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转交的马嘎尔尼使团所带来的英国国王文书，郭世勋亦将平行语气改译为下对上语气，然后再上奏给乾隆，起到误导清廷的作用。联系到《清实录》、《广东海防汇览》及《粤海关志》对乾隆五十七年英美等国商人吁请记载的差异，笔者认为署两广总督郭世勋、粤海关监督盛住在翻译、上奏英美等国商人开放大黄贸易的呈请时，也做了一些手脚。

应指出的是，乾隆将既要查毛皮但关税又不能减少的要求要广东地方当局落实时，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以及粤海关监督所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要考虑他们之间的责任与利益的差别。在关税问题上，督抚与粤海关监督所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督抚只是兼管海关，主管海关的则是粤海关监督。前者承担连带责任，后者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在分析关税赔补问题时，应注意主要从粤海关监督来考虑。署两广总督郭世勋、粤海关监督盛住都有责任，但盛住责任更大。从关税赔补的角度看，盛住为避免赔补而欺骗皇上的动机更大[①]

尽管从赔补的角度看，郭世勋欺骗的动机不如粤海关监督盛住强烈，但郭世勋亦有欺骗之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关税赔补造成的个人经济损失。此时郭世勋身兼广东巡抚及署两广总督二任，而总督与巡抚对于关税不足，都负有连带责任。二是，未完成关税要依据有关则例受处分，会对其仕途产生不利影响。三是，两广总督福康安此时已调往西藏去平定侵入西藏的廓尔喀，郭世勋享有清廉之名，在福康安任总督期间又两度署理两广总督之职，也极有可能由署理转为实授。

查禁广州贸易，使得英美等国商人利益受损。为了毛皮贸易，英美等国商人以开放大黄贸易为借口要求清朝开放毛皮贸易。为了避免关税赔补，广东地方当局又借英美商人之口达到开放毛皮的目的从而避免巨额赔补。乾隆五十七年郭世勋等人的做法可以说是权宜之计。尽管英美等国商人声称“大黄为治病要药”，但两广当局清楚大黄在制夷中的作用。那就是大黄制夷适用于俄国，并不适用于西洋诸国。而乾隆关注的是大黄制俄，而对大黄制俄之外牵涉的问题则不甚关注[②]。正是因为如此，乾隆五十七年以后，英美等国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后的数十年间，并没有使清朝皇帝（乾隆，甚至包括嘉庆）以及两广当局产生大黄制夷（英）观念[③]。也因为如此，嘉庆十四年后出现的大黄制夷（英）观念在追溯其依据时，在相当长时期内并不提乾隆五十七年英美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之事。大黄制夷（俄）发展为大黄制夷（英），只是因为事隔数十年后，后来人已没能觉察到当事人的种种隐情了。所以，嘉庆十四年百龄通过“访闻”得知茶叶、大黄可以制英夷，从而将大黄制夷由陆路扩及海路；1830年左右，萧令裕更是误解了乾隆五十七年英美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的真实原因。这样，大黄制夷（英）观念在广东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鸦片战争前夕及其期间，这种大黄制夷观念还向全国蔓延，盛极一时[④]

顺带指出，已有的研究强调了大黄陆路贸易情况的变化，视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由陆路转向海路的重要原因，并强调了松筠、赵翼在其中的作用。其实，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向海路转移，主要是由于乾隆五十五年对毛皮贸易查禁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忽视乾隆对陆海两路毛皮贸易的查禁，由此所得出大黄制夷从针对陆路之夷转向制裁西洋诸国的原因，是严重偏离事实的。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夸大了大黄贸易（特别是陆路大黄贸易）在大黄制夷观念演进中的作用。已有的研究认为，乾隆五十四年—乾隆五十七年大张旗鼓实行大黄制俄，与俄罗斯大黄政策的演变紧密相关。这无疑是相当有见地的，但不宜夸大这一时期大黄贸易在大黄制夷观念演进的作用。大黄制俄，确使乾隆在五十四年时感到俄罗斯似为此有过一阵惶恐，但令清朝意外的是，俄罗斯始终不屈服。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对华贸易的重心，不是大黄，而是毛皮。陆海两路对毛皮贸易的查禁，动摇了俄罗斯对华贸易的基础，又给英美等竞争对手以可趁之机。基于毛皮贸易的考虑，俄罗斯才向清朝屈服。查禁毛皮使乾隆朝大黄制俄观念起死回生，并对日后的大黄制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关键因素不是大黄而是毛皮。

第二，乾隆五十七年英美商人及广东当局虽将英美需要大黄的陈词上达给乾隆，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使清廷及两广当局产生大黄制英观念。大黄针对陆路到扩展及对付海路，中间是有较长的时间差，而且此后仍有反复。因此，其对嘉庆道光为什么有大黄制夷（英）观念的论述，仅仅是一种推理，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来证明，甚至是对事实的违背。

第三，夸大了松筠、赵翼在大黄制夷观念演进的作用。松筠、赵翼的大黄制夷观念，都是针对陆路诸夷的，并不运用于海上。甚至到了道光十年时，松筠也不主张茶黄制夷用于陆路之夷（浩罕）。其实，是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强化的过程形成的三种茶黄制夷模式中，赵翼的茶黄制夷模式是较科学的。已有研究，借助外文资料发现乾隆五十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松筠负责大黄制俄时，调查多不实不尽，并作了详细说明。这对于探讨大黄制夷观念的演进是有帮助的。但是，松筠是清代前期在边务问题上最有影响的清朝官员，他的调查加深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乾隆五十七年大黄制俄胜利后，松筠即写成《绥服纪略图诗》一书。在《西陲总统事略》中，收入了松筠在嘉庆元年作序的《绥服纪略图诗》。道光三年松筠又将其以《绥服纪略》之名重刊，又作有序言，但内容没有变化[⑤]乾隆五十七年大黄制俄胜利后，松筠多次充任边疆要职，如驻藏大臣、伊犁将军、热河都统等要职。可以说，从乾隆五十七年—道光三年这数十年中，尽管松筠增加了不少边疆阅历，但在大黄问题上都没有改变态度。可以说，反映了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可能达到的认识。道光十年之后，松筠也不主张茶黄制夷（浩罕）。因此，松筠在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中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甚至可以认为，大黄用于制西洋之夷，与松筠并没什么关系。

其实，乾隆才是推动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关键人物。正是乾隆的诸多误解，才使得大黄制俄在形将破产之际又起死回生。又因其对两广当局下达了两难要求，为此两广当局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脚。乾隆朝之后，后来人正是没有觉察到其中的隐情，又将大黄制夷从对付陆路诸夷扩展至海路诸夷。正是这两方面的交互影响，才促使了大黄制夷观念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在这里，似乎又看到1768年制造了全国妖术大恐慌的乾隆[⑥]。

应指出的是，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与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问题。前者包括陆海两路之夷，后者重点考察海路之夷。对前者的探讨包含了对后者的探讨，对后者的探讨也需要对前者进行必要的观照。探讨两者的渊源，要把握好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已有的研究，着力探讨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渊源，有不少精彩的分析，但很大程度上将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与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原因等同化，忽视了后者的个性与特殊性，而这本是其要考察的重点。这一忽视，造成了其对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原因解释的诸多偏差。通过对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考察，其实大黄制夷观念的演进呈现出多种模式，其发展强化也不是十分顺利的。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平和地看待清代的大黄制夷现象，消解“大黄迷思”或“大黄神话”。

二、在一定程度上对大黄在境内外作用的误读

大黄在境外究竟起什么作用？英、美、俄等国商人为什么要购买大黄？这些问题关系到大黄制夷是否有合理的依据。在这方面，从总体上看，清朝的认识是相当到位的，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错误。清朝对这些问题的误读可以说是总体正确情况下的误读。这些误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外夷是否需要以大黄为药材？

从整体上而言，清朝充分认识到了大黄的药用价值。在中国，大黄被视为最重要的四种药材之一。而在境外，特别是中亚阿拉伯世界，大黄更是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在世界诸种大黄中，尤以中国大黄为上药。清代认为，外国人，尤其是中亚回城，需要大黄，这是正确的认识。并且，大黄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消化剂，有利于通人马大便。

清代对大黄在境外作用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将大黄在境外的作用夸张化、扩大化。乾隆四十三年序刊本《西域闻见录》记载，椿园从来新疆游历的中亚僧人那里听说到温都斯坦各回城需用大黄。中亚回城需要大黄，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在他的记述中，大黄作用已极为夸张：“人若经年不服大黄则必死，故贫苦小回亦有一半两大黄囊系胸前，舌舔而鼻嗅之。”［21］温都斯坦离中国西藏不远，而据乾隆五十七八年至前藏的周蔼联记载，藏民吸食大黄叶，以之代大黄。因此，可能是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误解了中亚僧人对温都斯坦回民需用大黄的解释，是总体正确情况下的一定程度的误读[⑦]。其二，清代前期，将大黄在国内的功效延展至境外，从而造成了对大黄作用的曲解。如，从国内以大黄治瘟疫的事实出发，道光十年左右，萧令裕认为外夷之地瘴疫横行，需以大黄治瘟疫：“旗枪之用，在彼同需。”其三，对大黄在俄罗斯等地的真实用途不甚了解，存在着较大的误读。其四，清代前期将茶黄功能混为一谈，这主要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之后，特别是嘉庆十四年茶黄制夷观念用于海路之后。而从有关史料来看，茶黄有可能是并用的。即销往海外及销售到西北边疆的茶饼有可能是加大黄的[⑧]。因此，在陆路到底是茶叶制夷还是大黄制夷本身是难以细分的。茶黄制夷的效果就笼统地被视为大黄制夷的效果了。

第二，外国来华商人为什么要购买大黄？

夷商为什么要购买大黄？清朝不少官员都明了外商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且，还发现了夷商将大黄转售各国岛夷，“获利尤厚”。这些都是正确的认识。清朝在这方面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夷商分售大黄给各路岛夷，作为加强英美等国海外诸夷需要大黄的佐证，而不是从中得出这些外商将大黄出售给外国，所以他们本国并不需要大黄的结论。这一思维模式契合了外夷需要中国大黄的传统观念。其二，由于对外夷商人从中国购买的大黄最终去向及具体用途不甚明了，所以将购买大黄的夷商与其母国等同化。而这并不合乎事实。如，美国将大黄等贵重商品直接输往欧洲或转道美国后输往欧洲，很大程度上并不放在国内消费［22］。输入英国的大黄大部分也转输到国外［23］。俄罗斯也是如此。乾隆五十一年开始关闭恰克图互市、严禁大黄偷漏到俄罗斯。中国方面总认为俄罗斯需要中国大黄，其实俄国很少将大黄在国内消费，而主要是用于出口获利。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卖给同一时期与中国有海路大黄贸易往来的荷兰［24］。所以，乾隆查禁大黄也是对俄罗斯误解的结果。俄罗斯同中国进行大黄贸易，主要不是出于以大黄疗疾的考虑；甚至可以认为，大黄贸易亦不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华贸易的重点。因此，乾隆五十六年俄罗斯的屈服主要也不是出于大黄的考虑。清朝意识到夷商购买大黄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外夷需要以大黄为药饵；二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这一认识其实也没错。外商购买大黄确实有此双重目的，但侧重点不同。外商主要是从经济利益考虑，而清朝则更多考虑大黄的药用价值及夷商购买大黄在母国的使用。

第三，外商购买到的大黄，仅仅是作为药材使用吗？

清代前期强调了大黄作为药材的诸多功效，然而大黄并不仅仅作为药材的功能。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染料。1856年之前，有机合成染料尚未问世，世界纺织所用的染料主要是植物染料。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名著中，就建议将英国殖民地所产的靛青、胭脂等染料作为列举商品而严加控制。因此，大黄作为染料的功能，是不应被忽视的。乾隆五十一年—五十七年，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在大黄制俄实践中发现库伦所属蒙古僧俗内间，用大黄染色［25］。而早在此之前，来华外国传教士也注意到了大黄在中外作为染料的情况。利国安（Laureati）神父1714年在致法国德泽亚（de Zea）男爵的信中亦谈到：“它在这里售价很低，而且中国人好像只把它用作黄色染料。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黄前，几乎已从中提取了全部的染料成分，对此我无法原谅。”［26］这反映了中西方大黄都是一种重要的染料。当然利国安反映的中国人在出售前“几乎已从中提取了全部的染料成分”，显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的行为。乾隆朝以后的大黄制夷实践中，大黄作为染料的用途显然被忽视了。鸦片战争后，才有魏源等少数开明的官员重提大黄的这一用途，从而迈出了消解大黄制夷观念的重要一步。

三、清朝对外部世界的其他误读

对大黄制夷作用的错误估价，还与其他误解扭合在一起，使得大黄制夷观念在清代前期不断强化。这些误解主要有：（1）对外商与外商母国等同化。（2）将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封关效果都归结为大黄、茶叶等制夷的效果。（3）对茶黄制夷的作用也缺乏区别对待。

如上文分析，将外商与外商母国等同化并与其他错误观念结合在一起，是造成乾隆朝错误地实行大黄制俄以及将乾隆五十六年俄罗斯的屈服视为大黄制夷的胜利，从而促成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而这在海路大黄实践中亦有类似的多重误解的扭合。

清朝以封关作为制夷的重要手段。封关确实可以对英国产生很大的压力。“停止对外贸易的影响，绝不止是东印度公司再无法从中谋利的问题，也不止是英国商品再无法在中国推销的问题。”问题在于，“除了利润的考虑之外”，茶叶这种“主要的中国产品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却“日益变成英国各级社会人士生活上的必需品。”［２７］英国不得不保持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⑨]。中英两国政府更关注的是英国人需要茶叶这一事实，但商人更关注的则是利润问题。在东印度公司对华垄断贸易终结前，英国对华贸易的主体是东印度公司，此后是与鸦片贸易相联系的自由商人。他们关注的是来自茶叶贸易与鸦片贸易的利润。东印度公司与自由商人对清朝的不同态度，也影响了清朝通过封关进行茶、黄制夷的效果。东印度公司，比清朝还更重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⑩]，比较主张维持旧有秩序，保持高额垄断利润。因此，东印度公司在解散前，趋向于同中国政府妥协。这样，清朝茶叶、大黄制夷比较容易成功。中英双方政治家都注意到茶叶对于英国的重大意义，清朝将封关的效果都归结为禁止茶叶、大黄等必需品出口的结果。道光十四年卢坤的奏折中，所提供茶黄制夷的依据之一就是道光九年的封关后，英国人很快屈服。道光九年的这次封关，是因为英国商人盼师携带其夫人入广州商馆而引起的。两广总督李鸿宾其实并没有提出茶叶、大黄制夷。中国方面又没有合理认识茶叶、大黄的作用，而是笼统地将茶黄视为外夷所必需的药材，将封关后外商的妥协，视为茶叶、大黄制夷的效果。实际上，查禁茶、黄，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商经济利益，其中对茶叶的查禁更是明显。由此，茶叶、大黄制海路之夷观念，在通过封关成功迫使外商妥协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强化。

对茶叶、大黄在制夷中效果的差异缺乏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大黄制夷观念与茶叶制夷观念在发展中相互促进，并最终融合了起来。这种相互促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黄制夷效果为清朝社会理解诸夷对茶叶的依赖以及茶叶制夷效果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乾隆五十七八年，周蔼联在论述茶叶对于藏民的作用时，就以大黄作为参照：“番民以茶为生，缺此必病，如西域各部落之需大黄。盖酥油性热，糍粑干涩而不适口。非茶以荡涤之，则肠胃不能通利。”［２８］这样明朝心目中的大黄通肠胃的功效转移给了茶叶。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嘉庆向在京陛见的原广东巡抚、湖广总督孙玉庭征询应对之策。孙玉庭主张茶叶制夷：“西洋诸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２９］向嘉庆皇帝生动阐释了英国对茶叶的依赖。2，茶叶制夷观念与实践促进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嘉庆十四年起茶叶、大黄开始用于对付海路之夷。进入道光朝以后，更是频频使用。由于将茶叶、大黄视为夷人所必需的药材，而大黄在药材中的地位又远甚于茶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清朝将茶叶制夷的效果转移给大黄[11]。因此，尽管大黄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远不能与茶叶相比，但在清人的眼中，大黄的药用价值远超过茶叶，大黄的制夷作用甚至比茶叶还突出。可以说，茶叶制夷与大黄制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了大黄制夷观念的循环演进。

例案对清代大黄制夷

观念发展强化的影响

例案，即成例与成案的简称。成案、成例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清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法律体系与前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更重视例，而不是律。成案，作为一种习惯法，在清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清朝朝廷各部及重要部门都设有则例馆，甚至还将地方官吏的办事规则编为成例。清朝官员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应查照档案，依例案处理，不得违反。

有清一代十分重视例案。这就要求地方官员要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众多的例案，以便依例案进行处理。 但是清代前期，官员调动频繁，很少有地方督抚连续在一个职位上任满两年者，有的甚至仅数月。要熟悉为数众多的例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书吏的作用非常之大。清朝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君主“与胥吏共天下”的局面，正是清朝重视例案的后果与集中体现［30］。

清朝对例案的重视，典型地体现在军事与对外政策两大领域。两者均关系到清朝统治者的切身利害。在这两大领域，例案的作用非常之大，更改变动的难度甚大，灵活性最差。以乾隆五十二年乾隆对闽浙总督常青的不满为例。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闽浙总督咨请邻省调兵支持。乾隆却因常青调兵数量多于以往镇压台湾人民起义时调派官兵的数量而对其加以斥责。“从前剿捕朱一贵、黄教二案，调兵若干名，该督自有成案可查。台湾常有纠纷不法之事，此次常青等何以张皇畏惧至此。”［31］由于林爽文起义影响甚大，乾隆不得不调派能征善战的福康安为将军来闽镇压。在对外政策方面，清朝也极重视例案。清朝可以借助例案，禁止中国地方当局与外部势力的直接接触，从而稳固清朝的统治。同时，与外夷的交往，又涉及天朝的“国体”，即天朝的面子，不宜轻易变动，从而保住天朝的威风，以免为外夷所轻视。地方官员为保守起见，也遵照例案办事，也不去通过外夷了解外部世界。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离开北京回英国时，曾有传教士建议说，以后再与清朝保持接触，并且送礼时，也给广东当局送上一份。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口英咭口利入贡使有寄送总督海关监督礼物二分”，广东地方当局“告以天朝例不与外夷交接”。皇帝朱批：“此语是。钦此。”［3２］道光十七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不遵守外夷不得与天朝大员直接接触的禁令，酿成重大外交事件，两广总督卢坤等不得不依例封关。因此，“天朝例不与外夷交接”，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朝不准地方官员主动与外夷交往；二是，外夷也不准避开行商而直接与广东地方官吏交往。因此，在对待外夷方面，除了援引例案进行处理外，广东地方当局以及外夷，都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而且地方官员也愿意按例案行事以规避风险。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强化的。

从大黄制夷观念发展的进程看，例案的作用非常突出。

乾隆五十七年大黄制俄胜利。这成为清朝对付外夷的一个重要先例。乾隆五十八年，制裁侵藏的廓尔喀，乾隆即根据大黄制俄的实践。“闻廓尔喀需食盐、酥油等项，如俄罗斯之需要大黄”，主张采取比此前停止中俄恰克图互市更为严厉的查缉措施。在嘉庆十年的俄船入粤事件中，令嘉庆皇帝恼火的是，两广当局并没有阻止俄船运走俄国所必需的大黄。而且，两广当局的大黄制俄观念也是从乾隆五十七年大黄制俄胜利中得到的。只不过吴熊光是从乾隆朝大黄制俄实践由陆路扩展至海路后所取得的效果来判断的，而那彦成是从乾隆五十三年大黄制俄陆路制俄来判断俄罗斯急需大黄，可以大黄制俄。处事比较高明的那彦成正是依乾隆朝之例考虑阻止俄船的大黄贸易而深受嘉庆赏识。经此事件后，俄船来粤，甚至是不明国籍的船只来粤，都参照嘉庆十年的成例进行处理。

嘉庆十四年大黄制夷从针对陆路诸夷扩展及海路诸夷后，封关的成功都被视为茶黄制夷行之有效的例子，从而不断为大黄制夷的可行性提供证据。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粤海关监督中祥向道光上了“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现予以封舱示惩片”。在该奏折中，卢坤等清朝地方大员这样说道：“且内地大黄、茶叶、丝斤为该国必需之物，溯查嘉庆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因该夷滋事封舱，旋据吁请复开，此该国不得不与中华交易之明证。”［3３］

1837年（道光十七年）12月30日两广总督邓廷桢与广东巡抚祁土贡和粤海关监督文祥联名上奏说：“伏查向例，夷人遇有抗违之事，即应封关示惩。”所以，夷商如果继续贩卖鸦片，“定即封舱停止买卖。各国以贸易为生，众商载货前来，断不肯轻掷赀本，守候误时。且内地大黄茶叶瓷器湖丝为各国必需之物。溯查嘉庆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十四年内，因夷人滋事封舱，旋据吁请开复。此各国不能不仰息中华、前事犹可睹者。”［３4］［３５］

从以上可以看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与清朝有关当局按例案行事紧密相关的。在制夷过程中，大黄、茶叶制夷之例案与封关制夷的例案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大黄制夷的“证据”不断增加。顺带指出，在大黄制夷之效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咸丰七年，清帝处理塔尔巴哈台中俄商业纠纷时仍主张：“或即查照成案，禁止茶、黄出境，使该夷知利害所关，庶可就我范围”［３６］。由此亦可见例案对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影响。

大黄制夷观念能发展强化，根本上说是对外部世界无知的结果，根据例案办事，使得清朝忽视了对外部世界的考察，从而使得清代前期对大黄制夷观念强化的牵制力量太小，大黄制夷观念愈演愈烈。本来，大黄制夷观念的强化过程，清朝也加强对外界认识的过程。在大黄制俄时，乾隆听说了俄罗斯与大西洋各国相毗邻。查禁大黄，陆海两路一体严禁，以防在中国北方贸易的俄罗斯从清朝无所明了的海路来南方的广州运走大黄、茶叶等，清朝统治者表现出了较为宽广的视野。从粤海关税收的增加，乾隆还敏锐地意识到，俄罗斯很可能从海上偷运毛皮至广州。嘉庆朝，百龄提出茶叶大黄制英夷时，也区分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自由商人。鸦片战争时期，琦善也将发现到英国等西方国家移大黄的努力[12]，并承认了夷人心思才力之优。但清人认为，无论怎样，这些国家都是可以通过茶黄制服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去认识陆海两路诸夷。

正是由于对例案过于重视，使得清代前期，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否认大黄制夷的观念，无法得到有效传播，甚至被扼制，更不用说利用外国商船来华进一步了解外洋情形。嘉庆朝开始，一定程度上否定大黄制“夷”的观念开始出现。嘉庆十年（1805年）的俄船入粤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虽认定俄罗斯需用大黄，但他认为：“是该国与西洋各国往来贸易私买大黄由来已久，但恰克图地方现在久经通市。是该夷商来广贸易，其意又似在于弁利，非为收买大黄起见。”［３７］但他的看法为嘉庆所申斥，嘉庆认同的是那彦成根据乾隆五十七年大黄制俄成功所得出的结论，“大黄一种尤为俄罗斯所必需。” 乾隆朝大黄制俄后，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但最初的茶黄制夷观念中，大黄仅是对付陆路诸夷，它并不具有对付海路诸夷的功能。但是，嘉庆十四年后，大黄错误地被运用于大黄制海路诸夷实践。这种科学性较弱的茶黄制夷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有些论者，虽也注意到大黄用于对付海路之夷并不大合适，但迫于舆论压力，也不能明白表达。林则徐、琦善就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13]。

总之，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黄被中原王朝视为重要药材，以及大黄陆路贸易的发展，使得大黄制夷观念产生后在明清时期用于陆路制夷实践。清代前期，大黄海路贸易兴起，引起了清人的注意。从大黄制俄实践中，为查禁大黄而查禁毛皮，因查禁毛皮，而引起了各方的连锁反应，从而强化了清朝的大黄制夷观念。大黄制夷观念由陆路扩展至海路，大黄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并影响至陆海两路大黄制夷实践。清代社会按成案、成例处理类似事务的严格要求，使得错误观念产生后重重叠加，不断强化，而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有利于大黄制夷观念消解的因素不受重视，甚至被扼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前期大黄制夷观念不断发展强化，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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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M］.

(责任编辑：陈 颖)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Idea of Controlling Foreigners by Rhubarb in Qing Dynasty

IIN Ri-zha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idea of controlling foreigners by rhubarb in Qing Dynasty resulted from many factors functioned coordinately. Because rhubarb wa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dru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hubarb trade by land and by sea in succession in Qing Dynasty, rhubarb emerged as the vehicle of controlling foreigners and was put into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stopping Sino-Russia trade, the Qing authority tried to controlling Russia by rhubarb. In order to banning the Sino Russia rhubarb trade, the Qing authority prohibited the fur trade by land and by sea, both of which led to the complicated and far 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controlling foreigners by rhubarb. Rhubarb, first as the vehicle controlling foreigners in land, was further taken as the vehicle controlling foreigners both in land and on sea 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 strict demand of dealing with similar problems by precedents and practices resulted in the accumulation of so call evidence that rhubarb could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of controlling foreigners, which le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old ideas on rhubarb, while the factors were neglected that to some degree contributing to the dissolving of the idea of controlling foreigners by rhubarb. Just because of coordinately functioning of many factors, the idea of controlling foreigners by rhubarb developed and was strengthened constantly, and was prevailed in the period of the Opium War. 

Key words: Qing Dynasty，rhubarb，controlling foreigners， fur，customs，precedents and practice

按：本文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嘉庆十四年两广总督百龄在处理嘉庆十三年封关善后事宜时，在奏折中曾提到茶黄两种为英夷所必需，足可以制英夷生命，从而将大黄制夷从对付陆路之夷扩展至海路诸夷。然而，这并不意味嘉庆就接受了茶黄制英的思想。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访华时，嘉庆向原广东巡抚、湖广总督孙玉庭面询应对之策。他还极为信赖两广总督蒋攸，欣赏其处理使团拟采用的办法：称“君臣同心，所论无一字不合”。嘉庆十四年百龄的奏折虽提到茶黄制夷，但茶黄制夷并不是此时君臣关注的重心。对于嘉庆而言，欣赏的是百龄改变了原两广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的“葸”形象，挽回了天朝的面子。二十一年时，与孙玉庭是面谈，其效果自然比奏折转奏的传播效果更好。更为重要的是，在清朝看来，二十一年的使团事件远比嘉庆十四年的封关事件重要。如果大黄可以制英，此时应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无论是孙玉庭还是蒋攸，都没有将大黄制夷用于海路的思想，他们所认定都是茶叶制英的效果。参看：孙玉庭《寄圃老人自记年谱》，载北京图书馆编：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119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 601-607页；蒋攸《绳木世斋年谱》（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94-96页。

[⑤]分别参看松筠：《西陲总统事略》，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819—820页、第829—830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9号，“松筠丛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第767～768页。

[⑧]参看倪郑重：《福建侨销茶史话》，载《福建工商史料》第一辑，第189页。应指出的是，武夷岩茶在五口通商前由晋商垄断经营，多销往西北边疆地区。

[11] 如，道光朝在封关时，广东地方官提到的外夷必需的各种商品，多先提大黄，再提茶叶。而在道光八年——十一年对付浩罕时，多先提茶叶，再提大黄（“茶黄制夷”）。道光二十一年时，有清朝官员上奏要求茶黄制夷，其依据也是听说英夷在浙江抢茶叶，其中并没有新发现什么大黄可以制夷的证据。

[12]鸦片战争前，德国移植大黄取得了重大成功，“遍布于”德国的“各个植物园中”；荷兰也成功地将大黄移植到花园里。英属印度第一任总督黑斯廷斯1774年5月任命乔治·波格尔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西藏，考察在西藏收购大黄的可行性，并请其将大黄的种子或这一植物本身带给他。分别参考：［德］G·F·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著：《西伯利亚的征服与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39页； ［英］马克姆编著、张皓等译：《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50-152页。本来中西交往的增加有助于大黄制夷观念的最终消解,但在鸦片战争前中西交往的增加却导向大黄制夷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强化。

[13] 以琦善为例进行说明。道光十八年(1838)琦善在覆奏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时，有以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然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乃反受其欺而不善用其权，为大可惜者，则大黄、茶叶是也。凡西口之外极大者为俄罗斯，以及诸番，皆需此物。盖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羊牛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而今内地奸商，惟利是图，其羽呢、钟表奇巧小物，可以射利，与之交易，方且自为得计，不知彼已深谋远虑，预储一二十年之蓄，不患不能通商，束手待毙，其计可谓得矣。顾夷人心思才力虽优，独于此二物，即欲购种移植，而物土异宜，竟不能如其愿，此实造物予中土以制外夷之大权也。”(琦善《遵旨覆奏禁烟折》，载《鸦片战争》(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京：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515－516页)此段看过去，似主张茶黄制英，实际上却是否定大黄制英。文中的“诸番”实指西口外诸番，并不包括大西洋与英吉利。这可以从文中对地理环境的描述也可以从行文中体现出来：文中所言的地理环境实际上是西口之外的陆路诸夷地区；从行文来看，将大西洋与英吉利同“西口之外”区分开来，“亦惟茶是急”又将其与“茶黄”区分开来，此后的英吉利“皆能不离此”中的“此”实仅指茶叶。已有之研究对此多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