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第124—129页。

作者简介：邓海成，内江师范学院教师，四川　内江　641000。

摘要: 存在于古代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这与近代西欧国际体系本质上不同。随着帝国主义在全球疯狂扩张，欧洲体系战胜了朝贡体系，一跃成为统治世界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礼仪之争成为我们考察朝贡体系的着力点，尽管朝贡不全是礼仪，但足可说明问题。处于后殖民时代，我们又能从历史遗迹里寻出哪些珍藏，补益于基于现代基础上的世界体系。

关键词：朝贡体系；礼仪之争；晚清外交

因地理、国力、文化等因素，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朝贡体系，这一体系自诞生之日起历代相沿，至明清臻于完善。清代朝贡体系承明朝旧制又有所变通，礼仪上主要包括迎送、进表、朝觐、赐宴、颁赏等方面。〔1〕位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自然化地拥有最高的文明和礼仪，觐见礼仪在朝贡体系中则处于核心地位，极具象征意义。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朝贡体系虽有“形散神聚”的特征，但历代统治者异常重视朝贡，通过朝贡达到“统而不治”的终极目标，透过朝觐彰显“万邦来朝”的盛世太平。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觐见礼仪成为中西交往中无法回避而又难以逾越的无形屏障。

一、话语体系与朝贡制度研究

纵观清代外交礼仪之争的主流史学解释，大都受到“冲击—反应”分析框架的影响。以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为首的一代学者，开创的朝贡制度研究成为清代乃至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经典范式，不仅风靡欧美学界，也深刻影响着东亚史学研究。在“近代—传统”、“先进—落后”的二元逻辑框架内，腐朽落后的中国被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发现后加以重新塑造，历经凤凰涅槃而迈上近代化的道路，进而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从马戛尔尼使华开始的中西交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往来，但是“主权平等”的观念同“差序格局”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不同世界秩序的认知导致了马戛尔尼使华的失败，两大帝国构建的冲突使得平等外交成为不可能。

自上世纪末以来，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分析模式逐渐受到强烈批评，有学者试图打破“费氏模型”，主张从中国发现历史。他们主张将研究重心固定在中国，深入发掘中文历史档案，探寻活生生的中国历史，并认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西方的登场不过是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新框架。〔2〕受到柯文好评的美国学者何伟亚，则试图用“介入往昔”的方法来重构马戛尔尼使团的史实。何伟亚认为（清、英）两个扩张性殖民帝国中的每一个的组织原则都与另一个不相兼容，两者都无民主或平等可言，而是旨在巩固帝国构建。〔3〕应该说，何伟亚这种“介入往昔”动摇史实的后现代史观，为我们“提出了一种不仅考察马戛尔尼使团，而且全面考察从18世纪至今中西互动这一整个课题的全新方式”。〔4〕恰如罗志田在书评中说的，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于史实的重建。这或许，正是何著想要动摇和重建的地方，也正是何氏后现代的史学取向。

除此之外，中国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也不断冲击和解构着“费氏模型”的分析话语。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从传统政治制度史角度系统阐释了朝贡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嬗变，内容涉及朝贡制度的主要内涵、运作模式、理论渊源及其时代特征等问题。〔5〕陈尚胜的最新研究以16-19世纪明清王朝为中心，考察了朝贡制度在处理与周边关系及地区安全问题时的运行机制，进而影射现代东亚国际关系——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和有效的机制，更要有敦厚的实力作为基础。〔6〕尚会鹏从中国的传统人际关系推及国家关系层面，将人的研究引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运用“角色原理”来解释朝贡体系下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及运作机制。〔7〕这一解释着实让人耳目一新，但似乎又没有跳出朝贡模式，或许其本不欲超越朝贡模式，而是对朝贡制度理论的强化或推导。

国际关系学领域，但兴悟以马戛尔尼事件为中心，运用国际关系学理论知识，在分析了整个事件的背景、成因及过程后，认为导致马戛尔尼失败的原因并非礼仪问题，而是东西方两种体系内部原则的较量。换句话说，中英礼仪之争折射出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之争。〔8〕张锋在分析了朝贡模型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和安全性两个假定出发，试图构建一个可以解释帝国话语叙述的稳定性和中外互动形态的变化性的新框架，而这个框架可以囊括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朝贡与非朝贡关系，从而超越朝贡体系。〔9〕相关论著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朝贡体系的解读、解构和重建，不仅是对“费氏模型”批判性的回应，更是对朝贡体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力推动着朝贡体系研究的多样化发展。

鉴于各种“中心史观”可能被忽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有学者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这其中，郑容和认为有必要摆脱中心的观点，主张从周边国家的视角对朝贡体系加以重构。他详细考察了明清时期的中朝朝贡关系，并指出朝鲜因国家利益而主动运用了朝贡关系，而这种利益不仅是经济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利益。〔10〕小泉顺子根据暹罗史料，考察了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暹中围绕进贡和条约的交涉过程，应该说这一研究是对中国史料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考察19世纪后半期及其后的暹罗对外关系努力摸索新的框架与观点。〔11〕这些以周边为视角展开的研究，拓宽了朝贡体系的研究领域，既丰富了内容，又拓展了视野。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心视角”的批判，抑或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难得的修正。但是，周边视角又难免存在缺陷，周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等难以把握的特点，使得“去中心化”的努力往往落入了“无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礼仪之争与两种体系冲突

结合上述考察内容，我们将再次回到马戛尔尼事件，再现东西方两种体系、两种国际秩序在“初次相遇”时的矛盾冲突。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巨大的经贸利益，促使英国政府努力寻求同东方帝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商贸关系。1792年，马戛尔尼勋爵肩负着大英帝国的使命率团来华。相比之前的卡斯卡特使团，这次英国政府的目的显得更加全面、细致、成熟和明确，而发展对外贸易是“头等大事”。然而，在礼品与贡品、特使与贡使等称谓上，中英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逐渐升级，终在礼仪上总的爆发。

特使与贡使之辨。国与国之间交往时互派使节，在今天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乾隆时代，中英在使节身份定位上却分歧严重，这从双方对马戛尔尼的称谓上便可窥视一斑。英方认为马戛尔尼是英王的特使，为避免产生误会，东印度公司还事先递交了一封信函给两广总督。信中载明了使团来华的目的，即“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中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12〕东印度公司这封非常正式的公函，却被两广总督郭世勋按照天朝话语进行了转译，“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吗嘎尔呢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唯愿大皇帝施恩远夷，准其永远通好……因贡物极大极好，恐由广东进京，水陆路途遥远，致有损坏，命其遥赴天津，免得路远难带。”〔13〕两相对比之下，特使变为贡使，礼物成了贡物。

乾隆见此表文龙心大悦，特例准许英使改绕水路入京。从新近的研究来看，翻译问题在中英实质性接触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是马戛尔尼失败的原因之一。当乾隆帝发现马戛尔尼在礼品清单上以“钦差”自称时，立即要求改为贡使“以符体制”；当马戛尔尼以礼物贵重为名，刻意绕开贡道走水路，却对车船上悬挂着“英国特使进贡”的长幡视若无睹时，某种意义上这是他无奈的默认，抑或是迂回之策而意欲曲线突破，他怕因此而前功尽弃。

礼品与贡品之别。在礼品的选择上，足以见得英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和马戛尔尼的用心良苦。马戛尔尼舍弃了“珍奇玩物”，“挑选了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物件，并认为这一定“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副使斯当东也认为，“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君主来说，能发挥实际而耐久作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应当使他更感到兴趣。”〔14〕于是，在“礼品”清单上，马戛尔尼不无骄傲地宣称，“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15〕连克兰默宾也认为，马戛尔尼是“有意识地以大英帝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与成就来面对当时显然处于其力量与繁荣顶峰的中华帝国。”〔16〕

然而，乾隆帝在看到经过翻译的“贡品”清单时，认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17〕马戛尔尼所谓仪器安装后不能拆卸的说法，只不过是“该贡使欲见其奇巧，并表伊国王诚敬之心”。〔18〕言下之意，何必与之计较。当清廷工匠奏称贡品与宫内所摆物件不无二致时，乾隆帝方才略感轻松而骄傲地说，“（英使）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9〕天朝上国在英使面前扳回一城。随后，乾隆帝得出了“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好的足以逗乐小孩子的贡品，没能引起皇帝对于英国的特别关注，礼品挑选者的愿望未能如愿。最终，乾隆帝以“天朝不贵奇物……更无需与尔国制办物件”为由，拒绝了马戛尔尼的要求。〔20〕

清礼与西礼之争。对航海远来初次入贡的英使，乾隆帝亦不可谓不重视。但这里的重视，毋宁说是担心为“远人所轻”，失了天朝国体，丢了大清颜面。从接连下发的谕旨里，可以看出在礼仪问题上皇帝态度的明显转变。入境时，英国使团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食品的供给令使团印象深刻。然而，当得知英使“于礼节多未谙悉”时，乾隆表示“甚为不惬”，怀疑是不是“款待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致该贡使等妄自骄矜”。于是下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21〕因为“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待”。〔22〕这与使团刚入境时“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的宽容大度截然有别。因为，英使既为祝寿而来，“自应遵天朝法度”。在态度上，英使如若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否则，当“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这是皇帝驾御外藩怀柔远人的道，更是天朝体制，因为乾隆眼里的天朝“抚有万物，不贵其物，惟重其诚”。〔23〕斯当东通过观察也注意到天朝接待使节的重心，是“按照各国使节迁就中国的妄自尊大的种种要求的不同程度，来确定这些国家的重要性”。〔24〕

从上述由中方视角再现的礼仪之争，可以看出乾隆在礼仪上的看似宽容与灵活，只不过是“寻中线走”的“丰简适中”策略的外在表现。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在驾驭远人时要掌握好“不卑不亢”的度。几经商议，马戛尔尼终在乾隆帝的万寿盛典上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礼虽成，但事未尽。马戛尔尼的外交和商务使命还没达成。然而，乾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对马戛尔尼提出的六点要求，予以断然拒绝。

其实，讨论马戛尔尼失败的原因，礼仪只是问题的表象，不能掩盖中西两种体系的不相兼容导致的矛盾冲突。在朝贡语境下，中国“抚驭万邦”而“光被四表”；在“家国同构”的理论架构里，四夷外邦要么是政治上的“臣”，要么是文化上的“化”。尽管这种“臣”和“化”多表现为名义上的，或者说是形式主义的；但是，在乾隆的世界里，不管英使从何而来，重要的是因何而来。即为祝寿而来，那自然就是贡使，哪有不叩头的道理。可是，在马戛尔尼的世界里，清英两国在主权上是平等的，英王与清帝是对等的，叩头意味着屈服和顺从，只有奴隶和女人才会这么做。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在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得以确立；但是，马戛尔尼主张的国家平等观念在欧洲却早已有之，这同朝贡体系的差序格局不相兼容。这种不兼容历史地通过礼仪形式予以呈现，且称之为“磕头风波”罢。

三、礼仪变革与朝贡体系终结

众所周知，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美誉，一整套完备的礼仪成为历代君王治理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降至清代，在推行海禁政策的同时，朝贡礼仪被逐渐强化而趋于完善。随着西方国家相继东来，觐见礼仪成为一道无法回避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无形屏障。

虽说马戛尔尼失败了，二十多年后的阿美士德又来了。1816年，阿美士德承接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再次来到中华帝国的大门口。嘉庆帝虽然接受了英使觐见的请求，但是态度与其父乾隆相比，着实冷淡低调的多。在嘉庆帝看来，英使觐见一事“不以为喜，何必有意迎合夸张？”并认为“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干求事件。”〔25〕对英使来华保持相当高的警惕，但依旧关注使节是否“情词恭顺”。当使团抵津后，觐见礼仪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嘉庆帝强调，“务将该贡使等礼节调习娴熟，方可令其入觐。”〔26〕他要求阿美士德须与马戛尔尼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但是，阿美士德坚持脱帽屈膝，以鞠躬礼觐见。本打算“将就了此一事”的嘉庆帝，三次传见英使无果后被彻底激怒，降旨“即日遣回”贡使，贡物一并返还。随后，在给英王下的敕书里表示天朝不宝远物，“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27〕舟车劳顿却近在咫尺，阿美士德连皇帝的面都没见上，草草收场，不欢而散。

英国政府两次遣使北京，寻求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努力是失败的。此后，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为驻华商务总监，代表英国政府管理在华贸易事务。某种意义上，此举是想绕开北京政府，从地方政府层面建立中英两国贸易上的对等关系。但是，广州政府不从知晓律劳卑的身份，依旧视其为“大班”，仍然坚守“人臣无外交”的定制。贵族军官出身的律劳卑到了广东，不满地方官员的怠慢之举，全不遵守清廷的规章旧制，更不听信行商和地方官员的劝说，傲慢地以英王代表身份为所欲为，将本属商务和外交上的争执引向双方的军事冲突。面对律劳卑“大违例禁”的挑衅，两广总督卢坤下令封舱停止贸易，并切断物资供应。迫于无奈，律劳卑退至澳门，不久因病去世。事情似以天朝的胜利结束，清廷制服了桀骜不驯的英夷，一切平静如初，又可回到既定轨道。张狂外露的律劳卑没能改变中英关系的现状，继任者们因不敢贸然激怒清廷采取“沉默政策”，但英国人从未放弃在中国争取“平等权”的努力，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如果说，鸦片战争前的礼仪之争，只是朝贡制度下的偶然事件；那么，之后的外交礼仪变革则是晚清政府迫不得已的无奈抉择。鸦片一役，满清战败，迫签条约。待修约期限将至，英法美等明确要求遣使驻京。但是，咸丰帝对公使驻京问题置若罔闻，不加理睬，借故延宕。修约不成，烽火重燃，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然而，在战不可胜、退无可守的窘迫局势下，咸丰帝依旧做着天下共主的天朝美梦，坚持“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28〕在咸丰帝看来，国书亲递之时采何种礼仪觐见，事关大清国体；若外国公使不遵跪拜礼，总是不见为好。固执僵化的思想认知跃然纸上。咸丰帝因故一再推迟回銮日期，最终病死热河。他一生坚决没让一个外夷觐见，看似保住了大清国大皇帝名存实亡的颜面，维护了摇摇欲坠的百年体制至高无上的尊严。

固执咸丰的突然驾崩，年幼同治的匆忙继位，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西方各国长期以来寻求的亲递国书、西礼觐见清朝皇帝的愿望依旧悬而未决。直等到同治举行大婚之礼，亲政为时不远，觐见势将必行，觐礼问题也不得不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焦点问题在于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经过长时间的争辩，中外疲于口舌之争，最终清廷迫于无奈改变祖制，同意在觐见清帝时采用看似隆重的五鞠躬之礼，同治帝颁布谕旨“准其觐见”。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各国公使，标志着以马戛尔尼为代表的西方外交家们，终于实现了以西礼觐见中国皇帝的历史夙愿；象征着天朝上国三跪九叩之礼在西方武力冲击下轰然倒塌，同时也折射出晚清政府外交的被动、无奈和屈辱。尽管西方使节多次提请，但清政府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没再接见任何使节，直至戊戌变法时期。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遣使出洋的推进，以及戊戌变革的发展，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光绪帝锐意改革，在外交礼仪方面更是主动求变，他力争采用西礼接见诸国使臣。在接见俄国公使时，光绪帝就曾主张让俄国公使亲递国电，甚至意欲完全用西礼接见公使。1898年5月，如何接见来华的德国亨利亲王，成为光绪帝解决觐礼问题的大胆实践。年轻的光绪皇帝力排众议、大胆革新，委派张荫桓制定觐见礼仪，最终按照拟定的方案以站立姿、握手礼接见了德国亲王，并前往驻地慰问、检阅步兵。随后光绪帝下旨总理衙门，嗣后公使觐见礼节应“参酌中西体系，详定章程，从优接待”。这意味着晚清外交礼仪变革的制度化倾向。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帝在变革外交礼仪上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和诸多变法新政一道如昙花一现，着实令人扼腕。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清廷委派醇亲王载沣为专使大臣赴德赔礼道歉。得理不饶人的德皇要求载沣等同行人员觐见时须行跪拜礼，几番周折后德皇勉强同意行鞠躬礼。同时，在议和大纲谈判期间，有关觐礼问题的修改同样颇费周折，迫于压力的清廷基本全盘接受了“觐见礼节说帖”内容，涵盖了包括觐见地点、乘轿规格、国书亲递等诸多细节。且不论德方的恃强刁难和公使团的有违常理，国力衰微的清廷已如落日余晖，唯望在外使臣等设法周旋以免受辱，希冀用妥协的方式求得“邦交笃定”，挽回昔日帝国的残破颜面。西方列强也最终以条约形式将“平等”礼节法典化，这种既不同于传统朝贡礼仪，又与西方外交礼仪相区别的“杂交礼节”，终其目的是要把清朝皇帝放置到与欧洲君主相平等的地位，〔29〕进而把中国纳入新的世界秩序——西方主导的新秩序。

后论

如前文描述的那样，从马戛尔尼开始，英国人一直寻求在中国的“平等权”，这种争取平等权的努力最终导致中国陷入最大的不平等的泥潭。如果说，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争取贸易平等的话；那么，之后的战争和条约是西方世界迫使中国“完全平等”，起码在礼仪上西方国家认为是平等的。焚毁圆明园、惩办义和团民和签订大小条约都是使中国平等的手段，更是规训中国（人）的手段。我们选择礼仪作为主线，因为礼仪是朝贡体系的灵魂。尽管我们知道，礼仪仅是朝贡的一部分，朝贡远不只有礼仪。借用何伟亚的话来说，礼仪不仅是文化象征，更是一种权力话语，帝国建构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礼仪对外表达。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朝贡体系的终结并不以条约体系的确立为起点。一段时间里两个体系双轨同行，这个过程与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相吻合。可以说，《马关条约》标志着朝贡体系的最终瓦解，《辛丑条约》则是朝贡礼仪的墓志铭。鸦片战争以前，清廷在觐见礼仪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说自话；那么之后，起主导作用的则逐渐转换为西方国家。外交礼仪在屈辱中完成了“优胜劣汰”般的自然选择，朝贡则成为历史名词被写入史书。直至辛亥革命后，随着跪拜礼的废除，鞠躬礼、握手礼等西方礼仪成为中西交往中通行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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