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铜 仁 学 院 学 报》2016 年第 5期，第95—98页。

作者简介：曹利华（1981-），女，河南濮阳人，讲师，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少数民族史、吐鲁番学研究。1．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4；2．攀枝花学院 人文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JJ1309）；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资助项目（2015-XWD-B0304）。

摘要: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朝对西藏地区都进行了有效治理，治理策略上既有诸多相似又各具特色。文章试图从宗教、政治、军事三方面对比分析明清两朝治藏政策之异同及特点，并探讨其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明清； 西藏； 治理策略； 对比研究

明、清两代对西藏的治理各有长处和特点，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明朝对西藏的政策主要是招附、赏赐、多封众建、政教合一，在基层则推行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制度，军政合一，对藏族地区未派驻大臣督管、也未驻兵。总之，对藏区的治理采取了相对松散、柔和、粗放，也更为谨慎的政策。清朝则因势利导，根据形势变化和自身实力，不断调整政策、完备制度、严密立法，治理手段越来越科学，政策越来越严密，越来越体现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册封达赖喇嘛、设置驻藏大臣、设噶厦、确定金瓶掣签制，以及颁布《钦定西藏章程》、建立正规藏军等，均为前所未有的创举。清代对西藏的治理颇为成功和出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地位。

一、宗教利用和关系处理

明清两朝在定都之初，都面临着严峻形势。因在西藏治理中牵涉蒙藏僧俗各方的复杂关系，在充分考虑宗教在西藏地区的广泛影响和良好信众的基础上，两朝都特别重视宗教在凝聚民心、强基固本方面的政治作用。所以两朝在对宗教的重视、尊崇、优待、利用宗教解决政治问题等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相似。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二者在具体政策执行方面又有极大的差别。明朝“多封重建，辅以朝贡赏赐”，清朝则“独尊一派，借黄教以安蒙藏”。

（一）明朝“多封众建，怀柔远夷”

明朝初年，帕竹作为首个与明朝中央建立关系的地方政权，受到朝廷重视，成为西藏地方最大的政教合一势力；止贡派和萨迦派势力随后也接受明朝中央的诏令，虽不如帕竹强大，但仍实力雄厚；噶玛噶举派偏居卫藏和康区不容忽视，新兴的格鲁派势力也日益壮大。在如此局势之下，明朝对各派都采取扶持、笼络的政策，并未像元朝那样厚此薄彼。自 1406 年至 1413 年明朝中央将西藏地区五个地方政权的首领册封为王。又分别于 1407 年、1413年、1434 年封噶玛噶举派僧人却贝桑卜、萨迦派僧人贡噶扎西、格鲁派僧人释迦也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三大法王均无固定领地，无实际权利。虽互有高低，但互相并不统辖。明朝政府通过优崇宗教领袖来安抚西藏地方。

明朝对于要求册封的藏族僧人一般来者不拒。并且，“为进一步强调册封所包含的政治隶属关系，明朝在册封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与之配套的朝贡制度，要求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向中央朝贡，并回赐 3倍于贡物的财物”[1]。

（二）清朝“独尊一派，以安蒙藏”

清朝一改明代与各教派首领等距离联系的政策，选择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皇太极时期就遣使西藏延请高僧并优礼西藏使团。定都北京后，顺治至乾隆诸朝，一贯优礼和扶持格鲁派。顺治几次邀请达赖入京，1653年五世达赖奉迎朝清，“上赐坐，赐宴”[2]卷七一待以殊礼。并且“请王依次设宴，就彼馆舍款之”[2]卷七一接待极为隆重，赏赐极为丰厚。返藏途中，清政府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2]卷七四。显然是把五世达赖作为西藏宗教领袖予以正式册封。1713年康熙帝发布谕旨，册封格鲁派另一大活佛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乾隆十六年（1751）清政府授权格鲁派七世达赖掌政，正式建立格鲁派“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可见，清朝复兴黄教以安蒙藏的政策执行得很成功。

二、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

明朝对西藏的施政主要是招附、赏赐、册封五王、政教合一，在基层推行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制度，军政合一。明朝对藏族地区未派驻大臣督管、也未驻兵。总之，明朝对藏区的治理采取了相对松散、柔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清朝则因势利导，根据形势变化和自身实力，不断调整政策，主要采取了以蒙治汉、葛伦制度、驻藏大臣制度、政教合一、金瓶擎签制度等治理策略，治理手段越来越科学，政策越来越严密，越来越体现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清代对西藏的治理颇为成功和出色。

（一）明朝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

明朝在西藏的行政管理主要是通过两个系统来进行的：行政管理的上层，中央王朝通过册封各地方政权首领，实现统一管辖；在行政管理的基层，主要通过推行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制度，使西藏地方与明朝整个边疆行政管理体制相一致。

1．册封地方王、政教合一。

“对待各教派一视同仁，使各教派平衡发展，不单独支持任何一派，不给任何一个教派单独发展壮大的机会”[1]。对于各地方势力的首领都加以封授，重点是教派领袖的分封。之后六七年间册封了 5 个地方政教首领为王，自 1406 年至 1413 年明朝中央将西藏地区五个地方政权的首领册封为王。又分别于 1407 年、1413 年、1434 年封噶玛噶举派僧人却贝桑卜、萨迦派僧人贡噶扎西、格鲁派僧人释迦也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明朝笼络地方政教首领，通过他们实现对西藏的治理，同时册封了 5 个地方王也可以达到相互牵制，防止某一方势力过大而对抗中央的目的。

2．推行都司、卫所制度。

在地方行政建制上，明朝政府在内地实行州府县体制，而在藏区则推行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制度。“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3]41，洪武七年（1374）八月又“定兵卫之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而千、百户、总、小旗所领之数则同。遇有事征调则分统于诸将,无事则散还各卫”[4]卷九十二。洪武四年（1371 年），明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设河州卫，此后又置朵甘卫、乌思藏卫，并统辖三卫。明朝对乌思藏、朵甘等藏区，不管是在地方行政建设上，还是在具体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过程中，皆以指导为主，基本不做具体安排，如昭告西藏受封官员“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4]卷七十九。“政府在藏区广泛推行卫所建制，保证了内地与藏区关系畅通，从而使中央政令能够及时的传达到藏区”[5]。

（二）清朝不断调整的行政管理策略

“清朝治藏制度体系的最终确立，虽然经历了不断调整终致健全的曲折历程，但是，无可否认，其制度之完备，不仅使自元以来藏区地方与封建中央的关系达到最高阶段，并使这种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最终趋于定型和强化，而且个别措施具有超时代的意义”[6]。

1．以蒙治藏。

1642 年，和硕特部蒙古汗王图鲁拜琥（“国师汗”“固始汉”），在格鲁派活佛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的邀请下突袭西藏地区，在西藏建立了由蒙古汗王与格鲁派领袖联合掌权的政教分离政权，蒙古汗王掌握政治权力，达赖掌握宗教权力。和硕特部蒙古对西藏的统治由此开始。清朝面对统一全国的诸多严峻形势，对藏区已有的政权形式予以承认，因势利导，以蒙治藏。并且对政治、宗教领袖采用了安抚、优礼政策。1644 年、1648 年邀请达赖入京。1653年在册封五世达赖后，又册封蒙古汗王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7]167。通过授印、封汗，清政府承认了蒙古固始汗与五世达赖联合治理西藏的事实。

2．取消汗王，噶伦共同执政。

1717 年，准噶尔势力入藏。1720 年，清军驱逐准噶尔部，稳定了政局。1721 年春，清政府分析当时形势，反思“以蒙治藏”的政策后，改革西藏行政体制，采取噶伦（藏语音译，意为发布命令的官员）共同掌政的制度。噶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联合掌权。当时，清政府任命抗击准噶尔有功的康济兼、阿尔布巴等人为噶伦，后又增任 2 名噶伦，其中康济兼为首席噶伦，一总西藏地方政务。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汗王掌政。

3．赐予达赖喇嘛政治统治地位，推行政教合一。

随着噶伦制的推行，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设置诸多噶伦，易造成彼此间权力之争。且当时格鲁派寺院集团已空前强大，为清政府调整新的治藏策略做了准备。于是，清政府借 1750 年平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内乱之机，于 1751 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系列改革。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之下，建立由 3 俗 1 僧共 4 名噶伦组成的噶厦（噶伦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形成了驻藏大臣、达赖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开始形成。

4．设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统治。

1709 年，康熙认为“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汗）独理”，须“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8]161。这是清朝第一次派官员驻藏。1724 年（雍正二年），噶伦内乱，康济鼐被杀，清政府派军入藏，平息叛乱，并于 1727 年（雍正五年）派内阁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扎西藏，派驻藏大臣遂成定制。1751 年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规定噶伦直接受命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但是“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9]266。所以，驻藏大臣制度还有调整空间。

5．推行摄政制度、金瓶掣签制度，进一步强化清政府的统治权威。

摄政制度。1757 年，七世达赖圆寂，乾隆帝为解决达赖圆寂后的权力真空问题，创设了摄政制度。即从达赖圆寂到转世灵童亲政这段时间空当，由“摄政”代行西藏政教大权。摄政推选范围仅限于极少数的大活佛，须由驻藏大臣奏请清政府任命，清政府视其出身及勋绩赏赐名号，颁发金册、银印。

金瓶掣签制度。1792 年，清政府派两广总督福康安援藏，第二次驱逐廓尔喀（今尼泊尔）军。为进一步加强西藏地方治理，乾隆命福康安在1751 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的基础上拟定“西藏善后章程”。1793 年“西藏善后章程”的部分条款汇编成《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颁行，共 29 条。第一条便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即“制一金本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等乎必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签掣，以昭公当”[9]775-776。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从而将西藏政教领袖继承人的认定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再加之驻藏大臣制度，至此，清政府已经达到了对西藏政治管理的完全控制，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地位。

另外，在西藏边界问题上，清中央政府将部分西藏地区划归青海、四川、云南管辖，“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予辑边陲”[10]卷一一五·职官志二。

三、军事

明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一直采用较为柔和的统治策略，有明一代并未对西藏派驻军队，也未像清政府那样整饬藏区军队。清朝则不同，曾几次出兵解决西藏内部事务或抗击外族侵略西藏，并派驻军队。1717 年（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部攻入拉萨，杀死拉藏汗，囚禁了六世达赖；1718 年至 1720 年间，清军兵分两路入藏，驱逐准噶尔。随后清政府留军两千驻防。1721 年再由云南、四川各调 500 名兵丁入藏，这样，在藏兵丁共计 4000 名。1724 年（雍正二年），噶伦内乱，康济鼐被杀，中央政府派军入藏平息叛乱。1750 年（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内乱。随后，清朝廷派四川总督策楞领兵入藏平叛。1792 年，乾隆派两广总督福康安援藏，驱逐廓尔喀侵扰后，对西藏原有的 6000 余名松散藏军加以整顿：额定编制3000 名，核定军官职级、职责，官兵分别酌给口粮、钱粮，发给军器，认真操练，明示赏罚。

四、明清治藏政策的历史必然性

明清两代所采取的治藏政策都是根据藏区形式、国家实际、周边民族状况做出的，具有历史必然性。明军占领元大都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北元蒙古政权占据大漠南北，实力尚存，很大程度上威胁明中央政府在北部边疆的统治。致使有明诸帝均将北疆的军力布置、边防建设视为头等大事，整个北部边疆民族关系的处理，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制定受到影响，对治藏政策影响尤甚。这使得明朝在确立治藏政策时，既要正视藏区内部割据力量强大的现实，又要防止蒙藏联合内侵，力求以和缓的方式来确立对藏区主权，着力阻隔蒙藏民族的传统联系。所以，明朝在治藏方面虽然看似粗放，其实尤为谨慎。清政府和蒙古有良好的渊源关系，在不能真正统治西藏之前，信任和硕特部蒙古。在满、蒙民族的早期关系史上，除宗教文化的相近，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似外，与蒙古族姻亲不断。清入关之初，无力顾及被蒙古控制的西藏地区，中央政府只能承认并利用蒙古控制西藏，一方面是现实所迫，另一方面也基于和蒙古族的友好渊源。随着，局势的变化和清中央政府实力的增强，清中央政府不断

调整治藏政策，最终确立了对西藏的绝对统治。

参考文献：

[1] 泽勇．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J]．西藏研究，2008，（6）．

[2] 清实录·清世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太祖实录[Z]．上海：上海书店，1982．

[5] 陈柏萍．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1）．

[6] 邓前程，邹建达．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2）．

[7] 丁汉儒，温华．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8]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9]（清）方略馆．钦定廓尔喀纪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10]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