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资料断限于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界定与认知理念,还附丽着沙俄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故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该年。

关键词：　中国疆域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领土主权　国家承认

引　言

本文的“疆域”是指“领土主权”。领土主权往往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及“国家承认”相关联。就欧洲而言,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最终成型,被认为来源于欧洲各国在1648年达成的、承认了各自所拥有的最终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公约”。

如果以上述的“领土主权”作为判定基准或参照物来探寻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的话,那么,这个坐标既不能设定到汉唐,也不能设定在大元朱明,遑论商周瀛秦。因为15世纪末以前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域、国家或种族集团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15世纪末,伴随着哥伦布、达·伽马与麦哲伦的大航海,独立生活的世界各地域才被相互连接在一起、被深深嵌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齿轮之中。毫无疑问,渐渐地在这个日益紧密的齿轮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正在形成的欧洲主权国家群。由这个主权国家群的主导,欧洲向世界“扩大”。经过17世纪的努力,到18世纪末,欧洲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编织起遍及全球的贸易网,并征服了非洲、南北美洲、澳洲与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到19世纪初期,已逐渐渗入并控制中东、印度与中国等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地带。

可见,欲研判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换言之,欲探讨中国的领土主权与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之衔接问题,只能从基本上与欧洲国家主导世界过程相始终的清帝国那里去探寻,才有可能得到答案。

关于中国的疆域形成与最终底定,以及中国历代王朝疆域与现代中国疆域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今,许多学者都在探讨。其中,白寿彝、孙祚民、谭其骧等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但受时代风气与认知水平的局限,诸位先贤的观点,应该说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孙祚民先生提出了两分法,即“一方面,从今天的角度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为标准,凡处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以内的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的),都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历史阶段,则应当以当时各该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而,凡在当时还处在各该王朝的疆域之外的独立民族……就是外族和外国,只有等到这些独立民族国家由于某些原因而逐渐与汉族融合,或者统一于汉族王朝以后,他们才开始成为中国的民族成员之一,它们的历史,也就成为祖国历史的一部分。”[1]无疑,孙先生发表此观点时,可能没有厘清“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前近代国家(部族或个别王朝国家)的区别。因为中原汉族王朝不但不能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即使与“中国历代王朝”也决不能划等号。同时,孙先生没有分清“国族”(nation)与多民族国家中的某一个民族之区别。一般而言,是“国家”(state)创造出了将它自身也包纳在内的国族(nation),即国家往往先于国族并创造国族。就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乃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族,汉族只是这个国族的一个构成部分。犹如中国某一个省(市、自治区)不能等同于中国一样,汉族决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

其次,白寿彝先生认为,“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2]对此类观点,谭其骧先生辩驳说:“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3]

第三,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是把“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4]就宏观而言,谭先生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但细究起来,以下几点值得再研讨。其一,将18世纪50年代—19世纪40年代近百年间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时间跨度过大,难以在这长时段流变的时态中确定一个基点。更重要的是,这期间中国的地理空间变动亦大,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大都发生在此时期。同时,西方殖民者对中国领土的渗透与侵略也在此时期发动。英国于1826年占领中国属邦不丹的阿萨姆、1835年强租中国属邦哲孟雄的大吉岭;沙俄于1822年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正式兼并了清朝属部———哈萨克中玉兹。其二,谭先生虽然提出了论点,但缺乏实证根据。

由此看来,惟有解答清帝国是否具备或何时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素,清帝国是否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存在着有意识的自我认定、法理确定,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等问题,才能判定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究竟应设定在何时与何处。本文正是缘此而行,希冀通过解明上述疑问,直追本研究主题。

一、清朝对其疆域最终形成的学理与法理确认

1、清前中期对欧洲地理学知识的吸纳

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与绘图技术是随着耶稣会士的东来而传入中国的。从1584年起,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先后有12种刻本传世。是图注明了大地为圆形,绘出了赤道北地半球与南地半球,标注了南北二极、五带;列出了五大洲、南极洲及欧洲30多个国家等。[5]对明末清初的中国地理学产生最大影响的汉文西书当首推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职方外记》。该书卷首为“五大洲总图界度解”,正文分述五大洲概况。[6]南怀仁编制的《坤舆全图》由东、西两半球图构成,表现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面貌。此图代表了17世纪欧洲半球投影制图学和天体学说的最新成果,并对中国产生了切实的影响。[7]清初以降,受欧洲近代地理学成果浸润的中国地理学名家纷出,孙兰曾师从汤若望,其《柳庭舆地隅说》一书认为:“吾中国土地在大地中止东南一隅,合华裔而统计之,才八十一分一耳”。[8]其《山河大地图说》一书采用地心、赤道以及两极等术语,并绘有两幅半球图,列举两京及各省的纬度。[9]

关于欧洲地理学对清朝产生的影响,清人刘献廷认为:“天文实用及地图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10]邹振环认为,到18世纪下半叶,西学作为一种新知识点,已被中国士大夫认可,并企图将其整合到传统的知识架构之中。[11]

2、清前中期全国舆图的绘制

(1)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

欧洲地理学知识虽然从16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但真正得到最高层的认同,当始于康熙帝及其继承者。康熙《皇舆全览图》(以下简称“康熙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内府舆图》(以下简称“乾隆图”)、《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所附《皇舆全图》(以下简称“嘉庆图”)等的编绘,以及清朝早中期的有限疆域观与边界意识的生成等,为康熙帝祖孙四代汲取欧洲近代地理学的灿烂之花,结出的盈硕之果。

“康熙图”是由康熙帝亲自主持,以传教士雷孝思(Regis,Jean-Baptiste)、白晋(Bouvet,Joachim)、杜德美(Jartoux, Pierre)、托马斯(Pere,Thomas)等为主力,中国学者何国宗、索柱、李英等参加,[12]各地官民参与的具有当时世界水平的一次规模宏大(先后测绘了全国641个点)且费时良久(1708—1718年)的疆域实测成果。此图采用梯形投影法,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按1∶140万—150万的比例绘制,[13]范围涉及南到海南岛、北达黑龙江、东及台湾、西至哈密以东,即西至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的广大地区。[14]关于此图,李约瑟赞之曰:它“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15]

但“康熙图”所展示的疆域,西仅止哈密。1760年乾隆帝根据新疆等地区的实测资料,对“康熙图”加以补充修订,完成了“乾隆图”的绘制。该图将“南至琼海,北至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为一图”,[16]较“康熙图”范围大一倍多,是一幅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

(2)“嘉庆图”绘制及其与“康熙图”、“乾隆图”的区别

嘉庆朝虽没有大张旗鼓地分赴各地实测疆域,但“嘉庆图”却是在汲取了先前二图成果的基础上,参校乾隆后期至嘉庆朝及道光初年的舆地变更状况编绘而成的。此图有经纬网(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中经线),又有计里画方,以纬度1度分为二方,每方百里。“康熙图”所描述的疆域截止到1718年,此时中国尚未统一。“乾隆图”时间断至1760年,此时中国疆域亦未最终底定。虽然“乾隆图”是当时最完善的一幅亚洲大陆地图,当时中国疆域也被纳入图中,但当时中国与外国边界的许多地段尚未划定,从而使得该图无法将其画得明晰。换言之,“康熙图”也好,“乾隆图”也罢,均不能涵盖中国最终形成的疆域,亦无法准确地描述中国最终形成的领土主权。

相对于“康熙图”、“乾隆图”,“嘉庆图”则标出了盛清疆界:北到外兴安岭,西到帕米尔和后藏的阿里地区,东到库页岛,南到南海。就疆域研究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标志性要素已在中国生成的写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康熙图”、“乾隆图”编绘之际,中国疆域尚在变动之中,上诸舆图只能反映清朝当时实际控制领域或尚未定型领域的状况。进入嘉庆朝,康雍乾三代持续130多年的开疆拓土事业已拉上了帷幕,清朝疆域最终确定。“嘉庆图”之登场,既是“康熙图”、“乾隆图”纂修思想的深化与成果的自然延长,更意味着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空间最终奠定,而且这空间已非中国传统想像的“天下”,因为这空间的点、面、线已由清帝国的军人、官吏、民众与城池、村镇所填充。换言之,这最终奠定的空间已转变成与毗邻国家(或地区)有着清晰的线状界限的领土。所以,“嘉庆图”所标示的盛清疆域与疆界,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自康熙朝被彻底改变。“康熙图”、“乾隆图”与“嘉庆图”的绘制,既是对清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17]“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18]之思想意识的诠释,亦即清帝国的疆域与边界已由上诸“舆图”所廓清,更是康雍乾嘉诸帝等最高统治者对其所具备的清晰的疆域有限观、边界线状观、边民乃国民(臣民)意识所进行的一次有意识有计划地学理与法理确定。

3、三修《大清一统志》

(1)康熙、乾隆《大清一统志》的纂修

由于不断开疆拓土与改土归流,加上掌握了西欧近代地理学与绘图技术,使得有清一代自康熙经雍正、乾隆,直至嘉庆的近150多年间,在先后三次大规模纂修《大清一统志》的同时,又能多次在全国实测疆域,绘制了“康熙图”、“乾隆图”、雍正十排图以及“嘉庆图”等。修志与绘图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关于纂修“一统志”的目的,康熙帝讲的分明:“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19]即“一统志”的纂修目的在于周知政治统治所及之疆域,以资治理。

康熙《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康熙志”)始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于乾隆八年(1743)。但康熙、雍正迄乾隆初期,中国尚未统一,故“康熙志”难称完备。乾隆二十九年(1764),伴随着新疆的内属,乾隆《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乾隆志”)开始纂修。虽然该志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但一些资料以1764年为断。其后,与疆域变动相关的缅甸之役(1769)、二次平定大小金川(1776)、越南之战(1789)、两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相继发生,不惟“乾隆图”,即使“乾隆志”也无法表述或全面反映这些变化。[20]另外,由于“乾隆志”追求速成,纰漏、错讹较多。[21]在此情形下,三修“大清一统志”的事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纂修及其与康熙、乾隆《大清一统志》的区别三修“大清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由穆彰阿等主持,历时3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因这次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所辑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断,故名《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嘉庆志”)。以下,笔者根据自己的探索并参酌张艳玲、[22]赵荣、[23]孙喆[24]等先行研究成果,对比“嘉庆志”与“康熙志”、“乾隆志”有关疆域、边疆和边界方面记述之区别。

其一,“嘉庆志”边疆统部增加、统部范围扩充及门类细微化。“嘉庆志”与“康熙志”、“乾隆志”的最大区别是明显增加边疆地区内容。在北疆,“嘉庆志”增加了省级单位———“乌里雅苏台统部”,设有将军、参赞,管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和喀尔咯西部广大地区,并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同时,“嘉庆志”中的“蒙古统部”,除继续收录“乾隆志”中“旧藩蒙古”25个地区外,还将喀尔喀、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厄鲁特、牧厂、察哈尔、西藏囊括其中,共计31个地区,篇幅随之激增。原“乾隆志”中的“新疆藩属”13个地区,到“嘉庆志”时皆纳入“新疆统部”,又新增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巴里坤、玛尔噶朗、那木干6处辖区。

另外,各边疆统部的门类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新疆统部增加了台站、营塘、卡伦、属境等4门;乌里雅苏台统部增加了晷度、山川、卡伦、台站等4门;蒙古统部增加了旗分、封爵、属部、驿站等4门;盛京统部增加了关邮、城堡等2门;兴京增设了行宫、山陵、城堡等3门;贵州统部增设“苗蛮”门,记述少数民族事宜。

其二,“嘉庆志”中的藩部内地化。“嘉庆志”共分22统部,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等统部已直接列于“贵州统部”之后,与内地省份并列同称,藩部内地化态势明朗。

其三,“嘉庆志”增加划界与边疆统部辖境内容。以西藏为例,清朝于乾隆末年与喜马拉雅山诸国划定了边界。1792年清朝着手与廓尔喀划界:“嗣后应以济咙、聂拉木以外为界,尔部落人等,不得尺寸擅越。”[25]同时,划定了与作木朗、洛敏汤、哲孟雄等国的边界。因此类内容发生于“乾隆图”与“乾隆志”修成之后,故惟有“嘉庆志”才能予以描述。

关于边疆统部辖境,“嘉庆志”远比“乾隆志”翔实与确切。如新疆统部“东至喀尔喀瀚海,及甘肃界;西至右哈萨克及葱岭界;南至拉藏界;北至俄罗斯及左右哈萨克界;东南至甘肃界;西南至葱岭拔达克山、痕都斯坦诸属界;东北至俄罗斯界;西北至右哈萨克界。广轮二万余里,北为旧准噶尔部,南为回部”。[26]库伦办事大臣辖区“治所在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之北。其在土拉河以东、科鲁伦河以西者,为东库仑;在土拉河以西、鄂尔坤河以东者,为西库仑”。[27]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范围:东至乌里雅苏台界,西至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界,南至瀚海界,北至俄罗斯界。[28]

关于边界卡伦,“乾隆志”多付阙如,“嘉庆志”记载颇详。仅以南疆为例,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属卡伦有巴尔昌、伊兰乌瓦斯、伊斯里克、图舒克塔什、喀浪归、乌帕喇特、玉都巴什、伊勒古楚、铁列克、乌鲁克、特比斯、特尔格齐克、图木舒克等,叶尔羌办事大臣所属卡伦有塞里克、亮噶尔、库克雅尔、玉喇里克、奇灵、萨纳珠、和什喇普等。

其四,增加了乾隆年间和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前的西南土司承袭裁汰事项。在“康熙志”中,“贵州统部”领有贵阳、安顿等12府,“乾隆志”领有13府,而“嘉庆志”不止领有13府,还增添4个直隶厅。关于“四川统部”,“康熙志”领有府11、州8、厅2及卫1,“嘉庆志”则领有府12、直隶州8、直隶厅5、屯务厅1,篇幅也由25卷增为51卷。

其五,“嘉庆志”增加“税课”门,补载盐课和关税。在边疆地区征税,既是边疆治理强化的体现,也是加速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的有力之举。

其六,“康熙志”与“乾隆志”只有省、府、直隶厅、州图,未有全国总图。嘉庆朝时,中国的疆域最终划定,因而增加“嘉庆图”,既彰显金瓯无缺的全貌,又标明与邻国之边界。

“嘉庆志”是在继承与汲取“康熙志”、“乾隆志”的编撰思想和学术成果并有所改进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其质量明显高于前二者。公认该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完备、质量最好的一部地理总志。自问世迄今,尚无一部能够取代它的全国性同类书。所以张元济说:“居今日而治舆地之学,欲求一官本且后出而可信者,宜莫如此书。”[29]因此,“嘉庆志”问世后,很快就取代了前两部《一统志》。

与“康熙志”、“乾隆志”相较,惟有“嘉庆志”所描述的疆域,即1820年的清朝领土,是中国数千年来内在发展、自我完善、最终形成的产物。换言之,此时的清朝领土与主权,金瓯无缺,空前绝后,既得到了自我的学理与法理确定,又得到了邻邦俄罗斯等国的承认、强势的欧洲列强的认同(后述)。所以,“嘉庆志”所辑资料终断之年(1820),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

4.清朝早中期的疆域与边界观念

清朝前中期的疆域与边界观念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清朝遭遇了中国三千年来从未遇到的强敌有相当大的关系。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刚刚从钦察汗国控制下摆脱不久的俄罗斯帝国便急速东侵。至17世纪中叶,其势力已到达勒拿河上游、贝加尔湖、黑龙江流域。1652年俄军与驻守在黑龙江流域的清军第一次交火。到了1660年,中、俄已先后发生过5次规模较大的军事冲突,双方互有胜负。与此同时,沙俄为了详细调查中国情况,探录通商途径,先后于1654年、1658年派遣使者来华,且都不行跪拜礼。当时清廷对沙俄最感焦虑的事项有三,即沙俄退出清廷发祥地黑龙江流域、追讨达呼尔部逃人根忒木尔与来华俄使须行中国式觐见礼,但沙俄对此三项问题均不予理睬,清廷难遂其愿。

经过两次雅克萨战争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俄双方军事角逐已逾30年,外交折冲亦相随而行,彼此对敌方的实力心知肚明,两立之势已成。清廷不得不接受祖先发祥之地被强敌割走大块的现实。经过旗鼓相当的征战、近代式的谈判,清廷君臣的疆域、边界与属民观随之一变。以下就相关资料进行讨论。

1683年10月28日,理藩院谴责“俄罗斯国罗刹等,无端犯我索伦边疆,扰害虞人,肆行抢掠,屡匿根特木尔等逃人”,劝其撤退。[30]1685年4月20日,康熙帝向雅克萨俄军发出最后通牒:“尔罗刹入侵我境,骚扰地方”。倘尔怜悯边民,“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某地为界,于该处居住捕貂纳税,勿入我界滋事”。[31]

1688年5月,以索额图为首领的使团前往边界与沙俄议和。临行前康熙帝嘱咐说:“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32]

不惟康熙帝如此,其继任者雍、乾、嘉诸帝对疆域与边界的定位,与其父其祖如出一辙。雍正六年(1728),鉴于安南国要求划界,雍正帝敕谕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立疆界。原属行之于内地,未令清查及于安南也。”[33]乾隆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更是道出清廷君臣的疆域观与边界意识:“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34]嘉庆帝时,中朝两国商民曾在黄海的广鹿岛上私自贸易,并起纠纷。对此,嘉庆帝谕曰:著朝鲜国王“于商民等违禁私贩之事,认真查,以清边界”。[35]

从上述史料可见,清廷君臣经过长时间与俄人交涉,对疆域、边界、边民的界定与认识,是非常清晰的。清朝统治者虽然也具有汉族统治者所共有的“天下”观,但清廷君臣心里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疆域与边界,即分得清哪些是其政治管辖所及的疆域,何处是其政治、军事力量所及边缘区域,哪些是其“声教”波及之区或“声教”不及之区。故康熙帝云:“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36]

二、外国对清朝疆域最终形成的法律承认

1.中俄两国关于东段边界的近代条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清朝在黑龙江流域的统治,始于天命元年(1616)清太祖对萨哈连部的征服,[37]确立于崇德二年(1637)索伦部的归服。[38]也就是说,在沙俄势力到达黑龙江流域之前,清朝已是这里的主人了。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始于1643年。整个顺治朝,由于清朝忙于鼎定中原,无暇顾及东北,致使俄军得以纵横于黑龙江流域。逮及康熙朝初期,郑氏集团活跃,三藩乱起,清廷疲于奔命,俄国愈发得志,双方关系成为僵局。三藩之乱甫平,康熙帝决心解决东北问题。经过康熙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682—1685)、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两次雅克萨战争,沙俄终于同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国边界争端。康熙二十八年(1689),经过双方反复折冲与努力,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订。该条约的拉丁文本共计6项条款,其主旨在于解决近代国家的两个基本问题,即边界的划定与逃人的处置。

2.中俄两国关于中段边界的近代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沙俄势力前锋于1643年到达贝加尔湖,侵入了早在1636年以前业已归附清朝的蒙古人的传统牧地。[39]《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利用外蒙古地区划界问题的暂时搁置,不断向南扩张。[40]清朝再三要求沙俄答应开启边界谈判,以解决纠纷。1726年11月沙俄代表萨瓦到达北京,经过谈判,双方于次年8月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其主要内容为:“北自恰克图河流之俄国卡伦房屋,南迄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此卡伦房屋及鄂博适中平分,设立鄂博,作为两国通商地方”。“恰克图、鄂尔怀图山之间,应即作为两国疆界。按划定疆界,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41]1727年10月、1727年11月,中俄两国分别签订了《阿巴哈依图界约》、《色楞鄂界约》,详细确定了中俄两国之间4000俄里的边界线,划定了界址。

在以上三个界约的基础上,1728年6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年时间、58次会谈,终于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该条约解决了中俄外蒙古地区边界问题。

关于《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的历史意义,英国学者斯当东早在18世纪末便著书说:“中国的广大边界已在俄国地图上得到承认。”[42]

3.欧美列强来华及其对中国领土的承认———以葡萄牙租借澳门为例

1513年葡萄牙商人出现于广州海岸,开始与清朝发生直接关系。[43]1551年葡萄牙人舟触风涛,水湿贡物,愿暂借澳门晾晒,明朝海道副使汪柏纳贿许之。[44]后来汪柏受贿败露,便诡称贿金是澳门葡商向香山县衙缴纳的地租。嗣后,香山县衙遂令澳门葡商“年输课税二万金。逮至清初,知该处难以收回,遂收税课为地租,令输银五百两,按年缴纳”。[45]

对此,马士写道:“从最初直到1849年总管哑吗嘞事件发生为止,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县完纳地租,这正是对于领土主权的完全承认。”[46]对此,澳门主教吉马良斯(D.AlexandrePedrosa Guimar es)在1776年也做过同样的表述:“(清朝)皇帝拥有全权而我们则无能为力,他们是澳门的直接主人,收取地租,而我们只有使用权。”[47]

1783年,葡萄牙王室曾想改变澳门的地位,提出让与论:“我们在中华帝国并未进行征服(conquista),只是葡萄牙的显赫名誉使我们获得了中国帝王的尊重与友谊,并因而得以在该国的港口落脚,最后得到让与(cess o)重要的澳门港。”[48]1831年葡萄牙抛弃让与论,改用征服论来宣示其对澳门领土的合法占有:澳门“并不是由于中国皇帝的恩赐或让与而取得的,而是(葡国王室)征服的权利获得的”。[49]但这一观点立即遭到瑞典驻澳门总领事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质疑。他通过1802年与1803年英国两次希望出兵澳门,帮助葡人抵抗法国人的入侵, 但葡澳政府因未得到中国政府许可而不得不拒绝英人这一事实,得出了尽管葡人居澳门300余年,但葡人从未获得澳门的领土主权的结论。[50]

葡萄牙真正急于改变澳门地位并将其纳入议事日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1843年葡政府令葡澳总督边多(A.A.da Silveira Pinto)向清政府提出有关豁免澳门租银等九项要求。[51]在遭到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葡国女王于1845年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抗缴澳门地租。[52]但凡此种种,均无助于改变澳门属于中国领土这一法律事实。于是,葡萄牙转而求助于议约。经过多次波折,直到1887年终于和清朝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53]但就澳门地位而言,葡人所得不过是“未经中国首肯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葡人只是“永居管理澳门”,但决不是领土割让。而中国对澳门的领土主权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从上述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与“葡萄牙租借澳门”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北部,清朝是通过近代性质的条约来确定自己的疆域与边界;在中国南方,清朝是通过收取地租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领土主权。清朝前中期对疆域与边界的认识,并非后人所说的那样,即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疆域和边界观。事实是,早在17世纪清朝就具有了明确的疆域与边界意识,且通过与外国折冲,达到了获得外部承认的目的。

三、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最终形成的法律认同

1.葡萄牙加入清朝的朝贡贸易体系

初来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亦商亦盗、攻城略地,但不久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54]嗣后,重返广州外洋的葡人便冒充马六甲进贡者,加入了朝贡贸易行列。[55]葡萄牙“初来也,虑群盗剽掠累己,为我驱逐,故群盗畏惮不敢肆。强盗林剪,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我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尽”。[56]由于葡人愿意受明朝官府驱使以平定沿岸海盗,深得明廷嘉许,从而得以久居澳门。

逮至清朝,清地方官府更是让葡萄牙人组织专门舰队从事追捕海盗事宜。[57]所以,汤开建认为:“中国政府对早期东来葡萄牙人的抵制和打击,更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讨好中国政府,获得中国政府的信任,才有可能打开远东的贸易市场”。“因此,对中国政府的恭顺与贿赂, 就基本成为他们的主要策略,而帮助中国政府驱逐沿海地区的海盗也就成为他们讨好中国政府的重要手段。这点东西方文献均有证明。”[58]对此,纳瓦雷特(D.F.Navarrete)说:“中国人统治时期(指明朝),澳门人俯首称臣;现在鞑靼人当政,他们又成为鞑靼人的臣民。”[59]1635年葡萄牙史学家博卡罗说:“葡王陛下在这个(澳门)城市,除了日本航海商税外别无其他收入,因为澳门是在中国皇帝的领土之内,他拿去了其他一切收入。”[60]

从1552年至1753年,葡萄牙先后6次派专使前来中国,以期打通贸易路径。但“在中国人看来,使臣前来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他的责任就是接受命令而不是要求谈判订约。这位专使依照亚洲习惯,屈膝接受了皇帝的赏赐”。[61]可见,葡萄牙是借助于加入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的朝贡体系,澳门葡人是作为中国皇帝的臣民,在认同中国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才得以居于中国境内进行国际贸易的。不啻外人如是观,中国人也是如斯考量的,故1698年的一道皇帝上谕称:“澳门属中国管辖,凡行止善良的客民,均视同子民。”[62]

2.荷兰加入清朝的朝贡贸易体系

荷兰人于17世纪初来到中国。起初几十年中,根据邦特库船长的亲身体验,其主要成就是“尽可能掠夺中国男女儿童”予以贩卖、劫掠中国商船、杀人越货,绑架成人服苦役。[63]但荷兰入寇者经常遭到中国水师的追剿,其海盗生涯并非像在非洲、东南亚那般顺利。[64]于是,1655年派哥页(Peter de Goyer)等为使节前往北京朝贡。“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面前;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像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65]

为了讨好清朝,荷兰于康熙二年(1663)派遣兵船12艘前往福州,协助清朝军队进攻台湾郑氏集团,厦门就是被这个联合武力所占领。[66]两年后,荷兰期待着对一个宗主国这样忠诚效力所会得到的酬劳,派遣范胡伦(Pieter van Hoorn)为使臣前往北京。[67]但“进贡与赏赐,跪拜与叩首”,这一系列程序使得荷兰只换取到列名为大清朝贡国之一的奖赏。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进攻台湾,同时命令荷兰派遣舰队协助,荷兰本来遵命派兵,但他们来迟了。[68]尽管如此,荷兰毕竟与其他欧洲国家有别,故当荷兰“以曾助剿郑氏,请首通市”时,皇帝慨然“许之”。[69]在《大清通礼》之“宾礼”中,荷兰是惟一被提到的欧洲国家。

3.英国加入清朝的朝贡贸易体系

有信史记载的中英之间的直接接触始于1637年,结果以英军立下保证不再违犯中国法律、永远不再返回中国海岸的字据而告终。[70]嗣后,英人分别于1664、1674、1681年派船前往澳门、广州,但由于澳门葡人从中作梗,均无功而返。[71]直至1685年中国开放浙闽粤各口岸后,英国人才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英国人在中国沿海游荡了半个世纪方得到一席贸易之地,且挫折多于顺畅。[72]究其原因,澳门葡人的嫉妒、防范,进而从中作梗固然脱不了干系。同时,清朝限关贸易且陋规积习过繁,也是重要因由。但英人名声不佳也是一个应该检讨的问题。[73]在此情形下,英王为了扭转不利印象,扩大贸易范围,派出了以马嘎尔尼(Earl ofMacartney)为特使的代表团赴北京觐见乾隆帝。1793年8月,该使到达天津,然后由清廷高官护送进京。“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着旗子用中国字书写‘英吉利特使进贡’字样”。英使为完成使命,假装糊涂,没有提出抗议。[74]乾隆帝在承德召见了马嘎尔尼使团,并对其提出的种种要求,在给英王的敕谕中予以回答。总其要者,大致如下:首先,关于英使臣要求清廷依英国之理念实施贸易问题,“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至于英国“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更断不可行”。因为“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对于英国“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之事,乾隆帝的回答可谓义正词严:“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针对英国“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一节”,乾隆帝认为,“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徵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75]

可见,英国虽然没有像葡萄牙、荷兰那样,情愿以清朝藩属之态被编入朝贡国之列,但始终未离脱清朝预设的朝贡贸易框架,至少在1840年以前,其商贸活动始终囿于清朝的朝贡体系窠臼之中。简言之,无论是葡、荷加入清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也好,还是英国利用朝贡贸易体制也罢,其前提是西欧各国承认清朝的领土以及清朝在其领土上实施主权。

结　语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祖孙四代的开拓,中国疆域达到了内在发展的极致。同时,中国按照自身发展的轨道滑行,国力达到了全盛。正如日本学者衫原薰所说,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步提高。[76]在此条件下,清朝于北方遏制了沙俄的继续南下,且运用外交手段划定了边界;于南方,运用朝贡贸易体制把欧洲列强的权利锁定在规程所允许范围内。正如滨下武志所言:“荷兰和英国在利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这一点,即以朝贡贸易体制的存在为前提这一点上,两国的做法与西班牙、葡萄牙的时代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这就说明,“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圈,即使到了近代,也规定着西方‘进入’和‘冲击’(亚洲———引者注)的内容”。[77]这使得前中期的清朝对其疆域的最终奠定,能够从容地从学理与法理上自我确认。另一方面,无论是沙俄,还是西欧列强,皆是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强劲敌手,在此情况下,外来的欧洲式的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概念,即作为各国相互关系准则的对于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界定,帮助清朝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的明确界限,而清朝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对于那些鞭长莫及的疆土,一直满足于模糊不清的分界线,始终处于想象之中。

始修于1811年的“嘉庆志”及其“嘉庆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延续着康熙帝祖孙四代超越了历代汉族帝王所固有的“天下观”之窠臼———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有着清晰的界定与认知的理念。同时,还附丽着沙俄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及“嘉庆图”所确定的领域。

1820年,既是“嘉庆志”及“嘉庆图”所描述的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是年,英、俄已经在觊觎中国西北与西南的大门,是年以降,英、俄已缘门而入,渐趋登堂入室。中国从此金瓯残缺,无所规复。凡此种种,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1820年。

综上所述,随着欧洲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世界”面孔渐渐清楚地浮现出来,而清代统治者在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吸纳欧洲式的领土主权与国际法观念和受到边疆地区的强势外来者挑战的影响下,对于国家疆域的认识和观念已大异于前代王朝。伴随着“嘉庆志”与“嘉庆图”的登场,标志着清帝国已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要素———领土、主权与国民(臣民)意识,虽然这些要素有时还很微弱或时隐时现;清帝国已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清帝国对其疆域、边界具备有意识地自我认定、法理确定;清帝国的疆域、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

注释：

[1]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

[2]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

[3][4]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5]参见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五卷(1936年),第3、4期合刊。

[6]参见[意]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记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页。

[7]参见李孝聪:《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9、11页。

[8](清)孙兰撰:《柳庭舆地隅说》,收入阮元编《文选楼丛书》,嘉庆道光间阮亨刻本。

[9]参见(清)孙兰撰:《大地山河图说》,收入胡思敬编《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

[10]刘献廷撰:《广阳杂记》卷2,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9页。

[11]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2]参见秦国经:《18世纪西洋人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3]汪前进先生认为,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采用的是正弦曲线等面积为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汪前进先生文。

[14]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24—327页。

[15][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46页。

[16]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第278页。

[17]《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己卯。

[18]《清史稿》卷283《何国宗传》。

[19]《清圣祖实录》卷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20]参见《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六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1]参见(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

[22]张艳玲:《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清史论丛》2005年号,第261—264页。

[23]赵荣、杨正泰:《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4]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清高宗圣训》卷222。

[26]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16《新疆统部》。

[27][28]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33《库伦·科布多》。

[29]张元济:《嘉庆一统志·张元济跋》。

[30]《理藩院为要俄遣还逃人撤出侵地事致雅克萨额官咨文》,《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页。

[31]《康熙帝为再次敦促俄人即速撤出雅克萨致俄沙皇敕书》,《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51—52页。

[32]《清圣祖实录》卷135,康熙二十七年五月。

[33]参见(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卷7、卷9。

[34]参见《清太宗实录》卷35,崇德二年条。

[35]参见《清太祖实录》卷5,天命元年条。

[36]《清圣祖实录》卷160,康熙三十二年。

[37]《清仁宗实录》卷187,嘉庆十二年。

[38]《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己卯。

[39]《清世宗实录》卷65,雍正六年。

[40]参见《清代中俄关系史料档案选编》第1编,第301—302页。

[4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

[42][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43]J.M.Braga,The Weste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Macau:Imprensa Nacional,1949.pp.101-102.

[44]参见(明)郭裴等:《广东通志·澳门》,1602年刊本。《澳门纪略》(张汝霖、印光任撰,清光绪六年重印本)有同样的记载。

[45]黄培坤编著、靳智整理《澳门界物争持考》,《近代史资料》总第9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年版。

[46][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47]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AMenoria Sobre o Estabelecirnento dos PortuguesesemMacau do Visconde deSantarém,Macau,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1995.p.9.

[48]Instrus  o Para o Bispo de Pequirn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8.pp.41,46.

[49][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

[50]Anders Ljungstedt,An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andMi-ssion in China&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1992).

[51]Chapa do Senado de Macau ao Comissario Imperial,de 29 de Julho de 1843,in A.v.de Saldanha(ed.),Coleccao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Macau,1997),vol.Ⅲ,pp.63-65.

[52]参见《两广总督徐广缙奏折》(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初七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澳门专档》,第22—23页。

[53]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卷,第10、11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澳门专档》第3卷,第75页。

[54]参见《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三月壬寅条;《明史》卷200《张传》;《明史》卷205《朱纨传》; [葡]平托著、方豪译:《中西交通史》(下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第672—673页。

[55]参见(明)陈吾德:《谢山楼存稿》卷1《条陈东粤疏》;(明)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

[56](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

[57]参见[萄]文德泉:《17世纪的澳门》,转引自汤开建:《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考》,《文化杂志》(澳门)1999年第2期。

[58]汤开建:《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考》,《文化杂志》(澳门)1999年第2期。

[59][60]转引自汤开建上引文。

[61][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6页。

[62][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0页。

[63]参见[荷]威·伊·邦特库著、姚楠译:《东印度航海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页。

[64](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15页。

[65][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3页。

[66][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4页。

[67][美]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438页。转引自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4页。

[68]Wills, John E.,1968.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tch, 1662~1690. pp.136-142.

[69](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英人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第2页)也有类似的记载。

[70]Lisbon Transcripts,Ⅰ.O. records, vol. iv, The Trauel of Peter Mundy, pp.250,264,288-289.

[71]参见[美]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137页。转引自[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7页。

[72]参见《清史稿》卷154《邦交志二·英吉利》。

[73]参见(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第77页。

[74]参见[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第297—298页。

[7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76]参见[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77][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作者于逢春,196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