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

摘要：中国学术界往往将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丹东作为自然疆界论的始作俑者或代表人物,对自然疆界论的了解亦多源自法国大革命历史论著中片言只语的叙述。自然疆界论是流质性的法国政治文化中不断呈现的富有能量的表象。自然疆界的含义变动不居,本文依照长时段的研究路径而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野分析自然疆界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

关键词：自然疆界论；观念史；话语分析；时空延异

  大化流行的鬼斧神工的奇妙形塑力量在许多文化中均被作为强化边界合法性的缘饰性修辞。不过,“自然疆界”作为一种普遍流行的近代理论话语无疑应该以法国为其渊薮之所在。由于中、西方学术信息的隔膜,中国学术界往往将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丹东(Geor-ges JacquesDanton, 1759—1794)作为“自然疆界论”的始作俑者或代表人物,对自然疆界论的了解亦多源自法国大革命历史论著中片言只语的叙述,对此专门的深入研究目前尚付诸阙如。

一

丹东是在法国大革命史编纂学中争议颇多的人物之一。丹东的自然疆界论仅仅见于人们所熟知的于1793年1月31日发表的那段寥寥数语的演讲词:“我肯定地说,用不着害怕过分扩大共和国的版图。大自然早已精确地为它划出了国界。我们从地平线的四个方位来限定它:莱茵河、大西洋、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我们共和国的国界应当定在这里,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挠我们达到这里……”[1]此段演讲词系当天国民大会通过合并尼斯(Nice)案后,丹东为提议合并比利时所言。这段演讲词被我国许多学术论著作为自然疆界论的经典性格言,但对其历史背景和渊源多不甚了了,而丹东实则并非自然疆界论的始作俑者,且以起源论的思维处理这一问题本身即不无可疵议之处。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引起欧洲各国封建君主的极大恐慌和仇视,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签署宣言,号召英、俄等国一起拯救法王于危难之中,并组成联军向法国本土逼进。面对外国干涉,法国立法会议宣布:“绝不为了征服而发动任何战争,并将绝不使用武装力量反对任何人民的自由,这是宪法的条文,这是我们把我们的幸福与所有人民的幸福相连结的神圣愿望,我们将忠诚于它。”[2]但法国在敌方大军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巴黎形势危若累卵。1792年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之战中险胜普鲁士军队。这场战斗一举扭转乾坤而振奋人心。如阿克顿(Acton)勋爵所说:“法国人现在发现,整个欧洲大陆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一场最初是为了拯救君主政体的战斗,却变成了扩大共和制度的战争。这种制度是在巴黎建立的,但在瓦尔米获得了巩固。”[3]如果说瓦尔米之战是一个前哨战,而此后的热马普(Jemapg-es)之役可谓真正的正面交锋。法军挟胜兵之威,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沿着莱茵河出击的居斯坦厄(Custiue)军队占领了沃尔姆斯和美因茨(Mentz),而在南方,萨瓦(Savoy)的群山和阳光灿烂的尼斯(Nice)沿海都被法军占领。“于是法国的安全需要可以防守的、历史上形成的———莱茵河的天然屏障”的观念随之凸现,“根据11月19日的政令,国民公会对每个在为自由而战的战斗中牺牲的人予以表扬并提供帮助。不过,吞并领土的马脚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政府公开承认,战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满足法国的财政需求,代价则由那些法国军队所解放的人来承担”。[4]由于法军占领地区已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沿岸,主张将法国的疆土扩展到所谓“自然边界”的舆论渐成声势。早在1791年2月,德拉纳维尔(Banche de laNeuville)致信外交事务大臣,建议根据“造物主所原始形成的地球自然划分”确定法国边界,但当时的国民大会尚专注于抽象普遍的人权而无暇关注于疆界的勘分,所以此议寡和无应。[5]而至此时,自然疆界论则在法国前唱后吁,蔚成风尚。格雷古瓦教士(the abbéHenri-BaptisteGrégoire)于1792年11月27日声称:“绵延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将萨瓦推入法兰西的疆域,如果它们的政府不是同一个,那将违背于自然的秩序”;“法兰西是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既然自然界到处给它设置的障碍使它不必进行扩张,我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原则恰相吻合”。[6]同日,布里索(Brislot)在致杜穆里埃(Dumouriez)的信中也谈及法国的自然边界,认为“法兰西共和国只能以莱茵河为界”,“如果把我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比如比利牛斯山隔开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们的自由就万无一失了”。[7]在丹东发表其关于自然边界的著名演讲词之后不久,卡诺(Carnot)更进一步论述合并比利时的历史和自然依据,声称:“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是法国古老的自然边界,从这天然范围中离弃的各部分,仅仅是非法篡夺的结果”。[8]

由此可见,我国学术界将自然疆界论归诸于丹东显然存在蠡测管窥的局限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为信息的隔膜;二为丹东作为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其位崇名显而出言份量超越群伦;三为中国学术界自身陈陈相因的学术建构。

二

在德国学术界,过去传统的观点多将自然疆界论的肇端追溯至1642年黎塞留(CardinalRichelieu)的“政治遗言”(TestamentPolitique)。该遗言祖本为拉丁文文本,意谓:“本人执掌政柄期间,致力于恢复自然赋予法兰西之界限……务必使法兰西与高卢恰相一致,并在旧高卢的基础上,振兴新高卢。”[9]但在法国学术界,这种观点遭到泽勒(Gaston Zeller, 1890—1960)等人的反驳。泽勒长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StrasbourgUniversity)任教并于1933年继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之后担任现代历史讲席,但与费弗尔不同,其长期对“历史事件”情有独钟,著有大量关于16至17世纪在法国东部边疆对梅斯(Metz)、洛林和阿尔萨斯征服及合并方面的论著,集矢攻击自然疆界论之虚假观点,主要论点集中体现于《旧政权专制与其自然边界》[10]等代表作。泽勒首先通过缜密的考证得出结论,认为此遗嘱系伪托之作,最初源自于一个耶稣会会士地理学家拉贝(Philippe Labbé)的著作,这个遗嘱中的思想充其量仅仅是王室食客的宣传、对黎塞留等人的决策根本不起作用的孤立的浮言虚辞而已。泽勒认为,亨利二世兼并梅斯和凡尔登乃出于战略需要而非边界意识形态,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的兼并亦然,当时法国关注的目光并不在莱茵河而是在于北方、在于尼德兰等,自然疆界论绝非旧政权政治家们的观念。在泽勒看来,黎塞留的外交政策受机会主义的主导而植基立础于王朝的“利益”原则。黎塞留当时力图帮助莱茵河地区的王公维护法国在中部日耳曼地区的影响,他在公开的文献中和私下都主张法国王权从哈布斯堡普世主义的追求中撤退。如黎塞留自己所说,这种政策的领土寓旨乃在于打开进入邻国的大门而已。[11]传统的观点有两个重要的构件:一是认为“自然疆界”为法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和确定法兰西政治单位的核心术语;一是认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然疆界论与旧政权一脉相承,诸如索布里(AlbertSorel)声称“地理决定法国政治”,马迪厄(AlbertMatheiz)则断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大会仅仅“将旧王朝政治的自然疆界披上红色贝雷帽”。[12]因此,泽勒的研究乃旨在对上述观点的两大构件予以釜底抽薪的否定。

和泽勒持论相近者大有人在。这些学者的一个重要立论根据就是:君主制国家是没有自然边界的,不断增加家族的财产是君主们的理想;他们对于土地的贪婪,使他们根本不知边界为何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ndel)和费弗尔一样都主张从较长的时段进行总体史研究,与泽勒的学术取向大相径庭,但其对自然疆界论的阐述却与之甚为契合。布罗代尔指出,黎塞留的遗嘱诚系伪托,但“考虑到文章毕竟是由黎塞留的亲信所撰写,人们至少可以部分相信,自然边界的提法是在法兰西的政治中枢诞生的。这种推测也许有理。不过,在1642年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说法,而在1642年以后,则一直要等到大革命开始,才在革命文告中重新见到伪托黎塞留说过的话”。[13]布罗代尔坚持认为自然疆界的理论依据只是在大革命时期才终于取得胜利,而且强调寻求自然疆界并非为法国政策的指导路线。在布罗代尔看来,君主时代的法兰西实际上并未使用自然疆界这一方便的论据,“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满足于征城掠地,进行兼并,而听由别人说三道四。即使出现例外,也恰恰正是证实规律”。[14]布罗代尔这样写道:“奥古斯丹·梯叶里、昂利·马丹和阿尔贝·索布尔十分重视这一政策的连续性;我并不认为他们错了:法国革命与其说败坏了,不如说继承了旧制度的政策。自从亨利二世远征莱茵河以后(1552年),法国处心积虑地要把开向东欧的门户关闭起来和上闩落锁。”[15]布罗代尔言下之意即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以自然疆界为理据进行领土扩张的现象。布罗代尔的学术影响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都堪称首屈一指,许多学者对“自然疆界”的叙述都唯布罗代尔之马首是瞻。目前,索布里等的传统观点已经式微,布罗代尔等人为代表的观点已在法国成为主流,成为新的传统。学术界认为,从1694年至1788年连续编辑出版的《法兰西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emie Francaise)均没有提及自然边界,法国当时的扩张并非有体系的意志产物而是出于攻守的战略,法国大革命和旧政权之间在领土上没有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布罗代尔和费弗尔在法国人文地理学传统哺育下都不苟同于拉策尔式“地理决定命运”的地理决定论,都企图消除自然疆界论对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留下的负面形象。费弗尔说:“相对而言,边界(frontière)是一个新词,它指运动中的军队,与此相对的老词是界线( limite),这是丈量土地时使用的一个宽厚温和的词。边界,真正的边界是线形的,是会引起冲突的,是让古老的欧洲时时感到痛楚的极其敏感的神经之一;无论从施佩耶尔到克勒弗,还是南部从维桑堡到巴塞尔,莱茵河在18世纪末根本不是边界。”[16]他认为,将边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宪兵、海关,也不堡垒后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被煽动的激情和仇恨。所有边界都是人为的,边界有“公正”或“不公正”之分,但要求人们讲“公道”或建议人们使用暴力的却不是大自然,自然疆界论者顽固地把莱茵河看作一条应该坚守或夺取的边界,一个应该首先夺取然后严加控制的猎物。较诸费弗尔,布罗代尔在边界问题上对长时段的强调更加明显。布罗代尔认为,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将查理曼帝国分为三部分。路易(绰号日耳曼人路易)得到莱茵河以东的土地,此为东法兰克王国(la Francie orientale);查理(绰号秃头查理)得到些耳德河、索恩河和罗讷河以西的土地,此为西法兰克王国(la Francie occidentale);查理的长子洛泰尔得到东、西法兰克王国之间的地带和在意大利的领土,并且承袭皇帝称号。凡尔登条约的领土划分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当时最关心的是平均分配,每人一份,利用河流这一单纯的地理分界线充当国界甚为便利,而这些界线实际上亦是对当时既存的或明或晦的文化、语言界线的确认,并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得到巩固。布罗代尔一方面注重长时段的高瞻远瞩,认为边界的走向乃由缓慢的历史所决定;另一方面对事件时间亦明察秋毫,认为13世纪初,西班牙的阿尔摩哈德王朝、英国的安茹王朝等在扩张中被古老的国界线缠住了脚,就像赛跑运动员被横在路中间的绳索绊倒一样大摔跟斗,在与法国争夺领土的较量中遭遇挫折,古老的自然边界经受了考验, 其中1212、1213、1214和1216这四个关键年份可以说一劳永逸地确定了西欧的政治地图。[17]众所周知,高傲倔强、勇敢不屈的“高卢雄鸡”是法国人的象征,许多法国人写的法国通史教科书动辄谓“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云云。布罗代尔写道:“古代高卢的边界、法兰西的最早框架和雏形系由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所构成。随着高卢被罗马征服,这些边界进一步得到巩固……但我们不要以为,古代高卢的征城掠地,直达我国的所谓‘天然边界’,竟是法兰西扩张的指导原则,竟是一项遗传工程,而我国的领导人根据这项工程的指令,清醒地认识到有一块领土尚等收复。法国历代国王推行的政策,或因势利导,或随机应变,或碰碰运气。他们取得的一切成功都有一定的原因,但原因与原因从不相同,每次成功又产生了新的欲望。”[18]布罗代尔通过考证得出结论:在中世纪的法国,“高卢人是我们的祖先”这个口号尚不存在,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几乎从未有明确提及自然疆界的言论,人们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暗示性的模糊言辞,且数量之少可谓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布罗代尔的考察是以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否定自然疆界论在法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历史,其“长时段”的研究方式与结论之所以出现一个令人困惑的反悖,殆与其力图消解自然疆界论对法国历史形象的负面效应的研究意图有关。笔者认为布罗代尔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且表现出浓厚的本质主义的色彩,应该真正践履其长时段的研究路径而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野分析“自然疆界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

三

法语中边疆(frontières)与边界(limiters)的区别可以追溯13世纪晚期。中世纪的编年史家陈陈相因地以索恩河(Saone)、罗讷河(Rhone)、默兹河(Meuse)和埃斯科河(Escaut)作为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分际。在中世纪的想象中,此四条河流可以不用地图而很便利地描述政治单元。但到13世纪晚期,法兰西由四条河流“封闭”的描述受到挑战。随着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变迁,王朝需要新的话语支持其主张,历史而非自然成为对外政策决定性的话语。1537年,一份匿名的备忘录主张,默兹河并非区分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因为法兰西王国的若干土地和封建领主均远逾此河彼岸,法兰西王国的疆域必须以古代权利或持续不断的合法占有加以解释或理解。在16世纪,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哲学和法学的影响,法国知识分子建构了法兰西民族过去的新形象,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艾蒂安·帕基埃(EstiennePasquier)及其同时代人的阐幽发微才使高卢人从此真正进入了法兰西的“历史”。[19]从此在高卢人的废墟重建新高卢的观念逐渐产生,与教皇权力至上主义(Ultramontanisme )相对的高卢主义(Gallcanisme)逐渐滥觞,以致所谓黎塞留政治遗言声称其秉政之目的正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所指定的疆界、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并在属于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亨利·马丁(HenriMartin)在《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一书中亦云:“崭新的法兰西,古老的法兰西,都奉高卢为唯一的法人代表。”[20]不过,真正使用甚至滥用历史服务于法国君主的扩张则是在17世纪,时黎塞留和法国王室为法国新征服地区的权利主张而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迪皮伊(Pierre Dupuy)等御用史家鼓吹王朝对这些地区权利的主张源自于过去某些令人质疑的同盟关系和司法管辖的习惯法,罗恩(HerbertRowen)将这些超越于边界之外的地带称为“王朝主义财产”(proprietary dynasticism)。[21]当时的法国国家严格说还不是领土性的,所谓“统治”管辖用现代概念来说还包括附属、依赖和兼有等。尽管当时法国王室的疆界以界石、河流等明确标志出边界线,但飞地等不在少数。在17世纪中叶,许多商业性地图都将山脉图示作为天设地造的理想政治划分,绵延的山脉、河流在地图上被作为确定国家和省的边界,除非一无所有则以点或短线加以表示。在这种风气下,政府的首席制图专家尼古拉·桑松(Nicolas Sauson, 1600—1667)大量发行的诸多地图固然不缺乏科学性,但受自然边界观念的诱惑,他在加利福尼利亚和非洲的地形图上可以泰然自若地无视地理客观实际而虚构山脉形成政治边界。[22]17世纪30年代,在黎塞留庇护下出版的许多地图都将古代高卢的边界画至莱茵河,并将法国等同于高卢,与中世纪“高卢”与“法国”尚存在明显区别的观念相迥异。儒勒·恺撒的《高卢战记》自15世纪以来被不断地出版、翻译、评注和加图,从这部奠基性的著作中,衍生了以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为自然边界的观念。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理解历史进程的努力不仅构成了“历史”内涵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改变“历史”的一种手段。此时期对高卢的发现和重构与法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实践紧密联系,“法国等于高卢”的话语既伴随法国当时的政治疆域扩张而弥散,又构成法国当时政治疆域扩张的方向引导。正是这样,法国政治文化景观中的四条河流的形象逐渐隐退,而恢复高卢自然边界的话语日益凸现,仍然从历史寻求资源而落脚于自然边界。洛林公王好人约翰(Jean le Bon)在1568年所著《莱茵河对于国王》(LeRhin au Roy)中写道:“巴黎畅饮莱茵河水之日,将是高卢(即法兰西)功业圆满之时”(“Quand Parisboira leRhin /Toute laGaule aura sa fin”)。[23]尽管布罗代尔声称这仅属“孤例”而非“常例”,[24]但这种话语的产生必有其深厚的背景基础。如果将这一时期的话语与14世纪类似的法国大国主义计划相比较,更能看出“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这一观念建构的转型意义。腓力普四世时期的著名法学家皮埃尔·迪布瓦(Pierre Dubois)在《圣地的收复》(De recu-perationeTerrae Sanctae)中探讨了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认为法兰西国王应当充当全世界的君主的角色。迪布瓦在其拟定的方案中,一开始便论述教廷应成为国王手中的驯服工具,并将这种奴役教皇的做法说成是教皇“最大的幸福”,接着殷切希望保证法国对莱茵河西岸的领有,至少也应领有普罗温斯和萨瓦两地,应取得帝国在伦巴底和威尼斯曾经享有的权利,通过王室的联系以掌握意大利和西班牙。[25]迪布瓦的这种漫无边际世界性霸权计划与黎塞留等人恪守的“国家利益”(raison d’etat)原则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意味。

布罗代尔等人认为自然疆界论在路易十三时代并没有被黎塞留等奉为法国政策的指导路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亨利四世时期的絮利(Sully, Maximiliende Bethune)的思想和实践堪称黎塞留诸多施政举措的先导。絮利经常强调:只有能守得住的才是值得夺取的,国家的强盛有其限度,超过这一限度,该国即会招致敌人和妒忌者联手的戮力反对。对如何确定适宜于法国的良好边界,絮利清楚地知道查理曼帝国的辉煌与自卡佩王朝以后法国被局限于其当时所在的狭小国界之内的压抑,但亦深知扩张领土将面临的巨大风险。正如苏联学者B·Π·波将金等所著《外交史》所言,当时“以法国的内战而告终的十六世纪长期的破坏性的战争,并不是没有留下经验。一个新兴国家的任何扩张企图,都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击;任何掠夺的要求,更不要说对世界(就十六世纪的范围而言)霸权的要求,都引出了一些敌对的同盟。十七世纪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总结这一经验时,得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原则意义的原理。诚然,这些原则极其经常地遭到破坏。然而也正是这种经常的破坏,在当时国际关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才引起了对于某种规范的需要。特别具有此种‘规范’性质的,有‘天然疆界’和‘政治均势’等思想”。[26]从总体而言,亨利四世以及絮利的对外政策仍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致力于为本国获取自然疆界而非沉溺于奄有诸国的辽阔梦想。惟其如此,亨利四世在1601年从萨瓦公国夺得比热(Bugey)和布雷斯(Bresse)等地区后曾对新臣民言:“既然你们历来都讲法语,你们理应是法兰西王国的臣民。使用西班牙语或德语的地方,我赞成分别留给西班牙和德国,但使用法语的地方应归我所有。”[27]这种表示并不能成为否定亨利四世时期具有自然边界的证据。继絮利之后,主宰法国政坛的黎塞留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他信奉“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如果说学术界对亨利四世是否想到过以莱茵河为法国东部边界尚莫衷一是,但这种想法在黎塞留身上则毫无疑问。在黎塞留的庇护下,一本题为《洛林公爵领和巴尔并入法国的最可靠手段为何》的小册子应运而生,其声称:“对位于莱茵河以西之领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无任何权利,因为五百年来,这条河流一直是法国的疆界。皇帝的权利是建立在篡夺的基础之上的。”[28]当时的御用文人、政论家圣蒂罗·列伏尔亦为黎塞留政策摇旗呐喊,他证明说:古代法兰克人曾征服过高卢,即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并以莱茵河、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为界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域长期以来即以“比利吉人、克勒特人和阿奎丹人的高卢”这一名称著称。这样,圣蒂罗·列伏尔遂将阿尔萨斯、洛林、萨瓦、尼斯等法国后来凭借军事强权占领的一切地区统统纳入了法国的版图之内。他声称,一旦法国取得所有这些地方,欧洲的和平就会有所保证。[29]可以说,这一时期法国对自然疆界的要求已经有了大致的界线,而且自然疆界的概念日趋明晰。1642年黎塞留辞世时,战争尚未结束,法国当时得到国际承认的王国边界同1601年相比,同亨利四世兼并布雷斯、比热、热克斯和瓦尔罗梅之后的边界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但黎塞留已为未来阿图瓦、弗兰德尔、鲁西永、阿尔萨斯、弗朗化-孔森、洛林和萨瓦先后并入法国版图做好了准备。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使黎塞留的事功呈现明验著效,法国由此部分满足了其自然边界的要求,即:法国获得阿尔萨斯的大部(包括布雷萨克,但不包括斯特拉斯堡);确认早年法国占领的梅斯、土尔、凡尔登仍归它所有,享有永久驻防菲利普斯堡和部分莱茵河右岸的权利,占据布雷萨克和菲利普斯堡,为法国军队今后通向南德意志提供了桥头堡。黎塞留之后,马扎兰(CardinalMazarin)步其后尘,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更明白地诉诸于自然疆界论。马扎兰在谈判该条约时特意在其第42款加上如下文字:“比利牛斯山早年曾是高卢与西班牙的分界线,今后也将成为两个王国的分界线。”[30]这段文字并非仅仅是修饰性的浮言虚辞,亦不仅仅是军事和战略利益的遮盖面纱,而是以自然疆界论为法国向比利牛斯山脉的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建立新的领土主张。布罗代尔引述1752年博米侯爵(lemarquis de Paumy)巡视鲁西永的边界时所说那时“曾经决定以比利牛斯山的顶峰和朝向划界,面对鲁西永内地一侧的山坡属于法国,面对西班牙各省一侧的山坡属于西班牙王国,并根据阿尔卑斯山的划界方式,遵守分水线的规则”,认为这种做法仅仅是出于对以后比较省事的考虑而已。[31]布罗代尔这种解释恐怕不足为训。乔治·勒费弗尔亦否认自然疆界论曾左右法国旧政权的对外政策,但并不如布罗代尔那样绝截,尚属持论比较平和允洽。他说:“许多历史学家都把这种理论说成王朝遗产和民族传统。其实,法国的历代国王似乎从未有过这个设想。曾经有几代国王向尼德兰扩张他们的势力,在16世纪前,尼德兰的佛兰德公爵曾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尼德兰的边界曾十分靠近巴黎,甚至影响法国国王的安全。但是,到了18世纪,路易十五不再效法先王。由于偶然的机会,亨利二世进占了三个主教国,黎塞留又占了阿尔萨斯。但在更接近北部的地区,法国从来只求保住莱茵河左岸的几块领地。因此,所谓天然国界命定地构成法国框架的说法,大概是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产生的浪漫想法。这种影响的存在不是不容怀疑的。”[32]

1661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亲政,他急切地渴望通过大战获取领土和荣誉,以此证明自己的伟大。1678年法、荷《奈梅根和约》(theTreaty ofNijmegen)堪称法国霸权鼎盛的标志,路易十四亦通过“移归权战争”认识到无法占有整个西属尼德兰的客观现实,加之受沃邦(Vauban,1533—1707)等人的影响,其战略侧重点变为保住已获得的领土。路易十四对要塞筑防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出于领土安全需要。1673年,沃邦向法国最高统治者建议建立“方区”( le précarré,又译为“边沿区”)。因为当时战争的后勤供给保障对军队的前进制约性很大,而且边疆地带往往成为敌方滋扰频繁的地区,加之边疆地带犬牙交错的政治归属状况使飞地大量存在,所以路易十四决定通过构筑一个可防御敌人的边疆体系以维护法兰西的领土。沃邦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从1678年签订《奈梅根和约》到18世纪初在法国边界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要塞防御体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堑壕不同,这些防线主要不是意在阻止野战大军突进,而是保护自己富饶的腹地免遭敌方“追猎”。[33]此外,沃邦所谓的“方区”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指决斗场所,第二含有把边界进行规整而使之合理化的意思。所以如果说黎塞留的自然边界理念仍带有自然性边界不仅作为边界而且作为通道的中世纪思维方式,那么沃邦以堡垒取代“开门政策”即如布罗代尔所言要将门户关闭起来并上闩落锁的做法,二者似乎大相径庭。但事实上,堡垒亦具有保护领土和作为进攻性作战桥头堡或基地的功能,即当时外交和军事语言所谓的进入敌国领土的门户。沃邦本人根据前人经验将筑城分为野战筑城和永备筑城,沃邦城堡不仅屏壁法国边境,而且亦达到了投射法国权势的效果,故引起当时邻国的疑惧,被人们称为“防御性侵略”(la défense aggressive)[34]乃不无道理,表现出与黎塞留政策的某种一致性和继承性。正如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Travis)所说,“直到路易十五……的条约里,‘直线边界’的概念尚未真正出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飞地’穿插在一起”。[35]沃邦力图建立固若金汤的边界即人们所谓的“铁的边界”( la frontiere de fer)还表明法国王室已开始着手对边疆地区合理化与线性化,表现出法国自然疆界论的新变化动向,即从自然疆界(natural frontier)向自然边界(naturalboundaries)的政策转向。沃邦的做法和路易十四时期所成立的“故土归并法庭”(Chambers ofReunion)均证明了从北海到莱茵河等法国所谓“自然边界”实质上是由法国统治阶级积极建构的人为产物。

18世纪被誉为哲学的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群星璀璨,对自然法的推崇蔚成风尚。对自然权的推崇在西方事实上其来有自,而在启蒙时代又与理性主义思潮联系,使当时法国的自然疆界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18世纪的自然疆界论着眼于应然状态和天赋渊源的宗教神圣命定论向19世纪逐渐绽露头角的科学疆界论过渡。如果与18世纪的前奏割裂开来,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然疆界论将变得难以理解。18世纪的知识分子继承了古典人文主义的地理学话语和17世纪的政治文化观念,即法国应该拥有与高卢相吻合的山脉和河流边界。特别在哲学中,缺乏任何历史因素的界山和界河构成政治边界的观念广为流传。在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中,其地理决定论与其对国家的“自然边界”( limites naturel-les)的认同是相辅相承的,自然边界被视为既是国家的权利亦为国家扩张的限制因素。卢梭(Rousseau)在讨论国家适宜的版图时尤其强调政治国家的自然边界。此外,自然边界也是18世纪地理论著和教学的焦点问题,作为一种话语继续服务于国王。菲利普·博什(PhilippeBauche, 1700—1773)作为王室地理学家、王室子弟的老师,倾力于山脉和河流的地图绘制,强调山脉的线性特征和分水岭功能。他的侄子和学生纳维尔(Buache de la Neuville, 1741—1825)继续其事业并效力于国王地理教育,更是经常强调自然边界对政治单元的划分,声称采纳大自然创设的恒定不变的边界可以保障和更为有效防卫拥有的领土边界。[36]当时对自然边界的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的重新诠释与18世纪后期法国国家建设的政策转型相契合。在欧洲政治均势的主导格局下,兼并时代已经过去。正如路易十五(LouisXV)的外交大臣阿尔让松侯爵(themarquis d’Argenson)在1765年发表的回忆录中所说,这不再是一个征服的时代,法国必须满足于开拓疆土的伟大,在花费如此多时间获得统治之后,应该开始认真治理了。尽管法国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在18世纪下半叶致力于与邻国勘分边界的倾向却是有目共睹的。1775年,法国外交部从战争部接管了对边疆事务的管辖权,设立地形测量局进行划界,创建常设委员会与邻国谈判“条约边界”。从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法国政府与神圣罗马帝国、瑞士、萨瓦、西班牙等达成20多段“条约边界”。可以说,对政治边界的“合理化”和“清理”构成了18世纪后期法国疆域政治的主体内容,而为了减少领土争端和冲突,法国政府往往采纳自然划分的山岳河流作为边界。例如,在法国北部和东部边疆,河流尤为政治家和划界委员会所关注。法国国王与符腾堡(Wurttemberg)大公于1786年签订的条约即以杜河(Doubs river)作为双方分界线,而杜河在1780年法国与巴塞尔(Basel)公国的条约中亦被称为两者“固定的自然边界”。[37]实际上,山脉和河流作为国家间边界的自然特征固然在地图与地面上易于辨认,且相对稳定,但当时被人们推崇的自然边界并不能消除争端,甚至往往不切实际,较诸根据管辖情形的人为边界,以自然地貌特征为标志的政治边界并不见得更为持久稳固。但法国对外政策即便如此亦仍往往坚持秉承自然疆界论。在1785年出版的《一个亲法者的愿望》中这样写道:“凡尔赛宫廷有个不应忽略的目标,即将法国边境扩展到莱茵河口。这条河是高卢人的自然边界,一如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地中海及大西洋一般。”[38]

如果说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前自然疆界论虽主要服务于王朝的政治目的,但在启蒙运动影响下已开始意识形态化,那么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完成则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此前,自然疆界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进入公众集体意识:其一,基于对古代文献考证的学术性历史著作。这类著作虽然读者群有限,但其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影响相当可观。从艾蒂安·帕基耶(Etienne Pasquier)的《法国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到德图(J. A. deThou)的《普遍历史》(HistoireUniverselle),自然疆界论尽管不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但均俯拾可见。其二,通俗性历史著作。王室历史学家梅泽雷(Mézeray)所著于1668年出版后多次重印的《简明法兰西编年史》(AbrégéChronoloique l’histoire deFrance)堪称一般有文化的公众的“历史圣经”,其中明确告白“众所周知高卢的边界在两个大洋、莱茵河、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39]这种重构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集体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三,中学教育。尽管自然疆界论并不占据中学课程的核心地位,但却构成代复一代年轻人的文化行李而浸润人心。因此,费弗尔认为莱茵河作为一条边界是在《高卢战记》的砧子上锻造出来的古老神话。

法国大革命初期,制宪会议大多数人都反对改变法国的边界。1790年5月22日,蒙莫兰(Montmorin)表明政府立场:“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民族放弃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决不使用暴力干预他国人民的自由。”[40]著名的1790年5月22日“不征服”准则被载入1791年宪法,革命者对欧洲各国信念相投者表示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持,正如歌德(JohannWolfgangGoethe)所说,1790年乃一个分水岭,革命的法国边界不是依据自然或历史加以划分,而是以无形的自由原则来划分。[41]有一幅作于1790的年水彩画颇富象征意义,上面画着在靠近摩泽尔的法国边界自由树上挂有这样一块牌子:“敬告过路人:这片土地是自由的(To passers-by: this land isfree)。”[42] 1792年4月20日,法国对普鲁士、奥利地等宣战,消息不久传到斯特拉斯堡,该城卫戍军队军事工程师鲁日·德李尔(Roupetde Lisle)在该市市长迪埃特里什(Philippe Dietrich,1748—1793)的客厅里首次演奏了自己连夜创作的《莱茵河军队战歌》即《马赛曲》。另外,据费弗尔《莱茵河及其历史》记载,当时“居斯蒂纳将军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美因茨,后来作为法国将军结束其行伍生涯的指挥官埃克麦耶尔(Eckmeyer)和那支小小的部队都不曾企图抵抗:莱茵兰人立即栽种自由树,从兰道(Landau)一直种到科隆,还在美因茨建立了雅各宾俱乐部。接着,迪穆里埃在热马普击溃帝国军队,新生的法国于是成了濒临莱茵河全部流程的国家。莱茵—日耳曼国民公会的130位成员在美因茨集会,宣布‘从兰道到宾根(Bingen)的全部国土’与奥地利帝国断绝关系;最后于21日断然声称:‘莱茵—日耳曼人民愿意并入法兰西共和国,并向它提出这个请求。’”[43]而正是在法军击败奥地利等国联军并将战争引向敌国时,自然边界以及自然疆界论再度成为关注、争论的焦点。马迪厄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时法国之所以诉诸于自然疆界论,“在自卫战之后不但继之以宣传战,而且继之以征服战,这个转变是不知不觉地造成的,其中有种种原因:或为外交的,或为军事的,或为行政与财政的”。[44]

首先,革命的法国以解放其他国家仍受专制压迫的民族为己任,积极将革命的价值理念向外输出。1792年11月19日,国民公会发出了第一号鼓动宣言书,国民公会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宣告,它将给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人民以友爱和支持,它将告知行政机关给予将军必要的命令去支持那些在自由的事业中受到压迫的公民。[45]当时领导外交委员会的布里索(Brislot)等人的自然边界政策与法国王政时代的自然边疆政策具有贯通性,但已揉入革命的原则。因为法国大革命初即根据人民主权、领土统治权、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等原则将全民投票(plebi-scite)作为领土变更的必要前提,而当此时吉伦特派为兼并萨瓦等地需要将其合法性的论证建立在既非王政时代的征服亦非占领条件下完全的公众民意支持的表示,所以自然疆界论成为其理想的舆论工具,而“给宫廷以战争,给茅屋以和平”成为扩展领土俨然名正言顺的有力口号。[46]其次,对自然边界的诉求固然根源于18世纪的自然为万物总仲裁者的理念,但法国革命党人以所谓自然天定为共和国边界的依据更具有现实的利益驱动。丹东在1792年10月17日讨论西班牙照会时,第一次清楚地说出了其自然疆界论背后的潜含动机。丹东鼓吹“革命战争”即旨在以邻国的财力抵补巨额的战争开支,同时又把可以纳入“自然边界”的地方并进法国版图。再次,战争可以转移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罗兰就说过:“必须把成千上万的人由我们武装起来,送出去,送得越远越好———只要他们的脚能走得到,否则他们就会跑回来杀我们的头……”[47]

丹东等人设想通过建立自然疆界,通过在法国的四周形成一条“共和国圈”,在自然疆界内的各民族将组成一个“大民族”(laGrandeNation)。[48]1793年6月吉伦特派倒台后,罗伯斯庇尔反对使用兼并手段获得法国的自然疆界,以及在自然疆界之外建立“姊姐共和国”。1793年雅各宾派宪法规定“领土属于国民”,并“庄严宣布决不在并非根据居民愿望的情况下将外国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但“祖国在危险中”(father land in danger)的观念又使防御性的“莱茵河屏障”(barrier of theRhine)的主张从后门溜进。[49]以莱茵河为界的观念从两方面成为中心焦点:在政治上,它是共和国爱国主义的证明,否定法国对莱茵河的权利主张即被视同于旧王朝拥护者。更富戏剧性的是,莱茵河边界过去在革命言论中曾被不加区别地建构为“自然划定”的边界、“古代高卢的自然疆界”,而此时却成为反对普奥侵略的战略防御的象征。一般的自然边界均依照预想的工具性和功能性角色而被推崇,而莱茵河尤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民族自决的新理念、对法国自然疆界的主张及现实政治等利益因素三者之间互相交织错综,自然疆界论具有对话语表达与社会实践内部张力进行调制解压的作用。

以自然地理特征划分国内政区界线和国家领土边界在世界各国都是常见现象和通行原则,“山川形便”原则在中国古代即一直不曾沉响歇绝,但都没有像法国自然疆界论成为一种绝对的原则,乃至弥散的意识形态。自然疆界论之所以在法国长期不绝如缕,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有很大关系。因为长期以来法国的大部分边境都是与周围强大的邻国接壤,用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勒贝尔·德芒戎的话来说,“法国肯定是欧洲各国中最少与世隔绝、最不‘闭塞’的国家之一”。[50]尤其是法国东北地区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相连的部分,更是地势平缓,无任何天然屏障。恩格斯在《波河和莱茵河》中从军事学角度分析指出,如果“把圆规的一脚放在巴黎,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由巴塞尔到北海划一弧线。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莱茵河由巴塞尔非常准确地沿着这一圆弧流到它的河口……如果法国人占有了莱茵河疆界,法国的防御体系,就自然的条件而论,就将属于被维利森将军称为‘理想的’、再好不过的那一类疆界了”。[51]地理位置的开放性促使法国在欧陆致力于寻求一种维护本土安全与稳定的“天然疆界”,尽量把国家边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以便为保卫法国本土获得较大的纵深地带。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带有激情和狂热的自然疆界论被引入政治功利谋算,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不过,笔者并不企图将法国的自然疆界论描述为一种线性历史( linear history)。相反,这是一种存在多元的竞争声音的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虽然我们不能对法国大革命期间反对自然疆界论的声音置若罔闻,但这并不构成有些法国历史学家否认自然疆界论在此期间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证据。此外,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形下出尔反尔的现象亦不乏其例。1794年7月16日,曾经主张自然疆界论的卡诺(Carnot)发表意见称:“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莱茵河岸种植自由之树,使法兰西恢复过去高卢的领土。这个理论尽管十分诱人, 不过,它最好应该被放弃,因为如此扩张领土,法国只能削弱自身而种下无尽的战争种子。”[52] 1795年督政府建立后,卡诺作为督政府核心人物在军事战场的失利和五百人院温和派的影响下几乎放弃了自然疆界政策。1799年霁月政变后,拿破仑大权独揽,东征西讨,征服大半个欧洲,实际上自然疆界论已被置之度外。不过,正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源自于法国的自然疆界论反而被敌国所接受并作为反法同盟的武器。

随着拿破仑的兵败权颓, 1814年巴黎和约达成,法国的边界又压缩至1792年时的状态,而在拿破仑百日政变和滑铁卢战役之后,法国更失去了其1789年以后占领的土地(除蒙特利阿、牟罗兹、康塔和阿维尼翁以外)。波旁复辟王朝于1815年将莱茵河左岸归还德国,因此法国乃将莱茵河视为无限渴望而又丧失的目标。至1833年,即便诸如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这样的王党分子也只能仰羡往昔共和国的边界,回首高卢一度曾戴有“日耳曼的蓝色围巾”莱茵河。[53]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在19世纪30年代如此写道:“可以说,即使为军事胜利所陶醉,尽管民众和个人遭遇理想危机,国家坚定不移追求的只是维系我们的自然边界。无论我们的命运好坏,收复自然边界的念头从未泯灭:它完全是民族的、历史的。”[54] 19世纪中叶,自然疆界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大规模走入学校教育和普及性历史读物,带有政治传教色彩的历史学家将此视为不言而喻的教义。另一方面,自然疆界继续被视为军事战略目标,军官和军事工程在19世纪留下的大量备忘录均将法国对外政策利益与自然疆界相联系。拿破仑三世于1860年兼并萨瓦,就从不曾将其合法性建立于政治学上的民族性,而是诉求于法国沿阿尔卑斯山自然疆界的军事利益。1871年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贝尔福除外)和洛林的一大部分被划归德国,法国民众对莱茵河左岸权利的主张又使自然疆界论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中获得新的意义。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中谈到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时亦承认:“应注意现在法国有一股强烈的舆论,要求‘1814年的疆界’,而不是1871年的疆界。”[55]至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在莱茵河地区的逐步实行军事化,自然疆界论成为法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德国主张的神圣罗马帝国为罗马帝国直接延续的意识形态相抗衡。布罗代尔曾经这样写道:“对于莱茵河边界,德国人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向我们提出异议。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讲过一句奇怪的话(至少听来不太顺耳):‘只要手里拿上一张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兰西王国的天然界限似乎一直伸展到莱茵河,这条河流好像生来就是为了把法国与德国隔开。’直到1813年,德国的反应才在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的《颂歌》中得到表现:‘莱茵河是德国的大河,而不是德意志的边界。’”[56]在19世纪,德国和法国学者在以莱茵河为自然边界问题上笔讼不绝。

事实上,对自然疆界论的诉求遗迹迄今仍依稀可见,只是目前法国的教科书、辞典和历史普及读物从对法国自然疆界的描述转为更为中性的法国六边形叙述话语而已。法国六边形国的形象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1616年雅克·德丰特尼(Jacques de Fonteny)宣布法国是一个圆形边界国家; 1657年,彼得·埃兰(PeterHeylyn)则指出法国的形状近乎正方形。此后,《法兰西大辞海》所作的五角形的描述、地理学家埃利泽·勒克吕(Elisée Reclus)所持的八角国的见解等等不一而足。[57]将法国正式描述为六角形国家首见于1873年埃米尔·勒瓦瑟尔(E-mile Levasseur)的地理学著作。到20世纪50年代,“六角国”在学术课本、百科全书等中广泛出现,并在戴高乐执政时期经过官方确认和宣传取得了正统地位,暗示和谐、平衡、稳定和恒久等特性,成为法国整体外在性与内部社会单元和谐统一的象征。相对中立的“六角国”形象从两方面提供了中和:一方面,“六角国”代表一种传统和自然的单位,一种基于文化和自然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它使民族共同体自决主张与国家追求防御战略主张之间趋于平衡。因为它潜含多重性解释可能性,在二战后法国政治文化中六角形成为有争议性的象征便不足为怪。[58]

综上所述,自然疆界论是流质性的法国政治文化中不断呈现的富有能量的表象。自然疆界的含义变动不居,或从地理上或从历史上加以界定,或为进攻性的奋武边陲或指克制性的防御界线,或为普遍性的一般描述,或为特定的政治主张,在法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具有不尽相同的政治功能。在17世纪,自然疆界论受到历史的型范,以便形成统一国家思想的观念,尽管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明确表示力图使法国恢复到高卢的自然疆界,但自然疆界的观念仍服务于其政策,并构成正在呈现的领土国家的军事战略。在18世纪,随着这一理念成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和法国国际权势的沉降,自然疆界论的表象失去了其好战和历史的色彩。法国大革命一方面保留了启蒙运动中对自然疆界的诠释,同时自然疆界又被政府意识形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