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历史教学》2016年第14期，第41—46页。

作者简介：衣长春，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黄韶海，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2013 级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晚清时期的中国，迎接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天朝上国的君临万邦已成明日黄花，列强的入侵使一些属于新时代的难题摆在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面前，尤其是边疆危机在这一时期表现的极为突出，藩篱尽失、国土沦丧。为了抵御外侮，清朝采取了“塞海并重”“保藩固圉”“以夷制夷”等应对方略。这些方略都具有时代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最后，并未能够挽救中国的边疆危机。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半殖民地形势进一步恶化。本文以史料为依据，力图通过梳理晚清的边疆危机，分析清朝政策方略的得与失，并探究其最终失败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边疆危机，塞海并重，保藩固圉，以夷制夷

边疆稳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都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边疆危机。但清朝政府在 19 世纪后半叶所面临的局势无疑是最严峻的。1840 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在陆地和海疆都面临着敌人的虎视眈眈：在北面，沙俄不断蚕食中国东北和西北的领土；在西南，英、法等国妄图通过殖民地将侵略触角伸入中国腹地；在东面，西方海洋强国的袭扰、邻国日本的崛起都使万里海疆不再平静。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敌人不再是中国王朝史上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尝试着解决空前的边疆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方略。笔者认为通过回顾晚清边疆的严峻形势，并对国家层面的方略政策进行深入反思，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国防与边疆意识，并从中吸取历史的殷鉴。

一、塞海并重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海洋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保护着内地。因此，传统王朝除了明代的倭寇之外很少遇到过真正的海上敌人，中国长时间处于“有海无防”的状态。而与此相反，来自陆地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却长时间地困扰着中原王朝。因此，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视塞防，历朝历代都着重于发展陆军尤其是骑兵，并大规模修筑长城。进入清朝以后，俄罗斯崛起并与中国接壤，中国的塞防重点逐渐转向了这一极具扩张性的强大帝国。清政府综合运用军事、外交、贸易等手段有效地遏制了俄国势力对边疆地区的渗透。中国古代的诸多军事著作也多是研究陆战为主。因此，可以认为，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的国度。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接连失败让清政府感受到了来自海洋上的威胁。“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却是在广州和上海了”。①19世纪的世界，已然是海军强权统治的时代，故而，清朝的防御重点必须作出调整。就在此时，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清政府从东南沿海和西北边塞两方面都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首先是浩罕国将军阿古柏勾结英、俄，趁中国西北动乱之机率兵进入新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中国的西陲局势日益紧张。关键时刻，东南海疆警报又起，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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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51 页。

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事件，①派军舰进入我国台湾。清政府被迫于当年 10 月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承认日本对琉球的所谓“宗主权”。

塞、海两方面的危机使清政府深受触动。尤其是台湾事件的结局让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海防力量的薄弱。因此，1874 年 11 月，总理衙门向朝廷呈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指出当务之急在于兴办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项具体措施。不久，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也请人代为递上《海洋水师章程》的条陈，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分别管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的海防构想。②清政府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疏奏交付沿海滨江各省的督抚、将军讨论。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因为“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而被邀请参与讨论。③当时的中国，可谓“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④面临着来自海洋和陆地两方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海防、塞防大讨论”拉开了序幕。

当时参与讨论的督抚将军基本认同海防的重要性以及总理衙门的六条意见。但时值清朝面临东南、西北两方面的压力，针对塞防、海防应以何为重，哪一项更为急迫的问题，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接谕后给朝廷上呈了洋洋万余言的《筹议海防折》，力陈“海防为重”的观点。他认为当今形势十分严峻，与历史上的情况大为不同。李鸿章提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⑤但是“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靡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拖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成法，整顿海疆，加强东南的海上防卫力量。针对新疆问题，他认为新疆土地贫瘠，旷野无用，且强邻四围，难以固守。最为重要的是，京师近海而远疆，就紧迫性而言，海防远比塞防重要。因此，李鸿章得出结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⑥他主张在清朝财政捉襟见肘、无力兼顾东西的情况下，停止进军新疆，只守住现有疆界，对于阿古柏政权只需招抚，令其向大清略奉正朔即可。与此同时，把“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⑦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专注海防而放弃塞防的策略。

与此同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塞海并重”的观点。他曾任闽浙总督，并创办了福建船政局。因此，对于海防的重要性，左宗棠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总理衙门的筹议海防六条“闳远精密，无少罅隙”。⑧但他在奏疏中更加强调了塞防的重要。左宗棠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不可偏废。他坚决抨击了移西征之饷充海防之费的论调，所谓“扶得东边倒了西边”，恐怕到时候“西边必倒东边亦未能扶也”。⑨左宗棠的观点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他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⑩故此，收复新疆之举，势在必行。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

1875 年 5 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负规复西部领土的全责，以固塞防；与此同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分别负责北洋、南洋的海防建设。至此，中国的国防观念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清朝政府正式实施“塞海并重”的方略政策。

首先，鉴于西部局势紧张，着力经营塞防。1876 年 4 月，左宗棠正式率军西征，一路进展迅速，至 1878 年 1 月，消灭了阿古柏的势力，收复了除沙俄所占伊犁地区之外的全部新疆领土。此后，清派遣使者与俄国商谈解决伊犁问题。1878 年 6月，崇厚赴俄交涉，但其为人软弱，在未经朝廷允准之下匆匆签订了 《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这个条约使清朝只收回了伊犁地区的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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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71 年台湾土著居民误杀 54 名琉球漂流民，次年日本强迫琉球成为其藩属国，宣称台湾土著所杀民人系日本管辖之人，并在美国的鼓动和支持下向清政府追究此事。清朝总理衙门以琉球为中国藩属，事件如何处置属中国内部事务，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因此，日本遂于 1874 年派军舰进入中国台湾。

② （清）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 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29 页。

③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1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105~106、208 页。

⑤⑥⑦ （清）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年，第 19 页。

⑧⑨ （清）左宗棠著，杨书霖等编：《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年，第 46~52 页。

⑩ （清）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 7，长沙：岳麓书社，1983 年，第 36~37 页。

周边要塞俱失。清朝不得不将崇厚革职拿问，另派曾纪泽为使臣赴俄谈判改约事宜，同时命左宗棠再度率师赴疆，给俄国以军事威慑。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了《伊犁改订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周围的战略要地，还取得了在《崇约》中损失的一部分权利。1884 年 11 月，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以乌鲁木齐为首府，改革屯田、赋役制度，移民实边，促进了西部的开发。至此，西陲归于平静。

总的来说，清朝的塞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新疆的收复使清朝的国际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外界对此次西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诚如美国人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所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越的！”①

当然，晚清的塞防也留下了许多遗憾。首先是囿于国力因素，中俄签订的《伊犁改订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清朝丧失了一些领土，尤其是在商业方面给了俄国人极大的特权。尽管清朝取得了胜利，“但俄国早就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②其次，清政府并没有坚持“塞海并重”的方略。在新疆建省之后，清朝就因财政压力而在边塞的投入越来越少，驻防兵力也持续下降，把主要的防御力量投向了东南海疆，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在关注“塞防”、收复新疆的同时，清政府也在着力经营“海防”。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尤其是大讨论让朝廷树立起海防观念之后，清政府主要采取了五方面的措施：

1.创建近代化海军。至甲午战前，中国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州四支近代化海军，其中以北洋水师的发展最为突出。

2.培养新式海军人才。一方面聘请外籍教官，在境内开设新式海军学堂，一方面挑选优秀的毕业生直接到国外留学实习。这些学子成为中国发展海洋事业的第一批专业人才。

3.建立了近代化海军管理机构———海军衙门。它的成立标志着清朝军队由单一的陆军兵种发展成为了陆海军两个兵种，反映了中国在军事制度建设方面有了历史性突破。

4.在台湾设立行省。台湾是东南半壁疆域的门户，创设台湾行省，是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利于巩固海防，密切台海之间的联系。

5.营建了以旅顺、威海为军港，以天津大沽炮台为重要据点的环渤海防御系统，用以拱卫京师，扩展北京的战略纵深。这在当时可谓远东一流的防御体系。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清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海防体系在甲午战争中全面崩溃。虽然清朝的海防最终失败了，但是其对于后世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彻底转变了中国人固有的“重陆轻海”观念，开始关注海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其次，在中国首次建构起了具有近代特征的海军与军港炮台相结合的海上防御体系，这更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其三，清朝海防尤其是北洋水师建设的成功与失败，为后世中国海军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二、保藩固圉

在古代，中国的综合实力一直在东亚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古语有云：“天子守在四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传统王朝以一种“天朝上国”的姿态，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朝贡宗藩关系，处在强盛时期的清朝也不例外。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建立起了松散的政治联盟，就清朝而言，一般情况下不干涉藩属的内政，但当藩属国出现内乱或外患之时，清朝却有义务帮之平定。与之相适应的是，藩属国也有拱卫宗主国的责任，所谓“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③这就是传统政治中清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关系。

但是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殖民主义列强接踵而至，不仅侵犯中国，而且持续蚕食清王朝周边藩属国的领土，意图以此为跳板将势力伸进中国腹地，琉球、朝鲜、东南亚诸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略。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清朝逐渐丧失了藩属国这个缓冲地带，直接面对英、日、俄、法等殖民国家的压力，台湾、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1882 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反日事变，日本趁机扩大事态，妄图侵朝的野心昭然若揭；1881 年，法国进一步展开侵越攻势，越南国王遣使来华求援。1883 年，法越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进一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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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杨东梁：《左宗棠与晚清边疆危机》，《东北史地》2014 年第 2 期。

② 〔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32 页。

③《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2，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年，第 2 页。

了越南的军、政、财大权。两个与清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属国均受到了殖民者的威胁。就清朝而言，一方面有“唇亡而齿寒”的古训，有空前的边疆危机，有宗主国救援藩属的义务；但另一方面，清朝本身就受到外敌入侵，自顾不暇，国力孱弱。因此，清朝究竟应该“弃藩自保”亦或“保藩固圉”，这一重大问题摆放在了中枢决策层的面前。为此，1882年至 1883 年间，清政府展开了一次大讨论，京内外官员乃至驻外使节都参与了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放弃越南，即“弃藩自保”；一派主张出兵援救越南，即“固藩自保”。其中“弃藩派”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他认为，中国若出兵越南，则将与法国直接发生冲突，两国决裂，势必全局动摇。兵端一开，清朝并无胜利的把握，倘若失败，定然会使中国的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即使胜利，也将从此多事。因此，他认为，为今之计，不如“坚守藩篱”，使“边患伏于将来”。①他反对出兵国外，而主张采取一种消极的防御策略，将精力和财力花到巩固海防的事业上来。“固藩派”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两江总督左宗棠和前云贵总督刘长佑为代表。曾纪泽认为，放弃属国就是自撤藩篱，对法国人必须“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如此才能让敌人知难而退，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国、属地者，不致接踵而起”。②左宗棠认为，中国若放弃越南，会助长列强侵略清朝藩属乃至腹地的野心。刘长佑在奏疏中谈到：“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③

保卫越南并不是一味地主战、好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以前有学者将“固藩派”视为主战派，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并不认同。清朝的官员普遍认为就当时的综合实力而言，中国尚无法与法国抗衡。因此，“固藩派”呼吁朝廷坚决保越，其目的更多的是想让法国知难而退，从而缔结有利于中国的和约，并且让列强不再小觑中国。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奏折中写道：“非庇属国无以为固我圉之计，非扬威无以为议约之资。”④也就是说，“固藩派”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议和，但这是一种以战促和的策略，在当时中国国力虚弱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略无疑是立足现实且积极合理的。

这场辩论持续了几乎一年，最终确立了“保藩固圉”的治边方略。最后，清政府作出了出兵越南的战略决策。很快，清军和黑旗军⑤集结数万之众，正式援越抗法。

1883 年 12 月，法军首先向进入越南的清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其规模于次年进一步扩大，战火燃及清朝东南海疆。在战争之初，清朝遭遇败绩。法国舰队攻占基隆，封锁台湾海峡，并摧毁了福建水师的主力。在越南战场，清军不敌法军，一度撤到广西境内。然而，值此关键时刻，清朝立稳脚跟，展开反击，战场形势出现了扭转。在东南海疆，法国舰队被台湾守军牵制于狮球岭。而后舰队北上，在浙江遭遇袭击，司令孤拔重伤身亡。在西南战线，清军与黑旗军配合，相继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并一路挥军南进，收复了越南的大片失地。法国顿时大乱，茹费理内阁倒台。

但就在此时，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战争中止，双方议和。1885 年 6 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中国不仅丧失了大量利权，而且承认了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此战过后，清朝永远丧失了一个最亲密的藩属———越南，中国的西南大门就此轰然打开，法国的势力进一步渗透进中国的边疆。英国见状，仿效法国，实现了对缅甸的全部占领，⑥并且其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西南。“固藩派”的预言不幸成为了事实。这是清朝“保藩固圉”方略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朝依然把“保藩国”和“固边圉”联系起来看待，出兵朝鲜。1894 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国和日本先后派兵入朝，展开了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激烈斗争。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波及东南海疆乃至辽东半岛。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与清朝的北洋水师正面冲突，先后在丰岛和黄海海面爆发海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其后退守军港，“避战保船”，从而失去了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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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 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5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57、116 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263~268 页。

③ 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87 页。

⑤ 刘永福率领的军队，原为抗清农民起义军，进入越南后坚持抗法，屡立战功，成为著名的抗法劲旅。

⑥ 缅甸只保留一个向清朝“十年一贡”的宗藩形式。

另一方面，日本一部分陆军击溃驻朝清军，突破鸭绿江防线，还有一部分陆军从花园口登陆，两个月内即占领辽东半岛全境。1895 年 2 月，威海卫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年 4 月 17 日，李鸿章代表中国在日本马关签订了 《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出让利权，并且放弃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这一事件标志着清朝“保藩固圉”边疆方略的彻底破产。从此，“保藩固圉”这一提法不再见诸清政府的官方文献。甲午战后，清朝国力大衰，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境地，其边疆危机也日益紧张了。

晚清政府的“保藩固圉”方略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其积极意义仍是显而易见的。在殖民国家大举入侵亚洲的时代背景下，清将保卫属国与维护边疆联系起来，将出兵藩属，抵御列强侵略视为重要的战略举措。从国家安全、巩固边疆的高度考虑与周边藩属国的关系，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是传统中国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而惯常使用的一种“驭夷”之策，历朝历代都有采用。当然，晚清时期中国遭遇的敌手是船坚炮利、拥有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殖民者，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而“，以夷制夷”这一传统的“驭夷”之术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晚清外交中，运用此术最为频繁的莫过于李鸿章，有学者认为，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是结合中国传统的“驭夷”之术、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思想和西方国际政治学中的均势理论而形成的产物。其做法是利用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矛盾及利益冲突，使之相互牵制，从中获取契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晚清政府通过运用这一手段在外交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为了维持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遏制日本在朝势力的渗透，李鸿章主张朝鲜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李鸿章认为：“若贵国在与英、德、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①根据他的观点，倘若朝鲜与各国广通商贸，那么，列强在朝都会拥有切身相关的特殊利益，他们必定会抵制某些国家独占朝鲜的图谋，如此日、俄也不敢轻举妄动。通过这一举措，既可保住朝鲜，也可维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同时有助于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1881 年，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通商条约》，此后西方诸国与朝鲜纷纷立约。面对西方列强，羽翼尚未丰满的日本只得暂时按捺下侵略的野心。再如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展开外交手段，拉拢俄国、德国和法国，使三国干涉还辽，最后逼迫日本放弃了对辽东的占领，并且使“赎辽费”由一亿两降至三千万两白银。

但是我们发现，晚清外交史上“以夷制夷”之术的运用带来更多的是失败的结局。例如在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一直坚持外交努力，希望寻求西方大国的调停以遏制日本，进而消弭战火。他认识到了列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俄人之欲得朝鲜尤甚于倭”，②而英国希望在远东实现均势，不想让俄国和日本任何一方做大。正所谓“日固垂涎，俄亦垂涎，英人复眈眈焉视其侧。而莫敢先发者”。③因此，他认为“倭蓄谋已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④李鸿章积极在各国之间奔走周旋，俄国和英国都表示要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但李鸿章不知道的是，列强虽然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中国坐大以威胁他们的在华利益，但也不愿意与新兴的强国翻脸。因此，当日本保证将尽力保护俄国在朝利益，保证不危及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传统利益之后，他们就出卖了清朝，选择了所谓中立的态度，更有甚者，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甚至暗中支持、怂恿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最终，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之策未能起到任何效果，全盘失败。

1874 年发生的台湾事件和 1879 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彻底暴露了日本妄图逐步侵略中国的野心。李鸿章决心“联俄制日”，利用俄日在中国利益尤其是东北利益上的矛盾，希望借助俄国的力量来制衡日本。甲午战争结束后，他的联俄制日的活动达到了高潮。1896 年，李鸿章出使俄国，他在临行前指出：“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⑤结果在莫斯科与俄方大臣签订了《中俄密约》，用割让东北利权来换取俄国对中国的支持。但是，日后的事实却表明，《中俄密约》并未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便利了俄国势力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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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李鸿章著，戴逸等编：《李鸿章全集》（第 8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436~437 页。

②③④ 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2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607、604、587 页。

⑤ （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北平：文化学社，1930 年，第 310 页。

侵入东北，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①正如黄遵宪所说，李鸿章的这一决策是“老来失计亲豺虎”，②最终铸成大错。

“以夷制夷”方略是一种立足现实的外交方针。当时的中国处于弱国地位，无力与列强抗衡，而且清朝为了在内部进行洋务自强运动，急需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即所谓“外需和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国家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维护中国的部分利益，求得夹缝中的生存，这在弱国外交中不失为一种策略。此外，“以夷制夷”方略体现了一种现代外交中的均势战略思想，这是中国外交思想的一次重大进步，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体现，值得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以夷制夷”在晚清的运用并不理想。中国的国家利益依不断遭到践踏，而边疆危机也不可避免地日益严重。

在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空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清朝主要采取了上述三种应对方略，其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与时代价值，但均未能挽救当时中国的边疆危机。其中缘由，值得今人细细体味。

其一，晚清腐朽没落，这是清朝无力解决边疆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其二，当时的中国已丧失独立地位，这使得清朝在推行方针政策时往往受制于外国势力；其三，晚清政府虽然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但始终未能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关乎国家命脉的重工业发展程度较低，从而导致清朝军事实力的提升严重依赖外力，大大制约了国防实力的提高；其四，中央政府未能统一事权。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朝逐渐形成了“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随着朝廷的权威削弱，领导能力下降，已无力整合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边防建设和应对危机；其五，三种方略背后的指导思想仍有时代局限性。晚清应对危机的政策既具历史渊源，又有时代背景，可谓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边疆方略近代化并不彻底，尤其是体现着传统思维的深刻烙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敏锐地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他们有了海防意识，却未能产生海权的观念，导致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后期主动放弃制海权，在战场上陷于被动。所谓“保藩固圉”虽然具有较高的价值，但这一方略依然是古代中国君临藩属思想的反映。清朝用兵越南、朝鲜从某种程度上观察还是出于宗主国保护藩属的义务来考虑的。“以夷制夷”的方略蕴含着现代均势外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但李鸿章和清政府只知以利权笼络他国，却不图自立，并不知道执行均势外交的基础在于自身国力的强大。从而导致“以夷制夷”反而“为夷所制”，晚清边疆危机的持续加深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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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年，第 94 页。

② 杨公素：《外交理论和实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94~1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