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批准号：BJXM2012-09）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至20世纪初北部蒙古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与游牧经济》（批准号：11CZS05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的边疆研究源远流长，从古到今，对于边疆的记载始终是中国历史与地理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力量的扩张，中国边疆危机加剧，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秉承经世致用的传统，中国的边疆研究出现了数次高潮，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研究者以及研究著作，如晚清时期的张穆、何秋涛，民国时期的华企云、顾颉刚等等。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周边政治地缘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3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在继承既有传统的同时，开始面临新的契机，并逐渐出现新的转型，周边国家研究成为热点。

国家战略与学术使命

　　2013年10月24—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座谈会确定了我国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和总体布局等。在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来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而随着周边环境的巨大变化，客观上就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外交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这就对学术研究“智库”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为直接、具体的要求。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大背景，2013年的中国边疆研究更加明确地围绕“边疆—周边”展开，并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加以推进，内容涉及疆域理论研究、边疆史地研究、民族史研究、陆疆研究和海疆研究等。

　　在基础研究方面，本年度的边疆研究继续围绕之前论述的一些主题展开，并结合现实，对于丝绸之路、新疆、西藏地区以及海疆等问题有相应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本领域代表性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2013年前3期发表的共计41篇边疆研究论文中，基础研究方面的文章共37篇，占90%以上；而截至11月底在中国知网上可查到的篇名中含有“边疆”的论文共558篇，而其中基础研究文章占到80%左右。由此可见，基础研究依然是目前边疆研究学术发表中的主要部分，而在这中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治边思路、边疆治理机构与相关措施的资料梳理与分析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

在本年度，国内学界同样出版了诸多关于边疆问题的应用型、对策性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对近代和当代所遗留的相关边疆问题在资料方面进行整理、分析，并通过相关的研究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考虑到应用研究的对策性和时效性，在相关边疆研究成果的发表形式上，主要以专著和调研报告为主，期刊论文所占份额并不大。据笔者所见，本年度较有代表性的对策性研究作品有：吕昭义、孙建波著的《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陈为智著的《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探讨：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林文勋主编的《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马大正著的《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吴楚克主编的《中国当代理论创新与发展研究》（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伴随着国家对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中国边疆研究领域也在着力建立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疆域理论体系，国内学界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在这当中，继张世明于2012年出版五卷本《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尤其是第二卷《边疆民族卷》对于边疆理论从中西比较与知识考古的角度作了详尽梳理与分析之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2012年初版，2013年重印）一书。本书从学理角度阐明了中国疆域形成的独特路径问题，强调边疆在中国历史版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海上五大文明板块经过长期碰撞交融而逐渐融合为一体的，而汉、唐、元、清这四个源自中原地带边缘的中国四大世界级帝国在大一统观念上的彼此绵延相继，使中国具有了内在的文化承继性和疆域连续性。作为学界建构中国疆域理论的初步尝试，这些作品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平台。

从史地研究到综合研究

　　中国的边疆研究最初从史地研究起步，而漫长历史所积淀的众多边疆史地资料也为边疆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目前人文社科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在边疆研究领域也有所体现。有鉴于此，2013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开始在跨学科研究和区域、跨区域研究方面加以推进，边疆研究也逐渐从较为单一的史地研究视角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视角转变，开始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同时又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对象加以论述与考察。相比较而言，这种综合性研究对研究者自身素质所提出的要求更高，而其研究成果也相对具有更大的学术视野与学术影响力。

　　在这种综合研究趋势的推进之下，本年度的中国边疆研究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所关注与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民族学、语言学、生物学等学科视角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纳。比如部分边疆研究论著与论文都以“XXX视野下的XXX”作为文章标题，这种结构具有明显的跨学科与多学科研究视角，尝试以独特的路径来重新分析与论述之前诸多老问题与老观点，并力图作出新的阐释。

　　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推进，中国边疆研究也开始突破传统中国史的研究空间，开始纳入欧亚史、全球史、区域研究、周边国家研究等其他的研究路径与空间，并以“边疆—周边”空间作为学术研究的整体视域。

制度建设与学术平台

　　2013年，国内部分高校与科研机构还专门设立了以边疆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或协同创新中心，如由四川大学牵头国家民委、云南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共同组建“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围绕国家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问题展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该院主要就西部边疆问题（西藏和新疆）研究为主攻方向，力争建成服务国家安全与建设的国家级“智库”；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专门设立了“边疆与跨界民族研究所”，将边疆与跨界民族研究作为其重要的学术方向之一；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四所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建“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对边疆地区考古进行联合攻关。这些相关机构的设置，既体现了学界对国家边疆治理新战略的积极回应，同时也反映出知识界对边疆事务与边疆知识的内在需求，从而在制度层面上为边疆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与基础。当然，各个边疆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与重点各有差别，如何在维持各自研究特色的同时保持研究的活力与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需要在边疆研究机构创设热潮中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专门性刊物方面，在2013年，除了各学术研究机构的周期性公开出版物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边疆学》这一新刊物的面世。在《中国边疆学》第一辑（邢广程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选载了关于“疆域理论研究”“边疆治理研究”“与周边地区关系研究”“边疆民族与文化研究”“边疆地理研究”等方面的24篇文章。此外，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依托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协同创新中心创办《华西边疆评论》，以进一步推进西南边疆研究。这些边疆研究刊物的出版，提供了边疆研究成果发布的新平台，有力地推进了相关研究工作的展开。

　　此外，作为该领域研究活力与学术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本年度召开了数次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会议与相关研讨会，在学术界和国家决策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如2013年1月6日举办的“未来与展望：新形势下的钓鱼岛问题”学术研讨会；7月12—16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在京举办“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9月7日，第三届“中国边疆重镇高峰论坛”在新疆乌恰举行；9月15日，“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在西北大学举办“2013年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论坛”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适逢国内最早开展边疆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之机，2013年11月14—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在北京联合主办“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百名边疆研究学者与会，就边疆理论的基本理论以及各部类的边疆研究展开研讨，并首次系统性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自身主体性的“边疆学”的问题。这一学科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对未来的边疆研究将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展望：学术互动、知识增量与范式重建

    随着国家对于边疆事务的日益关注和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步从学术话语与社会议题的边缘地位向主流位置转移。一系列相关边疆研究机构的新建与进一步发展壮大，从机制上维系并支撑着中国边疆研究未来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国国运变迁与边疆研究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一代代中国边疆研究学者都拥有浓浓的家国情怀，这一点值得我们敬仰。而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的边疆研究在与国外相关研究的回应与对话方面略显被动，诸如对美国“新清史”、内亚研究等相关领域进行学术回应的力度与深度尚显不足，这些都限制了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外在影响。如何更好地提升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对外影响力，需要边疆研究界的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始终是确保学术研究生命力、促进学术知识增量的重要体现。中国的边疆研究在过去的时代更多地着眼于对既有资料与信息的搜集、整理与考察，在对当代边疆知识，尤其是原创知识的搜集与记录方面有所忽略。笔者尝试将“边疆民族志”方法介入到对于当代边疆社会的观察与描述当中，力图以此来塑造具有中国自身主体性的、具有足够容量与活力的当代中国边疆社会的“原创知识”，进而使中国的边疆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相关边疆问题有新的、更富有启发性与反思性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构建边疆研究的“中国知识”上有所创造与突破。

　　此外，随着睦邻外交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贯彻，将“边疆”与“周边”加以一体化研究成为边疆研究的新趋向，而在这过程中，如何构建起一个兼顾内外、富有现实与人文关怀的中国边疆研究新范式，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与挑战。从边疆研究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一阶段相关研究的大突破都伴随着研究范式方面的转型。如何构建起具有中国自身主体性的边疆研究范式，并以此引领中国边疆研究迈向深入，将是中国边疆学人未来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