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国民族报》，2016年2月26日第8版、2016年3月4日第8版、20016年3月11日第7版。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谈治国理政》一书，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本刊特邀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满学专委会会长赵杰撰写《康乾盛世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探析》系列文章，从我国历史上康乾盛世中汲取成功经验，以为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治国理政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康乾盛世是中外政治学界、历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三大复兴（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的复兴巅峰。康乾盛世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版图等指标，都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它在17、18世纪的130年当中，为中国也为世界树立了治国理政创建盛世的榜样。因此，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世界各主要高校和历史研究机构，都有研究清史和康乾盛世的专业和专家。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攻坚克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也需要从历史上成功的复兴实践中汲取宝贵经验。赵杰教授经过多年研究，特别是通过珍贵的清代满文档案获取第一手材料，从中提取出康乾盛世治国理政的六条成功经验，希望以此求教于广大专家学者，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第一，力排众议，大胆重用汉人的用贤精神

　　满族能从东北辽东山区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并能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建立大清，都与识用、重用东北的汉人有关，包括生活在关外的土著汉人、汉军八旗、明朝降官、降兵等。1644年5月，清朝率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入关定鼎，成为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集权王朝。当时的皇族加旗人人口总数不过30万，与关内汉人汪洋大海的人口比例是1比150（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所长管东贵先生发表论文统计）。清朝统治者深知，如果不重用汉人，是根本不能统治持久的。因此，多尔衮率八旗军主力占领北京后，首先下令保护明十三陵，使之完好无损，而不是历史先例的掘前朝祖坟，这就在人心上有效地争取了汉族。

　　到顺治十六年，顺治皇帝还特地巡幸京城北郊的明十三陵，发现陵墓周围的树林被滥砍盗伐，陵墓墙壁有坍塌破损现象。于是，他下谕旨令昌平道官加以维修和盘查，永禁砍伐陵墓一草一木。这在人心向背上也获得了广大汉官、汉人对清朝的认同。

　　顺治皇帝重用汉人的最典型之举，是公开主张满汉通婚。他本人的佟妃（康熙生母）就是汉军旗人，他的贵妃董鄂氏的母亲，也是汉族女子。顺治皇帝认为，满汉族人皆朕臣子，与其靠努力和好，不如互相婚娶。这些都为后来的康雍乾时代的重用汉人政策，打开了宽敞的大门。

　　康雍乾时代，重用汉族能人、贤人达到了高峰。康熙继位初期就祭奠明孝陵，以此缓和当时的满汉矛盾。康熙和乾隆都多次南巡，一方面笼络南方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从中发现汉族高级人才，很快选拔并委以重任。康熙、雍正两代都有因皇帝重用汉人而使满人不满，甚至上奏朝廷公开提出反对意见的，但玄烨和胤禛本人都力排众议，不怕得罪满族同胞，并且冒着风险启用、委以重任给汉族能人。实践证明，汉人各级官吏多能发挥汉人纤细、用心、一丝不苟、勤于履职、注重高效的优点。因此，康雍乾时期绝大部分巡抚由汉人担任，大部分由满人担任的总督只需要在政治大方向上把握就可轻松放心了，具体理政的繁杂事务都由巡抚来事无巨细地代劳，尤其是经济、财务、漕运、水利、农业税收、商贸等领域，汉官的确成为了各地各方这类行政事务的行家里手。有时满人处理的财务账目，满族官员非要看到汉人亲自算了账目后才放心。

　　大胆重用汉官，用而不疑，是康雍乾三帝一以贯之的用贤之道。因此，被重用的汉人也大都不辜负朝廷厚望，励精图治、殚精竭虑、守土有责地履行好自己所管辖的本职工作，成为皇帝、朝廷和总督放心的廉官、好官。

　　还有些时候，是由于形势艰难或危险所迫，必须“能者上、庸者下”，汉官此时是“奉命于危难之际，受任于危难之间”。事实证明，清帝重用、提拔汉官大都是英明、正确的抉择。比如，康熙十七年朝廷提拔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全面指挥对台作战，结果是姚启圣在收复台湾中屡建奇功，朝廷又对他连连加官晋级，这时姚启圣遭到了一些满汉同级官员的嫉恨，找他毛病并弹劾他，康熙接到状告后没有偏听偏信，而是“令启圣复奏”，让姚启圣有说话机会来申辩，达到了兼听则明的效果。

　　再如，康乾盛世时期最典型的重用汉官之例，是汉族三朝元老张廷玉（1672年——1755年）连续被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重用的事迹。

　　张廷玉作为安徽桐城的汉人，居官50年，主做清帝的秘书工作，地位稳而连升，但也确实做事谨慎勤勉，滴水不漏，充分展现了汉族能人做事精细、少言多做、讲求效率的履职特点。张廷玉在康熙朝时成为进士，雍正朝时成为保和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军机大臣。雍正出兵征讨西北准噶尔设了军机处，让“廷玉定规则”，张廷玉不负重托，统一了办事机构，完善了奏折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几乎成了大清国的要事管家，也着实为清廷的建章立制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又主持编纂《康熙字典》和《雍正实录》等巨著，总是对皇恩报以“涌泉相报”的感恩敬意。

　　汉族能人讲究儒家礼规，知书达理，而且历来主张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就连汉族农民也是勤劳农耕手不闲，但却少言寡语，张廷玉也不例外，他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为人处事原则。他深受雍正皇帝的重用，一天被召见两三次，习以为常。他巨宠不傲，不负皇恩，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理事务，晚上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未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像张玉廷这样为清朝敬业的大批官员，是清朝从稳定初期得以上升为盛世中期的人才财富。因此，皇帝知人善任，也不断夸奖、激励这样的汉官为大清盛世鞠躬尽瘁。雍正曾赞扬张廷玉为“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第二，重视蒙古族，团结诸少数民族的大一统精神

　　康乾盛世得以实现的另一成功经验是民族关系落实得好。民族团结带来了长治久安，尤其是除了重用汉族以外，清廷处理好了与蒙古族的关系，解决了自汉代匈奴、唐代突厥、宋代契丹、明代蒙古以来历代的“北患”问题。

　　早在后金和清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和皇太极在关外建立大清，就与科尔沁蒙古这一在全民族中举足轻重的大部落建立了同盟关系，使科尔沁蒙古全力支持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及入关攻明、击溃李自成的事业。这期间，满族的前三位皇帝都娶了蒙古族格格，进而使满蒙不分家的和亲、合盟扩大到整个漠南蒙古。对于漠北蒙古，康熙慷慨施恩，大力支援，使其成为清朝的统一战线式的朋友，但当漠西蒙古即新疆准噶尔部落骄傲自恃，与大清国分庭抗礼时，从康熙亲征噶尔丹，历雍正，到乾隆继续征伐，终于历三朝得以征服。

　　康雍乾三朝对蒙古的分而治之，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使得蒙古族全部最终与满族永为结好。从康熙时期开始，秦长城不再修补，有意荒芜，目的还是淡化汉族和蒙古族的物理分界线，这不仅筑牢了中国北部民族团结的心理长城，使两千年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得以解决，而且使蒙古族能够忠心耿耿、心情愉快地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和康乾盛世的繁荣昌盛尽心效力。

　　这其中，清帝在对待蒙古族的关系上有许多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如上所述，清朝实行了全面的满族上层与蒙古王公贵族和亲通婚的政策，奠定了“满蒙不分家”的族盟友情。清廷在雍正朝设理藩院，主要是管理蒙古事务，其他民族事情属于附属事务。清廷又大力保护和支持蒙古族的喇嘛教信仰活动，使其成为统治蒙古族的精神工具。从康熙时期开始修建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直到乾隆时期达到宏大的规模，主要是犒劳蒙古族。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当吃到可口的江南名菜，看到苏杭美景，就想到蒙古兄弟怎样也能享受得到呢？于是，“移山填海在君怀”，就在塞北的承德修建了微型的江南缩微景区，即扩建避暑山庄。山庄里模仿江南苏杭的著名景点来修建，有山、有湖、有树、有桥、有亭、有船，也有曲径通幽式的廊桥甬道和水林交汇的微型公园，使蒙古族足不出地就能享受到江南的风光。

　　另外，乾隆时期又往北扩建了围场打猎场，每年秋天举行木兰秋狝，皇帝与蒙古王公贵族一起打猎，打完猎后骑马回到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又与蒙古兄弟在蒙古包内说蒙古语，共享野味大餐，从中培养满蒙亲密无间的民族感情，从而稳固了漫长的北部边疆的民族同胞屏障。因此，康熙肯定自己的成绩时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溯至汉唐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附，如我朝者，未之有也。”（《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在清朝统一中央集权的268年中，凡蒙古地区遇到自然灾害，清廷都调拨大批钱粮赈济，还实行了和满族一样的蒙古族养赡制，实行了八旗组织和蒙古原社会组织相结合的盟旗制度。同时鼓励蒙汉边民相互内进创业，蒙古族的畜牧业可南迁到华北经营，汉族的农民可到蒙古地区开荒种地，农业和牧业相互交叉发展，也从中加强了满汉蒙之间的感情交流，使漠南蒙古族逐渐习满融汉，增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共同体意识。

　　由于清廷对蒙古族实行的一系列亲和政策，如“利其易与，习其文字，奉其宗教，借其武力”以统一大业，用法令制度、和亲封爵、驻兵设卡等相应倾斜政策后，再加上康雍乾三帝的亲力亲为，锐意经营，使北部蒙古广大地区由战乱渐成安宁，由贫乏渐成富足，满蒙汉族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共同带来了大半个中国长治久安的祥和和睦的政治局面。

　　康乾盛世时期解决了蒙古族这一主要民族问题，也同时注重团结其他民族，虽实行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政策，但多数情况下是采取施恩、安抚。乾隆皇帝虽然也说：“驾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致骄肆，尚当恩威并用，因俗而治。”（《清高宗实录》卷六八三），但他的常用语录则是“用兵节制图版安”。康熙皇帝认为对边疆民族“不可以内地之法治之，顺其性，以渐导，方能有益。”（《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八），雍正皇帝继承父训，认为对边疆民族同样要“从俗从宜”，“各安其习”。（《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乾隆皇帝又遵其父训，进一步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习”（《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成了有清以来对蒙古族和边疆其他民族一以贯之的基本民族政策，也为清朝稳定、繁荣多民族国家带来了福音。

　　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清朝在经历康熙时代削三藩、收台湾，保西藏后，乾隆除了继续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和平息大小金川叛乱、大小和卓叛乱外，其他用兵很少。主要举措是保护黄教，鼓励信仰喇嘛教。乾隆皇帝在承德修成外八庙后，在此地多次接见新疆、西藏来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用亲和、怀柔的政策，使边疆各少数民族心悦诚服地归顺之。用乾隆皇帝自己的经验之谈就是“一座庙胜十万兵”。

三、尊孔崇儒，富取博收的学习精神

　　清代之所以能在入关后不到50年就发展到康乾盛世，这是与清朝选择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治国理政息息相关的。康熙皇帝16岁正式即位后，就能正视满族入关前半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的落后，以及与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的差距。他在顺治帝时就开始重视汉文化的基础上，大胆改革自己民族的萨满教文化和民间不够系统的佛教文化，毅然举起尊孔崇儒的思想大旗，选择正统的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清朝官方的哲学和统治思想，为之后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

　　笔者上世纪90年代多次登门拜访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北大资深教授张岱年先生，他多次当面和我说，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发展中，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皇帝中最虔诚地尊重儒术，尊孔崇儒并且全心全意落实到治国实践的应首推康熙皇帝。在尊儒且按儒家思想指导治国兴邦方面，他比唐宋两朝的所有皇帝都虔诚，执行得也最彻底，而唐宗宋祖执行儒家思想都是多少有些折扣，或者掺进自己的一些功利成分的。康熙大帝的廉洁勤政、刻苦读书、屡有作为，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对康熙忠实、虔诚、一心一意举起儒学大旗治国理政，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清楚。殊不知，这才是清朝得以发展为康乾盛世的主要经验之一。

　　康乾盛世不仅确定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并且虔诚实行之，而且康熙皇帝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亲临孔府拜谒孔庙。他说：“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撼。”雍正、乾隆也跟之效仿。比如，康熙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乾隆14岁就能做到熟背四书五经了。乾隆皇帝还把女儿嫁给曲阜孔府之孔子后代。清帝不仅刻苦学儒而且强调学以致用。康熙认为，儒学之“仁”是“心之德”，而且学儒“明理最为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讲要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需实行，不行，徒空谈耳！”康乾盛世也成为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又一个虔诚执行儒家伦理思想的高峰。

　　康乾盛世期间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又不拒绝学习其他有用的文化，这是康乾盛世超过汉代文景之治的地方。三位皇帝富取博收的广泛学习精神，又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中帝王学习精神的榜样。

　　康熙4岁开始学习，终生手不释卷，一年之中只有三天不读书，有时读书累得吐血。他说：“讲书之事最要，不可少间。”“朕幼年读书，必以120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贯。”学习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再鞭策自己“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一日”。他除了虔诚学习儒学经典外，还自幼学习汉语，精于骑射。他见到汉人总是以向其考问的方式来学习汉语。每每上朝前，召集大臣开会前，总是不弃零碎时间向汉官请教汉语的高深问题。正像他的父亲顺治皇帝与汉官讨论汉语方言的入声问题一样，他也总是以考据汉语的形、音、义来考难汉官，并以此为荣，经常是事后向满官透漏自己用汉语难住了汉官的自豪感，甚至有意刻苦学习汉语，用发誓超过汉人来“怄气”，用此种方法激励自己把汉语学、用到精通。事实上，我们从康熙的汉文朱批和汉文书法中已经看到了他的高于一般汉人的汉语水平。他的经验是：“文臣若不劳苦，学问如何成就。”因此，清廷臣下对皇帝心存敬佩，曾发自肺腑地感慨：“诸臣虽不能仰赞高深，然不敢不加刻励也。”

　　康熙学文，又学武，这是清朝从东北延续下来的文治武功的全民追求。皇帝是国家和民族之首，自然率先垂范。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四五岁开始左学文化，右学武功，而且是选调全国最好的太傅和武师为其教学。在一次多伦会盟上，康熙开硬弓，命中很远的靶子，令到场的蒙古王公惊骇不已。在与蒙古首领等一起在围场狩猎时，康熙总是所获野兽最多。他头一天晚上还在做几何证明题，第二天一早还能骑马尽兴驰骋，以致累垮两三匹马，足见他刻苦学来的高强武艺。

　　康熙不仅通儒学、精骑射，还能广泛地学会了各种语言、学问和技术。他的满语是母语，蒙古语是向孝庄及随嫁女苏墨尔学的，汉语前文已述。他在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深受满族骑射文化、汉族儒家文化和蒙古族草原文化浸润的基础上，又向西洋传教士学习英语、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他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还令皇子效仿他的学习之道，代代相传式的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据康熙皇帝《起居注册》载，他每天去上书房巡视，上午九点一次，下午四点一次，而且带着大臣们一起听皇子们背书，也让大臣们对自己及其子女养成这种学习习惯。皇子们直到长大结婚分府后，方能免除此番学习的“苦役”。因此，皇子们长大后也是个个文武功夫颇深。

　　乾隆皇帝是康熙最喜欢最看好的皇孙，从小就润泽爷爷富取博收的学习精神，他从小到大，从中到老，把清帝的学习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乾隆不仅精通儒学，且又“十全武功”，精通满语、汉语，又能在承德避暑山庄里与蒙古王爷讲蒙古语，还向自己身边的香妃学习语言（后来的维吾尔语）。乾隆不光学习汉语，还勤奋研习汉族文学，曾写下四万多首汉诗，成为中国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人之一。乾隆还善于学着在一首诗里结合满语汉语两种文学手法。比如，他东巡沈阳写的《盛京赋》就是词首押满韵，词尾押汉韵，成为中国满汉声律结合构诗的千古佳作，一直被后人传诵。

　　康乾盛世时期这种富取博收的学习精神，也带来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成为历朝历代中对官宦子弟教育最为严格的时期。仅以康雍乾时期的皇子教育为例，皇子每天要读书10小时，一年只能休息5天，主要是学习满文、汉语和汉文化经典，还有满族传承下来的国语骑射等武功。皇帝和皇子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从康熙年间开始，旗人学校也相继建立，比如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十分险恶的抗俄前线，仍然首创八旗官学，培养八旗子弟文武双全的治国保疆才能。

　　四、廉洁勤政，强国安民的敬业精神

　　康乾盛世时期也是三位皇帝最廉政的时期，因而上行下效，全国上下，从官吏到百姓，民风诚挚朴实、社会风清气正。直到乾隆后期才因乾隆自己晚年的生活方式有所放松，使下级也跟着效仿，类似于和珅那样的贪官才相继出现了。

　　康熙本人是非常廉洁的，他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想吃喝玩乐、奢侈挥霍之事。正像他在《庭训格言》中所讲的名言那样：“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他的生活也很简单，正像康熙自己所说：“人心至灵，出入无乡，一刻不亲手册，此心未免旁骛。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如此。”康熙为了廉洁节俭，连臣下报来的奏折过于装裱他也感到浪费而心疼，例如，1718年六月初三，湖广总兵高其位奏报孥获地方抢匪事，奏折表面裱褙了黄绫，康熙朱批：“知道了。凡奏折不是请安用，不得黄面黄封。”对小小奏折，康熙皇帝也严格要求不能奢华。

　　为使天下百姓信服朝廷的廉洁，康熙皇帝决定公示皇宫的日常消费开销。作为封建帝王家天下的君主，是不需要向臣民做财产公开的解释的，但康熙在“削三藩”之后，认为治理国家靠兵战只能是下策，只有以德化、以廉政才能服众，才能让百姓心悦诚服。于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内务府官员在康熙皇帝授意下，把宫中每年的费用列成清单，发给诸大臣查阅。

　　前代明朝的宫殿，到了清代，如果不是非修不可，不轻易修造房屋，以致清朝宫殿的数目不及前明的十分之三。即使修造房屋，所用材料也都是普通砖头和松木，绝不乱花钱。康熙皇帝还命令荒芜明代长城，一方面是有意淡化长城南北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界限，缓和明朝时期蒙古族和汉族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有不愿意像从秦到明大修长城那样劳民伤财的原因。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批复大学士呈上的奏折时说：“过去（前朝）的一日之费，就可抵如今的一年之用。”他下诏户部：“国家的钱粮，现当节省，否则必导致经费不足。”康熙在削三藩、收台湾后消费崇尚节俭的一系列廉政措施，按他在《庭训格言》中的解释是：“朕无他欲，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皇帝的榜样作用使国库节省，民众归心，朝廷上下一心为大清国的繁荣发展尽其所力。

　　康熙朝的满文本《起居注册》中载有康熙皇帝的语录：“凡事以清廉为本。”“尔须正己率属，廉洁爱民。”“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由于皇帝推崇廉洁，信赖功臣，也为臣属和旗人、民户树立了榜样，因而廉官廉吏比比皆是。比如，一代廉吏于成龙被康熙皇帝赞为“清官第一”。

　　康乾盛世不仅有康熙的廉洁开一代新风，而且由廉洁带来的勤政更是三朝治国理政的成功法宝。

　　康熙帝60年如一日，每日清晨准时到乾清宫上朝，这与明朝万历皇帝怠政40年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周恩来总理曾说，明朝有几代君王多年不上朝，后期统治区只有关内18省。清朝各个皇帝都宵旰勤政。这些客观评赞与毛泽东主席对康熙皇帝的评赞简直是异口同声。康熙日理万机，朱批不断，还又主动首创了奏折制度，实际上是又加了一种臣对君的秘密“直通车”报告。按康熙的话说就是“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这种官员的密报，密封直达御前，信息灵通，情报既密且快，深得君心，但也确实又给清帝增加了朱批的工作量。这是康熙皇帝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而兼听则明，不顾自己办公加重的一种自我加压的勤政表现。

　　康熙勤政既费力，又费心，他执政60年，始终自我加压、任劳任怨，而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说：“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绩，日加警惕焉，则庶几矣！”“倘有政治失宜，皆朕躬之咎，从不诿过臣下。”他还常常以先王之制对照自己的治国理政方略，每每向其看齐，不敢马虎大意。按康熙的满语原话翻译成汉语则是：“尧、舜、禹、汤以来，心法、治法具在《尚书》。尔等每日，悉心讲解，朕虽孜孜典学，不能仰媲古帝王，而此心朝夕懋勉。”

　　勤政必然带来清明之政，勤政也会促使皇帝亲自体察山川地貌，民间疾苦。史载，康熙治理黄河功不可没，因而他也成了水利的行家里手。为了治理黄河，他“前代沿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据满文本《起居注册》记载，康熙也经常微服私访，对各地满汉官员执政情况了如指掌，对各地基层民情之了解甚至比当地官吏还清楚。康熙曾说：“朕曾见山东之民流在口外，打柴为生者，因问其故，俱云田产为绅衿所占，无业为生，故至此糊口，此朕所亲见明证。且督、抚为封疆大臣，如有此事，豈不陈奏？”

　　由于康熙帝勤政之风开创先河，带动了雍正、乾隆也成为当朝勤政的榜样。

　　雍正皇帝执政只13年，却在勤政方面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他在康熙留下的需日理万机才能理好朝政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军机处，自我增加批文的工作量。从康乾盛世三代皇帝每年的工作量之平均比，雍正堪称勤政之最。仅奏折一项，在他13年任帝中就朱批了41600多件奏折，有的批语动则1000多字，比臣下上报的奏折原文字数还多。他常常不满足于只写满语saha或汉语“知道了”三个字，而是对所奏之人批复后又阐论道理，让人心服口服。康熙帝首创的奏折制度到雍正时期扩大了规模，自然也增加了雍正皇帝的工作量。他不仅仔细批阅大量奏折，还批阅处理各种题本192000余件，平均每年达14700件。雍正几乎每天都劳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生日那天才休息一下。这种为人之帝还甘当老黄牛的勤政敬业精神亘古未有。按雍正自己的话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后人仅把雍正皇帝批阅过的奏折选择出一部分，编成《雍正朱批谕旨》，装订的线装本就足有半米厚，可谓著作等身。这是一代勤勉之帝的真实记录。

　　雍正为了廉洁从政，严厉整饬八旗，严厉惩罚腐败官吏，为人严肃认真、嫉恶如仇。从他的大量谕批中我们可看到，上从谋略国家大计方针、平定准噶尔叛乱，建避暑山庄，修外八庙，使成为蒙、藏、维、哈的觐见场所，下到体察民间疾苦，关注官话正音，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康熙晚年经济的衰落趋势力挽狂澜，奠定了康乾盛世雄厚的经济基础。他承上启下，把康熙的廉洁勤政所奠大业成功传给多才多艺的乾隆，使康乾顺利连接，成为延续130年的盛世。比如康熙晚年存有700万两银子，经过雍正励精图治，骤增到5000万两，这正是雍正整饬吏治、出奇勤政的成果。雍正皇帝称得上是执政时间短，功劳布方策。但由于他勤政治国不徇私情、说话刻薄，严惩贪官和腐败风气，得罪人太多，以致明明是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却被说成是“昏君”。

　　乾隆皇帝在廉洁方面不如康熙、雍正，但勤政方面却也能与祖、父比翼齐飞。他在康乾盛世时期，在有清一代，甚至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执政最久、年寿最高、勤政最长的皇帝。在他执政60余年期间，把国力推向了巅峰。在勤政方面，他总是事必躬亲，孜孜以求。勤政爱民是他的一贯主张。据乾隆时的翰林院编修赵翼说，军机处每晚值夜班的大臣都亲眼看到，乾隆皇帝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练武功、读书，然后准时上朝。

　　乾隆的勤政与祖、父不同的是，他除了正常的上朝批阅、召集群臣商议国家大事外，还以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特长影响臣民，使官民心向往之地钦佩，进而服从。因而被称为“龙马精神勤政”的典范。

五、抗俄平叛，征战保疆的英雄主义精神

　　康乾盛世是中国自古至今版图最大的时期之一，有1200多万平方公里。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北至库页岛，东部至海，包括台湾及附属岛屿，南起南海诸岛，西南至达拉克（今西藏西南边境外由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东南部），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

　　保住这样广大的版图是非常不易的，是需要有保家卫国的武装实力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而这方面又是康乾盛世的长项，当时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是其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之一。

　　满族在东北诞生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一再训练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全民皆兵、全民习武，深信由马上打天下到武力夺取政权的硬实力作用。入关以后，经顺治不久进入康熙时期。康熙皇帝也是自幼武功高强。他8岁登基，16岁亲执朝政，除鳌拜、削三藩、收台湾，都需要强壮的身体和武力，也需要英雄主义气概，而他确能身体力行，多次东巡、南巡，近临前线指挥作战。在他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之时，沙皇俄国对东北边疆黑龙江北的土地虎视眈眈，康熙亲自组建八旗水师，在黑龙江和嫩江前线雄视侵略者。他还指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成功驱逐沙俄对黑龙江北沿江流域的侵略，收复了雅克萨城和尼布楚城，迫使骄横的沙皇俄国与大清国在1689年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平等条约，从而维持了东北中俄边境地区150多年的和平。

　　笔者2014年6月到俄罗斯远东，包括尼布楚在内的阿穆尔州考察，俄国远东博物馆年轻的男讲解员在讲到中国康熙皇帝与俄国沙皇的照片及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情景时，对康熙皇帝抱有溢于言表的崇敬之情，而对之后的皇帝则讲得很快，一带而过，这也反馈出康熙时代大清国边疆将士威武形象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位置。

　　康熙皇帝一生始终注重锻造用兵习武的英雄主义气概，特别是带头保持骑射的优良民族传统。他一生中用弓箭、火枪等击毙了153只老虎，数以千计的兔子、野鸡等。他也注意培养皇子皇孙们的习武骑射的本领。比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年近40岁的康熙皇帝带领7个皇子巡视塞外，整整一个月里，这些皇子终日跃马扬鞭，搭扣射箭，极大地锻炼了身体和气魄。

　　清初，卫拉特蒙古藐视清朝，雄踞西北，侍机独立。康熙作为在北京宫廷中整天批谕的一代皇帝，却能暂时弃笔从戎，亲率大军到西北前线，征讨噶尔丹。如果没有用兵习武的体魄和保卫大一统国家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保留着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八皇帝对江宁织造曹寅请安、奏事折的汉文朱批，其内容是：

　　朕亲统六师，过少（沙）漠瀚海，北征噶尔丹，皆赖上天之眷祐，旬有三日内，将厄鲁特杀尽灭绝，北方如无烽火，天下再不言兵矣。

　　在满文版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大量记载了康熙皇帝吃苦耐劳，与前线将士一起共克时艰的场面。例如：

　　Molin bahafi tarhoraku ,tuweri hetume muteraku ,bucerengge ambula ohobi,tere dade,kalka barho geren hoki acafi holhame yabure,dobori karun be gidanjimbi.

　　这段满文用汉语翻译就是：

　　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毙死甚多，且喀尔喀、巴尔虎结党行窃，夜袭边汛。

　　这种爱兵习武、临危不惧、遇难不屈、亲征陷阵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历代中央集权的皇帝难以企及的。

　　御驾亲征北部荒漠的康熙皇帝还用乐观主义精神吟写汉诗：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生罪，驰驱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雍正皇帝在定西藏、平青海之乱中，也发挥了他重用武功实力的满族传统看家本领。

　　乾隆皇帝领导了平定大小金川和大小和卓的叛乱，他每年秋天都着戎装去承德围场，与蒙古八旗将士一起打猎兼练武，使“木兰秋狝”成为清朝定制。他67岁时还举行武楼阅兵，并且常向大臣耳提面命保持骑射的重要性。如今北京香山还保留着乾隆皇帝阅兵讲武的场所。

　　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会见满族人民艺术家老舍时，曾高度赞扬满族及清朝的贡献。其中第一条就是肯定了我们国家今天所拥有的辽阔版图是清朝康熙时奠定的。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康熙皇帝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外国侵略者而采取的武力征战的英勇气概。

　　清代以前，中原的农耕民族注重守住自己的田园地盘。而清朝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康雍乾三位皇帝不仅阻止了沙俄把中俄边界推到长城边的企图，而且历经三朝终于平定了嘉峪关长城外西域准噶尔的叛乱，收复了以新疆为主的大西北游牧土地。康乾盛世时征伐并获取了新疆、青海、甘肃西部、蒙古全部、东北三省的大片土地，改写了农耕民族和中原历朝历代老守田园，不争边土的旧习，也壮大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英勇御侮的英雄主义气概，强化了先秦以来中国人原本就有的爱兵习武的光荣传统。在保卫和加强大一统国家的武装斗争中，极大地发挥了军事硬实力的威慑作用，从而成功地巩固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辽阔版图，也增强了中华各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和自豪感。这也是康乾盛世治国理政不可忽略的成功经验之一。

　　六、繁荣文化，促其保留和传承的人文主义精神

　　康乾盛世的皇帝不仅是武帅，也是文豪，而且带头进行中华大文化的繁荣、保留和传承工作。不但武功胜过前代，文治也远胜前朝。

　　满族在入关前后，认识到自己的渔猎、骑射文化与汉族几千年农耕封建文明所积累下来的经典文化的差距。于是，入关后的满族进行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文化恶补。以达海为代表的一批满族文化先贤带头把绝大部分汉文经典和文学名著译成满语文，等于满族一入关就用母语上了汉文化大学，使满族由全民皆兵的武夫群体变成了文武双全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很快到了康乾盛世时期，满族出身的皇帝成了这两个“师”之中的比翼双飞的统帅，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既重视武力保国的军事硬实力作用，又重视文化治国，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尤其在繁荣、保留与传承文化上作出了比历朝历代更为突出的成就。

　　康熙深知文化强国中人文精神在治国理政中的不可偏颇，他的名言是：“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因此，康熙在位60年，兴文重教、编纂典籍，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亲自主持整理、编纂了许多重要的汉语文化典籍。之后，刻印出版。例如《康熙字典》、《三礼义疏》、《朱子全书》、《通鉴辑览》、《古今图书集成》（比《大英百科全书》大三四倍）、《四朝诗》、《全唐诗》、《数理精蕴》、《佩文韵府》、《子史精华》等，多是煌煌巨著。他又秉承盛世修史的祖训，首先发挥明朝遗老的作用，让他们修纂《明史》，一方面争取汉人归心，一方面传承汉明文化。康熙还主持编写了满文典籍如《御制清文鉴》、《康熙朝实录》等。

　　雍正皇帝除了对编纂经典书籍重视外，还对当时全民主要语言交际工具——汉语官话的推广特别重视。他因广东人来送荔枝当面只能说汉语方言，导致难以听懂而下令在全国各地推广汉语官话。同时，设立正音书院，为全国语言标准音的推广，为国家政令下达的统一化，打下了坚实的汉语普通话基础。

　　乾隆皇帝主持编纂巨型系列丛书《四库全书》，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该书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虽事由明朝《永乐大典》的辑失，但也反映了清廷对中华经典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高度热心。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七年之久，共征集图书12237种，进行整理，分经、子、史、集四部刻印。此书印出之后，乾隆皇帝又下令建造南北七阁存放。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的卷尾钤有“乾隆预览之宝”朱文方印。全书虽也有因统治需要，漏掉少数有意义的书，但乾隆皇帝是吸取明代《永乐大典》等书被失毁，为防止中华典籍文化遭中断而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在于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浩如烟海、历史悠久的经典古籍文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能这样大度，还是功不可没的。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有一个参照平台，这也是康乾盛世治国理政重视文化强国的一条成功经验。

　　乾隆皇帝还主持编撰了其他一些大型书籍，如《大清会典》、《石渠宝笈》，还有满文的《御制增订清文鉴》等。在乾隆统治的60余年间，仅大型官修书籍就达100多种。康雍乾三朝编刊的书籍之数量也是前所未有，成为盛世治文的又一典范。

　　在康乾盛世助推文化繁荣（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只能算是一个插曲）的大趋势下，100多年间，满、汉、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开始兴旺起来，出现了中华多民族文化高原上的诸多文化高峰。比如，清初文学成就首登汉族文学顶峰的满族纳兰性德词，词风清新亮丽、恬淡自然，一直成为亮点闪烁在中国文学史中。纳氏随康熙帝东巡时写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纳氏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名诗名句至今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清代中叶涌现了乾隆时期的“满族作家群”，以永忠、敦诚、敦敏、墨香、庆兰、和邦额等为代表，其中永忠和敦诚又是皇室出身。正因为有了乾隆时期的文化热，才从中有了曹雪芹《红楼梦》的问世，该书应该算是一部满汉合璧文化的世界名著。全书用康雍乾时期京旗市井白话语体，描述了清初满族贵族奢侈的生活文化场景。小说通过对贾宝玉、林黛玉的悲欢离合之爱情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之道，真实刻画了名府贵人复杂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人际关系，表现出满汉传统风俗文化的底蕴，揭示了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发展趋势。《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代表之作而享誉世界文坛。

　　在康乾盛世时期文化大繁荣的环境助推下，清代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名著也雨后春水般涌现，与历史上相比，称得上是文化巨匠大放异彩的时代。如陈维崧、蒲松龄、和邦额（满）、梅文鼎、毛宗冈、褚人获、曹寅、明安图（蒙古族）、曹雪芹（满）、唐岱（满）、纳兰性德（满）、戴震、段玉裁、吴敬梓、纪晓岚、郑板桥、金农、袁枚、钱大昕、黄景仁、刘墉、龚自珍、汪笑侬（满）、魏源、文康（满）等，真是多民族群星璀璨的文化巨擘榜。

　　康乾盛世及随后著名的文化名著，除前述纳兰性德《纳兰词》和曹雪芹《红楼梦》外，如乾隆时代汉族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古典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古典乡土文学的巅峰之作——和邦额的《夜谈随录》、文言志怪志异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今人读到的《三国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的书稿，而是经清代文豪毛宗冈加工润色后才问世的。而《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镜花缘》、《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名著就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唐诗、宋词只是创作高峰，直到清代才使诗词研究理论化、系统化。诗词研究名著如《历代诗话》、《词则》、《古今词话》等，清末民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被称为北宋以来独绝一人，其实正是康乾盛世以来诗词理论研究的集大成。

　　除了编纂巨书，繁荣文化创作外，康乾盛世的另一文化发展亮点是康雍乾三位皇帝带头书写汉文书法，引领中国各民族尊文崇学的文化兴国新风尚。

　　清帝从康熙时代起，人人习练书法，留下的题跋墨迹不计其数，直到今天，全国各大名胜古迹和旅游景观中，康雍乾三帝的墨宝还是中外游客的重要看点。笔者研习满汉书法和满汉语翻译，在北京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看到了康雍乾三帝的满文书法，发现他们的满文书法和汉文书法一样水平超群，可谓双峰并峙，相得益彰。但他们为了引领全民族习书汉文，崇尚中华大文化，他们在汉文书法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康雍乾三位皇帝汉化程度比一般汉人高，汉语书法比许多汉人强，已经被300年来的各族人民所公认。即使对清帝有偏见的人，也不否认三帝汉文书法艺术的高超。我们从保留到今天的康雍乾三帝的汉文书法中，可清晰看出他们的帝王气魄和开阔胸襟。康熙的汉字峻峭，雍正的汉字冷峻，乾隆的汉字由早年的清秀流利到晚年渐变为浑厚圆润，运笔多浓淡有变、疏密相间、行气一贯，使书法与美学相结合，这也是乾隆与祖父强调文章义理，父亲强调文字严峻，而自己却结合文人骚客之美学的不同之处。

　　康雍乾三帝身体力行，苦练书法，终成大家，并把书法与心正联系起来，“大概书法，心正则笔正，书大字如小字。此正古人所谓心正气和，掌虚指实，得之心而应之于手。”（圣主仁皇帝《庭训格言》，引自《朱批奏折展》，台北故宫博物院，民国九十三年）由于三帝的庭训和身教重于言教的榜样作用，极大地调动了皇子皇孙的书法研习热情，也影响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书法风格。

　　清朝以来，汉族书法家多达37850人，创造了碑学书法，形成了雄深渊懿的书风，突破了宋元明帖学，可与唐代的楷书、宋代的行书、明代的草书相媲美。康雍乾三帝的书法也带动了满族出身的汉文书法家和汉文化的热爱者。清朝皇室出身的满人永理，就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直到今天，如雷贯耳的大书法家多有满族人，比如爱新觉罗·溥杰、爱新觉罗·启功、爱新觉罗·启骧等。

　　中国自三皇五帝，历春秋战国，至秦汉和唐宋元明，丰富渊博的儒释道文化是浸润历代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的精神传家宝，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被世界称为人文大国的理由所在。康乾盛世时代，满族统治者作为一个远从东北进关的几乎没有多少中原文化铺垫的少数民族，不但没有中断中国的人文大国优良传统，反而用自己超乎常人的毅力“恶补”、苦学中原汉族文化，达到了与汉人相近的文化高度，特别是康雍乾三位皇帝，尊儒崇道、存武求文、刻苦学汉，以致精通汉学并以此进行文化兴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但没有滞慢中华大文化前进的步速，反而加速了悠久中国文化发展的步伐。这是作为关外落后的女真后金国华丽转身为中原先进的康乾盛世的治国理政之奇迹。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给中央政治局和全国各高校、各学会的讲座中，多次肯定过康乾盛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笔者当场听他讲到康乾盛世100多年，中国人口由1亿增加到4亿，取消人头税，首次推广玉米、红薯、大豆高产农作物等，特别是主动融入大中华的胸怀。他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如果没有康乾盛世，就没有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也就没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版图。他明确指出，康乾盛世时综合国力强大、社会秩序安定，各少数民族都英勇地参加反侵略战争，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注：本文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