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6期，第106—110页。

作者简介：李发根，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徐玉英，女，安徽铜陵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难之时，钱穆关注边疆问题，重点涉及他对“边疆”内涵的理解，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关系，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我国边疆的价值所在以及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相关政策的立足点与重视之处。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钱穆的边疆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与困境。

关键词：钱穆; 边内关系; “边疆”内涵; 边疆政策

钱穆( 1895 － 1990) ，当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有着“一代儒宗”、“最后一个国学大师”的美誉。钱穆作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性学者，其思想、著作饱含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至 30 年末是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入侵、掠夺中国领土最为疯狂的时期，国家、民族濒临灭亡。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边疆史地研究开始悄然盛行。正是在这一时期，钱穆开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直接或间接表现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

一、“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边内关系

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被打开，列强亦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由于边疆具有特殊的经济、军事、政治价值，因而，中国的边疆也为列强所垂涎，从而加剧了边疆局势。由于传统华夷思想的存在，以及边疆特殊的地理、气候、经济条件，“国人对于边疆一贯的抱着漠视的态度”［1］。20 世纪30 年代，民族危机、边疆危机日益严峻，一批有识之士转而重视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转而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并创立相关学会，著名的“禹贡学会”便是创立于这一时期。关于从事史地研究的背景，顾颉刚在 1936 年发表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一文中指出: “今日国事之屯邅为有史以来所未觏，崩压之惧，陆沉之危，儳然懔然，不可终日，吾人所负之责任遂极有史以来之艰巨。夫救囯之道千端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囯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囯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2］379希望通过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来加深国民对祖国领土主权的意识，以此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用理智知道热情，来参加这救国的大业”［2］393。钱穆于“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即加入，开始从事史地研究，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自抗战军兴，时局维艰，学术凋零，但边疆史地研究“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研究的人数上来说，实有空前绝后之感。”［3］不过，由于观察、研究视角的不同，当时学界关于“边疆”的内涵各有所异。

陈囯钧在《泛谈边疆》一文中认为: “边疆原系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凡一个国家四周的外缘地带，别与内地一部分而言的，即是边疆; ……文化的边疆一义，凡是中华民族文化有了残缺的地方……不合科学的地方，皆属中国的文化边疆。”［4］陈囯均从地理、文化两方面阐述边疆的含义，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将物质文化、精神文明、政治制度等比中华文明落后的地区视为边疆地区。这一观点自然联系到如何定义“中华文明”以及如何评判“合科学”等问题，陈囯均并未给出相关解释。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谈到“边疆”“主要不出两种用义: 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 “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5］。黄奋生在《泛论边疆教育》一文中认为，“中国的边疆，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则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接壤的区域; 一则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发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文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6］吴、黄二人都是从地理、文化角度去阐述各自对“边疆”内涵的理解。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尚可理解，然文化意义上的边疆含义则语焉不详。

钱穆在《我国的边疆与国防》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对“边疆”内涵的理解。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与内地之分，二者同属一体。在他看来，国家的意义重在保卫民族的生存。自鸦片战争以降，国家的权利、生存空间被一天天剥夺、挤压，这种状况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更为严重。然而，直到此时我们的国防、边疆问题才逐渐受到重视，因为按国人的传统观念，汉民族“有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有优于其他民族的人种，边疆的民族不是南蛮就是北狄”［1］，因而国人对边疆向来较为漠视。在钱穆看来，边疆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是国家的国防生命线所在，边疆的安危事关国家的生存与民族危亡，它“是 我 们 国 防 的 最 前线”［1］。其次，从地理视角来看，钱穆反对那种将中国地理概括为中国本部与边疆地区的提法，因为这样的提法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性与等级性，长此以往使得“中国人也认为所谓的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7］160。因此，他将“边疆”的地理意义概括为“国与国交界的地方”［1］。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 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 旋即成为日本统治区域，华北危机日深。淞沪会战后，华南、华中也危在旦夕。与此同时，边疆的内部危机也在加深。新疆发生了回民反对汉人的骚乱，南疆的喀什噶尔出现“独立”事件; 康藏形成藏军与政府军的对立等。总之，内忧外患，边疆危机日渐加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认为，边疆与内地是“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统一体，这一整体性关系在军事防卫方面体现得尤为显著。

在钱穆看来，“要谈国防，必须注意到边疆，因为边疆是与别的国家接触的地方，是国与国间的界限; 也是我们的国防最前线。”［1］然而，由于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存在以及传统农业社会下民性习于安居，加之我国边疆范围的广大以及地理、气候等特殊条件的限制，使得历朝统治者多实行放任、羁縻政策，并没像重视内地那样将边疆地区视为核心统治区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强看清了中国的边疆虚弱而乘机入侵、瓜分，从而使得中国的“边疆一天一天的被人侵蚀，本是我们的国防线，现在变成了别人的生存线，以及国防线了”［1］。因此，谈国防则必须注意边疆问题。钱穆进一步提出: “边疆受到危害，就是整个的国家生存受到危害，边疆发生了问题，也就是整个国家发生了问题，国防与边疆，犹之乎鱼与水一样，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如果放任边疆被入侵而置之不理，其结果会是“中国的整个领土将被帝国主义所占领，而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也快做别人的奴隶了。”［1］近代以来的民族矛盾，特别是西北、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的矛盾、冲突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源自于列强的从中挑唆，进而激化民族仇恨，导致较大规模的内部战争，从而进一步削弱国家应对外部入侵的力量，加深民族危机。因此，边疆与内地实为政治、军事上的统一体，二者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不可分割。

二、全球视域下的“边疆”价值

在中国，“边疆”这一较之于中国内地核心区域既属于被漠视地区，属于边缘地带。然而，“边疆”的经济、军事价值对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发展、霸权争夺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钱穆也主要从这经济与军事两个阐述了全球视域下“边疆”的现实价值。

中国国土辽阔，接壤国家较多，因此，边疆范围亦非常之广。这些边疆地区，“在国人看来，本是一些不毛之地”［1］。在钱穆看来，这些所谓的“不毛之地”也有人为使然的成分。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谈到清代的边疆“禁区”政策时，着重论述了基于政治、军事等因素，清代统治者将新疆、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设为“禁区”，禁止汉人出关、开垦，从而在中华大地人为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有的地方荒落了，有得则开发的特别迟”。长此以往，使得“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7］159 －160。然而，在列强眼中，这些“不毛之地”却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成为它们觊觎之宝地。

钱穆认为: “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在获得新的市场，掠取丰富的资源，……帝国主义猎取市场，掠夺资源，是无孔不入的。”［1］我国边疆地区储藏极其丰富的资源，拥有非常庞大的市场。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争夺就愈发白热化。不幸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特殊政策在客观上使列强的侵入和掠夺资源、抢占市场有机可乘。

由于时至晚清，与我国边疆接壤的国家多为列强所占，如东北接壤之朝鲜已被日本所占，南边的越南为法国所占，西南的印度为英国所占等。钱穆认为，列强抢夺、瓜分中国边疆地区是基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竞争、冲突不断加剧而体现在军事方面的考虑。列强抢夺、瓜分中国边疆地区，从军事角度来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可以“伸长自己的国防线，或是觅求殖民地的天然防线”［1］。伸长自己的国防线，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可以拉长其与日本的潜在战争冲突的国防线和缓冲区; 对西北领土的掠夺则可起到同样的效果以缓解英国的潜在压力。关于寻求“天然防线”则以英国谋求西藏、新疆体现得较为明显，其军事意图是考虑其在亚洲的主要殖民地印度的安危，对西藏和新疆占领则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俄国之间无形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带，从而可缓解沙俄对英国在南亚地区既得利益的潜在威胁，同样对俄国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震慑。俄国对中国新疆、西藏政治主权、领土主权的谋求也有类似的考虑。

二是中国边疆对列强的军事价值还在于“为了进攻另一国家或给另一国家以威胁”［1］。这一方面以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领土的掠夺体现得较为明显。由于矛盾的长期存在和历史遗留问题，日本加快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深扩张，主要为预防俄国对日本在满洲地区既得利益造成威胁，同时也是给俄国以潜在的威胁，为时刻进攻俄国做准备。关于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得到验证。

三、边疆政策

在钱穆看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中，除了满族、回族与汉族部分同化外，其他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宗教、语言、风俗、容貌等方面都与汉族有着很大的区别。过去的边疆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自清代中叶以来，清政府对于边疆往往是敬而远之、漠不关心，对边情也是了解甚少。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边疆的民族问题异常复杂，同时也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它们利用民族间存在的间隙，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以援助弱小民族为借口，而行煽动、胁迫边疆独立之实，最终实现边疆的殖民地化。因此，若要边疆安定，相关政策的出台必须基于对边疆民族问题有着清楚的了解，这种了解也必须是基于建立在对其民族语言、宗教、习俗等的了解与尊重之上。他进一步提出，“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8］116，因而在钱穆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地理、民族状况导致“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是复杂。”［8］122“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8］116为此，钱穆提出了管理、巩固边疆的政策。

平等互助的民族主义。在钱穆看来，中国是由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多个民族所组成，由于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终究只是一盘散沙，以至于到了近代有亡国灭种之危。因此，他提出，必须彻底去除传统的“华夷”谬见、“大汉族主义”以及所存在的征服者或藩属的宗主国思想，必须扶植边疆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从而使中国所有的民族积极团结起来，规避帝国主义的挑唆，“以真正的平等精神，共同挽救当前的国难”。因此，钱穆也将民族间平等互助的政策视为“解决边疆民族最中心的工作，忽视了这个工作，边疆问题是无法解决的”［1］。同时，边疆的汉民应当与其他少数民族精诚团结，避免边疆民族对汉族的仇视。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到北魏自孝文帝改革后，渐次走向衰落和激起边镇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南迁贵族与留戍北边的族人等级分化加速。南迁贵族，锦衣玉食; 留戍族人，下同奴隶。长此以往，祸起萧墙。因此，民族内部的平等也是边疆安危乃至国家安危的重要基石［9］187 －189。

生计为先的经济建设。列强之所以能煽动边疆民族的叛乱、独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是以经济援助、扶植为诱饵。由于边疆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历代政府对边疆的开发、扶植都极为有限，同时由于内地与边疆商贸“剪刀差”以及苛捐杂税、高利贷等的不利于边疆经济发展，甚至导致本已贫困的边疆地区更加贫困。因此，钱穆主张“积极的开发边疆经济，使之步入现代化”［1］。解决民族问题要以边疆的生计发展为先决条件，改革垦地制度，改良畜种，普及畜病的防治知识以及农业技术等。

注重政治意识培养的文教事业。特殊的地理、气候、风俗条件也导致了边疆文教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钱穆指出，处理边疆问题必须注意对文盲问题的肃清。在此基础之上，启发边疆民族的政治意识，以政治力量辅助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治力量，从而使之与中央政府产生一种信任关系。当然，这样的政治意识培养，必须建立在“当地的特殊地理形势，其及边疆民族的生活习惯”［1］的基础之上。钱穆以唐朝“安史之乱”为例，认为唐王朝以国家财力豢养边疆的胡兵，并没有重视对边疆民族进行汉文化的熏陶。因此，这样环境下的胡兵“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9］451。动乱只是时间问题，终将爆发。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于回纥，唐王朝一味地给予财富，施恩怀柔。长此以往，“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但“文化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他”［9］454。同时也由于边疆民族地方政权实力的增强，中央政府往往只能行姑息之政，进一步加速自身衰亡。

钱穆认为，对国人进行边疆历史发展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钱穆在《国史教育》一文中考辨“满洲”一词并非中国人之首创，而是日本最先将中国的关东三省( 辽宁、吉林、黑龙江) 称为“满洲”，国人也渐渐采用这一称呼，根本没有明了“满洲”一词的潜在用意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直到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时，整个国际舆论和部分国人甚至还以为“满洲国”是满洲人自己建立的独立国家，没有把它当做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列强往往利用国人对边疆史地的漠视与疏忽而采用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肆意歪曲中国历史，以达到其险恶用心。为防范这样的潜在危害，则需要史地教育者通过对国史的教育，使国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向来漠视、陌生的边疆史地，“好让他们真正的知道了而发生真正的感情，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10］

以边疆为最前线的国防建设。钱穆指出，当代国家，尤其是世界性强国莫不以边疆为国防的最前线，将国家主要兵力布防于边疆，大力建设防御工程。同时，“开拓边境”才是“防御外寇”之法，也 是“完 成 大 一 统 新 局 面 所 应 有 之 努力”［9］214。此外，钱穆以唐代为例，也反对过度开疆拓土，如若不计国力，盲目开边，则军队不得不扩大，即可能使国家因承担庞大的军费开销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最终可能引发边镇割据，国家动乱［9］445 －447。

钱穆也提出了面对文明程度不及中国的民族挑战时，应该集中优势的人力、物力、财力予以正面打击，方可一劳永逸; 坚决反对那种规避求和，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去讨好外敌，非但边疆危机无法根绝，反而使自身在一种“安逸”的思想下加速衰败［9］200 －208。

四、钱穆边疆思想的时代困境

边疆危机论源起的片面性、矛盾性。钱穆将中国的边疆问题过多地归之于列强的入侵，认为边疆问题本不存在，正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而逐渐对中国的边疆进行蚕食。这一观点过于将中国近代的危机问题归咎于外来的入侵，未能全面而正确地看待外在的冲击与自身固有的困境。中国历史上对边疆地区多采取“羁縻”政策，将之排除在统治的核心区外，政策多立足于防范其对内地的军事威胁，即使是往边疆移民，也还是通过戍边来防范边疆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为维护统治，而采取一系列封禁政策，如严厉禁止汉人往东北垦殖、经商; 严格限制汉人通往蒙古，以此防范二者联合威胁清廷; 同样，对新疆地区也是如此。这样的一系列封禁政策无形中将中国边疆地区“隔绝”出去，类似于东亚、南亚的藩属国，加速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力，也不同程度地恶化了历史上存在的边疆问题。

在《我国的边疆与国防》一文中，钱穆将近代中国的边疆问题归之于中国固有的积弊，“近代中国边疆的沦陷和屡次发生变乱，主要的原因，是过去边疆政策的失当”［1］。因此，他对边疆问题源起的论述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未能较好地处理外在冲击与自身回应之间的关系。

边疆国防论的时代困境。钱穆主张将中国的国防线推之于边疆地区，并在边疆广建军事基地、设施。然中国有着广袤的领土，与之接壤的国家就达 14 个之多( 这一数字在近代相对小一点) ，加之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边疆国防论则意味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显然这是历代中国政府都难以接受也是无力承担的。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面临的外部入侵主要来自于东部、南部沿海方向，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海防建设，但效果却极为有限，一场中日甲午战争即将耗费了清廷几十年心血的北洋海军彻底摧毁，这其中固然有政府腐败、管理失当和技术落后等不利因素，但它从侧面也反映了腐败的封建中国已经无力抵抗列强的大规模入侵了。同样的问题依旧延续到国民政府时期，内政的不统一，军阀各自为政，国家经济贫困，军备落后等，使得国民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华北的入侵只能是一退再退，保住“核心”统治区尚且困难，何谈边疆国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西南、西北边疆特殊的地理、气候等因素，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其他地区需要更多的技术保障和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于业已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来说，边疆国防论是难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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