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2期，第7—12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基地课题“《〈嘉庆重修一统志·贵州统部〉整理与研究》（JD2013003）”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马国君，男（苗族），湖南麻阳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博士后，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边疆民族史、边政史、西南生态史研究。1.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2.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历史上，播州土司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民族较多，要经营这一地区，就得仰仗地方势力加以开辟，故杨氏自唐乾符伊始，就积极经营这一地区，辖区从唐朝仅据有遵义、绥阳等地，到元朝统今遵义市全境、黔南州北部及凯里市西北部诸地，面积达 5万平方公里。然万历年间，蒙古势力突破明朝的西南边防，直驱云南，恰在此时，播州杨氏为乱，对抗朝廷，为维护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朝廷在此不得不改土归流，置遵义、平越二府，分隶四川、贵州行省统辖。雍正时，遵义入黔，至此，播州杨氏辖地完全隶属贵州省了。故揭示历史时期播州土司辖地变迁过程，对于正确理解元明清诸王朝的西南经营策略大有裨益。

关键词：播州土司辖地；遵义军民府；平越军民府

播州一名源于唐贞观十三年（639），朝廷因其地有播川，故名，此时的播州辖恭水（后改为罗蒙县）、高山（后改为罗蒙县、遵义县）、贡山（后改为湖江县）、柯盈（后改为带水县）、邪施（后改为罗为县）、释燕（后改为胡刀县）等县，后经省并，辖有遵义、带水、芙蓉三县，范围大致在今乌江以北的遵义、绥阳等地。唐乾符初年，朝廷内乱，统治松弛，南诏攻陷播州。杨端征调收复播州，据有遵义、绥阳、桐梓、仁怀、赤水、习水等地[1]，此为杨氏统辖播州之始。两宋时，播州地为宋朝羁縻州地，其统辖区域开始向乌江以南平越地区拓展。有元一代，播州杨氏深得元廷信任，统辖范围大增，涉及今遵义市全境、黔南州北部及凯里市的西北部等地。明万历年间，西南政局变化，加之播州杨氏为乱，对抗朝廷，明廷对其改土归流，将其辖地置遵义军民府、平越军民府，分隶四川行省、贵州行省统辖。清雍正年间，遵义府又拨隶黔省，至此原播州土司地完全归贵州省统辖了。因此分析这一过程，对于正确理解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决策变化意义重大，对于贵州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研究大有裨益。

杨氏自唐治理播州伊始至杨应龙亡，传二十九世，共七百余年之久，就研究资料言，甚为丰富，引起了学界关注。查阅学界研究成果，目前涉及元明清时期播州杨氏辖区变迁与中央王朝经营决策展开研究者，主要有《贵州古代史》、《播州土司与水西关系之研究》、《改土归流及遵义府的建立》、《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①等等。为了深入这一题域的研究，本文以播州杨氏土司辖区变迁为视野，拟对元明清诸王朝西南经营思想做一尝试性探索，以求教学界方家。

一、改土归流前朝廷对播州土司地经营及影响

播州土司先祖经营播州地区的历史，从文献记载看，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时“南诏陷播”，杨端收复播州伊始。是时，因唐朝政局混乱，边疆多事，朝廷自顾不暇，遂有杨氏拥兵据播州，世代传袭。据《新唐书》卷四十五《地理五》载，当时播州杨氏先祖统辖之播州“地方偏僻，人口稀少，总计户不满五百，人口不过二千余。”此经营区域大致在今乌江北岸之遵义、绥阳等县[2]，统辖区域甚为狭小。

宋大观二年，朝廷在播州杨氏地置遵义军及播州。“当时州、军全境属地，西北有今赤水、习水；北至桐梓，东北达正安、务川等地，远较唐朝播州为广，此时户口数亦不过万余家”[2]。从辖地看多在乌江以北诸地。然乌江以南，即后之播州杨氏开拓的平越地区，宋朝时，属于羁縻州郡难以控制的“生界”地，其地周边西北有播州，东部有思州，西南有宋氏等势力。但是以上各地方势力，当时谁都不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原因在于此片地区路途遥远、山河阻隔，民族较多，因而鞭长莫及，对于平越这样的区位格局，北宋时代几乎是不予过问的。

宋廷南渡后，政治中心南移，随着南宋王朝西部边疆危机的加深，朝廷才开始对平越地区有所了解。特别是忽必烈偷袭云南成功后，为了防范蒙古汗国穿越贵州腹地，攻击南宋后路[3]。宋廷不得不借助思州、播州两大地方势力，深入了解这片地区的自然特点、风土民情和战略形胜。甚至允许这两家势力代替自己规划军事防御，防止蒙古汗国穿越这一地带偷袭南宋防务的后路。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导致蒙古汗国最终不能通过播州、思州和平越地区偷袭南宋。然而这一做法，也导致了播州、思州两大地方势力的坐大，并向南插入平越地区，陆续蚕食这片“生界”。大致而言，思州势力控制了平越地区的东部，而播州势力控制平越地区的西部[1]。然而还没有等到两大地方势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区时，元世祖忽必烈就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元朝。

元朝时，为实现其在西南地区统治，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还积极仰仗西南等传统地方势力，加以统辖。如忽必烈凭藉多年的政治经验，清醒认识到“在俗异地险、民风强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区，如不利用那些世袭守土的土酋大姓，而单靠军事征服，就只会得逞于一时，而难于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4]《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九载：“西南诸省，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明确说明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与中原差异甚大，如果要采取与内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势必引发民族冲突，进而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因此，元朝为经营好西南各民族，实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决策，即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大力招抚利用那些当地原有的上层统治者，并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加以治理。[4]元朝对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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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春元.贵州古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58；王兴骥.播州土司与水西关系之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1-(6):104-107；史小波.改土归流及遵义府的建立[J].贵州文史丛刊,2006，(4):76-78；陈季君.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5):13-16 等等。

的承袭、权职多从本俗。《元史》卷二十六载：“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阙员，宜从本俗，权职以行。”同时还根据元朝刑法“土官有罪，罚而不废”等等。

南宋末年，元军攻入大理，在平定云南后，立即向贵州进军，在强大的兵威之下，贵州境内的地方势力纷纷归附。至元十四年（1277），播州杨邦宪纳土。因杨邦宪能“审于去就，挚版图内附”，“屡效忠顺”，世祖对他“实宠嘉之”。此外，加上黔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形势险恶，元朝将实际地方治理权委于杨氏之手，这样播州杨氏统治范围大增，元代达到顶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载：播州土司辖地“广袤千里，介川、湖、贵竹间，西北堑山为关，东南附江为池。蒙茸险削，居然奥区。领黄平、草塘二安抚，真、播、白泥、余庆、重安、容山六长官司，统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世为目把。”①材料中的“黄平、草塘二安抚”地，位处今黄平县境和**县境。“真、播、白泥、余庆、重安、容山六长官司”地，位处今道真、遵义、余庆、**诸县境。据研究，元朝时，播州土司地南迄今清水江上游诸地，西至鸭池河，北包今川渝黔边境等广大范围，统辖区域已达 5 万平方公里。

明朝统一全国后，在川滇藏甘地带，还留有大量的元蒙残余势力，始终占着长江上游，一旦与北元势力联合，大有重演弧形包围南宋故事②。如云南梁王把匝刺瓦儿密就拥有精兵十余万威胁明朝的安危③，加之川西及西南诸夷叛服不常，明廷为达到“额以赋役，听我驱调”的经营目标。明承元制，对西南各土司多施抚慰之策，就播州土司言，升播州宣抚司为播州宣慰司，领安抚司二，长官司六，辖地包括今遵义、桐梓、正安、道真、赤水、习水、仁怀、绥阳、湄潭、凤冈、余庆、**、黄平、福泉、凯里等地，为贵州四大宣慰司之一④。从辖区看，此土司位处湖广经黔入滇道的北段，这一地区稳定与否直接牵涉朝廷对云南的经营，因此明初对此一直实施绥抚之策。

此外，明朝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以防蒙古通过“藏彝走廊”的北段进入云南，威胁其西南统治，朝廷在思州、思南二土司改土归流的基础上，设置了贵州省。甚为奇怪的是，贵州建省后近 200 余年间，播州以上诸地区一直属四川播州杨氏统辖，特别是播州统辖的平越地，就像一条楔子插入了贵州东西两片辖区之间，将明代贵州辖境横截为东西两个部分。既然明代已经置贵州行省，土司又为朝廷命官，为何又不将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划拨给贵州省统辖呢？此甚为蹊跷。笔者通过实图查看和翻阅大量典籍记载后发现，明朝此一行政管理原因大致有三：（一）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位处高山深谷间，其核心地段正好位于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上，这道分水岭从西向东，将平越一分为二，北部属于乌江水系，南部属于沅江水系。这道分水岭虽然海拔不高，但无航路可通，同时又远离发达地带，有效统治难度大。此外，平越地区位处分水岭以北的地段，东临梵净山山系，西侧也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系阻隔，就构成了播州杨氏与水东宋氏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平越地区北部三面环山，建构水田的面积甚为狭小。因而明代很难在这儿形成较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同时穿越贵州腹地的湖广经黔入滇驿路主干线又从这儿穿过，要维护驿路经费和安全，当时明朝之贵州省还承担不起，故长期不考虑划拨给贵州省。（二）明初，整个平越地区，汉民居民甚少，这里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布依族、苗族和仡佬族等，除布依族外，生息在该区的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由于其传统生产方式与汉族差异甚大，为了维护驿路的安全和减轻驿路维护安全费用，明廷在湖广经黔入滇道实施湖广、四川、贵州三段管理，其管理费用也分别由以上诸省承担。为了减轻贵州省的财力负担，故朝廷也不急于将播州平越地拨入贵州统辖。（三）明朝初年，西南边疆还不稳定，既有蒙古残军的叛乱、又有诸夷的叛服不常，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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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一载，帝遣谕蓝玉曰：“月鲁帖木儿信其逆党达达、杨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亲来觇我，不可不密为防。其柏兴州贾哈喇境内麽些等部，更须留意。”贾哈喇者，麽些洞土酋也。初，王师克建昌，授以指挥之职，自是从月鲁帖木儿叛。玉率兵至柏兴州，遣百户毛海以计诱致月鲁帖木儿并其子胖伯，遂降其众，送月鲁帖木儿京师，伏诛。玉因奏：“四川地旷山险，控扼西番。松、茂、碉、黎当吐番出入之地，马湖、建昌、嘉定俱为要道，皆宜增屯卫。”

③《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 。

④（明）郭子章：《黔记》卷五十六载，“环贵州而居者，国初有四宣慰：安、宋、田、杨，皆豪族也。”文中的“杨”，即播州杨氏。

明朝要经营这样的地区，也别无选择，只能强化对播州杨氏的控制，然要达到对播州杨氏的有效控制，就需要实施最大限度的放权，以免刺激播州土司。因此，朝廷对播州土司一直采取安抚政策，在税赋上，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营政策。《明史》卷三百一十二载：“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然朱元璋“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永乐四年，（朝廷又）免播州荒田租”。《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五七亦载：“环播幅员千里，田地数千万亩，旧额粮岁以五千八百石”等等。在播州土司统辖 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区区岁粮，还不足中原一县，足见朝廷经营播州之良苦用心。

鉴于上述，朝廷对播州土司这种尴尬的经营模式，诱发了播州土司的骄盛和叛逆，出现了对治下土司、庶民的残酷统治，进而对抗朝廷。《神宗万历实录》卷二七八载：“宣慰司所属田、张、袁、卢、谭、罗、吴等七姓民及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势，上诉重庆府。”但据于边患，四川巡抚李化龙以调杨应龙“防松潘”，暂免其罪。值得一提的是，此处“防松潘”，指的是西北蒙古越过了藏彝走廊，进入川西，详情请见下文。此外，为了加强对杨应龙的统治，以免其变乱，朝廷以其子杨朝栋为人质，不幸的是杨朝栋竟死于重庆，引起了播州杨氏对朝廷的不满，终于引发了“万历三大役”①之一的“播州之役”。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明万历元年（1573），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率部经青海南下康区，已进至康区东部的鱼通和南部的理塘附近，积极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万历八年（1580），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的支持下，为了扩大格鲁派的实力，将青海和康区的“邦根”寺院，陆续改建为格鲁派寺院，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理塘寺。万历十八年（1590），蒙古俺答汗的孙子顺义王扯力克以朝佛为名义，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南下，并“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此外，蒙古部落攻破阿坝寨，逼近松潘城。进而还多次袭击滇西北地区。《滇系》“事略”载，万历二十二年（1594），“西鞑虏寇临西”②，“鞑虏”，即对蒙古人的称呼。万历后期，不少进入川西北地区的蒙古部落相继在当地驻牧游猎。松潘漳腊一时“牛马羊只，布满山溪，毛帐毡房，星列草地”，仅在漳腊城内的蒙古牧民就有“百五六十帐”。青海蒙古部落除进入川西北松潘、茂州等地活动外，还向康区发展。万历二十四年（1596），青海蒙古部落首领火落赤率三千余骑“突犯松潘”。松潘“自北界作儿革迄杀鹿塘、毛尔革地方，其间番族为虏所挟者十有八、九。”足见蒙古族南进明朝西南边疆,引起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视。使明朝统治者再次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川西、云南失守，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就会再次陷入蒙古军队的弧形包围圈之内。而云南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弧形包围圈的软肋上，最容易被从青藏高原南下的蒙古族突破。这样西南土司区的稳定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恰在此时，播州杨氏对抗朝廷，扰乱西南，故明廷迅速决定对其改土归流。

二、改土归流后对播州土司区的经营及影响

播州杨氏统治播州地区七百余年，形成了一整套地方管理模式。然杨氏被灭后，必定会出现权利的真空。此外，管理模式的变换，进而又会影响当地的稳定。所以，善后事宜的正确处理直接关系到该地区长期的稳定，故甚为明廷重视。明朝对播州土司改土归流后，正式将其纳入正规的行政管理机制，开始从委托土司统治，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在此正疆域、设屯政、设将领诸多政治管理模式，对于稳定西南地区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行政沿革调整、屯军戍守

明廷在平播之役后，将播州土司领地分置遵义、平越二军民府，平越属贵州，遵义隶四川。《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五八载：“命分播地为二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遵义领州一，曰真安；县四，曰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平越领州一，曰黄平；县四，曰湄潭、余庆、**、安化”。文中的“关”即“三渡关”，位处湄潭河边，恰为遵义平越之分水线。平越军民府的建立，使得贵州东西从此连为一体，这一划分，对于播州内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明史》卷三百一十一载：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如乌蒙、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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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三大役，即指明神宗年间，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等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②（清）师范：《滇系》“事略”，清光绪十三年云南通志局刻本。

近于滇，乌撒、镇雄、播州近于黔。明太祖略定边方，首平蜀夏，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谕诸蛮，次第归附。故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旧属云南者，皆隶于四川，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然夷性犷悍，嗜利好杀，争相竞尚，焚烧劫掠，习以为恒。去省窎远，莫能控制，附近边民，咸被其毒。皆由规模草创，未尝设立文武为之钤辖，听其自相雄长。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以故终明之世，常烦挞伐。唯建昌、松、茂等处设立卫所，播州改遵义、平越二府以后，稍安戢云。”足见。

但这一划分从行政设置角度言，还不甚完美。尽管平越府管辖着当时贵州省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里甲民户数又数全省之最，但这个府依然是一个空壳府。府所在地依然只能亲辖两个长官司，即凯里安抚司和杨义长官司，以及原平越安抚司的领地。府未能设置首县，全府仅单领州，即黄平州。黄平州同样无法设置首县。全府中里甲民户最多的是三县，即湄潭县、**县、余庆县，黄平州对这三县也只能实行遥领。也就是说，在平越军民府，朝廷特意设置的政治中心平越府治，远离经济中心，仅仅是出于驿路安全的需要，而紧靠驿路设置府治，并将府治置于平越卫卫城内。朝廷特意设置的另一个行政中心，也就是黄平州，也属于类似的状况，同样远离它所治理的经济发达区。这种府、州、县三级都是单线联系的格局，在行政管理上自然会有诸多不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以及支持驿路运转费用与经济中心的错位，在平越府表现得极为突出。这样才使得明廷最终只能把行政设置的目标集中到驿路安全上，而逐步地放缓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可以说，平越府的建置，是另一种情况的畸形产物。表面上看，平越府与贵阳、都匀、安顺各府互有区别，但在决策因素的首选上却是一致的，都得服从驿路干线的维护。

明廷除了对播州土司内部疆界的调整外，还积极清理播州土司与临近诸土司的疆界。历史上播州土司左右皆为土司，因为疆界之争战争不已，如嘉靖七年（1528），播州杨相收回被水西安氏侵占的吴马口、李博娅、缉麻山等地。成化十八年（1482），播州杨爱亲行带官至本司儒溪、赤水等里，会同水西宣慰使安贵荣勘断疆界。隆庆五年（1571），杨应龙派兵从水西手里收回仁怀、古磁诸地等。为了正疆界，以杜争端。改土归流后，李化龙就开始着手此事宜。《神宗万历明实录》卷三五八载：“播州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克无常，既改土为流，当清理疆域，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

明晰土司疆界对于川黔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遏制播州余孽的东山再起，同时也遏制了水西东犯。《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八二载：“播州旧逆吴洪、卢文秀、卢文政、张承贤、卢里受、谭里保、罗志、杨邦俊、王金义、张汉臣等恶汉法严密，潜谋不轨，假杨应龙儿子为名，恢复旧疆”，“洪目祖父及身，为杨氏亲信长官三世，刘尧者，逆龙之腹心书记，而罗志、谭里保、卢文政等皆逆龙之爪牙也”，事发后，朝廷迅速进行平息，后“洪逃奔水西”。对此事件，“郭子章责安疆臣缚献，洪为疆臣把目王宗舜斩首，擒获贼党，止逸一二。”

此外，为了防范土司越界争夺，朝廷还在清理疆界的同时，积极屯兵戍守、恢复驿路。《神宗万历实录》卷四二 载：“播州与水、蔺二司各有分地。在水西，以乌江、渭河为界；在蔺州以河西、儒洗为界。臣奉命清界，查得蔺州侵占儒溪、河西等八百余里之地；水西侵占五册、沙溪等六百余里之地，臣据法清理，岂真为尺寸壤土之计，盖阻据河险而易守，正以杜五夷侵凌之渐也。讵意仅复蔺地，设官安屯，且耕且守，自儒溪至黎民村八百余里之间，数年帖然安堵；若夫水西侵地，该屯田三千八百分竟为乌有，而遵义之藩篱撤矣。今计欲遵义真安在四川，应于沙溪屯兵五百，在贵州应于东隆屯兵三百，各该军官统领防守，互守犄角，四川合用防兵即于总兵标下抽取，庶兵无增饷之扰，而民免锋镝矣。”此上措施对于防范土司叛乱，维持西南地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播州治下土司及后代录用

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改土归流后对大土司的处罚，而对其改土归流后大土司治下各土司的启用研究存在严重不足，这不能不说，系我们土司研究之一大遗憾。历史上，播州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要治理这一地区，就得仰仗播州杨氏及其属下势力。然改土归流后，对杨氏属下各级土司的启用，就显得甚为重要了。播州土司改土归流期间，朝廷就开始商酌对原有土司、头目的适当安排问题。《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四九载：“上以逆贼杨应龙已诛，令条上善后事宜……一案地方。言土司七姓陆续所收降众，马国君等·从播州杨氏辖区变迁看元明清诸王朝对西南的经营宜加抚绥，设法赈济，令得其所”。文中的“土司七姓”，即前文所讲的，播州土司属下的黄平安抚司、草塘安抚司、真州长官司、播州长官司、白泥长官司、余庆长官司、重安长官司、容山六长官司等，以及播州土司属下的“田、张、袁、卢、谭、罗、吴”等七姓。《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五八亦载：“播州诸司均奉我正朔，渠魁既戮，中有率先归附者，即宜分别录取，以真州长官改为该州土同知，副长官即为土判官。江外诸司安抚与正长官即为土县丞，副长官为土主簿，同知罗氏即为新府土知事。其上赤水里、下赤水里，仁怀里，安、罗二村头目，授以镇抚、总旗等职衔。”材料中的“江外”，即播州土司统辖的乌江以南诸多地区，范围涉及黄平州白泥、旧州、草塘、平伐月石等处，以黄平州为主要据点，因这部分地方在乌江以南，故称“江外”。需要注意的是对播州土司统辖的乌江以北，因为播州土司的发迹地，习惯上称为“江内”，江内之地东抵沿河佑溪，南迄乌江北岸的容山乌江等处，西至水烟等处，北面包括今桐梓县[1]。明廷对播州治下土司及后代的录用，对于原播州地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遵义归黔：通过长期的经营，遵义府行政建置极为健全,财政收入，超过邻近贵州省财政收入的一半，是当之无愧的财政大户。此外，从民族关系上看，贵州的其余各府都不同程度的属于多民族杂居地区，而遵义府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居民，少数民族居民人数较少，这也与其他各府不同。

清雍正年间，明朝留给清朝的西南蒙古边患问题还一直没有解决，要经营云南及川边，就得经营好贵州，然贵州财力薄弱，要推行改土归流，就得维护贵州财力的稳定，然当时的遵义地区经济甚为发达，于是雍正帝决定将遵义府划拨给贵州省统辖。《清实录》言：雍正六年（1728），为了增加贵州财力，“改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俱隶贵州管辖。从此与四川有着密切关系的播州土司地，成了贵州省的重要地区之一了。

总之，元明清时期播州辖区的变迁历程，反映了朝廷对西南土司经营政策的变化，政策不同，影响各异。元朝时期，据于西南生态背景复杂多样，民族较多，中央王朝委托其传统的地方势力对此加以有效统治和开拓，就播州杨氏而言，此时开辟平越地区，导致疆域面积达到鼎盛。但至明初，据于西南蒙古残军的威胁、诸夷的叛服不常，以及环境复杂，朝廷对土司多施绥抚之策，并不刺激播州杨氏对朝廷的反叛，同时据于贵州财经困难，对播州杨氏的南部辖区并不急于纳入贵州统辖。但至万历年间，随着西南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蒙古诸部再次突破“藏彝走廊”北段，大有重演忽必烈灭宋故事之时，杨氏恰在此时叛乱，那就到了非改土归流的地步不可了。清雍正年间，为彻底解除明朝留给的西南边患，全力维护湖广经黔道的畅达，再次将遵义地区正式划拨给贵州，至此原播州土司地正式纳入了贵州行省的统辖。

需要注意的是，土司制度是我国传统哲学世界观在处理中央政权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关系方面的重要体现，是维护古代中国统一、稳定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的重要制度，同时也是中央王朝在西南、西北民族地区实施的正式官僚体制之一，与以前羁縻制度的差异在于，土司属朝廷命官，有官阶。此外，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土司的违法乱纪，就否定土司制度的合法性，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对于这一点，明代王阳明对黔桂土司治理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参考，以为我国多民族国家，边疆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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