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考据与跨语际分析：对一个世纪性学术争论问题的求解私见

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特定的地缘时空背景是解读其早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自1909年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发表《清朝国号考》起，矢野仁一、孟森、朱希祖、冯家升、谢国桢、神田信夫、黄彰健、蔡美彪等人围绕此问题各抒已见，众说纷纭，竟致令人眼花缭乱、茫然不知所从。窃以为在历史客观事实复杂性和历史叙述复杂性双重叠加的历史语言丛林中行行复行行，殆将蒙、汉以及满族自身文化的交光互影及流变作为线索分析其间跨语际翻译实践也许使我们能够不至于徘徊困顿于歧路迷津。按，最初女真族各部落间互争雄长时，彼此之间所谓“女真国”（jusen gurun）之称在《旧满洲档》中几乎均集中见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天命四年（1618）间，其实主要指称一种部落形式。努尔哈赤在兴起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方面承认明朝的上国地位而以藩自居，另一方面又“黄衣称朕”，自命为“建州国汗”。如，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称“女直国建州卫管东夷之主”，在建州卫前加“女直国”，满文作hioi jy gurun，《旧满洲档》第81、82两页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条亦称“女直满洲国”（nioi jy manju gurun）。随着努尔哈赤羽翼渐丰和与明朝矛盾日趋尖锐，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天命恩养诸国英明汗”（亦称“列国沾恩明皇帝”，满文作“abka geren gurun be ujikini seme sindaha genggiyen han”），国号为“aisin gruun”（金国，史称“后金”），改元“天命”，乃以金裔自命，寓天命所旧之意，彰明匡复完颜金之志业和与明王朝截然决裂誓不共存的决心。

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晋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称年号曰“崇德”。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从汉族文化系统解释皇太极去“金”国号的原委。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云：“金与清在北京音稍相近，金为Chin之上平，清为Ching之去声。北京人可明确区别开，然外国人则颇易混同。女真民族当时不可能正确区别汉字之发音，因而改金之国为清，乃取音声之近似耶？”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和金梁先生一样均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云：“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但事实上，韩儒林先生早就指满文“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均不一，所谓改号乃改汉不改满之说不确。韩儒林先生云:“建州努尔哈赤崛起时,称金国曰ayisin gurun,自建国号曰大金或后金,其满文原文亦用ayisin gurun。观于天聪四年(一六三四年)《辽阳莲花寺大金喇马法师记》‘大金’二字满文做ayisin gurun, 可以知矣。”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借词，即daicing（代青），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鲍明《大清国号词源词义试探》指出，“‘大清’的满文为ｄａｉｃｉｎｇ,不写作ｄａｃｉｎｇ;读为‘代青’,不读‘大青 ’。 ‘大清’之‘大”字应读为‘大’的古音,如大夫、大王之‘大’字读法。‘代青’在蒙古文中写ｄａｉｃｉｎ,又作ｄａｉｃｉｎｇ,该词借入满文中,与‘大清’的无圈点满文的写法相同;变为加圈点满文后,则与‘大清’的有圈点满文写法相同”。鲍明先生这种从蒙古文化系统影响角度的释读观点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在上述分别从汉、蒙文化系统释读的两种论述范式中，一个共同的预设显然是存在的，即必须将“大清”一词视为整体而非彼此犹同胡越相隔方不至于作出的释读鲁莽灭裂。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称：“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由此可见，国号加“大”字始于元朝，以前各朝的“大”字则系尊称。清朝的国号“大清”一如“大元”、“大明”系正式的全称，唯出于简便而省称其为“清”。鲍明先生的新解对矫正过去一味从汉文系统阐释的偏颇不无裨益，不过洵如金启宗先生，“清”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确有气压大明、义胜大明的意图。与鲍明先生从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前十二天论功封子侄时将墨尔根代青（mergen dasicing）多尔衮册封为和硕睿亲王（hosio mergen cin wang）作为佐证的考据方法一样，金启宗先生等从汉文化系统的解释亦主要是依据一些旁证。笔者认为将“大清”国号的出现与皇太极这一时点前后受汉式尊号“宽温仁圣皇帝”，同汉式年号、上汉式謚号等相联系，将其置于整体的文化象征符号意义网络空间进行考察，将从过去主要受蒙文化影响到汉文化影响日趋浓厚的转型时空纳入视野，则“大清”国号的象征意义自不难可想而知，且鲍明先生提出的多爾衮册封亲王一事本身不意间却适足成为从汉文化系统反方观点的有力证据。殆当时汉族文化毕竟比蒙古文化更为繁缛，处于迅速崛起时期的满族统治者自然会汲汲趋之以为已所用。

从汉文化系统释读“大清”国号者一般揆诸于将其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始终说”，认为“明”属火，明国姓“朱”，色赤，赤为火色，而“清”、“满洲”三字都带水，其意在符合五行相克说之以水克金，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而原国号“金”以五行论则犯火克金之忌。此外，从汉文化系统进行释读的研究还往往将“清”与满族崛起的地理方位相联系加以申论。如胡阿祥先生根据乾隆皇帝在《钦定满洲源流考》中的御制韵诗“天造皇清，发祥大东”之名，训“皇清”为“大青”，而青乃五色之一，五色配五方，东方色青，为四方之首，说明“大清”象征着可以去浊远秽、廊清“大明”的意味。当然，在何释读都具有自身的强烈主体性色彩，单纯从汉文化系统的释读难免具有话语霸权的形迹，故而胡阿祥先生亦见及于此而力图从满族本身加强论证，唯资料的匮乏影响了研究的深化。清朝国号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学术争论问题，尤其关系到目前所谓“清”与“中国”的国际性争论，我们认为花大力气象刘厚生先生等那样从满文档案中进行历史语言学的语用学细致研究并如前所说分析满、蒙、汉之间跨语际翻译实践也许是突破的方向所在。以上是编者个人私见，我们期待着这个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张世明）