构， 最终认同于同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近代以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只有诸夏和夷狄的观念，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 清末民初的中国开始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认同性构建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程。

东北虽然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 满族入主中原的大后方，自古以来即在中国版图之中，但是清王朝严厉的封禁政策使东北与关内长期相对分隔，导致东北族群隔离，人口稀少，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与内地相比有很大差距。近代以来，东北又因为地处边疆，受到外国势力，尤其东西两面来自日本和俄国的觊觎。不同国家、民族的侨民涌入东北，带来各种各样的异域文化和宗教。这就使得近代东北地区的中华民族认同性构建具有极大的迫切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东北三省沦陷之前，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特别是东北当局从许多方面为构建中华民族的“想象”做出了努力。

一、在教育与学术方面的民族认同性构建

公共教育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利器。 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 总是将民族国家认同贯彻于教学内容的始终， 使学生熟悉本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历史地理，培养新一代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几乎从一开始就寄托着民族国家的忧思和抱负。1901 年出洋学生总监督夏偕复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所以陶铸通国之民，无论贵贱上下，贫富智愚，皆自治为中国之民，皆有戴奉皇朝，扶翼主权、恢复国土、保卫同胞之思想，皆有人可尽死、国体不可稍缺之精神，持是以往，駸駸不已，而学校乃有大功。”②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均遵照“上谕”设学务处以作为全省教育行政机关，东北教育变革正式开始。到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已创办中学堂 7 所， 高等、 初等及两等小学堂 129所，吉林办有中学堂 4 所，高等、初等及两等小学堂 26 所，黑龙江办有中学堂 2 所，高等、初等及两等小学堂 58 所。③这些新式学堂按照清政府制定的学堂章程进行教学， 其中经学科目被摆在了重中之重。

20 世纪最初的 10 年， 西方思潮已经大量涌入中国。 对于刚刚开始从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来说， 意识形态的混乱不仅仅威胁到清朝的政治稳定， 也会妨碍中国的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因此《奏定学堂章程》所附之《学务纲要》强调：“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 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④重视经学教育，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可以解释为借学习儒家经学理论向学生灌输本民族的传统意识形态， 争取其文化和精神之认同。与“经学”类似的科目还有“修身”。小学堂每周 2 小时，初等小学“摘讲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各种养蒙图说，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⑤，高等小学堂“讲‘四书’之要义，以朱注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为要。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⑥中学堂每周 1 小时，摘讲包括《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在内的陈宏谋五种遗规⑦，设置修身课的目的仍然着眼于争取国民文化和精神之认同， 只是伦理纲常较之经学理论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实践。 此外这门课亦具有培育国民意识的作用。初、高等小学堂修身课希望能够使儿童“具有爱同类之知识，将来成人后即为爱国家之根基”⑧。中学堂修身课“尤当示以一身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务须勉以实践躬行，不可言行不符。”⑨

一个人对自己国民身份的认定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时间和空间。即我从何而来？我身在何方？民族国家要实现民众的认同，就必须回答这两个最基本问题。 因此在任何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教育中，历史、地理科目都受到极大重视。从清朝的《奏定学堂章程》中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初等小学堂历史课“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 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⑩。高等小学堂“其要义在陈述皇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 ⑪中学堂“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 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次讲亚洲各国史……并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次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⑫初等小学堂地理课“其要义在使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简图，以养成其爱国之心，兼破其乡曲僻陋之见。”⑬高等小学堂 “其要义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状，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其爱国奋发之心；更宜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 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式利害之要端。”⑭中学堂 “凡教地理者……务须发明中国与列国相较之分际，养成爱国心性志气。其讲地文，须就中国之事实教之。”⑮史地科目的教学着重强调中国本位，其教学的逻辑顺序具有明显的中国视角，从而能够有效地在学生心目中构建起一种有限的、排他的国家形象：“我”和谁一起成为“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是“他们”？哪些属于“我们”，哪些属于“他们”？这对于在接受普通教育的民众心目中构建民族国家认同非常重要。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统治宣告终结了，尽管从“共和”的精神出发 ，清末教育新政中 “忠君 ”“尊孔”的内容被否定了，清末学制中占学时最多的读经被取消了， 但是通过学校教育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这时的修身课虽然淡化了传统伦理纲常，但小学校仍然要求“宜就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诸德，择其切近易行者授之，渐及于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气。”⑯中学校要求“授以道德要领，渐及对国家社会家族之责务，兼授伦理学大要，尤宜注意本国道德之特色。”⑰历史课虽不再是帝王忠良的历史，但小学校的本国历史教学仍然提出“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⑱中等学校的历史课中 “本国历史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 外国历史授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著名各国之兴亡，人文之发达，及与本国有关系之事迹”⑲。强调的是以我为主，外国历史其实是我民族历史的背景。地理课的变化不大，小学校地理教学的要旨在于 “使儿童略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活之状态，本国国势之大要，以养成爱国之精神”⑳。中等学校地理课要求“授以世界地理之概要，本国地理及有重要关系之外国地理，并地文要略”㉑。

1922 年 ，奉天教育厅向省长公署呈报了 《改革奉省学制意见书》和《奉天新学制草案》，正式提出改革的计划， 提出国民教育的发展不能只注意数量的增加，还要注意国民意识的培养，使受过国民教育的儿童懂得“世界由国家积成，国家由乡土积成，爱乡即是爱国爱世界之理”。还要了解“吾奉乡土之历史、地理、物产，及国家在世界如何位置，吾奉在国家如何位置， 吾奉民族具何种道德、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情况，“然后可以挽救今日之国家”，使之“生存发展于今日之世界”。关于培养国民之精神道德的要求是激发学生爱祖国、 爱家乡的民族热忱。1925 年奉天制定的 《新学制课程标准》中，史地教育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课包括中国历史大要、 世界历史大要， 地理课包括乡土地理，中国及世界地理大要。《新学制课程标准》还在小学和初中开设公民课，内容包括公德私德、国家省道县市乡之状况、组织、事业，公民责任，经训之大义等等。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使其与国家融为一体，“以收其捐身卫国之功”。㉒

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不仅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 对中国的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性构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干扰。19、20 世纪之交，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形，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日本学者以满族的旧称“满州”称呼东北，把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合称为“满蒙”，把东北与朝鲜合称为“满鲜”，“满蒙非中国论”流行一时。比如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1922 年在《外交时报》新年号上发表论文《西域·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说“云水缥缈地带的边疆的满洲、蒙古、西域是假的国境，不是真的国境，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中国的领土”㉓。

中国学术界必须证明东北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存在历史的地理的密切联系，生活在东北的族群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不能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从 1931 年出版的《东北年鉴》可以看出官方所做的努力。《东北年鉴》开篇对“东北”进行了释名：“东北者，中华民国领土位在东北之一部，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以行政的区域兼自然的区域而言之者也。东三省之名，初非定称，满蒙一词尤非我所固有……东北之称，其以《周礼·职方》为最古歟……咸以当时建都所在之地，为之中心，用以明其方位。”㉔用“东北”这样一个以中国其他地区为参照的方位词， 而非暗含独立民族之义的“满蒙”作为本地区的名称，显然强调了本地区是中国固有之一部，并不是独立的民族国家，东北在空间上是中国的一部分。

随后，该年鉴又对“东北之建置”加以阐述：“东北因民族之活动而构成史迹， 带三千年有余矣。其见于史册之记载，亦三千年有余……赴东北之史迹，中国史迹之一部，过去之东北，过去之中国之一部，而又中国民族表现其活动之记录也。”㉕随后历数周秦汉唐宋明清直至民国成立， 东北与中原的政治变迁。 将东北地区的历史按照中国历代正统王朝的时间顺序进行梳理， 显然是一种将东北地方嵌入到完整的中国历史中的努力， 这意味着东北与整个中国具有共时性， 东北的时间与全中国的时间是一致的。接着，该年鉴又就“东北之民族”作了一番论述：“今日东北之民族，为土著及久居移民两部所构成。既立于平等之地位，畛域久已泯灭。特仍有少数以生活状态之不同，于人种学上存立其位置而已。 汉族自燕将拓地， 辽东置郡，固已早有遗留。比之乌桓内附，鲜卑西迁，东晋以来，黄河流域，已经为东北民族所混合。唐宋以降，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陆续杂居中原，往复回旋，形成民族之变化，其事益为显著。汉族于朱明中叶，渡越关海，迁来东北，滋生繁衍，浸成东北民族重要部分。”㉖对东北民族的描述着意强调汉族旧居东北的历史，强调各民族的混融难分，以示东北居民与中原人并无族群上的截然分别， 仍属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可能。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上来讲，这种对东北历史、地理、族群的辨识意义重大，有助于东北民众排除日本干扰，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东北地区在商品展示会与博物馆方面的尝试

近代民族国家要求原先认同于家族、部落、乡土、 族群和其它亚国家团体的人民认识到他们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一分子。而要让普通国民能够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中观摩、感受民族国家，就需要向他们展示具有民族国家特征， 能够激发起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各种实物标本。 商品展示会和博物馆就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 为满足这种需求应运而生的工具。

在东北新政时期， 盛京将军赵尔巽曾经奏请在大西关外修建四所西式楼房，“购运本省及外省各种商品，分类陈列，资人观览、比较、仿制。而于本省物产如滨海之鱼盐、 东山之材木、 漠北之氊裘、辽西之丝繭，其他粮菽、畜产、药品、油酒之类，尤搜罗尽致，以收比较观感之益，并附设劝工厂一区，招集各处商人发售国内产品，以为減销外货之地。”㉗这个农业陈列馆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成立，前来游览参观者，每天数以百计，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对各地国货的展示有助于参观者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这些商品，如葛凯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一书中说，“它们既是中国制造，同时又在帮助制造‘中国’” ㉘。具有地方特色的土特农产品和矿产， 传达的是当地的自然存在， 而工业产品和新式教育则体现的是当地的近代化成果。当来自全国各地的齐聚一堂，就塑造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形象。

1926 年 冬 ，在省长莫德惠的提议的下 ，奉天开始在沈阳故宫筹办东三省博物馆，至 1929 年 4月，陈列就绪，每逢星期日及纪念日开放，来自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盛况非凡，并随时有中外团体请求特别参观。根据《东北年鉴》提供的统计数字， 民国十八年四月 （1929） 到民国十九年六月（1930）参观人数达到了 69 000 人次，最高每月参观人数为 7499 人， 最少为 929 人， 平均每月为 4656 人。东三省博物馆对外界开放的陈列室主要是崇政殿和凤凰楼及台上五宫。 展品分为六大类：仪仗銮驾、祭祀器、武备、乐器、文具和杂品。崇政殿，系朝贺之处，原设屏风、宝座未动，两侧新置旧藏的銮驾卤簿仪仗；清宁宫，系祭祀处，陈列萨满祭祀器具；永福宫，陈列朝贺、筵席所用的乐器；麟趾宫，陈列御用弓箭等武备；关雎宫，陈列文房四宝及翰墨书画；衍庆宫，陈列宫内所用的门神、对联、布缎等物；杨令茀女士摹绘的近百幅历代帝王像，也分别悬于各展室宫墙上；后又增辟协中斋为陈列室，展出清代帝后圣容及御用瓷器。㉙1925年， 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在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及张作霖、张学良的支持下，将 1915 年被北洋政府运至北京的沈阳故宫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迎回，1927 年庋置原阁。《四库全书》缺帙亦请人照文津阁本抄录补足。

1930 年，东三省博物馆还出版了绘有经纬网的清代全国地图———《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地秘图》，全图共 41 幅，非常珍贵。历代帝王像和清代全国地图展示的是这个民族国家经历过的时间和占有的空间，《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则代表了民族国家的辉煌文明成果。 仪仗銮驾、 祭祀器、武备、乐器、文具和杂品在观众心中构建起一种共同的祖先生活。通过这些展览，博物馆成功地为国民构建起了对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恢宏、强盛一时，值得引以为豪和认同的民族国家形象。

三、民族认同性构建的象征和仪式

民族国家制造出各种标志物， 比如徽章、旗帜，不断提醒民众其身份属性，传达民族国家的意志。1929 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新校徽。林徽因教授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被选中。这枚校徽为圆型，内有一个中心圆，里面书有“知行合一”四个字，中心圆之上半部是一个环形半圆，正中有八卦艮卦符号，两边各有两字，组成“东北大学”校名；在中心圆外之下方是白山黑水图案，两侧绘有两种动物的图形，左侧是熊，右侧是狼。这枚校徽象征着保卫、开发、建设祖国的东北和警惕日俄侵略的神圣使命。㉚东北大学的校歌这样唱道：“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有此山川之伟大，故生民质朴而雄豪。地所产者丰且美，俗所习者勤与劳。愿以此为基础，应世界进化之洪潮。沐三民主义之圣化，仰青天白日之昭昭。痛国难之未已，恒悲火之中烧。东人兮狡诈，北族兮矫骁。灼灼兮其目，霍霍兮其刀。苟捍卫之不力，宁宰割之能逃。唯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这首歌多用“兮”字句式，令人联想起《诗经》和《离骚》。文体带有不折不扣的中国诗歌———楚辞的风格， 而最著名的楚辞诗人屈原又是一个忧国愤懑的诗人， 更为这首歌增添了悲壮的爱国情感。 歌中首先描述了白山黑水的伟大，物产的富饶，生民的质朴雄豪，构建起一个令人自豪的民族形象。然后以“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两种标志，将国家引入仪式现场。接下来歌曲强调了民族国家的敌人，“东人”、“北族”正在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号召学生们努力捍卫民族国家，并以“卧薪尝胆”这个中国古代著名故事作为榜样。

1928 年召开的吉黑奉中等以 上学校联合运动大会则通过仪式来表达民族国家的情绪。“会场四周，搭设看台，门前高扎彩楼，大书‘吉黑奉联合运动大会’横额，左右有‘发扬国光，保障国权，恊国和性，陶铸国魂’及‘东北教育精神团结，青年无畏努力奋斗’之标语。门内两旁野营相接，中央旗坛遍悬万国旗，正中国旗、校旗随风飘扬，庄严而静穆。八时正式举行开会式，鸣炮奏乐。运动员千人环立旗坛，向国旗行礼。”四周的标语还有“爱身即爱国，救国即救命”、“血气未泯之青年应率呼还我河山”、“身体强健能彻底御侮”、“精神团结能打倒横暴”等。㉛

在学校之外，民国政府也利用各种仪式活动，比如通过对为国牺牲的先烈们的祭礼来激发民众对国家的情感。 这种纪念使民众关于共同国家的历史得以不断被记忆， 国家的认同也不断被强化。1929 年，在沈阳举行的“追悼抗俄阵亡将士大会”就是一次民族国家借助祭奠、悼念烈士，激发民族情绪，提高凝聚力，增强民族认同感的成功实践。1929 年的“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遭到惨败。当年 4 月 5 日，“辽宁民众追悼抗俄阵亡将士大会” 在小河沿公共体育场举行。 全沈军政学商各界， 悉数参加，“黄童白叟， 红男绿女， 如潮涌而来”。灵堂前交揭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并缀电灯字，除横额“辽宁民众追悼抗俄阵亡将士大会”之外，还有“万方共洒泪，共悼此英魂”、“乾坤正气”、“为国捐躯”、“杀身成仁”、“精神不死”等标语。

歌毕全体复向东立， 对灵堂前之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由主席恭读遗嘱。 静默三分钟。礼毕。主席金哲忱报告开会宗旨：“……囊者之阵亡将士，乃为个人之私利而死，惟此次抗俄阵亡将士，乃为我国家为我全民众而捐躯也。诸君试思国家养兵，是否为保国御民，抑或专为争权夺利，此理甚明。 阵亡于抗俄诸将士， 系为保国御民而死， 试问值得我们追悼否……迩来日俄两国之窥伺东北，仍日甚一日，民众处此等环境中，能抱边境太平之乐观否？如认为不可，则需立志做一‘韩光第将军’，继续他们不怕死之精神，苟全民众均能如此， 则任何帝国主义恐亦不敢再冒然犯我矣。”㉜之后还有不同人士的演讲。演讲完毕，各团体及个人致祭者陆续不绝，张学良臂缠黑纱，行三鞠躬礼，蒋介石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外省大员也派代表前来悼念。

这显然是一次全社会动员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集会活动。 一次失败的战争被民族国家转化为全民团结的契机。灵堂、牌坊、花圈、挽联、标语、口号、哀歌、祭文，营造出一个庄严肃穆的民族国家现场。 当局有意识地在这次祭奠仪式中插入大量的民族国家象征，如悬挂党旗、国旗、总理遗像并向其鞠躬，恭读总理遗嘱，呼口号“抗俄阵亡将士，精神不死。中华民国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在现场演说发言者，无不强调这次战争是对外抗争，与以往军阀混战之不同，是外战与内战的分别，因此牺牲者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意义重大，值得悼念和学习。通过深入挖掘、构建烈士形象和牺牲意义，参与追悼会的群众情绪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与强烈的民族情绪融合在一起，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得到大大强化。

四、近代哈尔滨城市景观的民族性塑造

一座城市的文化景观具有何种民族风格影响着城市居民的民族认同， 也暗含着对于这种文化氛围格格不入的统治者合法性的质疑。 对于经历了多年外族殖民之后重新回归的城市来说， 如何尽快在外国文化景观之中树立本民族的象征非常重要。20 世纪初，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通车，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及其眷属、护路队，乃至工商业、服务业、传教人员，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大量涌入哈尔滨。 在这座新兴的城市里随处可以见到俄国人的身影，而最显著的建筑，上层人士的社交场所，社会民生所必需的职能机构，俱乐部、剧院、运动场、公园、学校、图书馆、气象台、医院、邮局、报馆、教堂等等，也都是俄罗斯风格。哈尔滨因此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相比之下，中国人存在的迹象少得可怜。

中国政府为收回哈尔滨这座长期受俄国人控制，浸淫俄罗斯文化的城市，争取哈尔滨市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权威的认同， 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 1918 年 5 月，中东铁路沿线及哈尔滨停止使用俄历，改用公历，在历法上消除俄国的痕迹，与中国其他地方保持一致。1925 年， 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开始将部分哈市原俄文街道名称和店铺招牌改为中文。1928 年 7 月 1 日， 道里中国大街改称中央大街，换街牌。1927 年 1 月 1 日，中东铁路实行米制长度单位。1928 年 4 月 26 日，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统一权度法，以公尺、公斤为长度和重量单位。1929 年 5 月 14 日，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出示布告， 即日起特别区内各商业一律改用中国度量衡。1930 年 12 月 19 日，滨江商会、哈尔滨市商会、火磨同业公会、油业同业公会、粮业同业公会、杂商公会等召开联席会议，建议将东铁运费金本位制度改为银本位制度。 这样度量衡和货币也都摆脱俄制，与中国其他地方一致。

1922 年，中东铁路公司拨款 3 万卢布修建许景澄纪念碑(许公碑)和许公路(今景阳街)，并开辟了许公碑花园(在一曼街和景阳街交叉口处)。1924年 12 月，中东铁路公司还在南岗邮政街创办了许公实业中学，后改为许公纪念储才学校。当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在圣彼得堡就修建中东铁路谈判的清政府首席代表就是许景澄。最后，奉旨在《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 上签字的也是他。1897 年底，许景澄被清政府任命为中东铁路公司总办，也就是董事长。许景澄在任期间，以外交家独有的洞察力， 识破了沙俄欲将铁路各线路南移妄图内侵的方案， 使中东铁路交汇点也就是枢纽总站设在哈尔滨， 并准许中东铁路工程局在哈尔滨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许公碑的修建意味着中国人控制下的哈尔滨将中国人许景澄作为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创始人。

然而这座城市仍然被淹没在俄式风格的建筑之中。 尤其是代表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宗教建筑，东正教教堂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即使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教堂和日本神社的数量也远远地超过了中式寺院或者道观。 中国当局为此先后兴建了极乐寺和文庙等中国式建筑群，力图从哈尔滨的文化象征上证明中国权威的存在。1921 年，笃信佛教的居士、中东铁路局稽查局局长陈飞青发起成立了哈尔滨佛教会， 号召哈尔滨地方人士募捐，筹备在南岗建寺，取庙名为“极乐寺”。1924 年 10 月 26 日，极乐寺建成。佛教信徒纷纷云集，极乐寺成为哈尔滨佛教活动的中心，十方徂来僧众很多， 平常都三四百人。1926 年 6月，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公布《公墓管理章程》，并委托极乐寺方丈代管公墓。 极乐寺出现在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教堂之间，不仅意味着中国本土佛教宗派净土宗在哈尔滨获得发展，更意味着中国人的文化、 精神力量在这座城市得到了伸张和发扬。 极乐寺公墓的出现也表示中国人不仅能够在哈尔滨生活， 也可以在哈尔滨圆满地安息。这个城市不仅是中国人肉体栖居之所，也可以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儒学是几千年来中国政府和社会赖以维系的文化基础。 所以要想彰显中国传统在哈尔滨占据的主流地位， 没有什么比修建一座孔庙更合适的了。而且中国几乎每一座主要城市都拥有孔庙，哈尔滨文庙的修建将进一步强调哈尔滨是一座中国主要城市。1926 年，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发起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哈尔滨文庙筹备委员会，包括特别区和哈尔滨市重要官员以及社会名流、贤达等 17 人， 并向社会各界募得 143 480 块银元。秋林洋行、哈尔滨道胜银行、老巴夺父子公司等外企也在捐资名单之列。张焕相选择于同年 10月 10 日国庆日，组织中方捐资者在极乐寺为文庙的修建举行奠基仪式。 这是中国人在南岗这个哈尔滨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区首次举行正式的庆典。选择在国庆日上举行奠基仪式显然是文庙和儒学当作了中国文化， 以及正在哈尔滨行使权威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象征。 张焕相和其他人士在仪式上致词。奠基结束之后，所有的委员来到圣尼古拉斯大教堂附近的运动场上， 观看 1 万名身着不同制服的学生的队操表演。 无数旗帜和花环将运动场装扮的绚烂多姿，中国民国的大旗迎风飘扬。下午2 点，铜管乐队和学生们在国旗前颂歌奏乐 3 遍。张焕相发表演讲， 解释国庆日的意义。 群众三呼“万岁”。 圣尼古拉斯大教堂完全被中国民族主义象征物所包围。大约 20 年前，俄国人在这里建造了装饰华丽的木结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作为东北罗斯人的精神中心。 通过在同一地点举行中国国庆日庆典， 张焕相实际上断言了这块地方的中国属性。

哈尔滨文庙经过近三年的修建于 1929 年 8月竣工，占地 6 公顷，具有大祀规格。1931 年 3 月23 日 ，哈尔滨文庙首次举行祭孔典礼 ，此 次祭孔在哈尔滨历史上被称为春丁首祭。 这次祭孔的主祭人员大部分是政府官员：大成殿正献官(主祭)为继张焕相之后任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的张景惠，崇圣祠正献官为哈尔滨市市长宋文郁。 东北地方政府必须在人们心里构建这样一种印象： 哈尔滨不仅现在是一座中国城市， 它还拥有一段悠久的中国历史。哈尔滨文庙就是一座由官方资助的，中国式的政府活动和国家庆典中心， 强调着这座城市的中国性质。哈尔滨文庙的地理位置非常显著，占地 2.3 万平方米， 在中央大街南端与极乐寺相对。这里正是哈尔滨城市“十字形”的基础。建成以后，文庙内最大的建筑大成殿高达 20 米，远远超过周边其它任何建筑物。 附近俄国人公墓的礼拜堂可能只有它的一半高。中国的建筑元素，如用富有神性的黄色琉璃瓦装饰的屋檐、 屋顶歇山的结构、红色的支柱，与拜占廷式、巴洛克式的欧式建筑群反差强烈。㉝

极乐寺和文庙的修建并不能改变哈尔滨城市的整体面貌。 哈尔滨仍是全中国俄式和欧式建筑最为集中的城市。但是从象征意义上看，这些中式建筑元素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传统中国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建筑根本不同， 使得它们比在中国其它城市更为突出。1924 年以前， 这些建筑并不存在。但是它们修建完工之后，就好像已经在这里存在了几个世纪一样。借此，哈尔滨的中国当局使这座城市看起来也继承了中国久远的历史文化遗产。 认同性建设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进行的基本工作之一，目标就是让原先认同于家族、部落、乡土、族群和其它亚国家团体的人民认识到他们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一分子，以公民的身份来认同这个国家，认同于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国族。具体来讲，民族国家需要发掘、构建本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文学艺术、风景名胜；设计推广各种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如国旗、国徽、国歌等； 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各种具有国家意义的庆典仪式；时间上规定一系列与国家有关的重大节日；在空间上则建筑各种体现民族国家荣耀和意志的公共场所，如展览馆、博物馆、纪念碑、广场等等。清末民初的东北地方当局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对中华民族意识在东北地区的构建做出了许多贡献， 也为我们今天研究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标本。

[注 释]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 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璩鑫圭、 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73 页，第 492 页，第 297页，第 311 页，第 323 页，第 294 页，第 319 页，第 295 页，第 310 页，第 321 页，第 296 页，第 310 页，第 321 页，第690-691 页 ，第 669 页 ，第 692 页 ，第 669 页 ，第 692 页 ，第653-692 页。

③ 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 (光绪三十三年)》，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年， 第 147-150 页， 第 176-179 页， 第 196-200页。

㉒转引自郭建平：《奉系军阀全书·奉系教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年，第 93 页。

㉓水野明：《“日本的‘中国非国论’的检证”》，《东南文化》1997 年第 1 期。

㉔㉕ ㉖东北文化社编：《东北年鉴》，沈阳：东北印刷局，1931 年，第 1 页，第 6-9 页，第 17 页。

㉗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实业·奉天》。 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卷 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第 6443-6444 页。

㉘ 葛凯：《制造中国： 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9 页。

㉙ 沈阳故宫博物院编：《沈阳故宫博物院八十年》，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6 年，第 45 页。

㉚ 邱秀华、章毛平：《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7 页。

㉛冯庸大学编：《吉黑奉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大会纪录》，1928 年，第 10-11 页。

㉜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编：《辽宁民众纪念抗俄阵亡将士大会纪念专刊》，沈阳：辽宁省合和铅印局，1930 年。

㉝ James. Carter, A Tale of Two Temple: Nation,Region, and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Harbin, 1928 -1998’,in Thomas Lahusen ed., Harbin and Manchuria: Place,Space, and Ident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