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俊珂（１９７０—），男，河南安阳人，云南民族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史。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为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１＆ＺＤ１２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 传统疆域的形成是历代王朝长期不断擘画和经营的结果。就南海海疆而言，元明清时期历代政府采取了诸如设立建置、军事巡视、岛屿测绘和舆图识等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管理方式，而且这一时期的南海经略呈现出一条由弱而强、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主线。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不断继承与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期，元明清三朝的南海经略为南海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元明清；南海；经营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旅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疆域得以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近６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历朝统治者不仅在陆地上导演着一幕幕边疆经略的传奇，而且也并不缺乏经略海洋的经世情怀。就南海而言，这一时期的管辖力度呈现日渐加强的趋势，元明清三朝诸多措施的实行为中国南海历史海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的历史依据、地名考证、史料辨析等方面均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和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 但对元朝以降尤其是从政府层面如何加强对南海海域系统化地管辖，以及这一时期的管辖对中国现代海疆形成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解读，以期推进对南海历史研究的深化，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元明清时期对南海行政管辖的历史演变

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和管辖南海的国家。秦朝以降，中国古代政府已经开始对南海进行行政管辖。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郡县天下，在南方设闽中、桂林、象郡、南海四郡，其中治所在今之广州的南海郡所辖范围即包括广义上的南海海域。东汉以后的中国史志中多次出现对南海诸岛屿进行的描述，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有“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的形象记载。当时称南海为“涨海”。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曾多次派舟师巡视南海。唐朝时设振州（治所在今海南三亚市）管辖“西南至大海千里”，依次而论其地界当在今天的大沾岛一带。唐代岭南节度使即有管辖南海诸岛的职责。宋代的广南西路水军也已将西沙群岛列为巡海范围之内。唐宋时期仅记载当时南海的地理著作就多达数百种。此时的南海诸被称为“九乳螺洲”、“石塘”、“长沙”、“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海外诸藩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此处之海即为中、外界限。另谓“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之中国国境”。《琼管志》说今海南岛，“其外则乌里，苏吉浪之州，南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迄至元代，其疆域空前辽阔，“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１］［ｐ．１３４５］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元朝对南海诸岛地理方位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记载。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先后两次远涉大洋，游历了今越南、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索马里、莫桑比克、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游历过程中还记述了各地的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其对南海诸岛的描述尤为精确：“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故原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２］［ｐ．３１８］蔡微《琼海方舆志》中说：“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长沙、万里石塘。”从其描绘的地理位置来看，其中的“万里石塘”即指包括今南沙在内的南海诸岛。同时，元朝对南海海域的行政管 辖 的 力 度 也 开 始 加 强。元 至 元 十 五 年（１２７８），元政府将宋时的琼州改为琼州路，在今海南三亚设吉阳军管辖南海诸岛。

明朝初年的疆域“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从距离上看，今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尽在版图之内。依据明朝的行政体制，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海南设琼州府，作为隶属广东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恢复崖州、儋州、万州建置。当时的南海隶属于万州管辖。明代已经将今南海四大群岛分别命名为“南澳气”、“七洲洋”、“万里长沙”、“万里石塘”。而且《万州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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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林荣贵、李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曾昭璇：《中国古代南海诸岛文献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周伟民：《中国在南海四沙群岛上的主权不容置疑》（《海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１期）；陈启汉：《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广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６期）；林琳：《汉代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李金明：《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东南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４期）；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等。

官方志书中已经把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归入“疆域”、“山川”等条目之下：“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显然“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系前代所指称的今西沙、南沙群岛。此外，在被称为“海上的远征”的郑和下西洋活动中，郑和等人将南海中的一些岛屿进行命名，如“景宏岛”、“马欢岛”、“费信岛”、“郑和群礁”、“永乐群岛”等，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明政府对南海海域的管辖情况。

入清以后，其前期和后期疆域的范围变动较大，但南部海疆的管辖区域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在行政管辖上，由于东沙群岛地近广东惠州而划归属惠州管辖。其他如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依明旧制仍由海南的万州管辖。此外，从清水师巡洋的线路和范围亦可以看出清代对南海的管辖状况。据明谊撰《琼州府志》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１８４０年代以后，南海局势日益恶化，西方列强和日本开始不断染指南海诸岛。同治六年（１８６７）英国测量船“莱夫曼（Ｒｉｆｌｅｍａｎ）”号到南海非法调查；光绪九年（１８８４）德国军舰“伊尔剔斯”号到南海测绘航海图；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日本窃占东沙岛并疯狂进行资源掠夺。

日本谋占东沙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东、西沙群岛巡视勘察，并命令海防总办刘冠雄，在东沙岛设立旗台，派水师驻守。以此证明东、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宣统元年（１９０９）５月１９日李准率兵分乘“伏波”、“深航”等舰，巡视西沙和南沙群岛，对甘泉岛等１２个岛屿或以军舰名称或以随行诸人的籍贯给予命名。最后在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重申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为了加强对东沙岛的行政管理，收回东沙、宣示西沙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７月，清政府相继成立了“管理东沙岛委员会”和“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同时增派驻守东沙岛人员。东沙岛的设治管理和西沙群岛主权的宣示，改变了南海诸岛屿长期无人驻守的局面，表明了清政府已开始意识到海岛在海疆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从元明清三朝对南海行政管辖的发展脉络来看，其管辖力度呈现一种逐渐加强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是自元以后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认识不断加深的结果。元明清时期的南海管辖并不是跳跃式的发展曲线，而是一脉相沿带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二、元明清时期对南海的军事维权与实地测绘

军事维权和版图实地测绘是疆域存在和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不但陆疆的稳定需要有力的军事镇辖和勘测，海疆也是如此。同时由于海疆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在军事维权的方式和测绘上又自有其特点。就南海而言，为了保障海域的主权和安全，元明清时期的历代政府在军事维权和实地测绘上相继做了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南海历史海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１．军事维权

南海的军事维权并不始自元代，汉、唐、宋时期均有舟师巡视南海的记载。入元以后，巡视的规模和距离已远超前代。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３）十二月，元将史弼“拜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以亦黑迷失、高兴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币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风急涛涌，舟掀簸，士卒皆数日不能食。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勾阑等山，驻兵伐木，造小舟以入”。［１］［ｐ．３８０１－３８０２］七洲洋、万里石塘分别指今天南海诸岛中的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史弼的海上之行不仅是一次海上军事远征，同时也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南海巡视。

明代由于海寇活动猖獗，所以明政府对海域和海岛的管理极为重视。如在海南岛设有海南卫备倭指挥所，其主要职责是“督管军船于所部海面巡视”。据黄佐《广东通志》载：“海寇，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春末夏初，风迅之时，督发兵船出海防御，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另据《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 统 兵 万 余，巨 舰 五 十 艘，巡 逻 海 道 几 万里。”［３］［ｐ．１６７］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的海南卫所管辖的地区已经包括今天的南海诸岛屿。

值得一提的是，从１４０５～１４３３年的２８年间，郑和率领２００余艘船七下西洋，造访亚、欧、非等国，被后世称为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壮举。南海是郑和西行的必经之路，在出航的过程中巡视南海岛屿、保障航线安全是郑和船队的主要任务之一。郑和与费信、马欢等人曾亲自到今西沙群岛巡视，并在航行中对其他岛屿位置进行标绘和命名，如石塘（今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今南沙群岛）、石星石塘（今东沙群岛及中沙群岛）及其他５３０多个岛屿的名称。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明朝海上国威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中国南海的军事巡视和主权维护。

步入清代，海疆建设的格局有所变化。清朝一反明代弃海岛而守沿岸的做法，而是建立了以海岛为依托的外海防线，并以此为基地加强对远海的巡视和维权行动。

南海的军事巡视主要由清政府在海南岛崖州设置的协水师营负责，其管辖范围基本包括今天大部的南海海域，据《崖州志》记载水师的巡视路线是，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逻，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面，东接海口营洋面。［４］［ｐ．１９６］康熙末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巡海，“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５］而且由于“粤省地势，东西袤长，南北稍狭，然前襟大海，其中岛屿多属险要，故水师每岁例有巡洋”。［６］［ｐ．４８］另据《广东舆地图说》记载，清水师“每岁例有巡洋，东自南澳之东南南彭岛，而迄防城外海之大洲、小洲、老鼠山、九头山……皆粤境也。今之海界以琼南为断，其外则为七洲洋，粤之水师自此还矣。”［６］［ｐ．４］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南海巡视已成为水师的定例。从水师巡视的范围来看，已基本包括今南海的大部海域。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觊觎南海诸岛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１９００年代初，日本谋占东沙岛事件发生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立即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东、西沙群岛巡视勘察，并饬海防总办刘冠雄，在该岛东沙岛设立旗台，派水师驻守。由此证明，东、西沙群岛属于我国领土，则毫无疑义。接收之后，为了加强东沙岛的防守，清政府“派委营牟，酌带勇丁，同蔡守（候补知府蔡康）前往东沙岛，以资驻守。”［７］［ｐ．７０］１９０９年４月，为了西沙群岛的安全，张人骏又“特派副将吴敬荣前往勘查”，［８］［ｐ．１２］“勘得该岛共有１５处，内分西（东）七岛、东（西）八岛，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唯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７］［ｐ．２２］次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副将吴敬荣等率１７０余人奉命乘军舰再次巡视西沙群岛，对伏波、甘泉等岛屿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每到达一岛屿即勒石命名，鸣炮升旗，以申中国主权。清政府维护海权的行动也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帕拉赛尔群岛（西沙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岛。”“１９０９年中国政府把该群岛归于中国所有。”［９］［ｐ．５７１］

２．实地测绘

实地测绘是明晰疆域界限和维护领土主权的主要手段之一。就历史时期而言，有效的疆域测绘对一个国家历史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元明清时期对南海海域进行了多次的实地测绘，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精准度。事实证明，这些政府组织的测量行为对中国南海历史海域的主权维护有积极的作用。

元世祖在统一中国前夕即着手制定新朝历法，治历主管机构为太史局，王恂负责学术推算，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制仪和观测。郭守敬的测量精度很高，他主持实测的子午线的纬度，误差几乎都在１°以内。历法修改以测验晷景数据为依据，为此元帝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此即为元代著名的“四海测验”。当时“四海测影之所，凡二十有七”，“南踰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１］［ｐ．９９０］衡岳、雷州、琼州和南海等４个观测站在元朝湖广行省内。郭守敬“抵南海”后“测得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一尺一寸六分，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换算为现在的纬度则基本上在今黄岩岛的方位。郭守敬所主持的全国测量为元朝新历《授时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古代维护南海疆域主权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明代对南海的测绘以郑和下西洋最为突出。郑和西航不仅是１５世纪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且在历次航行中对南海岛屿进行了测量、命名和标绘。郑和的随行人员费信著《星槎星览》、马次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等书，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方位和地理特征均进行了准确的记载。收录于茅元仪所著《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郑和航海图》），详细地标绘了南海海域中的滩、礁、岛礁和航路，其中明确标明万生石塘屿（南沙群岛）、石塘（西沙群岛）、石星石塘（中沙群岛）的方位。而且该图明确地把南海诸岛划入明朝琼州府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

清代南海的测绘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由于列强对南海海域主权的不断挑衅，清政府开始不断加大对海岛的实地测绘工作。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为参加米兰和华盛顿的国际渔业展览会，根据张骞的建议，按照国际通例绘制《江海渔界全图》，“非绘成全图，不足划清渔界，即不足表明领海”借此以伸中国海域主权。当时清廷高层认为，“南洋为重要之区，江海各防尤关重要，应将此项图志，加以考核，准经纬线，着色精绘。江海渔界全图，并该书内载中国渔船所到之处，地名及注说明华文，兼译英图原下文，俾外人明晓，趁此会场，得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１０］［ｐ．６５］日人侵占东沙岛事件后，两广总督张人骏深感“中国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我国舆地学详于陆而略于海，偏于考据方向远近，向少实在测量，记载多涉疏漏。沿海岛屿，往往只有土名，而未详记图志。欲指天度 为 言，旧 书 无 考。所 恃 者，仍 是 英 国 海图”［１１］［ｐ．４７－４８］之痛，在派员巡视西沙群岛的同时，令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的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

综上所述，元明清时期的军事维权和实地测绘是维护疆域安全和主权的主要手段。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措施的实施可能与现代海疆管理的要求相距较远，但却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三、从舆图标绘看元明清时期南海历史海域的形成

“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编绘地图在中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舆图即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一种，其特点是以象形的手法将山川、河流、集镇等描绘出来的地图。宋代以后关于国家疆域的舆图相继出现，元代以后编制技术逐渐成熟，标绘的疆界精准已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即以南海来看，元明清政府编绘的官方舆图均有明晰的编绘和描述。

《元代疆域图叙》和元同知太史院士郭守敬到南海进行测量后绘制的《广舆图》是元朝政府组织编绘的疆域地图，在两图中今西沙群岛标识为“千里长沙”，南沙群岛标识为“万里石塘”。另据明朝地理学家罗洪先根据元人朱思本《舆地图》缩编增广而成的《广舆图》来看，罗图所绘西南海夷图对今南海诸岛屿均有明确的标识。其中的《东南海夷图》图中有“石塘”和“长沙”的地名，从分布的位置上看，“石塘”指东沙群岛，“长沙”指中沙和西沙群岛。而且“长沙”的标绘有特殊的圆圈形象地标识了随着潮起潮落而变化的中沙群岛和水面之上的西沙群岛。［１２］［ｐ．１０７］《广舆图》用计里画方之法，按行政区划分幅列图，除图之处还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是一部比较完整地标识南海历史海域的综合性地图集。

明初朝鲜使者金士衡将元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明朝僧人清睿绘制的《混一疆理图》带到朝鲜，１４０２年由李荟和权近在两图的基础上合编为一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此图中绘有两个“石塘”和一个“长沙”之名，［１３］［ｐ．２２－２３］根据方位来看在东北方向的“石塘”应为今天的东沙群岛，图中西南部的“石塘”，为今南沙群岛的西部群礁。“长沙”是在菲律宾的西北方向，应指西沙和中沙群岛。同时，根据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所述：“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舶由玳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处，以一日一夜行里计之，万里曾不足。……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欤。观夫海洋，泛无涘涯，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故子午针，人之命脉所系，苟非舟子之精明，鲜不覆且溺矣。”［１４］［ｐ．３１８］可以推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之“石塘”和“长沙”之名确为今南沙群岛西群及其附近海面。

此外，明朝的《郑和航海图》、《东西洋考》、《海防纂要》、《皇舆考》、《舆地要览》和正德《琼台志》等，不但准确地标识了南海诸岛的位置，而且把西沙和南沙群岛作为水师的海防区域。

进入清代之后政府编绘的疆域舆图开始增多，精确程度也有明显的提高。清朝初年，西方的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清代的舆图绘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翁文灏曾评价清初地图说：“中国地图之重要依据，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测量。以后虽经西洋游历家多次续测，究皆沿循路线，或局于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个的计划，与普遍的实测。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央及各省测量局皆测有详图颇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国之大地测量，迄今中国地图之七八，实尚源自清初。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告竣。实为中国地理之大业，虽出异国专家之努力，亦见中国计划规模之远大。”［１５］［ｐ．１１１－１１２］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康熙帝谕令“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指示绘制官方地图。据统计，关于南海诸岛标绘的清代官方舆图即有１０余种，清前期和中后期的舆图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标绘名称略有不同，但值得肯定的是南海海疆已全部标注在舆图之中。

１７０９年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１７３０年的《海国闻见录》中之《四海总图》、１７５５年的《皇清各直省分图》、１７６７年黄证孙重刻本《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１８１７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１９０４年的《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１８３８年的《洋防辑要》、１９０５年的《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等，上述舆图均为官方主持下编绘的疆域图，图上均冠以“大清”二字。在这些舆图中，“南澳气”、“七洲洋”、“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分别与今天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 域、中 沙 群 岛、南 沙 群 岛 相 对 应。在１８００年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中，“七洲洋”被标绘为清朝的一个府，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西沙群岛及其 附近 海域 已经成 为清朝府 级行政管辖区了。

清朝舆图的绘制与当时国家疆域的拓展和有效管辖密切相关，当疆域稳定之后，清政府即开始组织人力编绘舆图以达到划界封疆的目的。随着地图绘制技术的提高，清代舆图的精准程度比前代更高，特别是边疆地区如蒙古、新疆、西藏和海疆均有清晰的标绘。从南海海域的标绘情况看，在元明时期舆图绘制的基础上，清代在官方编绘的舆图中对南海及其岛屿的标识更加准确和明晰，充分说明了清代对海疆主权意识的逐步提高。

四、结语

传统疆域的形成是历代王朝长期不断擘画和经营的结果。就南海海疆的经略而言，元明清时期的经略呈现出一条由弱而强、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主线。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南海经营是一个不断继承与发展完善的过程。由于海疆自身的特殊性，其管理不可能沿袭陆上疆域的手段和方式。元明清时期历代政府所采取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军事巡视、岛屿测绘抑或舆图标识等均是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管理形式。那么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中重要时期，元明清三朝为中国历史时期疆域的形成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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