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文史杂志》2014年第6期，第30—36页。

作者简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编辑，历史学硕士。

摘要: 以蒙古和硕特部代行西藏治权，即所谓“以蒙治藏”，是清初特定历史条件和民族关系格局之下，清王朝为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而采取的一种具有变通性的治藏政策。然而，这种带有羁縻性质的间接统治政策不会长久维持。为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清政府将西藏“以蒙治藏”政策调整为“以藏治藏”。这便是清政府调整治藏政策的初次尝试。毫无疑问，重新制定和调整治藏政策归因于西藏地区蒙藏矛盾的激化、西藏民众内附心理的增强和清王朝的逐渐强大与青海地方割据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但必须指出的是准噶尔侵藏也确实给清朝调整治藏政策创造出一个绝佳时机。

关键词：清政府，政策调整，“以蒙治藏”，“以藏治藏”

一、“以蒙治藏”政策的确立及蒙藏矛盾的产生

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皇帝遣使西藏，迎请五世达赖来京。直至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五世达赖才带领着由大批蒙藏官员组成的庞大使团动身来京。五世达赖一行人到达京城，仅仅一个月后，固始汗即遣使“表贡方物，兼请达赖喇嘛还国”[1]。五世达赖便以“水土不宜”为由向顺治皇帝辞行。此种不寻常的举动，显然是五世达赖离藏前，蒙藏统治阶级事前的布置，只等达赖抵京后，固始汗的朝贡人员立刻接踵而至，敦促达赖返藏。其中缘由，有关研究者认为是西藏地方政权建立不久，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的残余势力仍不时掀起抵抗运动；倘若达赖喇嘛在内地逗留时间过长，恐怕不利于新政权巩固。[2]笔者浅见，固始汗敦促达赖喇嘛从速返藏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蒙古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悠久，二者的密切关系不仅仅是在精神领域，也渗透进政治领域。固始汗深知清政权定都北京后，加紧与西藏联系并不仅仅为了和平取得西藏地方统治权，也有争取达赖喇嘛对清王朝认可，以便更顺利地延续其“兴黄教，安蒙古”的传统政策的目的。此次达赖入京与顺治皇帝会晤，固始汗担心清王朝为了更易控制达赖而将达赖软禁，致使他失去黄教保护者的身份，进而动摇其西藏汗王的地位，削弱其在蒙古诸部中的影响力，最终遭到其他蒙古部落的刁难，使整个和硕特部处于危机之中。当然，五世达赖本人也害怕被扣留于京师。这样蒙藏统治集团事先计划，待达赖到京后立即派人要求其返藏也在情理之中了。

顺治皇帝并未极力挽留，当即准行，而且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等人率领八旗兵丁护送达赖喇嘛至代噶地方（今内蒙古凉城县）。随即，顺治皇帝又派遣了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人，送赐于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至代噶地方，宣布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3]同时赐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4]从册封五世达赖的敕谕可看出，清朝统治者给予达赖的是“领天下释教”，即是说清政府承认达赖在西藏以及蒙古地方是精神上的最高领袖。而从册封固始汗的敕谕则看出，清朝统治者认为固始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令他“文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5]。即是说清政府承认固始汗在西藏地方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决心通过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地方实行间接统治。这样，清王朝对治理西藏进行了首次尝试，确立了以达赖喇嘛掌管释教，支持和依靠和硕特蒙古汗王掌管西藏地方政治的“政教分离，以蒙治藏”的统治政策。此后由于几代汗王的忠顺，和硕特蒙古在西藏做了长达七十余年的实际统治者。值得肯定的是，政策的实施确实在清朝建立之初有效地帮助了清政府顺利地履行了对西藏的主权；然而和硕特汗王在西藏实行的某些具体措施却令蒙藏上层贵族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以蒙治藏”政策的最终瓦解埋下了隐患。

一方面固始汗统治西藏时期只重视对政治、军事的控制，而将全藏的经济大权拱手交给达赖喇嘛。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寺院势力，本来就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又取得了固始汗给予的西藏地区赋税支配权和赐封土地的特权，更是如虎添翼。[6]黄教集团正是通过赐给西藏贵族和寺院大量的土地使西藏僧俗势力疏远和硕特蒙古汗王，转而依靠自己。

另一方面固始汗为了便于统治西藏，有意借助于达赖喇嘛的声威，将本来总管达赖喇嘛事务的第巴任命为地方政权的第巴，使第巴一职成了西藏的政务总管。如此一来，以五世达赖为首的黄教寺院集团势力便很容易地进入到西藏的政治领域。

固始汗统治期间，鉴于他的威慑力以及政权中自第巴以下的藏族官员实力尚显弱小，西藏的蒙藏统治阶级的矛盾尚不突出。顺治十二年（1655年），“以蒙治藏”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硕特蒙古族杰出的领袖人物固始汗去世。他的死使和硕特部在藏势力受到了重大影响，也使清政府“以蒙治藏”的政策出现了动摇的苗头。由于固始汗的继承者达延汗（1658—1668年在位）和达赖汗（1671—1701年在位）不论从统治才能还是用人手段上讲均十分平庸，加之西藏地方藏族官员自第巴以下羽翼渐趋丰满，和硕特汗王的统治不时有被架空之势。

二、蒙藏矛盾的激化与“以蒙治藏”政策的解体

蒙藏之间的矛盾，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桑结嘉措出任第巴之后，愈来愈激化。

桑结嘉措（1653—1705），属于仲麦巴家族，拉萨贵族，自8岁起进入布达拉宫，曾与噶尔丹一起从五世达赖学习佛教、文学、史学等学科，由于能力突出，逐渐得到达赖的信任，康熙十八年（1679年）受达赖任命出任第巴一职，负责处理一切日常事务。桑结嘉措执政之初便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在各地推行宗本流官制度，以集权于拉萨地方政府。这样，就消除了地方势力反叛或割据的社会基础。[7]

康熙四十年（1701年），拉臧鲁贝继立为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汗王。两年后，拉藏汗将拉臧鲁贝杀害自立为王，这是和硕特蒙古势力在西藏中兴的一个转折。“拉藏汗是一个品格优良、精力充沛的人，对于和硕特首领处于无权的状况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他立即开始对西藏事务积极热情起来”[8]，决心恢复以往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地位。是时，恰逢桑结嘉措暗助噶尔丹以及对五世达赖秘不发丧的事情为清政府所知，康熙皇帝对之表现出了不满与怀疑。桑结嘉措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宣布退位，由其子阿旺仁钦担任第巴，自己则在幕后掌权。这恰好给了拉藏汗依靠清政府与桑结嘉措较量的机会。拉藏汗开始与退居幕后的桑结嘉措展开了一场夺权的大战。这场大战的实质是西藏本土藏族势力与外来和硕特蒙古势力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双方争夺西藏统治权的斗争。

起初桑结嘉措想毒死拉藏汗，但没有得逞，反而被拉藏汗得知。为了避免**件的发生，双方决定和平解决，桑结嘉措退出政府，拉藏汗保持汗王头衔，但必须返回青海。表面上双方都表示同意，暗地里却都未履行协议。拉藏汗随后集结蒙古军队向那曲推进，兵分三路进军拉萨；而桑结嘉措也在拉萨严阵以待。然而西藏地方的兵丁毕竟不及蒙古铁骑强悍，最终拉藏汗获胜，桑结嘉措被处死。拉藏汗的胜利一方面说明和硕特蒙古在西藏仍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和一定的统治基础，“以蒙治藏”政策还有继续推行的现实性；另一方面说明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西藏本土军事力量的孱弱，决定了西藏政教势力只能寻求外来力量的援助来驱逐和硕特蒙古势力。

值得说明的是，清政府对这次蒙、藏权力之争的立场并非中立。商南多尔济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奏报中曾说“先是，达赖喇嘛身故，第巴匿其事，包藏祸心，构斗喀尔喀、厄鲁特，互相仇杀，扰害生灵，又立伪达赖喇嘛以惑众人，且毒拉藏而逐之，是以拉藏蓄恨兴兵，执第巴而杀之，陈奏伪达赖喇嘛情由。受命护军统领席住、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护法恭顺汗。”[9]很明显，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和硕特汗王的。究其原因，从清朝角度讲，一方面第巴桑结嘉措暗助噶尔丹反清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另一方面清政府长期以来对和硕特蒙古的忠顺态度及其统治西藏地区的稳定局面表示满意。一方是有反清嫌疑的西藏第巴，另一方是长期忠顺的蒙古和硕特汗王，清政府有理由支持拉藏汗，继续推行效果显著的“以蒙治藏”政策。

拉藏汗重新掌控西藏地方政权后，蒙、藏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上升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桑结嘉措被处死后，拉藏汗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不守清规，认定其为伪达赖喇嘛将其废黜，并押送京城，[10]改立百噶增巴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然而，仓央嘉措实为遵从五世达赖喇嘛的遗嘱，按照活佛转世的一般定规办理，由班禅大师为其剃度主持坐床的黄教教主，无论是西藏民众还是蒙古诸部均将其视为五世达赖喇嘛真正的化身。拉藏汗废黜仓央嘉措的做法使其最终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令西藏僧俗民众驱逐和硕特蒙古的信念更加坚定。同时，长期觊觎西藏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更是紧紧抓住这个时机准备侵藏，实际上拉藏汗已经将自己推到了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境地里了。

有意思的是，在和硕特蒙古最危机的时刻，拉藏汗的亲友们——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王公们也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这给清政府处理西藏与青海的关系问题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康熙帝针对这种情况，考虑到青海蒙古的态度，不得不在基本承认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的基础上，暂缓册封。[11]然而青海蒙古和三大寺上层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得知仓央嘉措在押送赴京的途中病逝于青海湖畔后，便一直在暗中寻访心中真正的转世灵童，最后确认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出生于里塘的格桑嘉措为仓央嘉措的转世。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得到了青海蒙古的大力支持。青海蒙古亲王达什巴图尔在临终前就曾向罗卜藏丹津等人留下遗嘱，“一再告诉他们要尽快请来化身，对此要不惜一切”[12]。拉藏汗的地位自然也就受到了更大的挑战。显然，在这次“达赖之争”中青海蒙古亲王们与拉藏汗分别支持的转世灵童哪个成为达赖喇嘛，哪一方便会在宗教上取得优势，继而也就会在西藏政坛上占据有利地位，这对控制蒙古其他部落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本质上说这场斗争系和硕特蒙古内部争夺西藏统治权的政治斗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底，准噶尔蒙古新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派遣大策零敦多布为首的远征军以护送格桑嘉措坐床为名入侵西藏，直接插手到这场争端中来。次年十一月，拉藏汗自布达拉宫突围时，被准噶尔军杀死。从1642年固始汗在西藏建立地方政权，到1717年拉藏汗被准噶尔兵杀害，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彻底结束。清政府实行的“以蒙治藏”的政策也就此解体。

三、准噶尔部侵藏与清政府对藏施政方针的转变

准噶尔部是漠西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统治时期，已经十分强大，成为卫拉特四部之首; 发展至噶尔丹统治时期，俨然已经成为雄踞西北的一方霸主了。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将其剿灭后，噶尔丹亲侄策妄阿拉布坦顺理成章地做了准噶尔汗。随即，西藏达赖喇嘛系统赐给了策妄阿拉布坦“额尔德尼硕鲁克图巴图尔浑台吉”的称号，承认了他在准噶尔的地位。[13]之后，策妄阿拉布坦开始不断地东征西讨，羽翼渐趋丰满。

当西藏地方蒙、藏矛盾空前激化，拉藏汗与青海和硕特台吉们争立达赖喇嘛产生争执之时，策妄阿拉布坦便将注意力集中到多事之秋的西藏。为了实现控制西藏挟持达赖以号令蒙古诸部的目的，策妄阿拉布坦开始计划大规模入侵西藏。事实上，他要插手西藏政务，借口并不难找，护送蒙、藏各部共同信仰的黄教真正化身格桑嘉措入藏，便是现成的理由。困难的是如何制造假象迷惑拉藏汗令其疏于防范，使准军迅速地进入西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首先，他利用自己的第三夫人与拉藏汗是姐弟的亲戚关系，手书于拉藏汗，要求亲上加亲，将自己的女儿博托洛克嫁给拉藏汗的长子丹衷，并答应给十万两白银作为女儿的嫁妆。条件则是丹衷必须到准噶尔部的根据地伊犁举行婚礼，待成婚之后再择期将二人护送返回西藏。当时康熙皇帝和拉藏汗对此事均表怀疑，康熙帝甚至说：“若不深谋防范，断乎不可。”[14]拉藏汗也不希望儿子上门成亲，但丹衷一心前往，并以死相逼，加上请求神示结果并未表明吉凶，最终拉藏汗还是同意此门亲事。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丹衷和博托洛克在伊犁完了婚。康熙六十一年，丹衷失去了利用价值，策妄阿拉布坦将其放在火上活活蒸死，博托洛克也改嫁他人。[15]

其次，策妄阿拉布坦派人到拉萨三大寺联络格鲁派上层反对拉藏汗的势力，向他们表示自己是格鲁派的忠实信徒，并暗示自己要推翻拉藏汗的政权，拥护新的达赖喇嘛坐床。这一作法正好迎合了西藏僧俗民众强烈要求驱逐和硕特蒙古势力出藏的心理，对长期以来受拉藏汗压迫并与拉藏汗矛盾重重的格鲁派上层来说也很有说服力。因此很多熟悉西藏地理，了解西藏民情的喇嘛在准噶尔侵藏时纷纷加入到准噶尔的军队中，这无疑对准噶尔军侵藏起了不小的作用。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遣他的堂兄策零敦多布带领六千准噶尔军队，从南疆的和田出发向西藏进军。此时，丹衷和博托洛克的政治婚姻充分地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成功地迷惑了拉藏汗。当阿里地区的总管康济鼐向拉藏汗报告，“据冶尔禅巴传送来的消息说，准噶尔的六千军队已经启程前来，是敌是友，难以逆料”[16]的时候，准噶尔军队却自称护送丹衷回藏。策妄阿拉布坦不久前刚刚与拉藏汗结成亲家，又抛出这样的幌子，拉藏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支军队就是来对付自己的。由于拉藏汗的疏忽和犹豫，准噶尔军很快深入西藏，进而围攻拉萨。最终拉藏汗因寡不敌众，被准噶尔兵杀死，策零敦多布就这样占领了拉萨。

几乎与拉藏汗兵败身亡同时，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皇帝接到了拉藏汗请求增援的奏章；五月二日，苏儿扎之妻至柴达木请求保护，由此清政府始知拉藏汗身亡的确切消息。[17]仓促准备后，康熙帝命总督额伦特与侍卫色楞率兵进藏。或因康熙帝对西藏形势估计不足，或因领兵统帅过分轻敌，大军与准噶尔人交战的过程中被分兵包围，最终因马匹缺乏，粮饷不济而全军覆没。这次用兵的失败，从侧面说明了清政府在此之前尚未产生驱逐和硕特蒙古出藏，进而改变“以蒙治藏”政策的想法，否则便很难解释此次仓促用兵何以惨败。失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在朝廷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康熙帝也对准噶尔控制西藏一事更为重视。他认为西藏地处西南边疆，它的安危不仅关系到清王朝的边境是否稳定，而且也关系到青海、四川、云南是否能够保全。另外，准噶尔控制了西藏还会对内外蒙古地区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动摇清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既定政策。于是，同年十月十二日，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坐镇青海，同时决定分南北两路进入西藏，共动用兵力达一万七千余人。

事实上对清政府而言，西藏当时的情况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重新部署治藏政策的大好时机：第一，准噶尔人控制西藏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一丝黄教忠实信徒的样子，也没能履行策妄阿拉布坦所言的“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回藏的诺言。[18]相反，进入拉萨的准噶尔兵到处抢掠，将寺院、神殿的贵重物品占为己有。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在他的著作《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一书中也有这样记述：“准噶尔人不像是占领军，倒像鞑靼土匪，为了搜索粮食和燃料到处抢劫，农村当然同样遭殃。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拉萨地区一片光秃秃。”[19]准噶尔人土匪一样的行径，不仅使西藏本土贵族大失所望，而且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愤慨。相反，清朝军队纪律严明，当时在拉萨的外国传教士记载清军“军纪良好”。[20]西藏上下自然将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相信清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准噶尔人的蹂躏。《卫藏通志》中也说西藏人民见到解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清朝皇帝派来的大军时“纷纷欢悦，举掌叩首”[21]。另外，清朝出兵之前允禵又亲自到塔尔寺会见了格桑嘉措，表示要将其护送到拉萨，以此来争取青海蒙古各部和西藏喇嘛集团的支持。如此一来，出兵西藏必定得到西藏群众最大程度的支持。第二，准噶尔入侵西藏，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势力彻底扫清，客观上给清政府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清政府只需将准噶尔人驱逐出藏，就可以很容易地以救世主身份重新构筑西藏地方的政治框架。第三，清朝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的努力，至康熙末年南方的明朝余党已经肃清，三藩叛乱也已平定，全国政权基本稳定，保证边疆稳固逐渐成了清政府工作的重点。此外，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多伦会盟后，漠南、漠北蒙古诸部已完全隶属清朝，准噶尔部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也为清朝出兵西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清政府两路大军向西藏进发，策零敦多布收到消息后十分惊恐，慌忙夺路而逃，北遁新疆。九月十四日南北两路大军在拉萨会合，准噶尔部占领西藏长达三年之久，却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就被清军驱逐出藏。此时西藏地区政治上处于相对分散状态。准噶尔人侵藏推翻了和硕特蒙古汗王的统治，另立了愿意为其效劳的达孜巴为第巴掌管西藏行政。[22]由于阿里地方的康济鼐和颇罗鼐以及工布地方的阿尔布巴都暗地里对抗准噶尔人的统治，实际上第巴的权力无法在全藏实行，其政令也无法在全藏落实。因此，西藏地方政治上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清军入藏后，摆在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重建西藏地方政府，统一西藏政令。清政府顺势废除了“以蒙治藏”的传统策略，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封阿里地区之首领康济鼐和工布地方之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23]三人俱授噶伦之职，以康济鼐为首席噶伦，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我们把清政府实行的这种各个噶伦互相牵制的制度称为“众噶伦负责制”。这便是清朝重新规划西藏地方管理模式对治藏政策所做的第一次重大调整。

清政府没有恢复和硕特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统治，转而实行由西藏地方世俗领袖共同管理西藏的“众噶伦负责制”，实质是变传统的“以蒙治藏”政策为“以藏治藏”政策，这里有深刻的政治原因：首先，准噶尔人被逐出西藏后，控制全国藏族地区的和硕特蒙古汗王不复存在，代之以清朝军队暂管西藏行政事务，使清朝有了调整治藏政策的可能性。其次，西藏地区蒙藏统治集团矛盾重重，清政府先前实行的一面利用达赖拉拢、收抚蒙古各部，另一面利用和硕特蒙古限制达赖势力膨胀的“以蒙治藏”政策再难有作为。况且，青海蒙古各台吉在随同清军进入西藏的过程中没给清政府和西藏民众留下好的印象。雍正元年（1723年），内阁学士鄂赖在西藏向众噶伦追述往事的时候这样说：“呼呼诺尔诸王、贝子，哪一个起首为拉藏汗报仇，为黄教行走？因圣祖仁皇帝大兵来，彼等无计，只得逢迎行事罢了，果略有为黄教奋勉行走之事乎？”大将军延信对罗卜藏丹津更是评价恶劣，说他率兵最多，众台吉多附和他。他凡事任意擅办，凡与他合好的人，则加袒护；不合的人，便行排挤。[24]同时，青海蒙古军又纪律涣散，到处勒索掠夺，布达拉及三大寺喇嘛们还给予青海蒙古这样的评价：“今将军大臣，亲领大兵驻扎此地，再三严禁，青海人等仍处处拉夺唐古忒人，牵走妇女们，将军大臣等亲领大兵回去后只留青海兵，使我们众唐古忒忧苦，其行为不亚于准噶尔贼。”[25]因此，和硕特蒙古自然再也无法担当“以蒙治藏”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了。这使清朝调整治藏政策存在了必要性。基于上述原因，清政府在处理西藏善后工作时决定放弃“以蒙治藏”的传统政策。

另外，先前西藏地区蒙藏矛盾激化引起的和硕特汗王攻杀第巴事件和准噶尔人在西藏的暴行，给西藏人民造成了很深的心理阴影。许多藏民曾视一些蒙古贵族“如罗刹，惊恐害怕”[26]。藏区僧俗贵族对异民族的统治也有厌烦情绪。准噶尔人控制西藏期间，康济鼐与颇罗鼐都以武力反抗过准噶尔人的统治；班禅也曾因反感准噶尔军的所作所为而离开拉萨返回日喀则。因此，清政府也没有直接派驻官员管理西藏，而是任命协助清政府驱逐准噶尔的西藏贵族管理西藏地方。事实上对清朝而言，“以藏治藏”的政策代替“以蒙治藏”的政策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蒙藏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笼络了西藏贵族，安抚了西藏民心，而且遏制了罗卜藏丹津妄图继承西藏汗王的野心。

清政府为了能够准确迅速地得知西藏地方形势，有效地制定进一步控制西藏的政策，保障西藏免遭准噶尔再度入侵，最后还留下扎萨克蒙古兵五百名、额附阿宝兵五百名、察哈尔兵五百名、云南兵三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共三千军队驻扎西藏，以公策旺诺尔布总统管辖。

四、小结

清王朝将西藏实行的“以蒙治藏”政策调整为“以藏治藏”政策，是清朝政府对全国藏区管理模式所做的第一次重大调整，更是强化对藏区统治的首次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准噶尔部侵藏结束了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给清政府出兵西藏提供了契机，为清政府调整治藏政策创造了条件。这使清朝政府利用准噶尔部侵藏的时机适时地将政治触角深入到藏区具有可能性。

另外，满洲贵族入关以来，初期的几任清朝皇帝都十分勤政，至康熙末年国内的政治局面基本稳定。长期实行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赋税制度、农业制度以及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又使清朝国力大大增强。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后方补给，都使清政府出兵藏区具备了可行性。

准确地说，清政府凭借着自身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成功地利用了准噶尔部及和硕特部首领膨胀的野心，完成了其深化藏区统治的首次政策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出兵驱逐准噶尔军的过程具有这样突出的特点：此次军事行动得到了内部势力的配合。这说明驱除蒙古占领军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对清政府来说，这不仅减少了部队的损失，而且为进一步整顿藏政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经过对西藏政策的调整，清政府不仅直接参与了西藏地方政务，为以后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奠定基石；而且有效地限制了蒙古势力插手西藏事务，为加强对藏区的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二月壬戌条，中华书局，1986年。

[2]参见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3][4][5]《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478件《赐达赖喇嘛金册册文》（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文老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235页，235页。

[6]参见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13页。

[7]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8][15][19]【意】伯戴克著，周秋有译《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33—35页，70页。

[9]《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568件《商南多尔济奏报拉藏汗遣人解送六世达赖喇嘛来京事记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起居注），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09页。

[10]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系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在桑结嘉措任第巴期间坐床的。

[1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康熙四十八年春正月己亥条，中华书局，1986年。

[12]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13]参见【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13页。

[14]《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九，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乙亥条，中华书局，1986年。

[16]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1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八，康熙五十七年四月辛巳条，中华书局，1986年。

[18]策妄阿拉布坦派出抢夺七世达赖的小股部队被清军消灭。

[20] [21]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

[22]参见王家伟、尼玛坚赞：《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2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一，康熙六十年二月己未条，中华书局，1986年。

[24]参见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01页。

[25]吴丰培编纂《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四，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

[26]多卡夏仲·策任旺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