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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智君  厦门大学历史系

     民间信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民间信仰地域格局的分析，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手段。本文选取河陇民间信仰中非常流行的边塞人物崇祀与水神龙王信仰两个要素，梳理他们在河陇各地的差异，进而探讨河陇民间信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清代河陇民间信仰仍具有显著的边塞特征。

    一、河陇民间信仰地域格局分析的指标选择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面对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当力所能及的工作完成之后，人们依然不能保证付出就能获得成功，那么，对意识世界的寄托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宗教信仰就是人们普遍的内心寄托形式。但因宗教神祗的普世关怀性，反而对区域性的困难无法面面俱到地关注，因此在有宗教这样的高级信仰同时，人们并不排除那些能够满足自己特殊需求的民间信仰。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看，民间信仰也是各地庶民人地关系调适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只有区域性意义的民间信仰类型。

    在梳理清代河陇民间信仰资料时，笔者发现，针对边塞战事和区域旱灾所产生的民间崇祀行为，在河陇民间信仰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与边塞战事有关的信仰形式是庶民对历史上边塞战争人物的广泛崇祀。这其中有战功卓著的武将，亦有在边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文臣。当然历史上全国各地都对廉吏、乡贤有所崇祀，但河陇地区却把更多的荣誉给了那些驰骋疆场的边塞人物。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外地。相反，那些在长年战争冲突中死去的亿万当地民众，顶多在忠贞祠记中一语概括，很少有青史留名者。如同治回民战争后，甘肃靖远县立有“忠贞祠”，宣统《甘肃新通志》有“内埋城陷殉节官绅民骨约十余万”的记载。这仅仅是一个县城的纪录。历史上这样的战争冲突和这样的“官绅民骨十余万”何止一县?但就历史记载来看，连这样的“忠贞祠”都少之又少。

    对河陇历史经济发展和生命财产造成周期性破毁的，除去战争，便是旱灾了。从多年平均降水量来说，深居内陆的河陇，属季风区的边缘，降水量比东南沿海少是正常的。但问题并不在于其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这一点上，而在于河陇降水年际和季节变化很大。据统计，河陇地区干旱年份出现的频率极高。仅从清代以来的历史纪录来看，306年中，河陇共发生旱灾203次，平均三年两旱，大旱年份平均9年半出现一次，俗称“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连续两年或三年干旱的占干旱总次数的26%，不连续出现干旱的次数占74%。从农业生产的实际意义来讲，旱灾几乎年年都有，只是出现的范围、时间、地点、危害程度不同而已。[1]

    那么对边塞战争中功勋卓著者的崇祀，以及对干旱等灾害性天气的应对措施中，能否找出对文化地理研究至关重要的区划指标呢？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川、陕的拱卫区域的河陇，对各地设防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所以历史上不同规模的民族冲突，往往发生在不同的防御地带，进而导致对边塞人物的祭祀产生地域差异。如汉武帝时开拓河西和西域，与陇上的关系不大，所以开拓河西的有功之臣，多在河西得到崇祀，而陇上更多的是以乡贤为主。又如宋、夏战争与河西的关系不大，河西就很少为宋、夏战争时期的将士立祠祭祀。

    河陇地区普遍干旱少雨，所以方志对龙神的记载颇为详尽，正如宣统《甘肃新通志》所云：

    甘省盛夏易旱，龙神祷雨辄应，功德之及，民显然易见其护，加封与否，则亦有气数存焉，故凡庙祀正神于祷雨素著灵应者，不因祀典未及，概以丛祠置之。列入祠宇，于敬鬼神见务民之义焉。[2]

    虽然龙王庙密布河陇，但对龙王的祈祷内容各地却并不相同。河陇地区降水从东向西逐渐减少，至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降水无论正常与否，都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人们对降水的需求，转变为对地表水的需求，故对龙神祈祷的目的也随之产生差异。黄土高原地区，塬、梁、峁纵横分布，地形破碎，很难有大面积的灌溉条件，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陇上民众大多以“祷雨”为主要目的。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虽然多年平均降水量比黄土高原地区更少，但因灌溉便利，所以祈祷灌溉系统稳定就成为祈祷的主要目的。河湟谷地，河源神、河神、青海龙神则是他们所要祭祀的对象。

    因此，根据上述两个指标能够很好把河陇民间信仰的地域格局划分出来。

    二、清代河陇民间信仰的地域格局

    河陇民间信仰有相似性的一面。这种相似性不是指“咸秩祀典”、各地共同祭祀的内容，如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文庙、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节义祠、关帝庙、城隍庙、八腊庙等，也不包括那些在“琳宫梵宇”中供奉的宗教神祗，而是指“里社祈祷，妥神赐福，甘俗相沿，一从民便”的信仰内容，其本身没有明显的区域内部差异。这种民间神主要有西王母、太白神和风神等。立庙建祠的时间主要集中在西北边事紧张的明嘉靖年间和清同治年间[3]。这可能与戍边将士祈祷前贤护佑有关。特别是那些曾在西北边塞威风八面的汉代戍边将士，更具神性和感召力，多被后世戍边将士、官民所崇祀。

    河陇民间信仰又有差异性的一面。依据河陇对边塞人物崇祀的地域差异和对水神龙王祈祷内容的地域差异，河陇地区民间信仰可划分为塞上和陇上两个一级区域，在一级区域内部还可以划分多个二级区域，即民间信仰亚区。

    1. 塞上民间信仰区

    从防御的层次上来看，玉门关、阳关以东，鄂尔多斯高原以西，大漠以南，黄土高原以北的河西走廊和宁夏河套地区，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的前沿，历代都是中原内地重点经营的边塞地带。从移民史来看，塞上是中原移民屯田的主要区域。所以对边塞经营力度最大的汉代和明代，其主要人物得到当地庶民的广泛崇祀。对清末回民战争时期的著名人物的崇祀也相当普遍。

    从气候上来看，塞上民间信仰区处于中温带干旱区域。降水量从宁夏平原的200毫米左右向西到河西走廊西端下降到50毫米以下，而年蒸发量却大多在2000毫米以上。同时此地降水的变率很大，往往连续几个月乃至半年以上滴雨不降，而在1-2天之内就骤然降下全年降水量的1/2至2/3以上。所以本地大气降水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不大，有时反而引起盐碱上升和地面板结等反作用，所以当地民众有“不怕旱、只怕涝”之说。“不怕旱”，是因为当地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的是高山冰雪融水和黄河水灌溉。而对于河西走廊冰雪融水灌溉区域来说，越是晴天，融水越多，自然灌溉水源越丰富，所以当地人称之为“日光代雨”[4]。故塞上对水龙王的“祷雨”祭祀并不发达，而是以祈祷灌溉渠道的水量稳定为主要目的，民间多信仰“河渠龙王”、“雪山龙王”。

    1.1. 河西走廊民间信仰亚区

    《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由于汉代诸多开疆拓边的人物，在河西地域人群由胡人为主体向汉人为主体的转变过程中，居功至伟，所以河西地区对汉代开疆人物的崇祀相当普遍。这些人物主要包括张骞、苏武、汉骠骑将军霍去病、营平侯赵充国、平寿侯邓训、左将军辛庆忌、西域都护郑吉、骑都尉班超、张掖太守郭忠、张掖都尉安封侯窦融、宣武将领赵通、五郡太守孔奋、护羌校尉皇甫规，大校尉段熲等人。河西各地戍边将士祠祀的数量和分布的广泛程度来看，营平侯赵充国居第一位，其次是骠骑将军霍去病[5]。至于广泛祠祀名宦乡贤的目的，顺治《重修甘镇志•祠祀志》载副使吴铠《山丹忠节祠记》云：

    是祠之建，匪直古今名宦、乡贤世享其报，以垂休光于无穷。俾凡后之游宦河西，以及河西所产者，景行先哲，幡然有感，将曰：“某也贤，为河西名宦；某也秽德彰闻，祀典不与焉；某也贤，为河西乡贤；某也姓行无闻，祀典不与焉。”贤者取以为法，不贤者指以为戒，吏治人情自将丕变，名宦乡贤之多，自此始也。其于世道顾不一大补邪？

    河西水龙王的祠祀，主要是对雪山和河神龙王的崇祀。虽然也有“灵湫灵应”的记载，但为数很少，只有一、二例，如肃州武威县府城北门外的龙王庙有灵湫之说。关于雪山龙王的崇祀，永昌县《南济汉龙神祠记》云：

    邑之南镇曰祁连，西南曰平羌、曰鸾鸟、曰脑儿都，诸山衔接，望若蟠龙。阴崖多积雪，每春夏间，冻解冰开滃然，自转涧大河口出，溉田遍四境，永之人食，其利久矣。而顾未修厥祀，非所以返始而报本也。壬寅夏，邑侯韦斋李公始立祠，起正殿四楹，中设雪山神像，以山泉龙神列左右，其他廊庑门垣称之，工既竣，颜其额曰龙神祠而不及雪山者，统辞也。[6]

    可见对于黑河水的补给来源于雪山冰雪融水这一点，当地庶民心知肚明。这也是对雪山神崇祀的原因。不仅如此，对直接提供灌溉之利的河神龙王，也有广泛崇祀。张掖布政使王廷赞《重建黑河龙王庙碑记》云：

    粤惟张掖，孤悬天末，星缀西陲，风高土燥，雨泽稀微，所以恃灌溉畎亩活亿兆者，惟黑河一水。水源发自西南山峡，迤东至于府城之西北，又东北会于山丹河，又西过高台，又西北至于府城之西北，又东北会于山丹河，又西过高台，又西北逾镇彝峡出塞，潜入地伏行千余里，东北入亦集乃海。其水利之在境内者，蜿蜒三四百里，支分七十余渠。说者谓“无黑河则无张掖。”黑河之水，盖造物特开之，以生兹一方者。沿河上流枕谷小坪旧建神祠，俗名上龙王庙，有祈必应，无感不灵，郡之士民，凛若影响。乾隆丁丑，予钦奉简命来宰斯邑，维时军兴旁午，诸务倥偬。乃自春徂夏，雨泽既微，而河流复弱，万姓嗷嗷，实堪怆恻。爰偕提府两宪，躬诣神祠，虔行祷祝，不旋踵而河流涌发，甘露滂沛，盖神之灵爽，实如式凭云。[7]

    由于河西的河流大多是冰雪融水补给，需要天气晴朗才会水源丰富，这一点与常规祈祷龙王普降甘霖是相矛盾的，因为前者需要天晴，后者需要天雨。但在河西却二者并行不悖，当地老百姓并不介意，只管祈祷则可。关于祈祷的时间，清谢历《黑河夏涨》序中说：“甘州里社，每三四月中，择日祀龙神，不逾三日，黑水辄涨泛，千畴万顷，咸得种植，陈子昂所云‘不假天雨，岁收四十万斛’者也。”

    黑河水突然暴涨，是天气转暖，祁连山雪线以下日积温达到大面积融化温度的正常反应。有时即便日积温已经达到大面积融化的要求，但因局部小气候因素的影响，却不一定能够达到涨水的水量，所以一旦局部天气因素发生变化，气温急剧升高，大量的冰雪融水就会从山涧倾泻而出，使黑河突然上涨。如果对黑河龙王的祭祀就发生在这几日，巧合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成为龙王灵验的证据。其实，祭祀与否，黑河涨水都在这几日错前错后，那么，灵验的概率比不灵验的概率要大的多，所以祭祀总归是有意义的。

    1.2. 宁夏平原信仰亚区

    在河西得到广泛崇祀的汉代人物，在宁夏平原很少被崇祀，而且唐、宋边塞人物也一应缺乏，对明清边塞人物的崇祀却较为发达。在水神龙王的崇祀方面，以河渠龙王为主要的祭祀对象。

    宁夏平原地区所崇祀的明代人物如下表所示，从中不难看出，宁夏平原民间人物的崇祀，主要是这些地方官员在抵御边寇和兴修水利等地方建设中居功至伟，才被老百姓修祠崇祀，甚至修生祠崇祀。清代的人物崇祀主要是在同治回民战争中或立功或战殁者。

    宁夏平原民间崇祀明代主要人物表[8]

    宁夏平原的水神龙王的崇祀极富地域特色。主要以河渠龙神的崇祀为主。如灵武有秦渠龙王庙，中卫有河渠龙神庙，宁夏、宁朔二县有宁渠普利龙庙。在这里“必特建祠”的原因和祭祀方式，张若敏于中卫《龙神庙碑记》中所述甚详：

    夫礼，固缘情以起者也。中邑势处边塞，土脉沙卤，历代用武之地。迄今两河秀错连阡，士歌幽雅，农颂乐郊。四方宾客，舟车络绎。以至冠婚丧祭，尽分竭情。枣梨桑杏，春华秋实，佳哉沃壤，亦何利之溥而物之阜也！使非籍泽星河，挹注洪流，其何能若是！夫食德思报，民岂无心，而典祀之义未明，亦因循而不克举。……庙既成，奠且有日，每岁四月立夏，邑之文武官吏，俨然造焉。凡邑之力农而服田者，咸盂酒豚蹄而从之，名曰迎水之祭。秋收报赛，邑文武官吏，又俨然造焉。邑之士庶，亦庾亿仓盈含鼓而从之，名曰谢水之祭。其将享之意明而诚，其祀典之隆光以大。殆所谓缘情以尽礼，酌今而准古者矣。夫岂犹巡常渎神邀福，徒侈梵宇宫观之雄者哉！[9]

    可见在宁夏平原，对水龙王的崇祀，已脱离了传统的祈祷“风调雨顺”的祭祀内容，转而崇祀其“挹注洪流”的灌溉之利。在崇祀的时间上，也不同于传统的祭祀时间，而与渠道引水灌溉的时间密切相关。所谓四月立夏的“迎水之祭”，即开渠灌溉时的祭祀，而秋收报赛时的“谢水之祭”是渠首封口时的祭祀。

    宁夏平原祭祀水神龙王的另一个目的，便是期望龙王能够阻挡灌溉渠道中黄河泥沙淤积和渠道沿途的风沙阻塞。如宁夏知府张金诚《新建峡口龙王庙碑记》云：

    宁夏四渠，各有龙神庙。而建于唐来渠者凡三：一在峡口，为河渠之源，修浚时，祈祀于此。一在西门桥，开水后于此报谢焉；而正闸上之龙神庙专主唐来者也。然向来皆专礼龙神，未有议以他神从祀礼者。

    乾隆丙申，辽海王公来守是邦，患渠淤淀，非倍增功夫，大加修治，日久且塞。时方入觐，力陈疾苦，奏请借帑八万五千两，遂厘章剔弊，谋大修浚。未几晋位本道观察使，专司其事，不辞劳瘁，周历渠干，竭虑殚精，不遑暇食。而频年河流出峡，势折东趋，遇甚涨弥，漫波入唐来渠口水只数尺，稍咸则渠涸。又自正闸以下数十里，渠皆濒山，白沙浩浩，随风转徙，常以千夫之力，旬日之功，一夕颠霾平衍复故。公筹划焦劳，几用成疾。每祷于上下神祗，唏吁涕零，默祝庇佑。已而兴工逾月，清和开霁，暴风不作，沉沙不扬，而且黄流洄伏，改折而西。若或导之，适与唐来口相注。民吏争睹，欢腾踊跃。工绩用成，渠流普畅，此皆我公视民事如己事，至诚感孚神之相佑，其应如响也。[10]

    由此可见祈祷水神龙王护佑的，也是宁夏灌溉系统最为棘手的问题。

    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世依然崇祀的人物。随后，从宁夏平原到河西走廊又变为西夏的国土。那么西夏近两百年的统治，有没有在这一地域留下清时依然被崇祀的西夏神灵或人物呢？在诸多的资料里，只翻捡到两例。人物崇祀方面，在张掖有一座“忠武王庙”，宣统《甘肃新通志》称：“旧碑称神为西夏土著，有祷辄应，姓氏封爵无考。”[11]龙王的崇祀也有一例，如乾隆《宁夏府志》云：

    前代无“龙王”之称。至宋始有“五龙”、“九龙”之号。大抵出于道家者流。宁夏各渠龙神，载在祀典。其他村堡亦所在多有庙。塑像每以三，初不解其故，及观朔方旧志，有王逊《莎罗模龙王祠记》，乃知三龙神者，即所称莎罗模、祈答刺模、失哈刺模。观其名号亦类番僧译语，盖由来相沿久矣。宁夏享河水之利，宜祀河神，顾纪称其神潜宅莎罗模山下三泉中，旱涝雨旸，祷辄有应，自前明迄今，为一方庇荫，厥功大矣，厥灵著矣，公私报祀，因而弗改。纪曰：“有其举之，莫可废之。”即以三龙神为宁夏河渠之专祀，不亦宜乎？

    以上人物和龙王的信仰因为“灵验”而遗留下来，大多数游牧民族的民间祠庙则荡然无存。可见游牧民族文化在民族政权瓦解后，其民间信仰风俗也随之转变，能够有坚强的生命力而传之后世的并不多。其核心原因是汉族人口在这一地区人口中占大多数。而一旦国家统一，又有相当数量的屯戍军民迁入河西和宁夏平原，无疑使这一地区始终跟中原内地风俗习惯保持同步。如《北史•胡叟传》所云：凉州“虽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又如宣德《宁夏志》云：“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也。”《大明一统志》记述宁夏平原的民风时亦云：“性勇锐，尚畜牧，信释重巫，明初徙五方之人于此，风俗不纯。”清代民间信仰中亦能看出移民影响的痕迹，如宁夏平原有海神“晏公庙”[12]，乾隆《宁夏府志》云：“晏公庙，在文庙南，明初迁谪多南人，故立是庙。”

    2. 陇上河湟民间信仰区

    陇上是河陇拱卫区域的最内部圈层，是中原汉族政权能够退守的最后防线。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对峙的边界，至内也就到达关中盆地周边的庆阳—镇远—固原—平凉—天水一线，如吐蕃内侵时与唐的对峙界限。除此之外，即便强大如西夏也没有南下到这一线。当游牧民族真正越过此线，占据关中时，游牧民族统一全国的机会就很大。所以这一地带对于中原内地来说绝对不能失去。正因为如此，内附的游牧民族较少被安置在这一区域内，这里是一个不断向河西和宁夏平原输出人口的区域。因此汉代那些开拓河西和西域的将士，在此被崇祀的很少，而更多崇祀的是唐与吐蕃对峙时期、宋与西夏对峙时期的守边将士以及陇上的乡贤名士。

    从自然条件上来说，这一区域包括陇中黄土高原、陇山山地、陇南山地、河湟谷地以及甘南高原。从气候上来看，包括陇南南部河谷亚热带湿润区，陇南北部暖温带湿润区，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区，陇中北部温带半干旱区，甘南高寒湿润区，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干燥度也由1.5增加到4.0，降水变率大，易导致干旱。所以这一区域对水神龙王的崇祀非常发达，祈望风调雨顺，这一点与河西和宁夏平原主要祈祷灌溉稳定有所不同。其次，民间“祷雨”的祠庙也相当多，包括灵湫庙、龙王庙、太白庙、水神庙、河神庙、润泽祠、东岳庙、灵济庙、黑松宗泽祠、青蛇祠等等，但目的都相当一致，即“祷雨”[13]。

    依据对人物崇祀和水神龙王信仰的差异，陇上河湟民间信仰区，还可以细分为两个亚区。

    2.1. 陇上信仰亚区

    陇上民间信仰的特点是上古神话传说人物的祠祀非常发达；其次唐代和宋代的人物被崇祀也较多；第三是清代回民战争人物的崇祀很普遍；第四是原生于此地的湫神祷雨崇祀非常发达。

    围绕关中盆地的陇上，形成一个圆弧形的神明分布区域。传说中的神灵和先祖，在这一带大量聚集。至于古代传说人物的祠祀为何多集中在这一区域，《汉书•郊祀志》云：

    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

    从通常意义而言，诸神所居，非灵山即圣水，所以围绕在关中盆地四周，横亘于黄土高原之上诸山、穿行期间的诸水便成了“神明之隩”。山是子午岭和六盘山，河流是泾河、渭河及其支流。如周祖庙、歧伯庙、不窋庙、公刘庙、文王庙就集中分布在子午岭西麓的泾河及其支流马莲河流域内。女娲庙、伏羲庙、伯夷叔齐庙则分布在六盘山西麓渭河及其支流葫芦河流域[14]。

    陇上民间信仰区对历史人物的崇祀，汉代主要以乡贤为主，如王符（镇远潜夫祠），赵充国（清水营平侯赵充国祠）。这一点与河西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是因为陇上并非汉代重点屯田戍边区域，所以那些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的戍边将士并不被陇上民众所崇祀。所祀唐代人物主要有魏征（狄道魏征祠）、李勣（崇信峡口庙）、李元谅（崇信武康王庙）、尉迟敬德（镇远颚公祠）、狄仁杰（镇原、宁州狄梁公祠）、白元光（灵台西屯庙）、李白、杜甫（天水李杜祠、徽县杜工部祠）、张九龄（清水始文献公张九龄祠）。其中杜甫祠的分布与杜甫经行陇上的路线基本一致。将士的崇祀大多与唐与吐蕃战争相关。如崇信县峡口庙是李勣“御敌处”，武康王庙的修建是因为李元谅“开疆筑城，德被后世”，灵台西屯庙是白元光“破吐蕃之地”。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唐代被崇祀的人物的地理分布是最接近关中的，原因就在于唐与吐蕃战争已经突破了河陇拱卫区域，“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15]，曾一度以贺兰山、六盘山、大渡河为界，所以唐代被崇祀的戍边将士，主要集中的贺兰山、六盘山以东。

    而宋代被崇祀的人物，则全部分布在宋、夏交界线以南。如宋乾德三年所建的静宁县乱石庙，是因严辉、严茂“保障西夏”而建。静宁三将军庙为吴阶、吴璘、刘琦“相与死守拒金人处，而涪王又与祖父兄弟同葬于此”[16]。而镇原县的王珪祠，祀宋观察使王珪，“珪尝与夏人战，以所得二巨枪植山上，后战殁，即其处立祠”，环县旌忠祠，为“兴隆间，金陷环州，统制强霓与弟震坚守孤城，不屈而死”所建。安化（今庆阳市）韩范祠，祀经略范仲淹、韩琦并知州范纯仁、范纯粹。《明马文升重建韩范祠碑记》云：

    康定初，夏贼赵元昊拒命，有侵犯中原意，而延庆被害尤甚。时范雍在延州贼围之孔急，环庆副将刘平、石元孙赴援陷没，事闻，中外震惊。文正公请自行，遂命知延州公。至即选练兵士，修葺寨堡，尤主和以招徕之。贼有毋以延州为事之言，而奸谋为少沮焉。既而公与忠献公俱为招讨使，节制鄜延环庆诸路兵，或主战，或主守，战守皆得其宜。与夫险要之处，悉筑城堡，举诸名士以守之，势相连属，纵理周密，夏贼知不可敌，遂敛兵，不敢近边，终不得以逞其奸谋，关中获安，而宋室无西顾之忧者，皆公与忠献公之力也。……惜乎文正公未罄先忧后乐之志而卒，当时民仰公之德政，故于鄜延环庆皆建祠以祀之。

    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修祠更多的是出于对边塞将帅的敬仰，而对于来犯者来说则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所谓“贼颇知惧，不复入其境，而民赖以安” [17]。

    河陇对明清的人物崇祀亦非常昌盛，从分布上看，明代主要沿明长城一线的州县居多。清代最突出的是回民战争中阵亡将士的祠庙以及左文襄公祠等，广泛地分布于陇东至宁夏平原再到河西和新疆，甚至阶州崇德祠也附祀左宗棠，足见清末回民战争对西北社会的影响之大。

    陇上民间信仰最具特色的是对“湫神”的崇祀。湫神祭祀的历史相当悠久。《汉书••郊祀志》载：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18]

    苏林注云：“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减，不生草木。”颜师古注曰：“此水在泾州界，清澈可爱，不容秽浊，或谊污，辄兴云雨。土俗抗旱，每于此求之，相传云龙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

    对湫神祠的祭祀目的，后世碑文中所记与颜师古所注的内容出入不大，也就是说湫神的神通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广大。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陇上湫神从来没有受到皇帝的敕封有关。因为历代皇帝的不断加封一向是地方神走向全国神，民间神走向官方神的捷径。民间祭祀湫神的时间，方志有所显示，康熙《岷州志》载：

    五月初十至十二日，有西池（即观音湫池）之游，苍松茂竹，蓊翳成荫，溪声潺潺，山顶一池，清泉可鉴。居民进香酬愿，络绎不绝。继而有“湫神之会”，以祈丰年。十三至十五日，四境乡老督同水头（即守庙人）及居民人等，各祭其境内湫神，巡山架梁，具鼓乐迎取神水。然岷境称湫神甚众，惟经长吏帖者为正神，其他为草野之神。十六日会正神于城南古刹，计十有九位。十七日，登二郎山受献官羊，每位用祭羊一，长吏率属酹酒以祀，草野诸神固不得而与也。是日万民赛会，山谷喧阗，巫人衣彩衣，以链穿肱，以刀刺臂，或自破其额，假神言以报岁之丰啬，民皆跪应。至晚，各奉其神而归。[19]

    时至今日，陇上湫神的崇祀依然非常发达，关于当代人的祭祀求雨的仪式过程，安德明先生所述甚详，可参阅[20]。

    河陇湫神祠的分布，与上述传说中的神化人物的分布如出一辙，都围绕在关中盆地的北部和西部，向北向西逐渐减少。其分布的核心区域是在汉代安定郡朝那县境内，即今六盘山东西山麓的固原、隆德、华亭、庄浪等县境内，但因朝那境内湖泊不止一处，故哪一处是《汉书•郊祀志》所指的朝那湫，学者意见并不一致，此处不表。

    2.2. 河湟甘南信仰亚区

    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包括河湟谷地和甘南高原地区。河湟谷地，“其地东北接庄浪；东南逾河，远通临巩；西极海隅，遂入荒服；南阻黄河，河外则属番彝；北隅祁连，山外则属凉、庄。势如斗城，内则彝、汉星列，周围番帐云集，融和少违，干戈满目”[21]。虽然河湟谷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但“历代以来，屡收屡弃。唐陷吐蕃，宋没西夏，其中隶中国之版宇者，十曾不得二三焉。”[22]所以包括甘南高原在内的这一地域，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信仰极为普遍，人物崇拜相应的要少许多，主要是汉代和清代的人物祠，但数量已无法和河西与陇上相埒。地域上集中分布于西宁府城内，崇祀的人群也限于汉族之中，数量有限。而龙王的祭祀主要以河源神、青海神的祭祀为主。

    由河湟谷地和甘南高原边塞人物崇祀的境况，不难看出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对文化传播的制约。虽然早在秦昭襄王时代，已经修长城起临洮，汉武帝时筑令居于湟中，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始终没有前进一步，而只是不断地在青藏高原周边徘徊。分析其原因，青藏高原高寒草原对农业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逾越，也是不欲逾越的区域，所以前进的脚步总是很慢。反观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河湟谷地温暖的水草之区，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而陇上和河西更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牧地，所以东向、南下牧马是草原民族经常性的活动。当然也不排除中原繁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对他们的强烈吸引。

    三、河陇民间信仰的边塞特征

    通过对河陇民间信仰地域格局的研究，即民间信仰文化区与自然区关系的研究，不难看出历史上作为边塞之地的河陇，至清代，其民间信仰还带有很深的边塞特征。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对不同人物的崇祀，不仅反映了一地的社会风气和民众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一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所以河陇尚武风气不仅仅体现在民俗“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层面上，还表现在对边塞立功杀敌将士的崇祀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没有负责任的戍边将士，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塞民众生活的安定与否，战时还决定着边塞民众的身家性命。那么对有名有姓的戍边名人的崇祀，就成为边塞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所崇祀的边塞人物，一方面对自己起到护佑作用，另一方面对来犯者起到威慑的作用。而对来边塞任职的文臣武官，之所以热衷为先贤立祠建庙，除去上述因素，还希望以此来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以上这些信仰行为，都无疑促进了边塞尚武风气的持续。所以只要为边塞的稳定做出贡献的文臣武将，无论他们是喋血疆场还是荣归故里，他们的壮举都被边塞民众所景仰。

    不仅人物的崇祀具有很强的边塞性，对水神龙王等的崇祀也具有边塞性。因为河陇历史上之所以是边塞，除去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河陇大多数地区生态环境并不适宜发展种植业，更适合游牧业。同样的土地，对游牧民族而言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而农耕民族得到的感觉是“纵饶夺得林胡塞，碛地桑麻种不生”，就很能说明问题，但为了国家的安全，这样的“碛地”仍然得种桑麻。那么耕种的结果又如何呢？从土地利用方式来看，河陇早期主要是边塞农牧交错带，因地制宜，农牧间有，抗灾能力较强。后来随着区域人口压力的增大，种植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生产类型的单一导致农业抗灾能力下降，易受自然灾害的袭击。同时干旱、半干旱区域生态平衡的临界值又很低，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危害性极大。从气候上来看，河陇恰恰处于我国夏季风的边缘，季风气候的特点是稳定性差，边缘地带的稳定性就更差。加之黄土高原地下水的蕴藏又极少，所以一旦遇到大的旱灾，不仅粮食颗粒无收，连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所以农业生产所获得的为数很少的财富积累，常常被周期性旱灾所掠夺。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边塞人民所付出的艰辛。对水神龙王的祈祷，是边塞民众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所能采取的精神调适手段。

    河陇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河陇社会与环境问题的地域差异，另一方面也反应了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